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摘要】法家的人性论从商鞅的“好利”开始，发展到了韩非的“欲利”“自为”，都是从现实的角度来阐述了人性恶的一面，由此主张以严厉的教育来规范人的行为，使其心理发展观蒙上了极浓的功利色彩，为后世所批判。通过对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的探析，从中获取一些经验或教训，反思今天的教育。

【关键词】法家教育思想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B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1－0065－02

一 法家的教育思想

1．“人性利己”说和教育的作用

法家的人性观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总是利己而害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一种利害关系。先秦法家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人的需要和欲望，人的欲望是人行为的基本驱动力，由于人对自己的欲望缺乏自我抑制，就可能会为所欲为，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先秦法家认为人“性本恶”需要加以控制和制约。基于对人性这样的估计，法家强调治国必须依靠高压的法制手段，无需温情脉脉的教育感化。因此，法家指出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并不在于通过感化而使人自觉为善，而是在于通过设立法令而使人不得为非。

2．禁诗书，“以法为教”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发混乱。因此，他极力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惑乱人心的学说，而特别推崇法家思想。特别是还要防止国家人民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控制，所以要明确推崇“以法为教”，对社会实行普遍的法治教育，无论官吏还是老百姓包括妇孺，都要教他们知法、畏法、守法，以用来维护封建统治，使法令深入人心，妇孺皆知，这样，国家就必然会富强安定。这充分体现了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3．禁私学，“以吏为师”

尽管“以吏为师”是古已有之，但这仅是形式上近似。实质上，法家提出的“以吏为师”其着眼点不在“师”而在“吏”，或者说是在“法”而不在“教”，为了实行法治，选择那些知法的官吏来担任法令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仅此而已。因此，法家所谓“师”并非教师意义上的“师”。商鞅最早提出“以吏为师”的思想并付诸实施。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禁乱，而人主兼礼之。”这是天下祸乱的根源。因为这些私家学派的存在，造成思想的混乱和不统一，结果一定是“乱上反世”。可见，法家已发现在六国趋于统一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要求思想的统一和君力的集中和至尊，对此不得有丝毫的侵犯。而思想言论杂乱不一的私学的存在就意味着扰乱法治、阻碍思想的统一，必须毫不犹豫地加以禁止。

二 法家的人性论思想

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否认传统教育，采取的教育措施否认人的价值，否认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这与他们的人性论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区别于荀子有条件的“性恶论”，法家是彻底的“性恶论”者。

他们主张人性普遍好利恶害，贪婪自私，本性都是追求利益，人们受利己心的驱使，在行为上总是表现出趋利避害的特点，个人利害是人们思考问题和行事之出发点和归宿点。法家的人性一直围绕着“好利”进行，在法家看来，“好利”是人的生存本能，要生存，就要面临竞争，就会对利进行追求，人不喜欢去做对自己不好的事情，喜欢过比较舒服的日子。韩非说：“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既然人们有“好利”的本性，君主可以设置一些奖赏，利用它，让人们甘心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无悔地去为君王做事情。

1．商鞅的人性观

商鞅最早使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商鞅的《商君书》很多都说到人性，他的人性论可总结为“人性好利”。例如，他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人天生的本性就是饿了就要寻找食物，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商君书·错法》说：“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民众打仗勇敢，国君就用民众想要的爵位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就用他们讨厌的刑罚消除他们的胆怯。对胆小的民众用刑罚除去胆怯，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勇敢的民众就会拼死效力。可见商鞅的人性论是“人性好利”，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只做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事情。君主利用人的求利本性去治理他们，这有利于国家的强大。

2．韩非的人性观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全部理论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政治目的。

首先，韩非指出：“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可以得到利益的地方，民众就归向它；可以显扬名声的事情，士人就为它卖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得到一些利益。其次，“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如果事情对双方都有利，那么两个人会相处很好，相互合作，如果事情对双方都不利，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可能会产生矛盾，或是产生害人之心。此外，韩非认为：“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君主想治理天下，必须顺应人的 “好利”本性，不仅“自利”还要“利人”，有功劳的一定奖赏，有罪过的一定惩罚，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则，给予好处和利益，人们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都会拼死为君王去做事情。可见，韩非则把前面商鞅的“好利恶害”进一步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并且做了补充，我们在看到人性是“好利”的一面的同时，怎么利用这样的“好利”思想去得到更大的利益，那就是，彼此之间追求各自的利益的同时，达到互惠互利。

三 评价

法家发起于儒道墨之后，在比较三家学说后，法家认识到三家理论虽各有千秋，但不免有流弊，故专注现实社会，取百家理论为其政治实践所用。法家认为人性好利恶害，并且这种自私自利的本性不能修正。这种悲观的人性论观点过分夸大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忽视了或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主张用残酷的刑罚来压制和惩罚人们对物的贪欲，教育手段也过于刚硬。法家的人性论无疑在否定道德功能的同时，也彻底摧毁了人们心中用希望筑起的未来，这种挫败感和无望更使人们从心底排斥法家的法治学说。所以，法家学说终不能被一般百姓理解接受，尤其是在儒家相对缓和又能给予人希望的治世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法家的人性论缺陷更加明显。这样的结果对于有许多在今天看来是经典理论的法家而言，确实显得较为“冤枉”。

四 对教育的启示

性恶论者认为人的欲望是贪婪的、卑劣的，永远无法满足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欲望产生于需要。如果我们从学生需要的角度进行分析，那么教育对于个体的意义，就是使个体具有正确合理选择自己发展方向的能力，提高个人满足自己合理需要的能力和向新的需要层次提升自我的自觉意识与能力。所以，在教育中，教师遇到学习差或品行差的学生，不要认为这个孩子天性就如此愚笨、顽劣，而要考虑所用的教育方法是否得当以及学生的合理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在现代教育理论中，人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向人的需要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转化这种现实态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他们只强调人性中最基本的自然需要，没有进一步看到人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现实的人性是变化的，是人的各种本质属互规定的表现，我们不可能也不要妄图对人性做出一个终极的判断。教育者对学生要有全面的认识，不要以其“恶”的方面否定“善”的方面，更不应该认为学生一无是处，给他贴上“恶”的标签。

性恶论者认为人有一种不断向善的趋向，人在表现出某种“罪恶”时，是由于某种缺失。教育者应该把眼光投向受教育者的“罪恶”背后的原因上，而不仅仅关注他做过了什么，应该怎样惩罚他。我们的教育应在其未做“恶”之前给予适当的干预，应让学生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而不是一味禁止某些行为，如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激励性制度而非惩罚性制度，来正确引导学生行为。教育应培养自由的人，但不是放任儿童漫无目的地自由成长。教育也绝不能严厉规训，这样容易造成专制。我们可以从“性恶论”中得到一点启示，在制度化教育时代，教育精神应回归学校，教育应该引导人成为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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