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摘要：文章试图寻找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虽然决定国际资金流动主要有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区位优势等方面因素，但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则主要依靠挖掘各自潜在的区位优势来推动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关键词：直接投资；动因；区位优势

一、引言

从东盟建立，到10+1，到10+3，再到10+6或东亚共同体，中国始终坚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所以关键是如何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全面实施，其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发展又是重中之重。近十几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200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30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3%。服务贸易和投资协议谈判也在进行。次区域合作不断加强，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三方签署了南中国海协议区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实现了南海共同开发的重大突破。2005年7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举行，通过了《昆明宣言》，中国成为东盟东部增长区的发展伙伴，将开辟双方合作的新渠道。在深化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基础上，建议将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中国-东盟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

在中国-东盟合作大背景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中国-东盟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到2003年中国仅占东盟对外贸易的7.8%、利用外资总额的0.3%。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发展极不平衡。除新加坡、文莱之外，中国和东盟大部分国家一样，同属发展中国家。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从1993~2003年，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额几乎约占中国与东盟总贸易额的50%，而与其他九个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仅占不到50%。

中国与东盟间的相互直接投资相对滞后。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发展迅速， 2003年中国占东盟对外贸易的7.8%，但仅占东盟利用外资总额的0.3%。

国际经济合作由贸易、投资和服务三部分构成，如何扭转中国与东盟间的相互直接投资相对滞后的局面，如何全面推进中国-东盟合作是本文探讨的中心。

二、推动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主要因素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其本质是国际资金流动的一种形式，所以投资国和受资国的动机共同决定了国际资金流动，而投资国和受资国的动机就构成了推动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主要因素。以下从“产品周期论”、“两缺口模型”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分析直接投资的投资国与受资国的动因。

（一）产品周期论（Theory of Product Cycle）――投资国对外投资的动机

产品周期论是根据产品不同阶段的特点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过程，它由美国经济学家维农（R.C.Vernon）首先提出，并于20世纪70年代初进一步作了修正。其间，威尔（L.T.Well）等经济学家也发展了这一理论。产品周期是产品市场运动的普遍现象。当企业在市场上推出新产品时，产品周期就开始了，并先后经历创新、成熟、衰老三个阶段，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决策。在产品周期的三个阶段，都存在着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动因有所不同，但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其在国内无法获得的利益，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质决定的。

（二）“两缺口模型”（Two-gap Model）――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初期的动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众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资金不足。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B.Chenery）和斯特劳斯（A.M.Strout）在一篇题为《外援和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了“两缺口模型”，试图从经济理论上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的必要性。“两缺口模型”的基本内容是：为了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差额（储蓄缺口）同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差额（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由于投资、储蓄、进口、出口这四个因素都是独立变动的，因此，这两个缺口不一定能平衡，为了使其达到平衡，弥补储蓄和外汇两个缺口，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吸引大量外资、追求外资数量，所以利用外资初期被动接受外商投资就不可避免了。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之“区位优势”――投资国与受资国的共同选择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H.Dunning）于1976年提出的，其中阐述的“区位优势”是投资国与受资国共同的选择。投资国要投资，自然要选择软硬环境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各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除了本身所固有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外，还在运输条件相对较好的沿海地区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集中有限的资金改善其硬环境，同时给予各种优惠政策，配套以优越软环境，设立出口加工区、开放口岸等，为外资的进入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同时，发展中国家初期利用外资给其自身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可以仅局限在开放的小区域内。

从以上三个理论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结构，不但取决于其自身的愿望、条件，也取决于投资国的投资愿望和要求，只有在两者达到一致时，才可能优势互补，互利互惠。所以，考察推动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主要因素，就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梯度；受资国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情况；投资国与受资国的区位优势。

三、中国与东盟之间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

分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资本流动，尤其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可以考察下列因素：

（一）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梯度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梯度可以从各国的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中寻找到。在东盟各国中，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有明显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梯度，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梯度不明显，与文莱、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也存在梯度，但资金有向中国流动的趋势。另外，也可以从中国与东盟主要进出口产品的差异中寻找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梯度。如相对于中国，东盟具有资源产品的优势；相对于东盟，中国的电子、计算机等制造业产品具有优势。

（二）受资国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情况

从东盟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情况中可见：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存在明显的“外汇缺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基本国际收支平衡；新加坡、文莱存在明显的“外汇余额”。

（三）投资国与受资国的区位优势

东盟各国区位优势客观上很不平衡，而且开发的程度也不平衡。例如，新加坡已充分发挥了其作为国际海运通道和国际港口的优势；印度尼西亚已显现出海洋油气资源的优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也已呈现出热带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区位优势。但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四国未充分发挥其潜在的区位优势。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由东南沿海向内地转移，但也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外汇储备丰裕，人民币有继续升值的趋势；国内能源承载能力日益紧张，即使产业不外移，能源的需求使得对外能源产业的直接投资成为必然选择；环境承载能力的日益紧张也迫使产业有外移的需求。尽管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在动因，但由于中国本身地区发展不平衡，在中国国内也存在着产业迁移，又因为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的现实，所以必然延迟了产业向国外的转移，因此，中国占东盟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还很低。

四、政策建议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区位优势的开发程度不同，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水平也不尽相同；中国对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四国虽存在直接投资的动因，但受到产业外移延迟因素的影响；新加坡、文莱则存在向中国投资的动因；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基本国情与中国相似，所以应从区位优势中挖掘资金流动的动因，主要体现在海洋、能源、热带资源的区位优势上；虽然决定国际资金流动有诸方面因素，但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则主要依靠挖掘各自区位的潜在优势来推动直接投资的发展。因此，建议如下：

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区位优势的开发程度不同，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水平也各不相同，所以应在10+1的合作框架内更加注重考虑不同国家具体发展水平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三方南海共同开发等。

在中国与东盟之间主要要依靠挖掘各自区位的潜在优势来推动直接投资的发展。例如，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国交通网；建立有利于环境和社会福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国电力网；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等。

充分发挥东盟各国的海洋、能源、热带资源的区位优势，展开能源领域的合作，由此拉动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例如，加强中国与印尼、缅甸在海上石油气方面的合作；加强中缅双方在橡胶苗木方面的合作等。

以合作项目推动直接投资，加强工程承包等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不仅不受产业外移延迟因素的影响，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与受资国的人力资源优势。

在强调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要继续注重吸引东盟各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尤其是新加坡等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总之，虽然决定国际资金流动主要有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区位优势等因素，但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则主要依靠挖掘各自潜在的区位优势来推动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在第九次中国－东盟峰会上的讲话[Z].2005-12-13.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Z].柬埔寨金边,2002-11-04.

3、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Z].2003-10-08.

4、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M].三联书店,1989.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作者为该单位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