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时代官员必需的媒介素养

当今社会，媒体传播逐渐呈现出全民化、多元化、草根化、泛政治化等趋势，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主动参与传播，传播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政府和官员有关的议题更是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面对全新的媒体环境，我们的一些官员缺乏应有的媒介素养，不能与时俱进地应对媒体。提高媒介素养，增强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对于当代官员越来越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一些官员的“雷人”、“雷语”、“雷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媒体事件的主角，其中一些人的“雷语”、“雷行”不断。

由于媒体披露和网络转载，这些“雷人雷语”每一出现，都会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评论和质疑，成为官员为官处事的“反面教材”。但仍然有一些官员不能从中吸取教训，甚至从“雷语”升级到“雷行”。近年来，频频爆出有些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公安机关“抓捕记者”、“扣押记者”、“殴打记者”，甚至出现“跨省追捕”、“网上通缉”等等“雷行”。２００８年辽宁西丰警方进京抓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２００９年河南灵宝警方跨省抓捕网民王帅，轰动一时；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７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舆论哗然；８月２８日，四名采访伊春空难记者接连遭强行关押。如果说一些官员的“雷语”只是损害了政府和官员的形象，那么这些“雷行”则直接侵犯了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和公众的知情权。

之所以有一些官员以“雷人”、“雷语”、“雷行”进入公众的视野，究其原因，一方面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官本位意识浓厚，存在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另一方面则折射出一些官员媒介素养的严重匮乏，在应对媒体时表现出如此低劣的举措。

媒介素养的内涵及其意义

在当今媒介无处不在的背景下，媒介素养也成为一个合格公民和官员必备的素养。

１．媒介素养的提出。１９３３年，英国学者富兰克・雷蒙德・李维斯和丹尼斯・托马森发表了《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论著，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目的是在面对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流行文化的负面影响的时候，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呼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了国际媒介教育会议，会议公布的《媒介素养宣言》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与其单纯谴责媒介的强大势力，不如接受媒介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一事实，承认媒介作为文化要素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媒介素养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进步的过程――由最初的精英主义立场所提出的单纯的抵抗防疫阶段，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开始的文化多元化认识与实践；从重视独立批判能力的培养，到认识到媒介素养更应该是一种赋予民众传播能力与权力的阶段，提倡加强全民对媒介的使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培养。人们对媒介素养的认识走上了一条日趋完善、更加全面的道路。

２．媒介素养的内涵。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主要包括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媒介素养教育或媒体教育与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公民，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使人们既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如何构架现实，也知道怎样制作传媒作品与媒介信息。具体到官员的媒介素养，既包含普通民众学会认识媒介、使用媒介的含义，更主要地是指通过正确地、建设性地运用大众传播资源，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社会进步，塑造政府形象。

３．官员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能否正确与媒体打交道，已经成为关系到世界各国政府执政成败的重要因素。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量，不管是按重要程度计，按时间计，按精力计，除了最核心的决策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和媒体打交道。西方国家的政客、官员们从进入政坛的第一天起，就认识到赢得了媒体，就赢得了选票，并从此开始和媒体打交道的历程，直到离开政坛也并不能完全走出媒体的视线。应对媒体是西方国家官员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与媒体打交道可以说是熟能生巧，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在我国，媒介素养概念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才逐渐被学界所接受的，其中既有对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不够重视的因素，还有我国媒体长期是官办性质的机构，政府官员没有研究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的问题。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各级官员没有经过媒介素养的培训，媒介素养普遍比较缺乏。在媒体高度发达、媒体的职能不断扩展的今天，出现如此的“雷人”、“雷语”、“雷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代官员必需的媒介素养

面对无处不在的媒介，面对经常监督政府的媒介，与其埋怨、害怕和躲避，不如去了解它、面对它，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提升官员的媒介素养意义在于：官员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一是重在策划，借媒体之力做好正面宣传；二是重在“督辅”，借媒体之力做好舆论监督；三是重在民意，借媒体之力做好政府决策调查；四是重在设计，借媒体之力做好政府形象塑造。当务之急，提升官员的媒介素养，是让官员尽快了解和媒体打交道的常识，避免再现新的“雷人”、“雷语”、“雷行”，主要是：

１．充分认识媒体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的功能也在不断拓展。我们各级党政官员要清醒地意识到，媒体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同时它还是公共管理的资源和工具，公众民意的舆论反映，知识、文化、价值观的大学校，社会监督的哨兵，老百姓娱乐的平台，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桥梁。

２．不能再沿用传统思维去管制媒体。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政府职能的转变，现代传媒的发展，政府和媒体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体的发展打破了属地管理的格局，网络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管理媒体的方法，媒体的舆论监督考验着方方面面，开放境外记者采访给政府相关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不能再沿用传统思维去管制媒体了。政府既要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又要接受媒体的监督；既要通过媒体了解社情民意，又要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既要推动媒体产业发展，又要避免市场带来的低俗化倾向；既要开放境外媒体采访，又要抢占世界舆论的话语权。

３．对突发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公布真相。突发事件有其新闻传播规律：一是公众对信息的饥渴性，二是媒体报道的热衷性，三是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四是信息传播的先入为主性。因此在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上正反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对突发事件隐瞒不报，违背信息传播规律，是政府放弃了公众、放弃了舆论引导权；对突发事件公而不开，捂而不住；流言始于封锁，谣言止于公开；突发事件的发生有其客观规律，并非完全政府的责任，但若故意隐瞒造成的后果，则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对突发事件只有不或者迟而造成被动局面的典型案例，没有因为及时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典型案例。因此，对所有的突发事件，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及时地、不间断地真实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

４．学会在媒体监督的常态下工作。媒体（网络）监督是当前中国社会监督的利器，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尤其是网络监督，具有成本低、公开性强、效率高的特点。虽然网络、媒体监督有时会让政府、官员难堪，但是从长远看，它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善，维护了群众利益，推动了社会进步。在媒体的监督下，我们的官员才能更好地做“公仆”。不管我们的官员是否愿意，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媒体、网络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５．对媒体的不实报道要正确对待，并要宽容舆论。媒体承担监督政府的职责，它的监督是体外的，就不能要求百分之百监督准确。这像对待匿名信的态度，有些匿名信的内容不一定准确，但不能因此取缔匿名信，更不能打击报复举报人。２０世纪初，美国伊利诺依州法院审理一起报道完全失实的诉讼案时，法官就说过：“宁可不对报道偶尔失实的个人或报纸进行惩罚，也不要使公众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和腐败的政府。”当媒体和我们的看法一致时，善待媒体并不难。关键是当媒体了一些与我们的想法、看法不尽相同的新闻信息时，特别是在批评报道失实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做到宽容舆论。善待媒体、宽容舆论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反映了政府的气度。

６．改变躲、封、吵、抓、告、怨的做法。在与媒体打交道时，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往往采取躲、封、吵、抓、告、怨等等做法，但实际上，遇事躲避记者是躲不掉的，只会引起记者更大的兴趣；封杀媒体是封不住的，结果是引来更多媒体的关注；与媒体争吵是无用的，媒体具有天然话语权和公众支持率；抓捕记者是违法的，反而会激发舆论强烈的反弹；有时告到法院反而使人们会认为政府以强凌弱；埋怨媒体是无用的，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媒体的功能。

因此，在媒体时代，惟有了解媒体，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发挥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政府和媒体的双赢，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