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暴力与媒介素养

一

199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哥伦比亚高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乃至整个世界的血腥事件。两名18岁的中学生在校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并造成23人受伤，最后他们举枪自杀。据报道，他们都是射击游戏《毁灭公爵》的狂热爱好者。在一盘摄于大屠杀事件之前一年的录像带里，这两名中学生曾穿着军用雨衣，模仿着《毁灭公爵》的模式，这与后来发生的真实事件惊人的相似。好莱坞后来根据这起事件改编成了两部电影《大象》和《迈克・摩尔在美国》。

在传媒业日益全球化、市场化、产业化的今天，传媒中所反映的暴力内容逐步增加，暴力倾向日益增长，充满血腥与暴力的电子游戏也已被人们视为“电子海洛因”，媒体的总体信誉面临着严峻挑战。媒体暴力一般被认为是包括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报刊、网络等在内的媒体含有或刊登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者一直批评媒体，一些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票房很好的电影实际上就是一个暴力、性和社会黑暗面的综合体。他们将电影电视中反映的暴力内容比喻为“客人来家里宣扬暴力，而我们都没把他撵出去”。究其原因，因为电影电视对暴力概念的重新解释与传播，有着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的更为直观、形象的作用，它们才更具有蛊惑力和欺瞒性。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因为充斥在自己电影作品里的暴力血腥场面博得了世界级导演的位置（《花火》获得1997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座头市》使北野武获得第60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暴力美学”也由此几乎成为北野武电影的代名词。

尹鸿先生指出：“电影电视都是一种平面型文化，它既不需要通过对现实境遇的揭示来唤起人们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总结，也不需要通过对某种乌托邦理想的期望来引发人们的实践热情，任何深度的出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往往有可能扩展文化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影响它的商业价值”。长期以来，我国的媒体(当然包括电影媒介)在经营和管理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造成受众可用于判断的基础信息匮乏，传媒稍带呆板的强制色彩的教化模式，使得受众对传媒传递的信息丧失了基本的警觉性。

当今时代大多数人对媒介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媒介中出现的大量暴力内容无异于向受众宣告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存在，加剧了人们对暴力的麻木感与宽容度。许多人缺乏对媒介信息的正确判断力，他们对媒介的认识主要出于感性认识，对媒介信息采集、制作、的运作程序以及控制方式了解不够，对媒体机构特性的认识以及媒介信息对现实社会再建构的事实认识不足，对媒介承受经济利益驱动及社会责任双重压力的现状没有深入思考。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对媒介的特性、功能以及影响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是错误的。他们接触媒介的主要目的除“放松自己”外，主要是“学会与人交往”，即通过对媒介内容的接触、学习和理解，获得社会经验、学习社会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忽视了媒体暴力对自身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因此，针对青少年群体应该制作什么媒介产品，应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媒体，都是值得政府、媒体和学校以及相关机构研究的课题。

公众和学者对媒体暴力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的关注早已存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工业突然介入几乎每个美国人的生活，人们对新兴电影工业的影响关注度迅速增加。1928年美国电影调查委员会邀请了一批大学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由一个私人慈善基金会（佩恩基金会 The Payne Fund）提供经济援助，对有关电影影响儿童的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电影似乎把所有新的想法带给孩子们，影响他们的态度，刺激他们的感情，向他们展示与多数成人不同的道德标准，并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日常行为。电影影响力研究的结论强化了人们的恐惧遗传。这些担心造成公众对电影生产者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净化行为”。

20世纪60年代，媒体暴力有越来越泛滥的趋势，它不仅在数量上有增加，而且变得更加图像化。1969年，美国暴力原因与防范国家委员会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研究，从它的7个特派小组与5个调查研究组的报告中提出了一项15卷本的报告，显示了公众对于媒体所表现的暴力与日常暴力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关注。

电影、电视中的暴力世界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化的世界，在其中暴力被以一种不现实的但又具有潜在危险的方式表现出来。暴力原因与防范国家委员会的研究说明，“长期接触媒体暴力使人们更加带有进攻性”。这一研究结论在国外近年来普遍缺乏一致性的看法。首先在当时的媒体影响力研究中，主要结论并非直接来自已经进行的研究，甚至不是基于先前的研究总结。其次西方学界认为媒体暴力是众所周知的难以界定和测量的，“在接触媒体暴力和进攻之间存在一个正面但微弱的关系”。经过长时间的证明，虽然在观点上缺乏一致性，但并没有妨碍西方学界始终进行的研究，许多缺乏一致性结论的探讨从不同角度和视野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媒体暴力和真实世界暴力本质关系的认识――媒体暴力问题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在众多媒体暴力引发的不幸事件中，因为媒介数量的快速膨胀和传播内容无限增加而导致的媒介生态失衡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如何引导或创造条件使公众掌握科学的接触和使用媒介的能力，是保证媒介正常发挥社会作用、保证媒介进步的重要前提。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说：“批判性的媒体解读能力的获得是个人和国民在学习如何应付具有诱惑力的文化环境时的一种重要资源，学会如何解读、批判和抵制社会文化方面的操纵，可以帮助人们在涉及主流的媒体文化形式获得力量。它可以提升个人在面对媒体文化时的独立性，同时赋予人们从更多的权力管理自身的文化环境”。

二

根据媒介传播效果研究，媒介对人的机能影响往往是自动的、无意识的。面对复杂的媒介环境，面对繁杂的媒介讯息，我们不能因为要杜绝媒介存在的“病毒”式的污染信息而遏制媒介的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阻止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接触媒介的行为。既然外力的解决无法奏效，那么我们从训练内在素质来弱化污染信息的影响――培养和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丹麦。英国当时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通过媒介教育行为来同媒体作战，鼓励学生“认清并抵制”大众传媒的影响。如今，它逐渐重视媒介语言所构架的现实与真正现实之间的关系和差别，要求人们正确看待媒体的巨大力量，了解媒介讯息特性，从而重新认识媒体――即通过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是20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地区渐兴渐进的一种新的教学科目。简要地说,它就是在大众传媒时代,针对多种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方法。它以培养人的媒介素养为核心,使人们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形成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能够理解其意义以及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此外,媒介教育还力图使未来信息社会的人具备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媒介素养的教育性形式是非灌输性的，它是以一个聪明的做法，对媒介环境治理方法的补充。它还将目光对准未成年人，让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媒介法规，指导他们如何正确理解、使用媒介法规，激发他们深入思考媒介反映的不良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可能对人和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等问题，从而深深意识到媒介法规的存在意义和必要性。

一般来说，现代媒介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它的意图是使大众成为积极利用媒体，制作媒体产品，对无所不在的媒介讯息具有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受众。

对于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来说，它是“个人与外界”进行合理而有效的沟通或互动所需具备的条件。针对电影电视媒体上出现的暴力内容，展开的媒介素养教育，其内容即是培养受众的认知力、思辨力、主观能动性，使受众正确认清电影电视媒体的特性与冲击力，不轻易被他们所迷惑，有效掌握影视媒介的技能。

然而，面对控制力急剧下滑的审查制度，受众的媒介素养必须面对太多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干预，仅仅依靠“防范”与“自省”,最终只会在强大的商业化压力下，削弱批判功能，降低媒介素养的影响力。因此，在媒介素养的起步阶段，介入政府行为进行规范化普及与管理是对受众提升媒介素养的合理补充，其结果是受众与媒体共同接受媒介素养教育，共同维护媒介生态平衡，逐步实现从个人到自身以至社会的良性互动。从个人层面来讲，人们应该拥有良好的影视媒介，通过主动思考，恰当解读，做出正确取舍，就能从影视媒介传播的信息中获得娱乐满足、知识满足、好奇心满足及审美满足，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从社会层面来讲，社会各方组织积极有效的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有利于人们健康生活的良好环境，帮助人们提高影视素养。这是媒介与受众之间存在的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对象及研究方向。

在中国，提高人们媒介素养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非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和对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对非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有：第一，研究媒介信息，即学习如何理性地分辨媒介信息所包含的意义，辨别媒介所创造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区别；第二，研究媒介，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受众必须对媒介的运作及如何传递信息有所理解；第三，学会利用媒介促进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对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除了从上面提到的对非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外，还包括：第一，加强新闻传播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和业务方面的学习；第二，加强对媒介从业人员的受众研究方面的学习；第三，加强媒介生态环境教育。

针对媒体暴力，甚至更多的媒体失范行为，媒介素养教育赋予人们完善的知识结构,提供人们解读媒介信息的正确视角,培养人们不被媒介信息所牵制的能力,以及控制自己信念和行为的能力,在接受知识与信息的同时远离媒体暴力，使受众成为积极的信息使用者。媒介也要通过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并在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引导和规范下，提高自身的媒介水平，主动净化所传播的内容，在向人们传递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自己，总结过失，避免媒体暴力的形成与传播。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适宜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氛围，推动新闻事业改革和发展，促进大众传媒提高质量和社会效益，并使社会效益好的传媒能得到更好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赵允芳：《解剖“媒体暴力现象”》，《传媒观察》，2004年12月

[2]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复旦大学・2001），《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3] 秦学智：《国外有关媒体暴力影响力的研究》，，2006年1月11日

[4] 张开：《一堂媒介素养教育课给我带来的思考――电影电视的管理和审查制度》，，2006年3月27日

[5] 吴志：《谈电影的分级制度――兼论作为传媒监管之一的电影审查》，，2005年7月10日

[6] 段京肃：《追求人与媒介的完美结合――浅论媒介生态与媒介素养》，，2006年11月30日

[7] 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8] 陈汝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

[9] 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200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