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视域中“建设”与“破坏"的矛盾辨析

摘要：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如何搞好建设”和“怎样避免破坏”成为热议，“建设”与“破坏”的矛盾相互交织构成了“破坏性建设”与“建设性破坏”的悖论，使科学发展面I临着巨大挑战。文章通过对这一时矛盾的深层次辨析，进而揭示其危害，寻求对策，力求避免破坏性的决策失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建设；破坏；和谐；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4－0043－04

一、引　言

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为更好地生存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而生存方式的不断改变和日益完善就是发展。对人类来说发展是必须的、必要的、亘古未变的主题，是社会不断延续的前提。然而，现代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精神享受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以牺牲环境等公共资源为代价的。由于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大自然采取了漠视、歧视的态度和做法，致使大自然已经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极端恶劣天气的不断袭扰，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人类的行为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收敛而任其恣意妄为，必将引发各种危机，危及人类生存。

到了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面临生存危机的人们开始警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真正体会到来自大自然的威力和影响，终于开始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并进行了带有根本意义的修正、调整和改革，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战略。这一鲜明、创新的科学发展观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运动发展到现在所形成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使人类迈出了跨向新的文明时代的关键性一步，因而备受关注。“科学发展”已成为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然而，思想认识的正确与行为方式的正确之间还存有相当大的差距，正确的行动往往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当前，在公共决策行为中风行的“破坏性建设”与“建设性破坏”的逆流就同科学发展观主旋律背道而驰，难免令人忧心忡忡。

二、“破坏性建设”的本质及其特征

“破坏性建设”主要是指由于政绩行为经济化导致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利益或自然人文等公共资源遭受损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悖的。它往往以建设为幌子，假借其名义，以外部负效应为代价，获取属于官员自己的政绩，其实质是假公济私、损人利己的“权力寻租”行为。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存瑕疵且缺少必要的民主监督或监督乏力的情况下。个别官员就有机会充当或支配经济主体，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行为，谋求短期的任内政绩。主要表现在某些官员与外来利益实体相勾结，通过占用人民利益或国家资源，将其迅速转化为自己任内政绩达到晋职升迁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损害他人利益，尤其是对地方生态平衡和人文景观造成破坏。

他们通过压制那些有利于科学发展却有碍眼前政绩凸显的事业，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篡改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利用有限的资金片面追求写在纸上或摆在阳光下的形象工程。为此目的就会诱导或强迫企业出现短期经济行为，至于人民利益的得失、科学发展面临的威胁都置之脑后了。目前，以“‘政绩制度’为代表的‘官办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要求间的矛盾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协调”。

由于官员任期的短暂性与任内自身形象过高的期望值存在着矛盾，于是在任内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大搞政绩工程，其捷径就是搞损公肥私不切实际缺乏远见的“破旧立新”，用破坏来建设。30年来中国的建设速度最快，同时古风古迹自然奇景消亡也最快。不少有个性的城市风貌，被历任领导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热忱中用最原始、最简单、最不科学、最粗野的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推倒重建，旧貌确实换了新颜，但古风遗韵也随之灰飞烟灭，历史文脉也被拦腰斩断。城市在爆炸式的发展中不断地被克隆，地域文化特色渐趋衰微，变成了毫无个性的钢筋水泥板块，建筑文化的多样性遭到扼杀。更为痛心的是居然很少有人因为对自然人文景观的破坏而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在“破坏性建设”者面前好像矮了三分，于是这种利益极大风险最小的“破坏性建设”愈演愈烈。自然风景区也没能逃脱人类的烙印，无不充斥着人类“破坏性建设”的杰作。这些工程往往透支财力，寅吃卯粮。要还清所欠债务，必将增加各种税费，势必影响投资环境，导致工商业发展乏力。这种劳民伤财的“破坏性建设”实在不足为取。它将给我们留下永久的遗憾和伤痛，不及时加以纠正和解决，我们将愧对历史与后人。

三、“建设性破坏”的本质及其特征

如果说“破坏性建设”是制约科学发展的明枪，明枪尚易躲；“建设性破坏”则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暗箭，暗箭最难防。“破坏性建设”纯是为了“破坏”获取一己私利而“建设”，只具有消极意义，对此人们深恶痛绝。而“建设性破坏”则是为了“建设”而附带有“破坏”，赶尽杀绝未必是上策，解决起来就比较棘手。

“人类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可能同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从远古时代的猎人开始，人就从事自然界的平衡以利于自己的活动。”“建设性破坏”就是指这种由于人类在治理大自然的事业中过分强调工程建设而疏于全面管理而导致的自然问题。而这种自然人文资源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眼下的经济效益背后绝对透支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将来也未必能找出一个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恒等式。“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研究机构测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实现的”㈣。面对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要找出一个既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避免破坏环境的方案太难了。

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代价的经济进步，从某种意义讲，要建设就必然有破坏。眼下全国就是一个大的建设工地，遍地开花。“位于四川西部的贡嘎山是部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部级风景名胜区。保护区内海拔2900米的天然湖泊人中海，不仅风景异常秀丽，其尾部的草滩还是羚牛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地，湖泊周围的原始森林中生长着红杉、西康木兰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而对这些独特景观和珍稀动植物带来灭顶之灾的人中海水坝正在施工当中；在金沙江上，正在做前期准备的溪洛渡和向家坝电站，建成后将切断达氏鲟、白鲟和岩石鱼等三种珍稀鱼类的洄游走廊；在都江堰上游规划的杨柳湖电站一旦上马，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

面向世界和未来，毋庸质疑，中国要发展。也就必然有建设。既然建设不能停止，就必须具有足够资金和技术保障，建立科学发展的支撑体系。这一体系的应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虽然做起来难度很大，但“通过计划、预见来预测和防止问题远比事后发生再解决要合算得多”。因此，绝不能重复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建设性破坏”，这既

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也是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

四、对“破坏性建设”和“建设性破坏”的综合评判

科学发展观念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需要在现实矛盾中锻炼，这就不能回避“破坏性建设”和“建设性破坏”两大问题。虽然二者的受益主体不同，但被损的客体是相同的，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而这些资源中相当一部分是不可再生的。

“破坏性建设”和“建设性破坏”都拒绝为未来做出考虑，具有短视性和即时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并非任人欺凌宰割滥用的死物，“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我们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㈣所以人类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厘清问题，加深认识，认清造成目前人类非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就需要从改变自身行为的角度思考对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对于“破坏性建设”必须杜绝，对于“建设性破坏”绝不能顾此失彼。在建设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考虑环境效益；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眼前利益，更要对得住创造了辉煌历史的祖先和绵延不断的后世子孙，要用最科学有效的方法在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对环境破坏的基础上，走可持续科学发展之路。

五、防范“破坏性建设”与“建设性破坏”。保持科学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合理的政绩评估体系，确立决策人责任追究制度

“破坏性建设”的发生是一种机制问题而绝非单纯的官员个人品质问题。现行的行政体制与科学发展观存在着很多矛盾，片面不合理的政绩评估机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近期经济利益，导致许多官员利用非经济的短期行为和反市场的行政措施来满足过于强烈的政绩需求。在政企不分、缺乏对官员行为有效全面监督和评判的前提下，利用“破坏性建设”出政绩就在所难免了。加之每个任期的经济效益背后的社会成本能够被轻易地掩盖或转嫁，就更加剧了“破坏性建设”的产生。

科学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为，而政府行为失去监督也不可能实现科学发展。要使官员的自利行为变得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必须对政绩进行真实合理的评估。必须真正做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制定能够切实反映环境资源等社会成本的经济效益或政绩评估体系，并将其置于阳光之下接受人民的监督。作为人民的父母官，应少一点功利心和政绩感，以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对于造成的“破坏性建设”事实，绝不能用“教学费”、“买教训”之辞来搪塞，应该确立决策人责任追究制度。官员必须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追求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力求做到权力和责任并行，奖惩分明，杜绝异地为官一走了之现象的发生。

(二)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与共享性，鼓励公众特别是专家参与决策，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政府应及时有效地制订由一系列具体政策组成的科学发展政策体系，而各个政策之间难免存在摩擦撞车现象。这就要求政府用新的思路、从新的角度考虑政策的取向、重点和强度，特别是要对政策的可能效果做出预测，并在执行过程中及时调整，保证科学发展政策体系的连续性和长期有效性，杜绝长官意志、朝令夕改现象的发生。这就要求政府应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与共享性，公开各项政策使用的结果，改变过去各部门闭门造车式的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做法，强调综合决策和公众特别是专家参与决策相结合，提高政府制定政策的科学性。“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革命性的政治和社会概念，没有大量坚决拥护的公众的参与，它是不会成功的。”

科学发展的动力在公众之中。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因此，在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和重大事项上，必须实行“阳光作业”，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透明运行，做到重要问题以公开求共识，敏感问题以公开求公正。难点问题以公开求突破。这也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先决因素。

(三)建立必要的可行性评估机制，做好反向不可行性应急预案，将负面影响减至最小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源于人类的新理智(即对其自身整体的处境更负责任的反思)而不是眼前利益的产物，它就更加需要有远见的选择。”虽然没有人能够对未来先知先觉，但牺牲太多的环境满足眼前的经济利益绝对是短视行为，不科学的建设会使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超过其恢复能力。因此通过建立必要的可行性评估机制，做好反向不可行性应急预案，注意建设项目的合理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和谐性，将负面影响减至最小十分必要。“未来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智地使用环境资源，那么，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后代留下了一个适应生存的星球”。

虽然历史加于我们的现实条件已很难更改，但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办，并非只有随波逐流。曾讲过：

“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我们要坚持通观全局、秉承传统、依托自然、保护资源、良性发展的原则，进行可行性研究，合理规划、精心设计，切忌喧宾夺主，同时作好反向不可行性预案，未雨绸缪，把损失降到最小。

(四)从科学发展角度审查清理现存部门法规，着手制订较完备的科学发展法

虽然已经正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地位，但这毕竟还不等于法律。我国的科学发展目前还停留在政策阶段，缺乏法律的强制力。只有通过制定系统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可持续科学发展法，用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强制人们特别是官员在科学发展中的所作所为。并且只有立法才能保证科学发展不因官员的更替而受影响。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审视法律的现状，找出问题，指导未来的法制建设”十分必要。

立法是科学发展战略和政策定型化、法制化的途径，是把科学发展战略付诸实现的重要保障。为了人民的利益，保障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实现由人治到法治。要从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的角度考虑，尽快制订实施一套完整的而非支离破碎的科学发展法，任何延迟都会导致更加被动。联合国《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有制裁力的和有效的法律和条例，而这些法律和条例必须根据周密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则”。这就要求我国对现有的与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评价、修改，使其符合科学发展的原则，同时要建立和补充一些新的法律法规，最终形成完整的科学发展法律体系。

在建立健全科学发展的法律体系的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执法力度，必须把执法和立法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今后的科学发展战略和重大行动中，应大力削弱那些能够抗拒法律威严的地方部门政策，使全国性的科学发展法律在各地区各部门得到有效贯彻。

六、寄　语

总之，科学发展观作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唯一途径，鼓励经济建设是有先决限制条件的。在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前提下，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并必须改变不适当的建设模式，权衡眼前与长远利益的利弊，突破先破坏后治理的建设逻辑，不仅从理论上更要在实践过程中践行科学发展观，使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