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的适用成效、困境及出路

摘要：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它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功能。由于各种原因，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基于对适用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的实证研究，我国应当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以使其体现自身的合理价值。

关键词：刑事和解；实践效果；制约因素；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F71

文献标识码：A

一、对刑事和解制度实践效果的考察

（一）适用背景及案件基本情况

2004年1月至2008年9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各类刑事案件10190件14687人。该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对于不少刑事案件，虽然法院追究了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但没有解决民事赔偿问题，这就导致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被害人认为虽然追究了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但其受到的损失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以司法机关没有公正办案为由，不断申诉上访，要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或者是到法院另外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犯罪人赔偿其经济损失。犯罪人则认为，其犯罪行为已经被判处刑罚，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没有必要再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也不会减轻对其的处罚。上述状况，导致这些案件虽然有定罪判刑的法律结果，但实际上并未达到充分保护被害人或受害单位合法权益的目的，办案的社会效果有待增强。自2004年起，该检察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积极尝试运用刑事和解机制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在受理的10190件各类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结案的有50件，约占0.5％。各类案件的具体适用情况如下：

上述案件经和解后，总赔偿金额为512.6648万元，对案件作不处理的有3件4人，后作缓刑处理的有14件14人，免于刑事处罚的有2件2人，其余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该检察院共收到刑事和解相关当事人及家属或单位赠送的锦旗5面，感谢信6封。

（二）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特点

（1）坚持当事人自愿、公平公正、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原则。（2）适用范围限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案件和部分其他有直接被害人的案件，具体包括因婚姻、家庭矛盾或者民事纠纷引起的人身伤害、侵犯财产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过失犯罪的案件；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怀孕妇女等特殊人群犯罪的案件；其他经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作和解处理不致于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案件。但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渎职犯罪，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过失犯罪，以及累犯不适用刑事和解。（3）适用条件在主观上以加害方认罪、被害方愿意和解；客观上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且加害方实际赔偿为前提。（4）适用于审查阶段。先由经办人阅卷了解案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范围、条件，同时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和解意愿后，再由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由双方自行协商达成书面赔偿协议并以实际支付为最终结果。（5）运行模式主要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检察机关不在双方最后的协议书上签字。检察机关主要承担提供签约、履约场所以及告知工作，适当进行解释和教育工作，并对合法的和解结果予以确认，将双方因和解产生的相关文书及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书等材料附卷移送法院审查。（6）创建了配套措施。一是设计了《刑事和解申请书》、《赔偿协议书》、《被害人收到赔偿款的收条》等配套文书，以确保被害人可以自愿决定参与刑事和解。二是制定了激励措施。将经办人适用刑事和解办案的成效纳入年度量化考核范围，鼓励办案人员对符合条件的案件积极适用刑事和解。三是建立备案报告制度。要求案件经办人在案件审查终结报告中注明该案是否符合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如果符合还要报告进行刑事和解的情况等，以实现推广适用并由公诉部门负责人对经办人和解案件进行监督的效果。

（三）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积极效果

1.有利于缓和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冲突关系，实现利益的“双赢”。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一旦发生犯罪，司法机关就代表被害人介入案件的侦查、和审判，被害人在诉讼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受到的损失难以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犯罪人对经济赔偿责任的主动承担与履行并不必然导致其刑事责任的从轻、减轻或免除，消极对待经济赔偿责任就成为其必然选择。刑事和解使被害人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得到精神和经济上的慰藉；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通过具结悔过、赔礼道歉以及经济赔偿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得到轻缓的处理，双方的利益可以

同时得到保护。如自2004年初至2008年9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成功适用刑事和解的50件案件中，赔偿额达512万余元，平均为10240元；53名被告人在刑事和解成功后均获得不、缓刑、减刑处理。现列举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以刑事和解的方式办理的一个案例说明：

2005年底，被告人戴某因琐事与某市场保安发生争执，后在逃跑时，开车将另一名保安人员曾某撞到在地，致曾某重伤。该案经公安机关侦查后，移送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审查，在办案过程中，戴某表示悔罪，希望从轻处理，而被害人曾某及其家属则提出家庭经济困难，希望获得戴某的经济赔偿以维持今后的治疗及生活。检察院经办人在认真分析案情及法律依据的基础上，根据被害人曾某及其家属的请求以及戴某的悔罪态度及其希望通过赔偿以获得从轻处罚的意愿，深入细致地对当事人进行了刑事和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使被害人曾某获得戴某赔偿的医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73万元，而戴某则因认罪态度较好，并有投案自首、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等情节，由检察院向人民法院依法提出对被告人戴某减轻刑事处罚的建议，并获得采纳，被告人戴某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该案办结后，被告人所在单位及被害人的家属均对该检察院依法进行和解、灵活处理矛盾的举措以赠送“公平公正、执法为民”锦旗和感谢信的形式表示感谢。

2.有利于改造被告人及预防犯罪。在大多数轻微犯罪案件中，如因邻里纠纷而发生的轻伤害案件，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通常是因受到不良的外界影响和刺激而发生，行为人本身可能没有意识到危害后果，主观过错并不大。犯罪行为发生后，严厉的刑罚可能会加深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矛盾，激起犯罪人敌对社会的情绪，甚至使犯罪人因为被贴上“犯罪标签”而重新犯罪。而刑事和解通过真心悔过、经济赔偿、减轻处罚等方式有效教育、改造犯罪人，有利于减少犯罪人对国家的对抗情绪，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降低诱发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如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对50件和解成功的案件进行回访分析，发现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或所属单位均表示满意，未出现当事人申诉、上访和再次犯罪等情况，和解措施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了实效。

3.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从目前我国的犯罪形势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转状况来看，犯罪总量持续上升，有组织犯罪、杀人、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比较突出，严重威胁社会秩序；而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量与需求量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司法机构和人员超负荷运转，刑事积案上涨，监狱的拥挤程度加剧，重新犯罪率上升。因此，在刑事政策的选择上，应当确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允许对某些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轻缓处理，实现繁简分流，以缓解刑事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刑事和解就是分流手段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它以协商的方式很好地教育和改造罪犯、化解社会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办案和监管的成本。如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对50件和解案件的办案效率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办案天数最快的为8天，最慢的为45天，平均办案天数为

30天，在一个月之内结案的案件数量占79%。同时，在阶段对和解结果的确认，避免了案件在、审判、执行环节中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因此，无论是在设施、人员上，还是在时间、精力、金钱上，刑事和解都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运行中遇到的困难

（一）刑事和解的条件、方式、程序等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影响到刑事和解的推广运用刑事和解从刑事法律体系地位上来说首先是一项制度，它必须依托于具体的规范。但是，诸如刑事和解可以针对哪些类型的案件、在哪些诉讼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运行模式如何选择、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如何确定、没有启动诉讼程序的刑事和解是否需要由司法机关加以监督、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刑事和解是否需要司法机关监督、如何监督以及进行多大限度的监督等事项在当前的刑事立法中都缺乏规定。没有具体的规定，就会导致实际操作中的随意性，不利于刑事和解的构建，而且有可能出现违背刑事和解初衷的结果。

（二）非羁押措施的有限适用使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的交谈难以实现，影响刑事和解的适用效果在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或步骤就是加害人和被害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由加害人向被害人当面致歉以取得被害人的原谅。目前，由于我国非羁押措施的适用非常有限，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大多是被羁押的，很难实现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见面。实践中，只能由加害人的家属代替加害人参与和解，导致和解的效果更多的是仅仅停留在“赔偿――免责（减责）”这个单一层面上，当事人往往过分纠缠于赔偿的数额，只注重和解的结果，而忽略了通过交谈减轻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带来的不安全感，并使加害人真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非法性，导致刑事和解修复社会关系和改造预防犯罪功能的发挥受到制约。

（三）作为检察工作考核指标之一的不率制约着刑事和解的适用

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即使愿意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但为了防止违法、违规滥用不权，上级检察机关通常对不标准进行严格控制，并坚持将不率作为考核整体工作的标准之一，使得许多经刑事和解后符合不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同时，因上级检察院对不标准的严格控制，使得办案人员不得不经历诸如提交主管检察长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以及向上级检察机关备案等各种复杂的内部司法行政程序，导致一些经和解成功可作不处理的案件仍被到法院。如对上述50件案件作和解处理后，除对其中的4人作不处理外，其余均作处理。实际上，上述案件经法院判决后，有14人被作缓刑处理，2人被免于刑事处罚，刑事和解提高诉讼效率及节约诉讼资源等功能的发挥受到制约。

（四）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缺失可能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问题

从其实施情况来看，有无赔偿能力已成为是否适用和解制度的重要决定因素。通常情况下，能够通过刑事和解达成协议的往往是那些有赔偿能力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在履行了经济赔偿责任后，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处理结果；而在一些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家庭条件差，即使他有和解的真诚意愿，但很可能因无力承担金钱赔付责任而得不到被害人的谅解，导致失去和解机会。实践中，可能出现有钱人因故意犯罪被免于，没钱人因过失犯罪却被告上法庭的情况，给人刑事和解是有钱人逃避罪责的“安全通道”的印象。

（五）刑事和解工作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但没有纳入各种评价体系

在审查中进行刑事和解，办案人员从询问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是否有和解的意愿，到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当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如果仅凭办案人员“司法为民”的检察情怀化解矛盾，将不利于刑事和解工作的长效开展。

三、完善刑事和解立法规定的几点思考

如前所述，刑事和解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功能，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刑事和解制度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而其出路就在于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从而使其发挥自身的合理价值。本文认为，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应重点考虑如下几方面：

(一)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

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主张。狭义的观点认为，应限定在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注: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定为依法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J］法学杂志，2006（4）)广义的观点认为，只要有被害人，且被害人与加害人自愿和解的，即使是重罪案件也可以和解，只不过和解后的后果不同［1］。本文认为，在坚持当事人自愿、公平公正、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原则前提下，可以折衷上述两种观点，适度推广适用刑事和解。具体来说，刑事和解适用的对象应当是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犯罪嫌疑人，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年的在校学生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应当是社会危害性较低的犯罪，其范围可以限定为两个：一是刑事自诉案件；二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三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对于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无论是在批捕阶段还是在公诉阶段，都是最大限度化解矛盾、促成和解的工作重点。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以及情节恶劣的犯罪、重罪、累犯和应当数罪并罚的案件，不适用和解。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运行模式

在实践中，刑事和解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委托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以上海市杨浦区公检法机关为代表；二是检察机关主持调解，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主要采取该做法；三是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检察机关只负责提供签约、履约场所，承担告知和对合法的和解结果予以确认等工作，如河南、浙江等地采取了该做法。本文认为，刑事和解的运行模式宜采取由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方式。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是基于对效率的考虑。刑事和解程序包括和解准备、和解陈述、和解协商等阶段，它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并不少于一审普通程序，在目前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面临的案件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由司法机关主持刑事和解不现实也不适宜。其次是基于对公正的考虑。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履行追诉职能，由检察机关主持调解不具备中立性，不符合公正原则。

（三）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

（1）提出与受理刑事和解案应由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各自的诉讼人或检察机关提出。公诉机关在接受提案之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提案是否具备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犯罪嫌疑人是否承认犯罪及其悔悟程度；被害人愿意参与刑事和解的具体原因；案件的种类及其特点；当事人居住区域是否较远。经过审查，如果公诉机关认为具备了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和解能够产生符合各方利益的结果，即可以受理案件并展开和解前的准备工作。

（2）满足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指刑事和解应以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与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为基本前提；客观条件则应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且实际赔偿为适用前提。

（3）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刑事和解协议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犯罪嫌疑人承认罪行、悔罪致歉，提出赔偿方案并经被害人认可；二是被害人表示谅解并同意对犯罪嫌疑人减轻或免除刑事处分。在对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行性进行审查的基础之上，检察官应当就赔偿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为解决和解协议达成后双方反悔的问题，可在程序的设计上作一些处理：犯罪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犯罪人应当立即向被害人交付约定的赔偿金，由检察官作出不决定或建议法官从轻处理。如果当事方未达成和解协议，应将案件按现有的刑事司法程序处理。

（四）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

（1）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裁量权实践中，为了防止违法、违规滥用不权，上级检察机关通常对不标准进行严格控制，并坚持将不率作为考核整体工作的标准之一，使得部分刑事和解后符合不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刑事和解提高诉讼效率及节约诉讼资源功能的发挥受到制约。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应当扩大检察机关的裁量权，使检察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酌情作出不决定。

（2）进一步落实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但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落到实处仍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在审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检察机关在公诉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但审判机关未予充分考虑，也会使这一制度的实际效果落空。检、法两院应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犯罪嫌疑人履行刑事和解协议作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3）建立必要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为了解决在刑事和解中存在的因贫富差距所导致的刑罚适用不平等问题，应建立必要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从196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就已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使那些因犯罪而受损的刑事被害人得到应有的补偿。这一制度的推行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我们可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通过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使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

（4）建立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诉讼程序、机制设置上防止刑事和解的滥用。一是完善检务督察机制，由纪检部门负责对和解工作的过程实施监督，如果案件当事人发现办案中有不公平、不公正之处，也可以直接反映；二是加强汇报和备案制度。可由经办人在案件审查报告中对和解情况进行说明，公诉部门负责人对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同时，由于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主要由基层检察院办理，可建立专门的备案表格，定期向上级院请示汇报；三是构筑外部监督体系，侦查机关对和解后不或撤案的，可以要求复议或复核；相关组织可以对检察官的执法行为进行评议，举报其不法行为；“还可以考虑将其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以强化外部监督。”［2］

参考文献：

［1］谢鹏程刑事和解的理念和程序设计［J］人民检察，2006，（14）：97

［2］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J］中国法学，2006，（5）：106

The Practice Effect, the Puzzledom and Resolvent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HUANG Zhao ming, LUO Qiao lan, XU Hui ling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510405, China）

Abstract:As a method of dispute solution,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applies a new route for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in China, which is conducive to combining leniency and punishment in criminal policy, enhancing proceeding efficiency and saving justice resources rationally.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n practic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often has failed to deliver on its expectations.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criminal cases,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we shall optimize legislative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 all required supplementary for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o as to make it fully utilized.

Key Words: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practice effect; condition; empirical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