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三人谈

2012年的网络舆情大幕将落，却风云刚起。网络舆论从仇官恨富的匿名怨骂转向捉贪涉政的现实行动，从价值趋同下的集体冲动转向立场割裂之后的群体分化。这不是虚拟的中国，这是中国的现实。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网络舆论的汹涌民意，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道，或许会有徘徊，但再难后退。在纷繁的网络舆论和政治气候面前，唯有民众，将会是最终的获胜者。

就今年的网络舆论趋势与变化，本刊记者专访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和凯迪媒体董事长兼总编辑牧沐。

站队“互掐”

《南风窗》：今年的网络舆论场分化明显，网民开始站队抱团、彼此“掐架”，整体呈割裂态势。请问您如何理解这种趋势？

牧沐：互联网上不断有新人进来，新网民还处在较极端阶段，但他们的价值认定还是不变的，在一个价值认定之下，可以非常快地聚合。现在，网民越来越圈子化了，道不同就不相为谋。很多老网民，反倒对互联网非常悲观。奇怪的是，悲观不是缘于言论环境的打压，而是中文互联网本身的刻薄、互掐，于是有人指其为所谓国民性。

互联网对话语权的争夺让我担忧，这种争夺不分派系、不分观点，都有争夺意识，这个动向值得特别关注。极端主义的表达，尤其是打着自由或民主旗号的表达，他认为喊着这些口号就有豁免权—这个非常厉害。一些音量比较大的网民如今缺少倾听的能力，一些人现在对互联网的私用与操控，有走入歧路的可能。

祝华新：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当听众，表达的机会比较匮乏。对于骤然获得的话语权，网民和知识界都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本来大家都在为中国开药方，但现在是开药的大夫们在相互掐架。孙中山曾写下《民权初步》，教大家如何开会、提出议题、表决等等，至今没有过时。我们需要共同摸索，才能形成网上讨论的规则。

另一个原因是，如今出现了多层次的利益群体，导致的强势利益群体在现实中过于强大，所以网民在网上吐槽和抱团，这是中国利益格局固化、缺少社会流动造成的，是对现实社会的某种反抗。说到底，还是政府要加大改革的力度，才能从根本上理顺民众情绪。

沈阳：经济的多元化决定了话语的多元性，经济利益的阶层性决定了话语的集群性，所以站队是自然的。我们总是过多地从自己固有的角度去判别，而不是完全凭理性。人的很多思想由自己的现实体验决定，社会的信息公开尚不理想，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各自受众是有思想上的差异的，所以人群之中，共识的割裂非常明显，并且今年一直在加剧。

哪怕是在西方，信息流通这么流畅的状态下面，仍然会存在站队的问题。人如果完全处在思想一致的状态，也是非常可怕的，应该提倡的是，尽可能针对事件本身、在合法合理的框架下进行自由的思想博弈。

现实行动

《南风窗》：在网络舆论场的繁荣和分化之外，还存在向线下联动发展的特征，除了北京大雨微博互救外，集群事件的频频爆发也能溯源到网络。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从围观走向“自力更生”、从虚拟走向现实的变化？

沈阳：今年，草根的行动性增强很多。网络让形形的不满者、理想者和行动者相遇，线上围观和线下聚集结合起来，对整个社会造成非常大的思想冲击。今年的集群舆情事件表明，民众对司法公正、自身生存环境和信息公开的关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中国的青年人其实也掀起了线下的“非暴力表达”浪潮，比如大学生实名要求政府公开信息、举牌抗议歧视等。新生代提出自己的诉求时，更加的网络化、娱乐化和软性化，但是其决心不容低估。

牧沐：网民向线下纵深发展，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分际不是那么明显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网民的自主精神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从来都是自力更生的，只是没找到机会、没找到伙伴、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可是，街头集群暴力事件不是因为互联网。历史上就有这个现象，集合起来去打人、砸东西，只要所谓“政治正确”就什么都能做。实际上，互联网对缓冲中国的压力是功不可没的。网络会给你消弭现实事件的机会，只有当互联网不起作用时，人们才走向线下。

积极参政

《南风窗》：今年网上的政治议题独领，网络舆论有了更明确的反腐目的和参政议政意识。请问今年的网络舆论在参政议政方面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亟待改进之处又在哪里？

沈阳：网络舆论正在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首先，网络舆论事件能较大地提升网民的公民意识，对官员本身的教育也是非常深刻的。其次，重大舆情事件往往是推动国家调整管理条例、法律法规等的极佳契机，但其影响可能是在半年到一年以后。例如，我们发现近一年285个城市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有40%左右提到校车，这在校车事故发生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政府对网络舆论其实有较大的回应。

第三，网络意见领袖正受到时政界的关注，今年已有部分网络达人跟中央媒体、地方政府沟通密切，能迅速把自己的意见反馈到政务处理当中去。网络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两会代表参政议政的不足之处，网络达人就是网民推选的网络民意代表。我必须强调一点，官方的回应离老百姓的期望还有相当的距离。今后希望能把网络的评价制度延伸到线下的民意评价，通过民意调查和分析来强化各个部门的高效、公开和公正。

祝华新：网民有巨大的参政议政热情，对官场弊政有透彻犀利的分析，对“良政”和“善治”有热情的期待。但目前亟待厘清官员和网友的权利边界：官员由于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因此须让渡哪些权利给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监督权，而另外哪些权利则是公众应该尊重和保护的？网络舆论监督的突出瓶颈，就是如何把带有戾气宣泄、激情狂欢特征的网络舆论能量，引导到线下的有序政治参与中来。

我认为，应把网民意见引入传统媒体。一些意见领袖如果有媒体接近权，他往往会显得比较理性，如果他在社会中被边缘化，他就会越激进。其次，应把网民意见引入公共治理，比如听证会、领导人的会见等。看能不能把某些网络意见领袖引入政协，纳入到制度化的参政议政平台当中。

“主流媒体”的转变

《南风窗》：今年的一个新气象是，主流传统媒体，特别是中央媒体在网上的表现受到好评。请问您如何评价这种变化？您认为主流媒体的网络介入和整体舆论环境会如何发展呢？

祝华新：从去年开始涌现的政务微博和传统媒体微博，可合称为“微博国家队”。他们成为时政新闻最重要的信息源和议程设置者，初步改变了微博上“自由知识分子”占上风、政府工作被“围观”和批评的被动局面，开始形成微博正面舆论的强势。

沈阳：如今的网民具有更迫切的追责心态，可能会从个体追责进入群体链条式的追责，他们会把上一个事件的情绪带到下个同类舆情热点当中去。如果传统媒体能跟进，就会形成较好的监督环境，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需要传统媒体、纪检和司法的接棒，一个国家不可能只靠网络舆论治理。但是，很多地方正是由于传统媒体的监督不够，所以地区性的舆情大量涌入到网络当中来，甚至导致集群事件。

牧沐：今年主流媒体的转变非常大，这种戏剧性正是网民喜欢的。其实我们网络社区本也不想去过分干预生活，做网民代言人，如果主流媒体真能贴近网民群众了，我们就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