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赈灾:易与不易

唯有在开放的竞争中，才会真正出现令人信得过且高效率的公益组织。

志愿者爱心汹涌

“在汶川大地震现场，我终于理解了什么词叫‘悲惨世界’，知道了 ‘活着就好’。”5月21日，志愿者“在路上”对记者说，他是5月16日赶到灾难现场的个人志愿者。他们从成都购买食品和药物，给一些大机构没有顾及到的地方灾民送去食物和饮水。与他做着同样工作的，还有以牛博网站站长罗永浩、著名网友韩寒等为代表的牛博网的网友成员，这个志愿者团体则是“通过牛博网发出倡议、募集物资，最终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我们在都江堰地区，把车子开到几乎没有路的地方。”

据南都基金会四川赈灾调查小组成员、惠泽人志愿者中心主任翟雁女士6月1日的调查报告显示：此次四川赈灾，有近20万名志愿者自发前往灾区，从事抢险救灾、运输物资、灾民安置、食品分发、心理救援等支援行动。

不过，由于信息沟通的不畅，一度造成救灾局面混乱。

“困难当然很多。因为掌握的信息不全面，政府在这方面的应急训练好像也不够，我们去的任何一个救助现场，我没见过一个地方是有序的，全是乱糟糟的。我们志愿者去，当然更是乱糟糟的，所以头几天基本上没时间睡觉，忙得天昏地暗，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罗永浩对于志愿者工作情况的描绘真实而生动。

“5月18日以后，志愿者就基本有序了，以后的灾后重建工作，志愿者将以点对点、区域对口援助的参与方式展开，这样工作的效率就会更高。”四川团省委一负责人告诉翟雁。

据翟雁介绍，四川团省委的志愿者大多是来自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主要从事物资运输、安置区服务、分发食品等工作。她在一个绿色帐篷里的白板上看到，上面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名单及当地灾区需求人员的供给图，他们以行政垂直管理的方式，高效运转。接受采访的四川团省委大学部负责人说，他们已经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万志愿者报名，目前到岗的大学生约有8万人。

“我们对民间组织参与志愿服务是来者不拒。当然，对参与赈灾工作的志愿者进行管理，是个新工作，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团省委另一负责人对翟雁表示，对于志愿者的管理和安排，经过这次赈灾，他们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和研究。

翟雁遇到来自唐山的一位灾害心理学博士，由唐山市委组织到灾区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她说：“几天来，我一直没有脱下标有志愿者字样的红背心和绿军帽，因为红背心和绿军帽让受灾的民众感到亲切。”

这些志愿者，向社会传递出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忘我的奉献与冒险精神，细致的情感关爱，以及实现自我的冲动。与此同时，一个新课题摆在了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如何珍视、善用这些社会资本？

NGO联合行动

与志愿者们的单枪匹马不同，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筹资与交流部主任此里农布和他的同事们，则是带着丰富的灾难救援经验进入现场。

震灾发生时，农布的几个同事正在昆明，他们原本打算去缅甸救援风灾难民。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他们第一时间调转方向赶到四川。5月13、14日，他们在彭州一带调研完毕；15日，北京办公室根据一线反馈情况确定了救灾方案；16日，救灾物资从天津运往靠近都江堰的彭州市慈峰镇。短短三天，价值50万的救灾物资抵达灾区。

和诸多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办公室一样，农布所在的办公室也没能够注册，也不可以募集资金。此次的紧急救援行动是与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龙族基金合作，一块募资，然后把物资运往灾区。“如果说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信息严重不对称。NGO的介入，必须在政府的统一管理和调度下，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管理和调度的交流平台现在没有搭建起来，NGO 很难找到与政府管理者的沟通渠道。我们这次基本上是通过一个工作人员的个人关系，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获得了四川省政府救灾办的支持，才能够行动这么迅速。”农布告诉《中国改革》记者。

“NGO组织均认为在这样的重大灾难面前，只有联合与合作，挺身而出动员社会资源并进行资源整合、深入基层灾区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也认为只有在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布置下，做好政府赈灾大军中的一兵，才能达到拾遗补缺的效用。”惠泽人志愿者中心主任翟雁说。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与成都的一些NGO组织，以及北京、贵州、上海等地的志愿者成立了“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办公地点设在河流研究会办公室（成都交通大厦303），主要任务是：给NGO和志愿者有序参与抗震救灾提供救助信息服务。

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地联合与行动？

据翟雁介绍，这缘于成都当地NGO的日常联系与合作。从2005年起，香港社区发展伙伴资助成都市社区发展中心开展了“青年志愿者实习生项目”，每年选派2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成都十几家NGO，从事环保、农村发展、社区服务、能力建设等发展实习工作，每年有定期的组织横向交流与学习，建立了比较稳定的NGO网络。震后，理事会三名核心成员在其他NGO和志愿者的倡议下，立即牵头组织了“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中心下设三个工作小组：信息部、物资部、志愿者部，由青年实习生分别负责信息收集和传达、物资调配和运输、志愿者报名与派遣等工作。中心一经成立，立即成为全国NGO赈灾接待处。每天上午由各个NGO代表进行信息通报和供需匹配，其他地区前来救援的NGO或志愿者则通过这里前往灾区或相关部门。

另一个第一时间成立的信息服务组织是“NGO联合赈灾办公室”，由四川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国远、根与芽成都项目办和云南发展学院联合组成。前两者由于平时有合作联系，当灾难发生时张国远赶到成都，根与芽项目办出借办公室和仓库，香港狮子会等进行救援物资协调和赈灾。

在遵道镇政府，翟雁还访问了“民政义工小组”办公室，这是由友成基金会资助，由贵州高地志愿者、陕西十家NGO网络代表、妇女NGO代表和深圳登山协会四海同心志愿者服务队共同组成的。他们在贵州志愿者罗世文的协调下，配合当地政府共同开展物资救援和安置工作。

不过，据网站公布的信息得知，“5.12”民间救助中心和“NGO联合赈灾办公室” 皆已于日前解散。

灾民和政府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源如何整合？民间力量如何有序参与赈灾？仍然是有待探寻的问题。

企业家如何拉手

与志愿者的爱心汹涌和NGO组织的联合行动相比，“拉住孩子的手”则显得低调而目光长远。

“拉住孩子的手”（以下简称“拉手”），是指诞生于“汶川大地震”第二天即5月13日的一个新兴的企业家联合赈灾行动小组。“8+1”行动组中的“8”，是指联合发起方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城联盟、数字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全国工商联并购工会、深圳新地产联盟等八个企业家组织，“1”则是接收救灾款的合作方：中国扶贫基金会。

与一般的捐款不同，这八个企业家组织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了一个协议。该协议明确：“拉手”的专项资金使用的行动方案需要由八家机构审核通过之后才能执行。协议签署之后，5月14日，八家机构的联合赈灾行动倡议书在新浪网公布。

为了动员更多的企业家参与进来，这个赈灾倡议还特别建议，在捐赠数额上每位企业家的捐赠金额为5万元到20万元，第一期计划募集1000万元。“我们这个捐助并不号召大家捐得越多越好，而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得长久，目标非常明确地发展下去，变成一个可持续性的活动。”“拉手”活动的主要策动者之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新浪网的访谈中介绍说。

阿拉善SEE执行理事、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则说：“对企业家来说，比捐钱更重要的是投入时间，参与进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表示，希望“拉手”行动成为政府、民间组织平等参与、协商合作的公共行动。

显然，“拉手”比其他参与赈灾的NGO考虑得更多：他们认为这次行动更大的意义之一，在于要探索出一个社会各种力量联合参与赈灾的长效模式。

可是，这个想法在操作过程中却显得不那么切合实际。5月18日， “拉手”项目合作各方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显露了明显的分歧。

会议最核心的争论，落脚于如何看待“8+1”的关系上：“谁才是这个项目的‘司机’？”

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认为，“8+1”的关系应该是，前者是出资人和捐助方，委托扶贫基金会实施救助项目，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很明显，就是你出钱，作。所有项目设计需经捐助方同意，接受其监督，项目实施要经过审计，外部监督力量还包括媒体和公众。他形容这种关系好比“大家一起坐车前往目的地，捐助方指挥，扶贫基金会开车，是司机。”

但在过去，“强势司机把持车辆”的实例很多，八个企业联合组织认为掌控“方向盘”才是核心。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的话来表达：“我们的会员有经济实力，更有组织和管理上的经验，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出资，还要有独立的参与和专业的介入。”

“他们捐赠了钱过来，操作执行的责任就是我们的了。”6月4日晚，《中国改革》就这一分歧，致电正在美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何道峰坚持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方式，“我们的职责就是，根据捐赠人的要求，设计出令他们满意的产品。”如果企业家要参与到修复校舍的过程中，“我欢迎企业家按照我们的招标程序走，通过招标、竞标参与进来。”

进入招标程序之前，还有项目设定及项目设计等核心环节，参与捐赠的企业在这些环节上能提供意见吗？如果只是招标环节才能让企业家进入，企业家的参与热情是否会受到抑制？这是否就是一种公益垄断呢？

“任何时候做事只能遵循一个逻辑。就好比说你已经把孩子过继给别人，你却天天跑到家里来教育和照看这个孩子，”何道峰这样比喻说，“孩子不是不可以教育和照看，但要遵照约定。可以是法律约定，也可以是口头约定。不遵守约定，那不如把孩子领回自养，或者另请高明。”

“我们当然希望把孩子领回家自己养，但目前的政策是，捐款人不能自己养这个孩子，至于另请高明，在现在能够搞慈善公募的几家基金中，中国扶贫基金会算是有了点现代色彩。”杨鹏告诉《中国改革》。

八个企业家组织想亲历亲为且一期、二期、三期，长久地做慈善的愿望显然要打折扣。“核心问题是目前公益领域开放不够，仍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垄断的公益事业，透明监督不够，捐赠者参与性不够，唯有在开放的竞争中，才会真正出现令人信得过且效率高的公益组织，这是体制问题。”企业家带着巨大的参与热情开始，但现在看来，“拉手”还只能是一个筹资和监督的平台。“拉手”项目发起方负责人之一杨鹏先生，有一点无奈。

“期待未来，在严格的法治管理下，开展公益慈善的开放竞争。比如说，‘拉手’可以注册成独立的基金，然后把这个行动一直做下去。”八家联合组织中一位负责人表达了他对现状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期待。

但把“拉手”注册成为一个公益基金会来使这个活动持续下去，又谈何容易。“拉手”项目的策划者和捐赠者之一、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说：“这个不着急，为什么不着急？这事就相当于我们30年前办民营企业。那时候也得挂靠，谁都不懂，认为坏人才做买卖，现在办个公司不是很容易的事吗？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要站在未来看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