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PPI与CPI背离的特征表现与成因分析

摘要：自2011年以来，我国PPI与CPI出现了较大背离。本文梳理了本期背离的过程及其特征，对比分析了本次背离与此前三次背离的异同，重点分析了PPI与CPI出现背离的原因及其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运行 资源配置 价格传导 结构性错配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经济运行的核心变量，是资源配置的指示灯，其变化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运行的好坏与否。然而，自2011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运行轨迹出现了较大的背离。这预示着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分析本次PPI与CPI背离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我国PPI与CPI背离的特征

（一）本次PPI与CPI的背离过程

自2011年10月我国PPI同比增长率下行穿越CPI同比增长率之后，PPI同比增长率持续急剧下行，其中枢水平先是在5%左右，于2012年3月下跌到零值以下，之后长期在-2%左右徘徊，于2015年2月再次下行至-4%以下，8月份更是低至-5.9%。与此同时，CPI同比增长率也呈现缓慢下行趋势，其中枢水平从交叉点5%左右开始，到2012年5月滑落到3%以下，之后长期在3%以下，并几乎在2015年1月探底到0.8%。PPI和CPI同比增长率的相差幅度自2011年10月之后不断扩大，并在2012年1月之后长期保持在4%以上，最大偏离幅度为7.9%（见图1）。这预示着我国PPI与CPI已出现持续、严重的背离。

（二）PPI与CPI的前三次背离过程

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类似于本次PPI与CPI之间的背离并非第一次发生。从1995年至2011年10月，我国CPI与PPI之间至少出现过三次背离1。

第一次背离从1995年11月开始，主要表现为PPI同比增长率的大幅快速跌落和CPI同比增长率的稳步下降。由于PPI同比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和速度均大于CPI同比增长率，导致PPI与CPI出现背离，最大偏离幅度达到6.9%，1999年PPI同比增长率开始不断回升，同年10月PPI与CPI才开始同步运动，结束背离。

第二次背离开始于2001年1月，主要表现为PPI同比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和CPI同比增长率的小幅波动。PPI同比持续负增长，甚至到-4%的低位，而CPI同比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两者的最大偏离幅度为5.2%。直到2002年10月，当PPI大幅回升穿越CPI之后，背离才宣告结束。

第三次背离从2008年11月开始，主要表现为PPI同比增长率的急剧下降，PPI同比增长率甚至达到-8%的低位，为历史最低，而CPI同比增长率虽然也为负，却基本在-1%的水平徘徊，两者的最大偏离幅度为6.7%。2009年底，PPI同比增长率回升，两者结束背离（见表1）。

（三）本次背离与前三次背离的对比

1.历次背离的相同点

笔者通过将本次PPI与CPI的背离与前三次历史背离进行对比，发现几次背离之间具有以下共同点。一是历次背离的出现与宏观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总需求减弱有很大关系。在我国历次出现PPI与CPI背离时，都伴随着GDP增长率下降或低水平徘徊的情况。二是几次背离都发生在PPI同比增长率大幅快速下降并穿越CPI同比增长率之时，并终结于PPI同比增长率的大幅快速回升并穿越CPI同比增长率。

2.本次背离与此前三次背离的不同之处

本次背离与此前三次背离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本次背离持续时间长、背离幅度大。此前三次背离的持续时间呈缩短的趋势，其中，距此最近的一次背离（第三次背离）仅仅持续了14个月。本次背离从2011年10月开始，截至2015年10月，已持续49个月。目前PPI同比增长率尚未出现明显的拐点迹象，更不用说本次背离的结束迹象。同时，本次背离的最大幅度已达7.9%，远高于此前三次背离最大幅度中的最高值6.9%。二是在本次背离中，PPI与CPI出现一负一正的阴阳运动。在以往三次背离中，PPI与CPI的同比增长率同时为负，不会出现正负完全相反的局面，而本次背离却是PPI同比负增长，而CPI同比正增长，呈现负正背离态势。

当前我国PPI与CPI背离的成因及其影响

（一）价格正向传道堵塞背景下，由需求主导的经济周期机制是两指数背离出现的基本原因

PPI和CPI都是反映特定时期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水平指数。PPI主要从生产者的角度衡量39个行业工业品第一次出售时出厂价格变动情况，在其构成中，约有76%为生产资料（其中能源、原材料所占权重很大），而用于居民最终消费的生活资料约占24%。CPI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衡量居民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包括8大类商品与服务价格，其中工业消费品约占45%，另外一些是价格易受气候因素影响的食品项目（约占34%）及服务项目（约占22%）。从生产消费链条看，PPI处于上游的生产环节，而CPI则居于下游的消费环节，CPI包含的分类调查内容与PPI所包含的分类调查内容之间存在部分交叉影响，二者理应存在正反向传导关系。具体地说，PPI向CPI正向传导的途径主要有三条：PPI（煤炭、成品油、电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CPI；PPI（采掘工业）―水电燃料―CPI；PPI（原料工业、加工工业）―工业消费品―CPI。CPI向PPI反向传导的途径主要有两条：CPI（猪肉、面粉、棉布等消费品）―工业企业生产资料（衣着、食品等）―PPI；CPI（服务价格）―工业用工成本―PPI。

然而，很多研究表明，我国越是接近上游的行业，资源属性越为明显，垄断性越强，市场越发具备垄断竞争市场特征，其本身越容易转移成本、留存利润；越是接近零售端的中下游行业越具备完全竞争细分市场特征，其竞争性很强，本身对成本转移的能力比较薄弱。这导致我国从上游PPI到下游CPI的正向传导途径并不通畅，经常会出现较大的传导阻塞。

在PPI向CPI正向传导存在堵塞的情况下，当投资等需求强劲时，经济景气上升，PPI同比的大幅上涨只会带动CPI同比的小幅上涨，最终导致PPI与CPI出现“倒挂”现象；当投资等需求回调时，经济景气下降，PPI同比的大幅下降也只是小幅拉低CPI同比增长率，结果导致PPI和CPI出现“背离”现象。

（二）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所导致的外部需求羸弱是我国当前两指数出现背离的外部诱因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在PPI所反映的工业品中，大部分是贸易品，其价格走势较多地由国际市场需求决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进程缓慢艰难，启动非常困难，国际市场需求依然羸弱，目前尚无明显的筑底企稳迹象。这与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第一次背离有不少相似之处。

2012年，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并形成全球性冲击，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经历艰难调整。进入2013年和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势头出现分化，发达国家增长动力略有增强，发展中国家困难增多。2012、2013、2014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2.5%、2.6%，相应的货物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0%、3.0%、3.4%。预计2015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会继续分化。随着欧元区及日本经济增长回升和美国经济继续扩张，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开始呈现出一些趋好的势头，而伴随着原油和其他战略性大宗商品的长期低价位和借贷成本看涨，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尽管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有所恢复，但世界贸易增长速度还是大大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约7%的平均水平，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需求环境在近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这些都构成了我国当前PPI和CPI背离的外部诱因。

（三）国内生产与需求的结构性错配是当前两指数出现持续背离的内部深层次原因

本文前述两个原因只是解释了当前PPI和CPI发生背离的机制原理和外部诱因，而我国PPI和CPI长期持续背离还存在着内部深层次原因――生产与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这种情况出现是基于以下情况：一是2008年出现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应对危机，我国政府审时度势，推出了四万亿等经济刺激政策。从效果来看，这些政策措施提升了全社会的信心，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生产和需求之间的扭曲程度，突出表现为形成了部分偏离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2013年10月，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尤为突出。二是随着我国消费升级换代，以房地产、汽车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稳，而教育、医疗、旅游等劳动力需求大的高端服务需求日益增加，这会进一步加大生产与需求的错配程度。事实上，近些年随着我国高端服务需求的快速增加，服务类CPI同比增长率已超过了总体CPI同比增长率。

为解决生产与需求之间结构性错配的矛盾，我国当前生产体系不能仅仅依靠行业内产能利用率的简单调整来适应终端消费变化，而是需要行业间资本结构调整，这无疑拉长了本次PPI与CPI背离的持续时间。一般而言，PPI与CPI的适度背离是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现象，但PPI与CPI像当前这样的持续阴阳背离则极不寻常。PPI与CPI的长期持续背离，不仅会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面临两难境地，而且也可能会降低企业对未来投资的信心，对制造业投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政策建议

由于当前PPI与CPI背离的形成原因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主导因素在供给方面，这就需要政府从以下方面进行应对。

（一）积极化解传统工业中的过剩产能

建议综合利用价格、环境成本和技术等杠杆，设定资源、工艺、环保等标准，倒逼落后产能退出。鼓励企业走出去，把过剩产能转移到产业发展阶段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二）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高端服务需求产品的供给

近年来，国务院不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释放改革红利。今年11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精简优化企业投资和高速公路审批，推动扩内需惠民生，我国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已向纵深推进。建议下一步尽快出台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指导意见，鼓励民间投资，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同时，通过公私合作模式等推出更多面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高端服务投资项目，从供给侧释放民间投资潜力。继续完善鼓励民间投资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措施，构筑激发社会投资活力的长效机制。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吴镇宇.生产体系与需求结构重配：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与调控取向[J].中国发展观察，2013（1）.

[2]吕光明，杨滨嘉.中国主要价格指数间传导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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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德志. 投资交易笔记：2002-2010年中国债券市场研究回眸[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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