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安调查

（一）老百姓最伤脑筋的是偷盗。偷盗是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中的最普遍的问题，也是老百姓最伤脑筋的问题。座谈中有个叫杨发明的农民摇着头一脸的苦楚说：去年他家被盗两辆摩托车，一辆是儿子结婚的嫁妆，8000多元，做客时给人偷了；一辆是他本人用来跑客的旧家业，2000多元，就放在自家的大门前，大白天上趟厕所让人给偷走了，一家人跟小偷干了一年活。据调查，农村里的小偷多为三种人，一是游手好闲的懒汉游民；二是不走正道的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盗窃案要占其一半以上；三是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盗窃案多发三个时间，一是收获季节，秋冬两季尤盛；二是节假期，春节期间尤盛；三是具体作案时间多在上半夜，有个小偷交待：城市须偷下半夜，农村要偷上半夜，因为农民普遍睡得早起得也早。所偷东西也有三多，一是粮食作物；二是交通工具，以摩托车为最多；三是机电设施，以变压器为最多。案发频繁的地段也有三多，一是边远乡镇结合部多，二是水陆交通便利处多，三是集市贸易区多。

（二）老百姓最痛恨的是土油子。土油子就是地方上的恶势力，就是乡霸、村霸。他们或以大的家族宗族势力为背景，多与城里的恶势力相勾结，也有的与基层干部有牵连，可能还与警方有关系，甚至有的还混成了村干部。这种人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有的还丢票喊款、拦路抢劫。这种人老百姓最痛恨，也最害怕，敢怒不敢言，座谈老半天你还问不出个名字来呢。土油子中有一部分人吸毒贩毒，而农村吸毒贩毒的大多是或后来便成了地方油子。吸毒贩毒近几年比较迅速的从大中城市向县城而后向乡镇向村扩散，农民说就像河里的灯笼草一样疯长得很快。有个管理区1998年吸毒人员仅为3人，2002年增加到35人，2004年发展到84人，绝大多数年龄在18—30岁之间。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单独说一条，说成“农村吸毒问题开始严重”，但这一问题常与农村土油子联系在一起。农村土油子一旦沾上了吸毒贩毒为害尤烈，老百姓真的就遭了殃。调查中听到，有的地方吸毒油子公开地找干部、找的哥、找门店要钱买毒，公开地上街抢劫。有个吸毒的油子，找同村开拖拉机的师傅要钱，师傅不给，他就是一刀捅去，师傅当场被捅死，油子被公判那天，老百姓放鞭庆祝。

（三）老百姓有禁难止的是抹牌。群众总结抹牌有这么四越：形式越来越活，参与越来越广，赌资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近些年农村社会有两个新的发展点，一是公司。沿长江一带活跃着一些公司，他们经常有组织地开车下乡进村聚赌，有的还威逼利诱乡村干部参加，有的为争抢地盘还动刀动枪。二是地下。而今说地下可能不恰当了，早在地面活动并且非常猖獗。有关方面说他们很隐蔽而不易打击，听有的地方老百姓说每到买码那天就跟开会一样、赶集一样热闹。民间有歌形容开码前后的热闹景象：六点钟处处都在商量，七点钟个个人心惶惶，九点钟家家打儿骂娘。老百姓越买越上瘾，老想中大奖，几个血汗钱、油盐钱全陪进去了，真的象水蛭一样巴在农民身上吸血。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凡成风、肆虐的地方总是案件频发。调查有个乡镇，一年查处案子12起，查封窝点4个，处理人员54人次，涉赌金额高的达上万元。有个无业青年因长期，为还赌债4次撬门入室，盗窃现金3万余元，判刑7年。困难农民洪培柱，输掉7000元，为还赌债抵押家具，其父含恨服毒自杀。

（四）老百姓容易卷入的是宗族房头争斗。有个农民跟我解释说：杂姓湾里大姓欺小姓，一姓湾里大房欺小房，这就是宗族房头。宗族房头意识有着上千年文化积淀，目前表现形态为：以寻根问祖修族谱为联系纽带，以封建迷信和族中公益事业为活动内容，以族中长老或村干部为组织者，一些地方还在跃跃欲试建阵地——宗族祠堂。其实宗族房头是一柄双刃剑，也有积极的作用在里面，但容易向消极的方向发展，容易造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目前负面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因婚姻家庭矛盾（夫妻打架、儿女离婚等）而引发的宗族矛盾较多，二是因宗族财产纠葛（山头、沟渠、树林等产权之争）引发的宗族矛盾较多，三是因村干部配备（职务正副、所占比例等）引发的宗族矛盾较多，尤其激烈的是村两委班子选举，宗族之间拉选票、搞破坏、族人集资上访告状，对方不搞垮不罢休，我方不当选不收兵。有个村因为两姓扯皮选了半年也没能选出村干部，有些村选不出党支书，选上来的都是非党员，有的地方把社会渣子选成村干部，这些都是宗族房头惹的祸。

（五）老百姓较难识别的是封建迷信和组织。农村封建迷信活动近些年愈演愈烈，过去差不多烟灰火熄的迷信形式现在都逐渐地死灰复燃并呈燎原之势。有物为证：一方修一座寺庙，一族塑一堂菩萨，一家供一座神台；有事为证：小病请了小郎中再请小马脚，大病进了大医院还要进大庙，人死了一边设灵堂一边设道场；有人为证：神汉比赤脚医生多，道士比村组干部多，信徒比共产党员多——这些都是老百姓总结的话。比这更严重的是农村与非法宗教组织活动有所抬头，尤其在山区农村活动频繁。他们通常在冬春农闲两季活动，以家庭聚会形式开展，以中老年妇女为主，用的是扶贫帮困积德行善和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的方法，非常具有欺骗性，老百姓最容易上当受骗，一些农民中毒甚深，田不种，病不医，亲不认，事不做，一心痴迷，万念俱无，许多问题，因此滋生。

（六）老百姓长期上访的是村务不明和干部腐败。这是老百姓联名告状最多的问题之一。村务不明突出表现在财务不明上，干部腐败突出表现在干部贪污公款和生活作风腐败上。有的村三年五年不清账不公布账，上面一查是本湖涂账。有的村干部贪污几十万，起豪宅、抹大牌、养小秘，反过来还欺压群众、鱼肉百姓。这种干部舍得拿钱跟上头搞关系，因而总有保护伞罩着，群众老告而不得发，形成恶性循环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多发在三类村：一是国家因征地补偿较多的村，二是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村，三是胆子大、搞得活的中青年村支书管理的村。

（七）老百姓近几年争取较多的是个人权益。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进步，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农村社会矛盾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四多：一是土地纠纷多。前些年土地是包袱，想甩还甩不掉，税改后土地是财富，想抢又抢不到。调查到有个乡镇土地纠纷100多起，平均每个村3~5起。主要有5个矛盾：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农民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农民与大户之间的矛盾，农民与债主之间的矛盾。农村开展完善土地二轮延包之后，这些矛盾有了很大的缓解，但这方面的仍然居高不下，为什么？据调查，有的地方并没有全部搞完，有的地方表面上搞完了，上级认可但老百姓并未答应，而这项工作随着农民在土地上进进出出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集体和有些强权势力对农民土地的侵权不会停止，农民的上访也就不会停止。二是债务纠纷多。有个县村级负债高达3个多亿，乡镇负债也是3个多亿，平均每村60万，每乡1000多万。有的地方干部为躲债实行三关：白天办公关门，晚上回家关灯，每天手机关机。有的村里没人敢当村主任，因为欠债村主任常被抓进看守所，有个村支书被债主雇凶一年打了好几次，有个乡镇公用小车开会期间被债主开走，一些学校被债主封堵大门。三是环保纠纷多。一些地方急于发展，盲目招商，招来的企业多是沿海早已淘汰出局的高污染企业，很多是小水泥、小造纸、小化工，企业税收不多，环境污染严重，老百姓或堵厂门、掀围墙，或，或群体上访。前几天新华社在人民日报上一组图片新闻，报道某市一上市企业既是国家新评选的中华名牌，又是省重点污染整治单位，还用群众的话作了一个很具煸动性和影响性的标题。四是惠农纠纷多。国家惠农政策多，又是粮种补贴，又是粮食直补，又是综合补贴，还有农机具补贴，还有一些名目的补贴。另有义务教育免费，农村合作医疗等等。惠农政策越多，基层落实越难，加之干部作风本身存在问题，政策落实不到位、打折兑水、走样变形的事定有发生，农民的维权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了，这方面的矛盾纠纷也多起来了，上访告状也多起来了。

（八）老百姓春节期间担心的几个社会问题。春节期间，各种社会问题有可能集中暴发，一些隐藏的问题也有可能集中显现。一个是安全问题。主要是交通安全，车辆本身的安全之外，还要防着车匪路霸。其次是财产安全，小偷可能趁机捞上一把，土油子也可能来敲上一笔。还有防火安全。冬天里最爱一把火，也最怕一把火。二个是民事纠纷问题。大家伙都到齐了，一年的矛盾就有可能集中起来了。比方说我不在家，你欺负了我的老父亲的这笔账要算，你跟我媳妇打了皮绊的这口气要出，你欠我的钱到期了你得还，这些人情的和经济的账如果要算起来就容易有口舌之争，弄不好还有可能拳脚相加，甚至小事闹成大事，家事闹成族事，民事闹成刑事。三个是抹牌问题。乡亲们过年往往好这一手，公司可能趁机下乡投其所好。四个是封建迷信问题。年前要放阴兵，年后要度马脚，还要家家收钱清神坛、塑神像、建土地庙。五个是宗族房头问题。六个是政策落实的的问题。外出打工的都回来了，承包地的矛盾、村级债权债务的矛盾、粮补综补发放的矛盾都会冒出来，往年都是扎堆地发生。凡此种种，都是春节期间可能出的社会问题。我们要防范在前。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与社会转型和政策调整有关。中国自改革开放始，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经济和社会的矛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和体制的”双转”，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具体到一个农民头上，他的结婚和生育、劳动和就业、身份和阶层等方面的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或者是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追求同一性和稳定性的传统农村社会控制机制受到冲击而动摇根基，由一个一个的农民组成的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会不可避免地为利益而相互竞争和冲突，迅速形成社会的分化，农民不再是过去同一水平线上头扎白毛巾、脚穿黑雨鞋的庄稼汉，他们很多人脱下了农民装，换上了时代的五彩服，卷进时代的人流物流，快速地衍化成三六九等二四八级。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对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存在，各种各样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会竞相涌现，导致思想体系、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多彩而无序，一些人便无所适从或随意盲从，五花八门的社会问题便由此诱发。我们习惯于引用国外学者的经典论断，即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说的也是这方面的道理。

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原因是根本性的和深层次的，政策调整的因素显得就更直接一些和明显一些。最好的政策都可能是柄双刃剑，负面的效应有时不一定是政策的设计者们所能预估得到的。作为中国农村第二次大的改革，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特别是取消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意义深远，它因此理顺了农民与国家的经济关系，继田产承包之后又一次激发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功绩巨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土地方面的矛盾便是直接因果关系。还有债务方面的纠纷、惠农政策落实中的纠纷等等，也都联系紧密。基层干部反映，前年国务院下了一个关于稳定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紧急通知，内中有一条，企业未经农民同意在农田里植树造林的，如果协商不成，农民可以拔树种田。一条政策传下去，无数纠纷扯上来，有的地方简直没办法调解和处理。因为过去农民大多弃田抛荒，当时政府鼓励招商引资在荒田上栽树，还开现场化推广呢。再比如，一段时间上下认可基层开展“两田制”探索，现在把“两田制”当成了违法之举。政策的不断调整变化，尤其是重大的政策改革，引发的基层矛盾和纠纷便一波接着一波。

（二）与经济发展和农民素质有关。是否可以说，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治安问题相对要多一些；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相对低一些的农民，更容易触犯法规一些。为什么更倾情在山区发展和在农村中老年妇女中发展？为什么越贫穷的地方越是抹牌成风、泛滥？为什么宗族之间打群架更多发生在边远地区？为什么到省委省政府上访附近地区的反而少、下面县市乡镇反而多呢？这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调查中农民这么解释：槽里无食猪拱猪，越穷的地方越喜欢折腾，越喜欢上访告状。当然，这话不可绝对说，我们也看到，贫困落后地区，民风纯朴，老百姓厚道，乡亲之间和谐，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高素质的人群中，犯罪率也很高，很多是智能犯罪。

（三）与宣传教育和社会环境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率越来越高，这是应该归咎于教育与环境的。邓小平同志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话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反思我们的教育与环境，我们看到，家庭教育有些崎形，学校教育有些偏向，社会教育有些无序。我们很快地丢掉和想丢掉传统的良好的民族教育，我们又没有很好地吸纳优秀的国外教育和现代教育，而社会教育则有些放任自流，好像诗人写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的状态。比这种状态更严重的是，黄色文化、暴力文化、金钱文化、享乐文化等各式各样的东西方的糟粕文化如同一股股急流打着一个个漩窝向社会的“野渡”冲来，把无人掌控的“小舟”席卷，怎么能回避和抵挡呢？怎么不被转晕和埋没呢？孩子们说，老师千言万语顶不过老大只言片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好千日不足，学歹半日有余。失误在教育也不单指未成年人，成年人包括老年人也在受着负面文化、灰色文化的影响，农村很多社会问题是可以由此顺藤摸瓜找到出处的。

（四）与领导认识和干部作风有关。可以这么说，领导认识高、干部作风硬的地方，社会问题肯定少一些，反之社会治安就差一些。领导认识也是有过程的，农村社会问题伴着经济发展而发生，随着社会前进而变化。需要不断地去认识和认识不断地去提高。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领导对社会治安这一块认识不够、重视不够，主要体现在研究不多、支持不力两个方面，不出乱子不研究，不被否决不支持。干部作风包括基层党政干部作风，也包括政法干部作风。作风是形象，我们农村干部包括政法战线的干部和干警总的形象是好的，要不然也就没有今天农村总体稳定的良好局面，但作风也是需要不断地改进的，我们在调查中了解，有些重大的突发性的问题其实早有苗头而没有及时地去发现，有些久拖不决的问题不是难下结论而是我们瞻前顾后罔顾左右，有些县乡领导只热衷于抓招商引资、城镇建设和工业经济，对农村社会这摊子麻烦事不大感兴趣，有的乡镇干部借口职能转变还不愿进村入户做工作呢。

（五）与工作机制和人财技物有关。税费改革和接着进行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对农村基层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比方说乡村干部的大幅度裁减，对基层综治工作的领导力量总是有损无增吧。另有一些地方反映警力不足，一个乡镇派出所3~5人，一个乡镇几十个村，大几万到上十万人，一个人要管2~3万人，完全照顾不过来。村里转移支付没有综合治理这笔开支经费，一事一议也没有这项内容，找农民收又加重农民负担。虽说省里今年明确要求每个村要安排1000元的综合治理经费，但很多地方不容易落实到位，税改后村里的可用经费本来就紧巴巴的，还有那么大的负债窟洞没法填呢。有些地方成立的护村巡逻队因为没有经费支持也没能坚持下来，他们巡逻到半夜想霄个夜吃碗面都没办法报销当然搞不长喏。现在上面老在提人防技防物防，都要钱防，没钱买不来技术和物资，也留不住人。可是出了事要不要花钱呢？肯定要花并且要花大价钱，不说别的，死了一个人，闹到乡政府、县政府，少说也得大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元钱来和事，基层干部包括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形象也很到位：不肯花小钱抓药，就要花大钱买棺材。

（六）与民族传统和国际形势有关。农村社会问题有些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有关联的。比方说打牌、封建迷信、宗族房头，这也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糟粕和传统劣根。湖北内地乡村社会问题与国际形势有关这话说得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辞和耸人听闻了呢？没有。过去讲阶级斗争有句老话：“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如果你觉得这句话过时了甚至好笑了，那就说明亡我之日不远矣，因为我们失去了应有的警惕。近些年，我们基层组织的人员力量因精减而有些减弱，我们的基层干部因转变职能而留下一些工作空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迅速占领了，真的，一些组织和非法组织占了我们的空档，听说他们就像共产党当年闹革命一样，一家家上门，一次次谈心，病了床前来慰问，穷了伸手来帮助，苦了听你倾诉，惑了为你解答，他们很容易赢得群众，也很快地发展了群众。我们绝对不可以低估了他们的能力，更绝对不可以任其发展而泛滥成灾。古人说病在皮肤还好治，病入骨髓就危险；大风起于青萍还好防着，大风怒吼在山口就没办法了。

几点思考

（一）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社会稳定,把平安建设放在农村工作“压倒一切”的位置。农村社会稳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农村工作“压倒一切”的大事。我们通常说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现在看起来，致富一方不大容易在一任时间内完成，但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那是最基本的职责。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吏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稳定，我们在戏剧和小说中看到最多的是县官、府官、八抚巡按查案断案。新的时代虽然赋予我们共产党人更多更重的任务，但保一方平安仍然是一件最大的事情，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一切都搞不成，而新的时期不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使稳定工作不但不比从前轻松容易，反而越发显得艰巨繁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力，实际上我们上级组织只是在半空中挥舞着这根大棒，真正打在人的身上还很少，即便打着了，也只是像草原情歌里唱的“轻轻地打在我身上”。我们的很多领导都喜欢当好好先生，每到否决的关键时候，总像“观音老母”出来解救。我们要求下一级党政组织对综治工作高度重视，首先要自己高度重视手中这一票否决的权力，真正做到谁管的地方不稳，就让谁带的帽子不稳，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就要追究严重的责任。因为稳定无小事，小也是财产万千，大便是人命关天，更大则是关乎共产党的政权。作为基层党政主要领导，应该自觉的把地方平安建设当作第一大事放在心上（重视），摆在桌上（研究），穿在脚上（深入），拿在手上（处理和解决问题）。要经常下去倾听老百姓对社会治安方面的呼声，要把最起码的基础性的工作做到位，要及时解决突出问题，要着力整治重点地区，一年要为社会稳定办一两件大事，特别是要解决一两件部门急需解决又不能解决的难事。领导高度重视与否，不在领导自己的介绍中，而在综治专班的感受中，更在老百姓的口碑中。

（二）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农村出现的新的矛盾。近几年农村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与新的农村政策有关联，其中大部分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引发的，也有一部分是政策落实带来的。所以我们要在政策落实上狠下功夫，尽量避免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同时，也要积极预防和及时化解政策落实后产生的新的矛盾和问题。当前特别要做好农村土地政策的落实工作。一方面是国家征用土地的补贴既要补到位，又要监督和参与把钱补到老百姓的手上。国家（政府部门和下属公司）不要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乡村集体也不要与民争利，揩老百姓的油。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要继续做好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没做完的要赶紧做彻底，走了过场的要自觉补火甚至返工。真正做到确权不漏一人，确地不漏一块，发证不漏一户，特别要保障外出打工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益。在此基础上，既要积极更要稳妥地做好土地流转，一定要坚持承包主自愿、流转有偿并规范手续的原则。真正把土地政策落实好了，农村新出现的矛盾和纠纷将大大减少，目前农民扯皮最多的就是这一大块。二是把党的惠农政策和减负政策落实到位。不该找农民收的坚决不能收，一分钱也不能多收；该发给农民的一定要足额地、及时地、一家一户地发到农民手上并让农民签字。三是把握好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政策。省委省政府虽然开了这个口子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筹资筹劳，但有明确规定，一定要议，要让老百姓同意、愿意，这是必要前提，必须坚持。县乡两级务必要派得力干将把好这道易攻难守的防线，否则麻烦多多。四是理解债务化解的政策。一方面坚决执行“暂不收历欠”的纪律规定，不理解也要执行，另一方面做好债主和其它老百姓的工作，还一方面积极地寻找化解债务的新的有效途径。五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上一碗水端平。六是必须做到实行村务公开尤其是财务公开。乡财县管要真正管住，确保老百姓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农村政策落实中的问题，县乡两级要有主要领导负责和专门班子具体抓。要勤于调查、深于宣传、乐于接访、善于解释，敢于监督、严于查处，真正把因政策引发的一些新的矛盾和纠纷解决在基层。同时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在研究制定农村政策时，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难度和它带来的社会风险系数，好政策如果带来大麻烦就不是好政策。还要充分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尽量不要左右摇摆，更不要前后矛盾，甚至互为否定，老百姓最怕农村政策变来变去，基层干部对此也是心有余悸，所以上面也应该在制定政策上把好关。这样上下联动，真正让党的政策发挥更大更好的效益，实现农民受益和农村稳定的双赢局面。

（三）保持严打高压态势，集中整治突出问题。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最厉害的举措、也是无产阶级最有力的一招，就是要严厉打击各类犯罪分子和敌对势力。打要严，有的地方犯罪份子、黑恶势力包括土油子气焰为什么那么嚣张，根本原因就是打得不严厉。我们一方面要尽量减少社会的对立面，另一方面绝对不能容忍社会的对立面越来越强大和越来越嚣张。我们不能做到除恶必尽，但我们能够做到打恶必严。我们就是要把犯罪份子包括那些横行乡里的乡霸村霸打到撑不了腰、抬不得头、喘不过气。与此同时，农村一些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是盗窃治理，既然是农民最伤脑筋的事，我们就要最动脑筋去治理。这么强大的工具对待几个小毛贼也没有办法吗？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二字，认起真来谁不怕？第二是和的治理。只要我们深入到群众中去，摸清情况，找准典型，打击起来是并不太难的。第三是吸毒贩毒的治理。贩毒的当然要严厉打击，吸毒的怎么处理？戒毒所少，吸毒人多，没地方装，更没那么多钱补贴。这件事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要从源头上下功夫，我们治理的速度一定要超过吸毒扩散的速度，否则吸毒蔓延农村，后果不堪收拾，新农村建设便无从谈起，有了成果也将毁在这上面。第四是组织打击和治理。一方面可以归到前面说的严厉打击范畴中，另一方面要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老百姓包括基层干部的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这件事绝不可以为是“一群中老年妇女的事”和“一些贫困地区的事”而等闲视之，这是和平时期先争夺群众再争夺政权的你死我活的最大敌我矛盾。至于农村宗族房头、封建迷信、还有等等社会问题，也应排查整治。在所有专项治理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把握分寸，讲究策略，严宽有度，务求实效。

（四）完善群防群治体系，确保基层工作经费。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组织体系、特别是群防群治体系和工作机制因近年的改革受到一些影响，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时代总是前进的发展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与时俱进。调查中发现基层有很多新的有效的作法值得推广，有一些也在全省或市县推广之中。比如有的市构建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一是以村、组、户为基础，建村调处中心，把大量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屋场里”；二是以乡镇司法所为依托，几家政法单位联合办公，建乡调处中心；三是以县市面上区为平台，综治牵头，从政法部门抽人组建县市区调处中心。再比如有的州推广治安中心户的模式：他们按照村民彼此间的地域关系、经济关系、亲情关系和邻里关系，划分治安小片，民主选举治安中心户长，中心户长老百姓看得见、喊得应、管得住，主要职责是“报信”和“劝和”两项，对中心户长进行精神激励、有功奖励，还有点小权力，中心户长能在征兵初审和民用爆炸品购买许可上盖章。基层反映这种模式很管用。还有采取骨干联防、邻里协防、村民自防三防和村周查、乡旬查、县月查三查经验，还有的成立季节性和区域性巡逻队的经验，还有一些地方十户联防、万名报信员等等一些作法，都很好。现在的问题是，农村综合治理基层组织体系、农村社会治安群防群治体系、还有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和这些方面的工作机制要迅速健全和完善，在各地探索的基础上，还应该有基本统一、基本规范的体系模式和工作模式。调查中，各地反映较多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人少了。人的问题是否可从三方面解决，村里可以从群防群治中补充力量，乡里可以整合综治、司法、法庭、派出所还有等方面的力量，一些警员太少的地方还是要增加力量。二是钱少了。我们认为，农村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还是应该政府买大单。公共财政经费是干什么用的？首先要保稳定。应该在转移支付里解决，省财政要纳入进去，每村平均1000元。还应帮乡镇解决一点。县乡两级也要出点钱，并且一定要纳入财政预算。老百姓那里，不能作规定，可以作探索。比方说有的作法就很好：一些种养大户联合起来请巡逻队保护他们的财产，一些出外发财的农民联合起来请护村队保护他们的家小，他们愿意出钱又怎么不可以呢？最近，中央综治委发文要求，“通过财政支持、有条件的集体资助和村民在‘一事一议’范围内自筹等方式解决群防群治组织运行所需的资金”。经费保障是一切新体制和新机制的生命保障。这也是检验领导是否重视平安工作的关键条款。有钱多投，缺钱少投，不能不投，老百姓说了，这是抓药的钱。关于基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和工作经费的问题，有两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一是农民负担不能因此增加，二是乡村干部不能因此增加。也就是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但也要保证起码的两条，那就是保证基层有人管事，有钱办事。这也是确保农村社会平安稳定的两条底线。

（五）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党的政法队伍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应该说这是一支特别能吃苦也吃过很多苦、特别能战斗也取得了太多胜利的队伍。新的时期有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些问题和一定的差距，还有很多的很重的建设任务。不断地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也是政法队伍建设的一门主课。老百姓反映较多的是一个罚字。凡是一罚了之，有很多事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就如同有人中箭了，外科医生拿剪刀把身外之箭剪断一样无济于事。而有的地方好象还罚轻了，有的地方却又罚乱了。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也不仅仅是政法队伍一家的事，整个农村社会综合治理工作都有这个必要。

（六）营造良好综治环境，形成齐抓共管局面。特别要营造成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教育环境。家庭教育要引导改善，既要爱，更要教，既要望子成龙，更要教子成人；学校教育要从应试中突围，要突出德育，突出做人的教育；社会要加强对网吧、录像厅、电影院、歌舞厅等场所的管理，尤其要严格管理网吧。要强化八荣八耻的宣传，不要一阵风，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宣传，要大力弘扬社会正气，表彰见义勇为的英雄，表扬身边的先进人物。也要帮助失足青少年，帮助刑释人员和一些特殊群体，给他们一定的改过自新的时间和空间。这里要特别提到，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定要关心照顾好农村空巢老人和空巢学生的安全和生活，切实为他们服好务。农村社会综合治理，需要党和政府各个部门共同参与，绝对不是公检法司几家的事，更不是公安独家的事。农林水电土，科教文卫计、组纪宣、工交建、青妇兵等等，各部门都有责，各部门都要尽责，农村社会的平安，大家都会共享，大家都要共建。这是综合治理的本义，也是和谐社会的标志。

（七）切实做好当前预防性的工作，确保老百姓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建议一打二查六防三加强，一打就是春节前来一次严打，给犯罪份子震慑，让农民群众放心。二查就是开展春节前农村社会治安排查和重点查，排查要各方面查到，各乡村查到，重点查要对重点人、重点部位、重点片区、重点事情一一查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处解决问题。六防是防火、防、防偷盗抢劫、防重大交通事故，防重大生产事故、防重大。每一防都要具体的措施，有的要有处置预案，有的还要进行模拟演练。三加强就是加强春节期间农村社会治安的调查研究，加强这一时期农民群众的接待和处理，尤其加强这一时期农村政策的落实。要抓住外出民工返乡的绝好机会，把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把惠农补贴发放、把可以理清的集体与农户间的债权债务等等一些平常不好做、没做好的工作抓紧做好。有句广告词说关键时候怎能感冒，春节是一年最关键的时候，是最能检验我们的战斗能力和工作成效的时候，我们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想到位做到位，让老百姓过得欢乐祥和，感到高兴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