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文化交融与中原文化认同

中原文化向来不是孤立的文化，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发展自己在此之前就已开始，但这个趋势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变得越发明显。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一反单纯的形象，混合进来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如下：第一，中原文化新出现的陶器种类不下十几种之多。其中有的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有的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还有的可以追溯到长城地带的北方。第二，石器制作技术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其中不少是来自东、南方的因素。第三，中原地区出现连间区建筑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见于大河村遗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便已流行这种建筑了。第四，在中原地区，目前仅在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见到厚葬的习俗，以及用随葬品和葬具、墓葬规模、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等来表现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岭文化、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和红山文化这一连串的周边文化里，它们已经很明确地存在着了。其中，对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大汶口文化。第五，在周缘文化中发现的刻划字符，极有可能对日后中原文字系统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龙和其他动物造型，以及琮、璧之类玉器所体现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原文化及其后续者所继承。

伴随文化面貌的日益繁荣，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日渐超越周边文化的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这一点可以从中原龙山文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反映出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时已经衰亡。曾经被石家河文化占据的豫南地区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势力范围；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败，城址上却出现了以瓮棺墓地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东面的龙山文化依然强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现了一个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类型――造律台（位于今商丘永城西南）类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汲取周邻文化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来因素分出层次的话，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显赫。如玉器、象牙器、宝贝等，一进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层社会的专用品。其实，标示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礼器，绝大部分并非中原土产，其形制皆源自对沿海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

很明显，中原文化强盛起来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盛极一时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辐辏之地，在史前文明的丛体里，它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方便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终至后来居上。反之，其他地方文明由于处于地理上的边缘，信息不畅，从而导致了它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甚至被中原文化吞噬。

中原文化的凸显，不仅为以后三代文明准备好了地域舞台，还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在这个格局大势中，中原兼收并蓄各方好的东西，为我所用，它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来因素的大度心理，也因此得到其群体的认同。所以，中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辐射四方，这在人们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深刻烙印，譬如外服制度、“中国”的观念等，也决定了中国历史以后几千年的基本走向。

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文明将史前文明的发展推入鼎盛。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部落集团，它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成为实力强大的古代文明的中心。传说中的中华文明史是在中原地区展开的，而它的开始则是几个不同地域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和随后带来的融合。黄帝居中，炎帝居西，蚩尤居东。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首先战胜了以炎帝为首的西方部落联盟，随后又在阪泉之野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东夷部落集团，最后三族融合，构成了华夏民族的最基本部分。从考古学上看，中原龙山文化源自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源于大汶口文化，两种文化分属于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曾有不同的发展轨迹，而最后两者熔于一炉，成为夏文化的先驱。

夏文化是中原原始文化向外扩展的结果，又是文化向内融合的结晶。当然，其融合不仅包括东夷文化，还包括诸如黄河中上游的大地湾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考古发掘证明，旧、新石器时代我国境内考古学文化星罗棋布，但他们又最终汇于中原，并且“从中原地区，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①

三代时期，中原文化的融合首先表现为夏商周人之间统治地位的更替和彼此之间文化的同化、继承和发展，在文化上表现为后者向前者学习，文化落后的一方向文化先进的一方靠近，最终融为一个文化体系。其次表现为中原文化的不断扩散和同周边羌戎夷越人的文化融合，持续不断的中原政权的对外扩张战争是促进这一时期文化传播和融会的主要手段。

在夏代，以河南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晋南属先商文化的东下冯文化之间相互影响较大。两者是在各自地域上的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两种文化，各有渊源，各具特征。但由于它们同时并存，分布地域相邻，故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双方都在不断地吸取对方的精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东下冯文化所出的大口尊、小口尊、单耳罐、四足鼎、盆形鼎、爵等器型，在二里头文化和当地龙山文化的遗存中经常见到，这可能就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产物；二里头文化二期所出的鬲，既不见于二里头一期，也不见于当地龙山文化的遗存，而多见于东下冯文化，它是受东下冯文化影响的结果。显然，夏代文化也是在不断地与周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契机等各方面的原因，以炎黄为核心的中原华夏族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中，一开始就走在了周边各部族的前面，并一直保持了这一优势。比较先进的华夏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了纽带作用。

文化融合向来是双向的，文献记载也印证了“四夷”对夏文化的影响。《竹书纪年》记载，帝相死后，相之子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方夷”即东方的一个部族。“四夷”献舞此后就一直没有中断。所以《后汉书・东夷传》云：“自少康以后，（东夷）世服王化，遂宾于其门，献其乐舞。”

在商代，我们同样能看到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融合的痕迹。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看，二里岗文化的影响至少波及到湖北和江西。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城垣的筑法、宫殿基址的形状和郑州商城基本相同，其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与骨器，与郑州商城出土物也大致相仿。尽管其地方特征明显，但受二里岗文化的影响也甚为明显。而1979年在罗山商代息国贵族墓中发现了更多南北文化融合的证据。其墓葬制度和随葬品基本上与中原商文化相一致，但出土的部分铜器又具有典型的南方特色。息国作为商王朝南部的方国，表现出这样的文化特征，正说明商王朝以息国为桥梁与南方文化有着密切的来往。

殷商王朝后期，商周文化的融合已全面展开，周民族在古公父时，为联合商对付少数民族的侵犯，开始臣服商。姬昌继承王位，商纣王曾封其为“西伯”。后来姬昌在姜尚的协助下，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向商王朝发起进攻。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经过牧野之战，灭掉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由于周王朝曾是商的一个方国，政权建立在商王朝的基础上，所以在商周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最终融为一体。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中原既是争战的中心地区，又是华夏民族融合的中心区域。不论是春秋时期的争霸战，还是战国时期的兼并战，都加速了各国人口流动和重组，于是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原来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因战争影响，不少人迁居长江、淮河流域以及北方各地，而许多蛮狄戎夷族人则进入中原地区。

当时中原诸夏自居于一种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是以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②表明华夏族已经形成以中原文化为文化正统的认识。春秋时代曾有“用夏变夷”之说，中原诸夏的征服扩张过程，也是华夏文明向四周辐射的过程。在频繁的文化交往中，华夏族的许多典章制度、哲学思想、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以及神话传说逐渐传向周边各民族，并为他们所吸收，以致不少周边民族通过“移风易俗”而最终融合于中华夏民族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剧烈，所以有文人感叹：“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③这种感叹反映了文人对中原文化命运的关怀和担忧。但它又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在所谓“南夷”与“北狄”的交侵中，“南夷”与“北狄”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熏染，而中原民族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灵感。所以，“用夷变夏”的过程又是中原华夏文化不断融会周边文化的过程。如女娲、瓠（）原是南方苗蛮集团的神祗，但在文化交往中，被中原文化吸收，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中原诸国则出现了“杂用夷礼”，④甚至向“四夷”学习的现象。其中以赵武灵王进行的“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最有代表性。约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改革军队，提倡“胡服骑射”，放弃中原宽衣阔袖不便作战的服装，赵国由此变得强大，中原各国发现了“胡服骑射”的优越性后，纷纷效仿，“胡服骑射”则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迅速推广。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随着文化认同心理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四海之内，若一家”⑤的认识，奠定了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⑥的大一统文化格局。

注释：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礼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荀子》：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⑥《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出版社）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