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摘要】受“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当代的历史纪录片与传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相比，在记录方式上凸显了“细节表现”、“口述历史”和“情境再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新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历史纪录片　叙事策略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书中提出“影像史学”(“historiophoty”)的概念，即历史和史学思想如何通过视觉图像和影片叙事来表达，并思考了由书面表达的历史在转换成视听历史(visual-auditory)时是否会有内容减损的问题。以此对传统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描绘图像依赖文字和叙事依赖书写的现状提出挑战。

中国早期的历史纪录片官方色彩很浓。基本就是把一些散落的历史碎片以某种观念糅合在一起，着重回顾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领袖和精英的丰功伟绩。大都采用大量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外加人物访谈和遗址的空镜头等模式，当缺少所需的影像资料时则配上大量的解说词。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欧美思想界兴起的一种文化理论和批评方法。20世纪末，西方纪录片工作者受其思潮影响，开始转向回顾历史的“新纪录电影”的制作，如朗兹曼拍摄的《证词》。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思潮被引入中国，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文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以后逐步渗透到纪录片中，推动了中国“新纪录片运动”。

新纪录片通过一种平民视角和纪实手法。对过去的纪录片进行了反思，但由于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过多注重个人情怀表现，沉迷于个人化的实验，而忽视了对历史本身的关注。

当代的一系列历史纪录片开始反思“新纪录片运动”，改变了传统叙事模式，踏上寻找历史的新征途，并得到了受众认可。如《故宫》《失落的文明》《清官档案》《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一个人的龟兹》等。具体而言，“细节表现”、“口述历史”和“情景再现”是这些作品所采用的三种主要叙事方式。

一、细节表现

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逸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至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方面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一。在“诗学”的意义上对待史料促使中国文献纪录片在叙事策略上发生了重要转向，中国近20年的文献纪录片从宏大叙事走向个人视角、细节叙事就是这一转向的具体体现。

如《大国崛起》、纪念改革开放纪录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及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拍摄的《百万雄师下江南》《我们的国歌》等重大题材历史纪录片都特别注意从历史资料中寻找历史细节，寻找那些观众没有见过或很少看见过的影视资料，并尽力从司空见惯的老资料中寻找历史细节。赋予老资料以新的生命。注意通过典型人物，以小见大。结合大历史的宏观背景叙述与细节描述，突出纪录片的张力及表现历史的开合度。

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梳理的同时具有充满悬念的好看故事，即善于发现和放大历史问题的疑点和争议，具备解密性。近些年拍摄的《新丝绸之路》关于解密性质的细节叙述则更是贯穿始终，第一集《生与死的楼兰》中探索一片埋藏着一千口棺材的小河墓地，解析沉睡千年的小河公主的身世之谜，还有随葬物品等勾勒出4000年前祖先的生活场景；《再说长江》中将大量镜头对准同饮长江水的普通百姓，如舀起大江源头第一瓢水的布尕玉一家的生活图景；玉树新寨村一名70多岁老人宗西用108块玛尼石放人流向通天河的溪水里表达美好的祝福；丽江古城居民李实借用自家院内的激沙沙开办民居客栈等等。这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都很注意通过细节来叙述和展示一段历史。“细节的真实”很容易吸引观众对历史的兴趣。也使得历史本身真实可感。并具有了一种美学意味。

二、口述历史

传统的“宏大叙事”经常忽视普通民众的声音，新历史主义思潮倾向于认为“历史”是由各种声音和各种形式的权力讲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新历史主义把“言说”历史的话语权交给了普通的生命个体。在文献纪录片创作中，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历史”转向“记住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人朗兹曼拍摄的《证词》被普遍认为是这一转向的代表作。

虽然拍摄《证词》时，朗兹曼已经能够找到大量关于犹太人被大屠杀的活动影像资料，但他有意回避了这些现成的素材，转而使用采访当事人的手法，通过当事人的口头叙述将“历史再现于现在”。在长达9个多小时的《证词》中，没有使用任何视觉史料或档案材料，过去的事件完全是通过受访者时断时续的叙述“再生”的。自《证词》开始，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策略被大量的文献纪录片采用。

近年来。在我国拍摄的《故宫》《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和《一个人的龟兹》等等纪录片中，历史不再由少数权威的人士叙述，普通民众也参与到了历史叙述中，这种记录“普通人嘴里的历史”的叙事策略，通过口述者个性化的语言、独特细腻的视角对历史人事细节化的描述，往往能够还原历史现场氛围，给观众真切的历史现场感，这正是口述历史纪录片独特的魅力之所在。

“口述历史”抛弃了过去全知叙述的手法，通过一个人的视角去看待历史，重新叙述历史。并且观众也感觉到了和他们更为贴近的历史，纪录片中主人公所叙述的历史，仿佛也就变成了自己的历史，而过去的“宏大叙述”中的“历史”似乎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总是相隔遥远。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的《讲述》，湖北电视台的《往事》，香港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都将口述历史视作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它把肖像式的证言与相关的视觉材料、现场拍回的素材、旧的新闻影片、照片、有关的档案材料和图表等组接在一起，互相印证，在对语焉不详的视觉材料进行重塑的同时。这些访谈在叙事的架构中本身也被重新定位。当然，讲述者的言词仅是作为一种见证而被引述，并非终极，只是一种被历史合力所构建的可能存有“偏见”的“声音”，但可使历史相对完整和客观，挖掘历史潜在的多种可能性。

三、情景再现

历史纪录片虽然不是新闻制作，但作为历史题材，其具有历史的新闻性，同样要求遵循用事实说话的规律，这就要求“真实再现”。纪录片中能否使用“真实再现”，“真实再现”是否背离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学术界和业界一度争论不休。反对者认为，“再现”掩盖了对历史真相的把握。“真实再现”历史也一直是历史学家头疼的事情，因为历史已经过去，完全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确实很困难。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的存在”和“历史的本文”永远不存在真正的对应和对等关系。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历

史”，是经过了取舍甚至删改的，它取决于写作者的修辞态度、解释方式、解释角度与价值立场。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历史话语其实早在叙述前就已经先行选定了所需要的某一种或几种“先类型的情节结构”。即是说，历史话语也离不开“情节设置”，与文学话语一样，历史话语所采用的也不外乎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这样一些叙述程序。

历史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所追求的不只是历史场景的简单还原，而更多的是一种意向性的表达，是一种历史时空、历史氛围、历史心境的营造。创作者对其加以合理想象，构造并摄取与该信息形态相似的场景。把当时的历史场景、地理场景和人物面貌通过摹拟的方法，再现于观众面前，既可以展现宏大的历史背景，也可以营造过去时空中具体的生活场景。

现在纪录片采用的“情景再现”。指运用新闻性、纪实性、艺术性相结合的多元化电视语言。利用场景模拟、演员表演等表现手法再现历史，营造一种“逼真的”历史情景和历史氛围，以弥补创作过程中影像资料的不足。其画面往往处理成黑白或泛黄的怀旧色彩。或者将彩色画面进行模糊或虚化。使其与清晰的实拍镜头区别开来。同时大量采用晃动镜头和慢镜头等非常态的镜头运动方式，以此唤起观众的格外注意和心理感应。当然，“情景再现”在历史纪录片中不能孤立使用，它需要同人物访谈、故事内容和文献图片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并且，还需要借助“蒙太奇”的镜头转换，将历史和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纪录片《故宫》就大量采用了“情景再现”的叙事手法，模拟古代操作科学仪器的方法，展示古代工匠雕玉的过程，重现明清皇帝登极大典的盛大场面以及万人运石、古玉的开采等场景，让观众如临其境。

同时，随着影视制作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合成手段极大地丰富了真实再现的技术手段和艺术表现力，《郑和下西洋》《新丝绸之路》《故宫》《圆明园》和《大国崛起》等都使用了大量的电脑数字技术。比如《圆明园》通过数字技术还原了很多当年圆明园的盛景。将这些以前靠想象完成的“奇观”真实地复原在人们眼前，《大国崛起》用电脑特技复原了大量重要的历史瞬间等。

在思潮多元的今天，新历史主义似乎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但其催生的上述的这些叙事策略，逐渐被我国的纪录片人士接受，并一直延续，在受众中取到了很好的效果，促进了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