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对比中正视汽车召回

国内汽车召回制度实施已有十年，然而舆论的导向却令这种企业对产品负责的行为被妖魔化，不少人误以为召回数量的上升意味着产品质量下降。其实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隐瞒产品存在的缺陷而不去召回。

从2004年10月1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到2012年10月10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对外，再到2013年1月1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正式执行，中国汽车召回制度已经实施超过十年。截至2014年，我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该制度实施以来，我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827次，涉及车辆共1887万辆。而这一数字，相比美国2014年超过6000万辆的召回记录，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数字上的差距

国家质检总局近日对外称，2015年上半年，共涉及汽车召回124次，涉及缺陷汽车293.14万辆，召回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55%。其中，受质检总局缺陷调查影响实施召回活动55次，涉及缺陷汽车187.62万辆，占2015年上半年汽车召回总数量的64%。

中国汽车市场召回次数和召回数量已呈现出增长态势，这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说明随着中国汽车消费行为日益成熟，购车的消费者正变得更加挑剔和专业，直接反应就是比较稳定的年投诉量等级（见图1）。但这还远远不够，虽然随着国内召回法规的日益健全，车主积极投身维权行动，但在最有说服力和实际检验意义的召回数字上，中国还远远不及国外发达汽车市场。即使抛开因为高田安全气囊和通用点火门而致使美国车企全年召回量飙升的2014年，我国十年来累计的全部召回数量，仅相当于美国某一年的总召回量（见图2）。

不过，我国汽车召回制度才实施短短十年，而美国早在1966年就开始对缺陷车辆实施召回，所以在召回数量上望尘莫及也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参照从1992年开始进行汽车召回的韩国，其在当年只召回了1100辆，无论是汽车厂家还是车主对召回的认识都不甚清楚。但随着政府对汽车安全的要求更加严格，车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召回数量就走上了不断增加的过程。

召回的实质是企业对自己的产品负责，是一种正确的行为。而且，除非是发动机、变速器等重大问题，一般召回到4S店一个半小时就可处理完毕。然而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召回”却被妖魔化了，变味成了“厂家不负责”、“产品质量不过关”的象征。甚至一些车主以自己的车辆被“召回”为耻。汽车召回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汽车企业隐瞒产品缺陷不召回。如果消费者单纯因为召回规模较大而因此认为该车企品质水准差，那就会给本就不愿意花费巨额召回成本的车企又一个理由去隐瞒产品缺陷。如今召回数量的升高并不是说汽车质量下降了，而是说明公众的质量意识提高了，是一个好的现象。未来，中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还将呈现增长的趋势。

处罚力度远远不足

48年前，美国著名消费者维权活动家拉尔夫・内德曾在自己的调查专著《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当中对美国交通事故高发不止的成因有过一段总结，他说“问题的本质在于，在有关部门不能强有力监管、市场竞争不够规范的环境下，公众根本无法获知在售车型真实品质及安全表现，而一些业内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在关键时刻也保持沉默。”

这反映的是当时美国车辆事故的症结，但放到今天，也部分反映了中国的现状。尽管中国汽车召回制度的进步有目共睹，但遗憾的是，车企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可以主宰自己在召回方面的命运。比如，速腾“补丁式”的召回，虽然引起车主的大规模抵制，却完全没有相关部门介入或发声。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中，只有针对诸如不配合缺陷调查、不停止生产缺陷产品、拒不召回等行为进行处罚，而并未提及对召回处理不当的处罚措施。

如果连政府监管部门都不给消费者撑腰，那么不幸购买到缺陷汽车产品的消费者该找谁去维权？从成熟汽车市场的形态来看，正是有法律和政府监管机构的强大后盾，消费者越来越成熟，对汽车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的投诉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日前，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因菲亚特的召回处理不当，没有在适当时间向车主发出警告以及维修护理不足，对其罚款1.0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1亿元）。除此之外，处罚措施还包括要求该汽车制造商回购召回车辆并接受独立审计。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律机构也能祭出一张数亿元的惩罚性罚单？严厉的惩罚措施才能够真正刺痛那些不负责车企的神经，并进而影响普通民众的消费决策。

在美国，对不实施汽车强制召回的厂家罚款标准高达1500万美元，而厂家隐瞒严重质量缺陷及真相的，负责人可能被判处15年的徒刑。在日本，刻意隐瞒缺陷不召回汽车也是重罪，最高可处以2亿日元罚款，相关负责人也可能被判刑。虽然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已经对拒不召回的企业提高了罚款额度，可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但针对不按备案计划实施召回的罚款，最高也就100万元，在这方面的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起不了多大的威慑作用。

现在看来，普通车主的维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维权当事人的消费者仍需要理性地参与市场，至少应当正视“召回”行为，而不是一味地否认。消费者成熟的消费行为和维权意识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最终也能倒逼车企加强行业自律，别在全球召回中区别对待中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