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诗学的生成之路

摘要：儒家将道德实践和圣贤之“文”相结合，使“道德文章”成为衡量圣贤和君子的重要标准。沿着文统、道统以及政统三大主线，梳理出儒家道德诗学的理论生成之路。从尊重创作主体的人格诉求，到德言一致和文行相符的实践，最后到树立道德文章典范，肩负起社会和人生的职责，赋予实践精神以美学光辉。

关键词：儒家 道德诗学 生成

有关道德伦理的阐述，早在先秦诸子的许多典籍中就已普遍出现了。而《诗》、《尚书》、《礼》、《易》、《春秋》五经，更成为儒家道德思想体系的源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弘扬道德作为社会职责，并确立了道德的无上地位，以至于孟子坚信道德能够有效消解一切社会矛盾，他所讲的“仁人无敌于天下”，实际上是脱胎于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当时的儒家看来，道德是治世安邦的根本性力量和途径。但是，孟子在残酷现实面前，道德功能的信念也似乎产生了动摇，指出“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流如杵也！”历史警示儒家，从统治者到黎民百姓都要进行切实的道德修养，才能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中庸》中曾提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还指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仁、智和勇成为人们道德修养的三大内容，也成为天下太平的德性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相比于刑罚和礼乐教化，道德教化更能培养和树立人们的道德自觉性。因此，儒家最初便对道德修养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同时指出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为后世儒家道德诗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道德内化：自我修养

儒家为了论证其道德学说的正确性，构造出了一些权威的道德信念的人物典范，这些人物典范都能够在儒家经典中找到其蓝本和根源，比如尧、舜、禹、汤、文、武以及周公等人。儒家相信，或企图让人们相信，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通过人格力量的榜样作用，能够实现社会核心价值的构建，进而解决社会矛盾。先贤所制定的宗族礼法等制度在规范社会行为的过程中，其精神价值一旦融入人们的内心，那么便可以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和自觉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经此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将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这个秩序有内外之分，内在的就是人心，而外在的就是社会。

但是，西周以降，礼崩乐坏，孔子意识到圣王的事业已经成为历史，若想复制只能是一个泡影，尧舜禹这些先贤大圣都是德性和时命的最佳结合者，他们的人格之峰高不可攀。所以孔子明确指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成为圣贤，是最高人生理想，但可望而不可及。但是成为君子，还是可以实现的修身目标。孔子指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就是说，求仁得仁，但是要求之于自己。仁并非外在客观事物，它是内在的、无形的、固有的东西，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德行的自我修养，通过自身向善之心就能够实现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成为君子。换句话说，个人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实现，是德性智慧的基础，也是成为君子所必备的条件。孔子不承认也不认为自己是圣贤，而是将自己定位于君子。他之所以如此认为，和先秦儒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生存悖论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孔子对那套被保存于历史文献中的西周礼乐制度推崇备至，并将之视为最高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历史现实清楚地告诉了他这套礼乐制度只能作为一种观念性的社会秩序，已经没有再次复原它的历史条件了，所以他将希望寄托于人们的自我修养，实际上，这种自我修养就是对观念性的礼乐制度的自觉肯定和躬身实践。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信从的不单是周朝之“文”，也包括夏商时期的“文”。只不过周朝历史距孔子最近，而他所接触到的历史文献最早也始于周朝。孔子对周公的无限敬仰，荀子视周公为第一代大儒，这些都指明了儒家思想之根源。换句话说，儒家思想根治于礼乐文化，西周思想为先秦儒家奠定了政治哲学和道德伦理的思想基础。

二、道德外化：躬行君子

我们已经知道，在春秋时期，礼乐文化已经没有其存在的根基，只能成为观念性的社会制度，《论语・子罕》中就曾明确讲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就是说，这些观念只能以典籍的形式被保存于《诗》、《书》等六艺之“文”里。换句话说，根据朱熹对上段“文”的注释，可以知道，孔子所讲的“文”并非一个抽象的哲学性概括，而是有着非常明确的价值诉求和指向的。“文不在兹乎”中的“文”的内涵实际上指的是儒家之道，具体来讲，就是指先贤圣哲建立的礼乐制度和与之相应的文化观念体系。于是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孔子周游列国受挫之后，回到鲁国讲学，并以六艺经传等文化典籍为依据进行道德自我修养，具体分为四科，即德行、言论、政事和文学，将“道之以政、齐之以德”的理想外化为个人的道德实践、自我修养的同时，要做到“躬行君子”，就是切实实践先贤圣哲留下来的那套观念性的礼乐制度和文化观念。

如此一来，儒家的道德实践和先圣的“文”结合了起来，也是儒家诗学形成的开始。《淮南子・要略》在谈到儒家的形成时，有着这样的论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修成康之道”和“修其篇籍”，是指孔子正本清源，理顺脉络，创立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构架的儒学体系。“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就是指孔子致力于“克己复礼”，承袭先圣之文化传统，进行礼乐教化。所以，《论语》中子贡所说的“夫子文章”，实际上就是先圣建立的礼乐制度和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汉书・艺文志》在谈到孔门儒学的事业时，这样讲道：“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张舜徽按语说：“此言古之圣哲，皆坐言而可起行。或以事功垂诸百世，或以言教传之千载，终有不可磨灭者在也。”由此，在躬行君子的过程中，“道德文章”便开始成为儒家人格的代名词。儒家道德诗学形成的理论逻辑也就在于此。那么这种理论逻辑背后包涵着什么呢？《论语》中讲道：“志于道，据于德”，所谓“志于道”是立足于总体根源向下讲，而“据于德”是立足于人的自觉性上讲，前者重在场域的兴发，后者重在自我意识的唤醒，两者合为一体，同根同源，形成互补。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侧重点，在于它的生长义和创造义，不在规范义和限制义，它所强调的是“性命天道”的彼此互通。因此，这就代表着儒家道德诗学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践性，也代表着儒家自始就具备道德践行的精神，他们的追求可谓普遍而高远，绝不如我们所理解的拘泥于做纯粹的师儒。

三、道德升华：社会使命

儒家道德诗学，不仅能够从个体角度出发来指涉其学识学问和道德修养，还能够从历史文化角度出发，视其为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文学成就的集合体。这里特指一名儒者的道德修养和实践，思想水平和文艺成就等不同要素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具备实践的精神品质和持久性的社会影响。由于儒家诗学中所讲的“文”是文统、道统和政统三者遵循“内在目的论”的规律集合而成的一个有机体，就好比是一种伦理美学。儒家诗学又以“以人为本”为主旨，以人为根据，重视人的道德人格，而道德人格的外在显现就是儒家之美。儒家思想对于文学家的道德修养之意义主要体现在，将个体生命上升为儒家道德的生命，进而承担起社会和人生的职责和使命。“夫子文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道德和生命的相互转化，集于一身的道德人格的外在呈现，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就是道德实践的美学呈现。

孔子创建儒家学说，以仁义礼乐为理论指导，以树立君子风范和圣贤人格理想为根本目的，将道德、文学和政治有机结合，希望维护古代先贤所建立的和谐社会秩序，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经过历代儒者的完善补充，道德始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他们构建出一整套完善的道德体系，比如天人合德的理论依据，由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方式，修齐治平的实践范式，乐群贵和的价值诉求。也提出了核心的理论观点，比如，人性善恶的双重规划，望圣希贤的人格理想，躬行自践的实践精神，明辨义利的价值模式。此外还树立了做人的准则，比如，三纲五常，治家之道，处世之道，为政之法。儒家不仅要为己成圣，而且还要成人治平，因此可以说，儒家在强调人格独立的同时，又将之置于社会之上，内在的超越性成为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如此一来，儒家之道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作为一种手段之时，道德就成为了一种工具，要求人们不断进行道德实践，积极构建和谐的内在人心秩序和外在社会秩序，完善儒家道德诗学体系，或者说写出一篇符合道德理想的“文章”。若是这种“文章”在实际层面无法作成时，那么“学作圣人”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更加看重学的过程，而学就代表着他们要遵法天道，修己达人，最后“学以至圣人之道”。这时的道德就成为了目的，而先贤风范就是最高的道德典范，是他们终其一生的实践目标。所以，儒家道德诗学就这样内在而又超越地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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