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风险案件的考量探索

作者：杜豫苏 何育凯 单位：四川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如果不能对药家鑫犯罪行为确定一个契合刑事法律规定、法律精神、司法理念、司法政策、经不起公众判意①［8］考验的量刑刑度，则很可能造成公众情绪的强烈反弹、导致社会撕裂，引发社会危机。梳理归纳上述案例中的司法风险，有八个突出特点:第一，司法风险一旦暴露就会演变成司法危机，严重影响人民法院的社会管理职能:即“化解纠纷、修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功能和通过司法裁判实现社会的法律治理，还原和实现法律精神的法律规制功能”②［9］。第二，风险案件多系重大敏感案件或涉群体性案件。案件的重大复杂敏感性及其涉案主体的群体性特征是产生司法风险的重要根源。第三，多数案件的司法风险属于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风险，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裁判观念、方法、结论不认同或者不完全认同。第四，多数案件的司法风险是基于司法裁判尺度不统一而产生。第五，多数案件属于媒体“过度曝光案件”，司法风险容易被现代传媒尤其是网络传媒在传播中放大。第六，社会公众高度关注案件审判、通过多种广泛参与案件审判，形成了强大的“公众判意”，强化了案件的风险语境。第七，司法风险不仅存在于刑事案件当中，也存在于民事案件等其他类型案件当中。第八，原本缺乏风险诱因的案件可以发展转化成为风险案件，如果法院对案件风险研判及处置得当，风险案件也可以转化为无司法风险案件。

风险认知:准确识别评估

案件司法风险准确识别评估案件司法风险是全方位建构司法风险意识的基础，也是规制司法风险的前提。具体包括司法风险类型及特征描述、诱因分析、危害评估等内容。(一)案件司法风险类型描述1．案件司法风险的诉讼流程分类案件司法风险在每个诉讼流程环节中均可能发生，可大致划分为五类:(1)受理审查环节的司法风险，比如山川林业案、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非诉行政执行申请案立案审查中的风险。(2)事实认定中的风险，包括证据认定风险、司法逻辑推理风险、司法鉴定风险等。(3)裁判环节的风险，包括法律适用风险、裁量(主要是自由裁量)风险。(4)执行环节的风险。(5)申诉、上访缠访案件的司法风险。2．司法风险案件类型分类容易诱发司法风险的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1)政策性案件，包括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落实社会保障、解决工作身份等问题的案件，涉及政府重点工程项目的案件等。(2)群体性案件，包括群体性、集团性、团伙性纠纷案件以及隐含上述纠纷的案件。(3)过度曝光案件。(4)当事人情绪激化型案件。(5)涉黑、涉恶等重大恶性刑事案件。(6)诉讼标的大、利益分歧大，矛盾尖锐的案件。(7)公益性案件。(8)涉及国家政权、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的政治性案件［10］。(二)司法风险的系统性特征描述风险和社会风险是认知案件司法风险的两个基本范畴。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意指由一系列特殊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①［11］［12］，社会风险则是指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司法风险既属于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风险范畴，也属于社会风险的子系统，具有六方面突出特征:1．非常强的社会性存在司法风险的诉讼事件大多与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案件司法风险往往也是公众生产生活中同样遭遇的风险问题。同时，司法风险多系法院说理的社会认同风险。法院说理在和公众裁判观念的互动中，如果所说的事理、法理、学理、情理、文理②，秉承的司法观念、运用的裁判方法、作出的裁判结论不能与“公众判意”契合、甚或差距过大，势必非但难以引起公众认同，还会强化公众集体焦虑，激化公众对司法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影响社会秩序和谐稳定。2．属于“人为风险”③司法风险是基于法官对案件不当研判、不当司法观念、裁判思维偏差、裁判行为以及对特定诉讼事件应对处置不当、言行不当等造成的风险，“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13］。这种风险，既来源于法官对案件事实及其法律适用误判、对分析推理方式误用，也来源于法官对法治精神、相关国家政策以及案件“公众判意”的错误研判。3．高度不确定性司法风险是“虚拟的现实”，其所隐含的危险对于日常司法认知而言是隐蔽和不可追踪的。高度不确定性既表现为风险发生概率的不可计算性，又表现为风险具体内容的不确定性、风险影响范围的不确定性，还表现为风险后果的无法预测性。4．可转嫁性主要表现为涉及民生问题和群体性利益、公民环境权等人权问题的社会、政治领域的风险可以通过特定案件转嫁到人民法院成为司法风险。从近年来的审判实践看，诸如征地拆迁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隐藏的社会风险随着案件大量诉至法院而转嫁为司法风险的现象越来越明显。5．高危性既表现为风险具体内容的高危性，也表现为司法风险容易被特定司法行为瞬间引爆，产生危害司法公信、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秩序的连锁反应，而且风险爆发导致的危机往往远超出法院的风险预期及应对能力。6．可转化性司法风险既意味着可能导致危害性的后果，也蕴含着转危为机的积极因素:一旦危害可能性变成现实，司法风险就转变成为社会危机或司法公信危机，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灾难性影响;司法风险一旦被裁判决策者成功化解，所隐含的危机就可以转化为增强司法公信、促进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积极力量。(三)案件司法风险诱因分析司法风险事件的产生有一种或多种诱因。较之于司法风险的不确定性，司法风险诱因呈现出确定、暴露、可感知、可评估的状态。案件司法风险诱因可概括为四方面:1．法官知识的局限性既包括法官法律知识的局限性，也包括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知识的局限性，以及法官基于知识局限的失当言行及失当裁判决策。2．社会政治诱因主要表现在:其一，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加速了我国社会阶层、群体分化、利益主体多极化趋势，形成社会组织多元、社会价值多元、利益需求多元，矛盾纠纷调控方式多元的社会结构［14］，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博弈中的诉求及表达方式日益多元，使司法个案蕴含着多重主体复杂的利益冲突;其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参与司法审判乃至参与政治意识不断强化，参与热情越来越高，参与司法个案处置逐渐成为公众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其三，司法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公众全面评价个案审判的民主、公正、文明、廉洁提供了基础条件;其四，互联网等新型传媒的普及与运用，使传媒对司法的渗透力、辐射力、影响力空前强大。众多网民通过互联网全方位、多渠道参与个案审判，对涉及个案审判的诉讼事件、司法行为等自由发表见解，形成强大的主流性“公众判意”效应，进而引发为舆论热点［15］。法院引导或处置稍有不慎，便会引起公众情绪对立，激化社会矛盾。3．政府行为诱因表现为转型时期诸如企业改制等许多“本应由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化解或通过行政、经济、社会等手段更能有效化解的矛盾纠纷，由于相关部门职能弱化甚至不作为，而集中涌入司法渠道”［16］。一方面，这些纠纷缘起于地方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多属群体性纠纷;另一方面，法院要对行政权力和相关公共政策做价值评价。司法价值评价如果不能契合特定社会群体之心理预期，很可能与之产生冲突，甚至引发激烈访、重复访、进京访等。4．法律诱因表现为个案或类案事实无明确法律规范可供适用，法律矛盾、不明确等情形时常出现，使法律的不确定性彰显，造成法官司法解释与当事人、律师的法律认知差异过大、同案不同判等问题，引起当事人及其社会公众不认同法院裁判。(四)案件司法风险危害评估司法风险危害评估目的是明确风险导致突发事件的性质以及影响范围、严重程度，为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恢复措施提供决策依据。1．司法风险的发展传播评估(1)司法风险酝酿的累积效应。每一个司法风险事件都是案件所隐含的特定社会矛盾长期持续积聚酝酿的反映。(2)司法风险传播的放大效应。媒体一方面将个案审判情况传播给社会，引发公众关注，另一方面为公众参与讨论提供平台，将“公众判意”向法院和社会展示，营造出全民参与案件审判的舆论压力环境。媒体传播又具有“渠道多、匿名性强、信息不对称、噪声大，易导致群众情绪化及行为异常”［17］等鲜明特征，风险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往往会迅速升温发酵，使案件司法风险全面放大。(3)司法风险发展的递增效应。法院如果对可能诱发司法风险的事件或问题不能及时回应、做出正确处理，案件司法风险将呈现风险强度持续递增，风险压力不断增大，处理难度不断上升的趋势。(4)司法风险扩散的“蝴蝶效应”①。个案司法风险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控制，会导致风险范围不断向外扩散、风险负面效应不断叠加，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乃至政治风险。(5)司法风险复制的镜像效应。个案司法风险可以被传递和复制到法院其他同类案件或者诉讼事件当中。比如云南版许霆案、“赛家鑫案”、孙伟铭案的风险复制版本:佛山黎景全醉驾案、南京张明宝醉驾案、成都“悍马”司机醉驾案。(6)司法风险暴露的“破窗效应”②。既表现为个案司法风险暴露后会诱发公众将对社会的种种不满宣泄至人民法院，全面损害人民法院司法形象;也表现为个案司法风险暴露后进一步引爆大量同类风险案件，引起风险叠加，造成较大范围社会不满情绪或不稳定。李昌奎案就是司法风险暴露“破窗效应”之典型案例。2．司法风险暴露评估按照风险暴露对司法价值功能实现的损害强度，可以将案件司法风险的危害性后果概括为三方面:(1)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包括对司法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负面评价，表现为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公平、权威形象。(2)社会秩序稳定负面评价，指造成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破坏、引起了公众普遍不满，引发，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和谐稳定。(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制建设的负面评价，表现为案件司法风险暴露后造成损害我国民主、法治制度的危害后果，甚至被境外别有用心的媒体及组织利用，作为攻击我国民主、人权问题甚至政治制度的靶子。

对策研究:有效规制司法风险

人民法院案件司法风险管理模式的制度建构宜由司法风险预警评估制度、司法风险管理制度和司法风险沟通制度构成，其中，司法风险预警评估系技术性制度，司法风险管理属于核心制度、司法风险沟通系支持性制度。(一)司法风险预警分析评估制度司法风险预警分析评估是编制应急预案的基础。风险预警评估结果不仅有助于确定风险应急工作重点、提供划分预案编制优先级别的依据，也为风险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提供必要信息资料。具体包括风险事件危害等级确定、个案司法风险危害定性、定量分析等内容。1．司法风险事件危害等级确定根据人民法院应对司法风险的经验，按照个案司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及政治秩序的危害程度，可划分为重大、较大、中等和一般四个风险等级。2．司法风险危害的定性定量分析司法风险危害分析应结合具体案件，分析评估案件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危害等级、危害后果。(二)司法风险管理机制建构1．健全司法风险管理组织机制一是建立司法风险管理专门机构，专职负责案件司法风险的研判、评估、管理、沟通、规制工作。二是建立重大敏感案件司法风险研判及应对工作制度，作为司法风险管理机构的基本制度。三是建立案件司法风险研判应对责任制度，将防范司法风险作为法官职责。四是建立案件司法风险信息沟通管道。根据司法风险爆发的后果及影响范围可能超出受理案件法院的应对及责任承担能力的现实，建立案件较大、重大司法风险信息向上级法院报送制度。2．树立“协商式司法”［18］理念，积极回应社会要求很大程度上讲，司法风险是在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和参与司法的热情空前高涨的转型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我国社会不断发展成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面对司法风险问题及其危害性后果，人民法院必须应社会发展要求，“放弃自治型法通过与外隔绝而获得的安全性，积极反映社会变化回应社会现实要求，寻求司法与社会发展的适应”［19］，树立协商式司法理念，畅通司法与社会民众沟通交流渠道，创造条件引导民众理性实现参与司法的各项权利，促进“社会提高自治和协商能力”［20］，消解导致案件司法风险的各种社会诱因。3．司法风险案件审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这既是法院裁判的本质属性所决定，同时，在风险司法语境下，强调“三个效果”相统一也更具现实意义，法官在裁判案件中只注重一个效果、忽视其他任何一个效果，均可能导致加大甚至引爆司法风险。4．统一裁判尺度，实现同案同判一是重视和加强量刑规范化建设，二是要加强指导性案例建设，系统总结有效化解司法风险的典型案件，形成化解司法风险的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有效规避同案不同判导致的司法风险。5．培养法官应对案件司法风险能力深化司法风险教育，强化法官司法风险意识，抓好“学习型法院、学习型法官”建设，丰富法官知识结构、拓展法官知识视野，扩大法官知识储备，提升法官文化素养和人文修养，增强法官识别、认知、应对、防范案件司法风险能力。(三)司法风险沟通机制建设1．畅通司法与社会对话交流渠道，消解基于社会诱因造成的案件司法风险“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拥有一部分自治领域及相应的自治权力”，人民法院应积极整合和利用好民间组织等多种社会资源，构建司法与社会相互协调配合、良性互动、多元开放的纠纷解决机制［21］。完善创新与公众开展思想情感交流的工作方法，以过程性的商谈消解公众疑虑情绪，增强民众对司法过程的认同感，消解司法与公众交流不畅可能诱发的风险。2．完善民众参与司法的方法渠道，消解基于“公众判意”引发的司法风险“民众对于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态度是一个坏兆头”［22］，法院工作必须充分尊重群众对司法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案件审判信息平台，满足群众知情权;鼓励、引导公众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满足群众参与权;不断扩大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范围、广度和深度，扩大公众参与司法路径。3．综合运用多种诉讼资源化解纠纷，消减基于价值冲突诱发的司法风险尊重多元价值观，使“实在法规则、原则、政策以及其他合理的语境主义理由也经常成为判决规范的根据”［23］，综合运用价值判断、利益衡平等多种裁判方法，灵活采取判决、调解等裁判手段乃至倡导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等方法，有效协调各方利益，消弭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同法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消减特定司法风险。

结束语

作为应对社会风险基本主体的人民法院，高度关注社会发展变化及社会治理困局，以积极有为的举措“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有效化解基于我国社会发育及其治理结构不完善所产生的复杂社会风险是其应有职责。本文仅仅粗浅描绘了司法风险的大致样态及风险管理思路，以期能引起法院同仁对于案件司法风险的认同和认知，以后还将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