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词与文明:伽达默尔的文化理解与现代社会

收稿日期： 201110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6JA720001）;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09-10d30)

作者简介： 张能为（1962），男，安徽歙县人，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出版有《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康德与现代哲学》等。

关键词： 伽达默尔；文化；语词；解释学；实践哲学

摘要： 探析伽达默尔文化观及其现代文化反思，明确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现代文化的科学化、技术化本质肯定与广泛认同，从根本上源于人类实践理性和实践哲学的丧失与衰落。因此，文化的扭转和重建蕴含着实践哲学传统的强力接应和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 B089.2；B516.5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6063508

Culture, Words and Civilization-Gadamer’s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and Modern Society

ZHANG Nengw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Key words: Gadamer; culture; words; hermeneutics; practical philosophy

Abstract: Explore Gadamer’s view of culture and his reflection of modern culture, manifesting the cultural problems are actually philosophical problem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nfirmation of modern culture basically derives from the loss and decline of human practical reason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so the cultural turning and reconstruction inevitably imply the powerful link and great recovery of the tradit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第6期张能为： 文化、语词与文明：伽达默尔的文化理解与现代社会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9卷汉斯・乔治・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是西方解释学现展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不仅在于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将解释学理解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实践哲学。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解，“实践意味着所有实践性事物，涵盖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组织自身的全部方式”［1］56“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energeia），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bios）所引导的生活”［2］79。伽达默尔从本体论的高度，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认为实践是人们的存在形式，是一个理解和确定存在本质的反思性活动，并基于此探讨西方文化与社会文明问题，重新确立久已失落的实践哲学，为西方哲学的近现展纠偏，指明人的真正存在和生活世界的理想状态。文化、语词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关系，是伽达默尔剖析现代社会实践智慧缺失与困境的重要议题。

“文化可能就是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思想和观念”

“文化”（cultura）一词源于拉丁语，是动词(colere)的派生词，它意味着人的“耕作”、“种植”、“开化”和“教育”等活动，与“colere”一词相对应的对置词为“natura”（自然），这表明文化一词一开始就是作为人化自然的含义出现的。这一点从中译“文化”一词也可说明。中译“文化”取自《易・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简单地说，人文以化成，就是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它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组织与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

英国人类学家、文化哲学家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在其《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最为广泛的民族志的意义上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综合性体系。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学到的其它能力和习惯。在依据普遍原理探索人类各种社会中存在的条件时，它是探索人的思维和行为法则最为适宜的主题。另一方面，使文明得以广泛普及的单一性，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具有单一原因的单一行为。而文明的各种程度，则可以视作发展或进化的阶段。换言之，各个阶段既是过去历史的结果，也将在创造未来历史时发挥固有的作用。”［3］9这是公认的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美国哲学家怀特也将人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他在使用“文化”一词时，所指的并不是特定地区或特定民族的文化，而是指已成为整个人类汇合经验的普遍文化。他指出：“文化是由技术体系、社会体系、观念体系三部分组成的，其中技术体系决定社会体系，艺术、哲学等观念体系则以社会体系为媒介，同样为技术体系所决定。”［3］76

伽达默尔认为，“文化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独特的不确定性”［1］1，虽然我们知道文化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但要准确地讲出文化是什么却非常困难。如果将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启蒙的价值概念，那么，从狭义上说，“文化可能就是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和观念。”［1］3“文化就在于使人被提升并超越自然之原始状态，在文化中不断进步、发展，成为好的规则制定者，达到人性的完善”［1］1。前一定义表明了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后一定义指出了文化的目标、作用和功能。在伽达默尔看来，关于文化的目标、作用和功能的这种理解,也就是近代初期人们对文化所普遍持有的引以自豪的信念。

不过，这种近代早期文化观包容的主要是对科技文化的肯定、强调。在这种文化观中，科技文化表现出了核心的地位和作用。但科技文化的过度发展，却导致了人类实践活动理性、实践智慧的沦丧，导致了科技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控制与支配，也就是说，科技文化是发展了，但却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它带来了人类的幸福、道德的美好生活。这一点在1750年卢梭对第戎科学院的征奖论文“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所作的著名回答中有深刻的揭示，科学文化是进步了，科技文明是发展了，但并未带来人的文化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相反，人的道德堕落，人心不古，失去了自然状态的简朴与纯洁。可以说，自此以后，“启蒙时代的理性骄傲就遭受争议了”［1］1。“启蒙时代的玫瑰红正无可挽回地褪去”（马克斯・韦伯）。康德承认“卢梭唤醒了我”，正是受到卢梭的影响，康德从纯粹理性自律上构建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并把这种理性不是归于理论理性，而是归于道德理性、实践理性。赫尔德尔同样赞同卢梭对道德堕落的批判，特别是他由此将人类真正的文化同文明对立起来。那么，如何真正地来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应对科技文化、科技文明与人类文化、人类文明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呢？

伽达默尔认为，须将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伽达默尔指出，最早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产生影响的是在德语地区，后来超出了这个范围，形成为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文明是一种外在的或者说表层的（superficial）技术的生活组织，文化则是一种内在的或者说深刻的（profound）东西”［1］2。这就是说，文明是通过人类外在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加以表现的，而文化则是一种内在于人心的道德信念、价值与精神追求。这种区分告诉人们：文化并不仅仅与艺术相结合，从根本上说，它具有一种非政治的、非美学的因素。也就是说，文化绝非只是一种感觉体验或者说仅仅是某种暂时的手段和策略的事情，而是一种蕴含着对世界和生活意义理解与解释的思想理论、道德信念和精神价值问题，归之核心，文化问题本质上是哲学问题，文明则是文化的外在社会组织形式化。一定文明总是一定文化的产物，蕴含着某种文化理念与文化精神。

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是与政治、艺术、科技文化生活，根本上是与科技社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市民阶层的上升、政治平等的出现，导致了城市文化生活的兴起，“它以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和讲演厅等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热。”［4］3正是针对这种文化观，20世纪出现了反向运动，产生了对资产阶级文化生活形式的批判，提倡走向自然，拒绝城市的文化生活，尤其是戏剧文化。这种文化批判运动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则出现了在福利社会中相互打斗的文化革命形式，甚至要求像近代反对教会统治一样全面地反对城市秩序。伽达默尔自称，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就属于对文化批判的这一代人。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科学文化导致了“一个可复制的时代”（本杰明）即“科学文明时代”的出现，这种时代通过持续发展的再生产技术发出了一股冲毁原始的、本原的东西的可比作感受和信息的潮流，“工业化的时代已经取代了市民时代的文化遗产”［4］3。一个社会的文明问题总是显示出其内在的也是更深刻的文化问题，社会文明的转变、改造和重建与文化的批判、革新与创造须臾不可分。反过来而言，恰恰显现出文化作用的必然性、普遍性。对于这一点，伽达默尔有过鲜明的论断：“文化本身的生存条件在于，作为文明之工具的合理性组织并不是目的，文化的目的是要使以下的生活成为可能，即人们可以对这种生活说‘对’。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4］46这意味着，文化使人们过有思考和判断的生活，而有反思性的生活才使社会文明拥有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也正是蕴涵于其间文化的强大批判性理性力量，方能不断超越过去、现在，走向新的社会文明形态。

“语言是一种距离”，在这种距离中表现和传达出思想

从起源上看，文化需要追溯到词和语言。人类最古老的文件正是用词述说了上帝的创造以及这种创造的开始；也因为有了词语，人们才辨译了日尔曼族最古老文字的石碑从而开始了语言的交谈；人们同样是通过不断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才了解了人类的传统和历史；就此而论，毋宁说，“语词赋予了过去年代的黑暗的时候以光”。荷尔德林的散文更是揭示了“自从开始了谈话我们才可能存在并能相互倾听”的道理，人们开始了谈话才存在，才作为人类历史之一种而存在。可以说，人类对自己历史、传统的了解过程就是一种通过新的语言不断进行对话的过程。

正是在这一点上，斐迪南・埃伯纳说，人“拥有”词从而才使人优越于其他一切生物。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第一次使“人拥有词”得到了哲学的表述，他说：“人是有理性（逻各斯）的生物”。在希腊人那里，逻各斯的本义是指言语、言谈、说话以及一切表达在谈话中的思想、理性等。这样一来，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就触及到了文化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文化概念的最初表述――“词”。当然，正像“逻各斯”一样，文化也不是词的堆砌，而是指由词所搭配成的意义统一体，亦即说话的意义。词的意义是在被说出的方式中开始显露、散布和存在的，人们是用词来进行思考和回答问题的，人们挑选使用一个词意味着在挑选着一种思考和一种回答。对于语词的这种哲学意义，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立足于人的繁忙活动的包容一切的视域亦即自然的视域作了说明：“自然不造无用的事物；而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技能。声音可以表白悲观，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技能：它们凭借这种技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语言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语言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4］7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段话非常值得注意，它表明，人正是通过拥有语言才使得自己的生活形式同其他动物的族群生活相区别的。人类语言不仅是发现了猎获物或警示之类的传达，从根本上，它用以表达出人们对正义、善恶与否的理解。这意味着：人可以用语言指明自己所感受和理解的东西，或向他人指出应该警惕某物，甚至可以指出那些自己并未亲身感受到的令人不快的东西。因此，语言是人类的生活形式，正是通过语言，人们感受着对生活的理解并传达着这种理解。伽达默尔在此指出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一种距离，在这种距离中我们可以以一些最具瞬时性的东西，以声音作为外壳而表现出自己的思想，并使它可以被他人听见从而把这种思想传达给别人。”［4］8

人拥有语言表明了人拥有了一种对自身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语言向别人做出表示，能够“通知”他人。伽达默尔认为，“人借助于语言所作的是真正的通知”［4］8。“通知”是非常奇妙的，它告诉别人来分享同一样东西却并不会使这东西减少，反而有可能使之增加。这样一来，既然语言是人们思想的表现和传达，既然人类语言是一种真正的“通知”，因此，语言就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文化本质上就是语言，就是语词，语词就是纯粹的通知，“文化也是所有人都理解的领域，人们分享它，并从而使它增加”［4］8。

如果从词的形成上看，语言与文化的内在一致关系更是清晰可见。伽达默尔指出：“词以约定俗成为基础”［4］8。这一思想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词由集体商定”看法。这就是说，词的意义是由大家互相商定的，“对于词，我们永远只是进行商定。只有通过商定，词才成其为词，而且词只有在语言的使用中才不断地获得生命力。”［4］8正因为词义是在使用词的过程中约定而成的，因此，“词又导致了共同性”［4］9。词就像真实的手段，它是一种属于集体世界的手段，当用词的目的在对所有人都适宜且有用时它才是真实的，如同希腊人以一种共同性来将善定义为有用以及正义一样。可以说，人类生活的共同性不来自自然，而是来自话语或语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社会秩序”、“伦理道德”词语就表示了人类社会生活整体的共同意义领域，也只是在这一领域里，人类才强烈地认识到，人类行为是一种自我的行为举止，这样我们才能涉及自身，谈及我们自己承担的责任。这就是人类的巨大进步，在语言基础上，人是选择者，人自己引导和决定自己的生活。

当然，就像对于牙牙学语的儿童并不存在第一个词一样，人类文化的生成也根本不存在第一个步骤，任何对于人类个体及社会生活做出绝对认识的企图都是虚妄的。不过，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是通过罗马文化才达到人类的自我意识的”［4］12，罗马文化的拉丁语语言表达式广泛地影响了我们对“自然”与“文化”等概念的使用。我们所说的“自然”或“文化”就是说的拉丁语。在罗马这样一个农业民族中，“文化”一词的本义指的是农业，之后又从这个词派生了一些学自希腊人斯多噶派和希腊人文主义的新词。当西塞罗谈起理性的动物时，第一个提到了“精神文化”，从此，文化这个词就具有了新的涵义，不过，文化这个词原有的农民观念，即表示介于播种与收获之间的耕耘，却在文化这个概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文化不光是自由地进行游戏的欢乐，同时也是精神的播种和收获的辛勤努力，这也正是在词和文化的本质中所表现的：人的教育。”［4］12只有通过教育，人类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不断地超越自身的自然本性，像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所共同关注的力求克服心灵深处的侵略冲动，实现人间的友善与爱。从本质上看，文化就是“使人能够阻止自己不至于堕落到比动物还不如的地步”［4］13。

当然，文化不仅表现在作为人类语言的语词上，同样也表现在人所创造的工具、纪念碑和各种标志中，“词并不是唯一的标志”［4］13。正因为如此，卡西尔就把文化定义为：文化就是所有的符号，就是符号全体。在伽达默尔看来，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符号中就像词一样能够获得一种“距离”，词在符号中使自己能够以另一种形式被辨认或用其他东西来辨认，归根到底，词也就是符号。作为符号，它能使人摆脱掉具体的实物的束缚，与自己拉开距离，趋向一种善的目标而发展。

人类文化传统就是以词为根据的。在世世代代口头传说中，我们了解了通过书写、抄写和复制而流传给我们的书面知识，了解了人类的传统与历史，可以说，“文字和从文字产生的词的复活是一切人类传说中最大的秘密之一”［4］14。伽达默尔进一步提出了疑问词、陈述词以及允诺和调解词在人类文化传统中的作用。疑问词是不得安宁的词，它产生于希腊人的疑问之乐并一直延续成无限制地发展的研究欲、求知欲。“正是疑问显露了我们的知识、解释和预见的有限性和条件性，简言之，疑问显露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4］15所以，希腊人的理论思考总是以对各式各样问题的不停询问开始和进行的。陈述词也称诗化词、神话词，其功用在于要将世界整体的意义加以陈述，它不求证实或证明，只在说的存在中意识到它所说的，这种词是一个具有自我完成性的自我封闭世界的标志，它就是一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人的世界。第三类词是允诺和调解词，亦即宽恕词，它关涉着使用此类语词的两类经验，一是允诺的经验，一是调解的经验。请求宽恕者宽恕是一件巨大的任务，使用宽恕词就开辟了从请求宽恕而达到宽恕的通道，“因为它已经把纷争、不公正等一切使我们分裂的东西通过词的表达而克服了。”［4］18调解是人类内部真实历史中产生的东西，表现了其内部成长的可能性，调解词使用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在一切存有分裂、纷争、瓦解的地方，伴随着调解就产生了更多的东西，“只有通过调解才能克服使人和人分开的不可扬弃的彼岸性，并从而使人类提升到神奇的共同团结的生活和思想的现实。”［4］18

总之，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文化传统的使命以及它存在的明证似乎是：在人与人之间使用的自我超越的疑问词、自我确认的神话词以及由始及终的调解词等。”［4］19而这就是人类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也成为人类文化“令人观为叹止的形式”［4］19。文化是在语词的使用中传达出来的，文化的意义便是蕴含于语词意义的集体商定之中，因此，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表现和传达文化的语词问题，语词的选择与语词意义的商定导致了一种对世界和生活意义理解的共同性，这样一来，文化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语词的选择和使用问题。

现代社会文化问题与偏差

西方传统哲学倡导理性主义，致力于对普遍性、绝对性、稳定性与终极性的追求，认为通过科学理性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由此带来了对世界认识和处理人类事物的独断论，导致了理性本身失去了反思性。20世纪初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扔掉了煤气灯、马拉车，换上了电灯、汽车，出现了电影，似乎人类的文明之途一片光明。然而，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使人类越来越舒适、方便，但另一方面，也使人类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依赖于掌握科学技术的权威和专家，淡化甚至失去了对自身实践行为的判断力，与这种缺乏理性反思的科技文明发展同步的是人类的残酷与野蛮，这一点在20世纪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印证，体验到了在这种科技文明背景下人类的层出不穷的恶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在这样“一个新的、极端信奉科学的时代”，公众意识转向了科学，以为科学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不自觉地走向了一种科学迷信――“科学最终有能力使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服从于科学的控制，从最适合社会的生命中排斥所有的不可预言性。”［2］130人们相信，人的生、老、病、死，人的生命基础，人的无意识驱动力与意识动机间的和谐，经济衰荣，语言中的理解与误解，总之，人生存在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社会生活、信息选择、公众舆论的形成、战争与和平的行为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都是受科学支配与决定的，科学也能够处理好所有这些问题。这表明，“技术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4］95，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类进入了一个信仰科学的技术时代，这个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切自然关系，人类生活演变成了由科学通过专家团体对社会的一种统治。

当然，人们对这种生活状态是不满意的，但根本问题是人们尚不能对它做出清醒的认识和评价。看到现代文明危机的现象并不难，但能够深刻地认识到造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绝非易事。原因就在于，相比起神学世界观，人是在一种科学意识的基础上树立起了对科技的崇拜和迷信，科学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方面，使得科技统治变得更为广泛、普遍，也更为隐蔽，人们去接受科学的指导和决定成为人类生活中心甘情愿、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伽达默尔看来，“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理解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4］162，科学方法永远只能是服务于科学目的，永远只是达到认识事物的途径，但它却始终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关于如此这般的价值、目的和意义，这只能通过人在生活世界中的理解和解释去实现与落实。这意味着，要解决人类生活问题，必须将其置于一种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理解基础上，基于人的对自己行为的理性反思上方有可能。伽达默尔指出，“我们的技术文明有着被过分刺激起来的进步过程，我们处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不到我们生活中总体上的稳定和不变的因素。”［2］75而人们要对此做出认识并达成一致结论，就需要跳出往往让人们沉溺其间的科学技术生活本身，从总体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理性反思，对现代科技文明加以批判地克服。人是整体，要解决人这个整体的生活问题，当然，就必须对人的整体做出理解，对这个整体的生活方式、道路与方向做出思考。

人类到底走向何方？这是社会的无情发展留给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思想家的一道艰深的课题。可以说，欧洲近代以来科学理性主义的膨胀致使人类受制于并被科技本身所左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能源危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这一切都给人类的存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而从人自身来说，由于过分依赖科技，社会完全按照一种以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经济体系运作，所以，人有一种深深的“异化”感，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完全是被囿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器的某个部件来得到认同和肯定的。人的生活本身也完全科学化了，从本质上说，20世纪的科技时代也是一个人类存在的自我异化时代。

“异化”（alienation）是一个历史概念，对“异化”问题的关注和抱怨在启蒙时代已响彻云霄。席勒在他的《美育信简》中就描绘了一个死寂寂的、无灵魂的机器王国。在其中，每个人不过是作为一个齿轮或一个部件，而同他自己整体活动的意识毫无联系。席勒反对这种毫无人味的机器王国，提出了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国家的思想。受到席勒的影响甚至是在席勒的推动下，卡尔・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异化特别是对造成这种异化的经济形式的批判，将这种异化归结为生产关系的人为性，归结为货币拜物教和人类劳动的商品性质。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异化问题，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问题。不过，这种理解，在伽达默尔看来，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异化”的集中表现问题，而没有看到近代以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发达导致的科技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因此，我们今天大量谈论的异化问题是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意义上的，并非只是某种特定关系上的特定现象。“当我们今天重新提出自我异化问题时，它已经处于一种完全变化了的新环境之中。今天关于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异化已经再也不具有一个阶级受到另一个单独享有自由阶级剥削的意义――如使用奴隶的主人意识以及依靠奴隶劳动为生的主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现代福利和社会国家中，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所体验到的，是一种特有的所有人的不自由。”［4］128要真正找到这种人的自我异化的病根，消除人的异化，就必须回到哲学理性的反思上来，这样才能发现问题之所在，转变对事物的不正确观念。因此，如何看待和克服异化，与其说是一个单纯的实践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立足于哲学理性反思的实践问题，即实践哲学问题。

“异化”是一个自近代科学理性占统治地位以来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核心在于，人们在一个完全经济化和科学合理化时代中，失去了对人实践行为的理性反思，将人的基本意识完全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交换的或者说变成了经科学化而互相通用的意识，一方面，致使实践成为了一个完全被“技术化、生产化”的与理论相对的纯粹应用概念，另一方面，致使人类理性变成了一种作为认知世界本质的知识化的理论特性，失去了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下做出判断的实践理性，失去了人类实践的自我判断力。实际上，这是一种实践判断力，它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和社会判断。

人类失去了对自身实践行为的判断力，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全球工业化，使人类的生活走向了另一种游戏规则，完全忽略甚至否弃了人类行为以善本身为目的的思考。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一切追寻知识、能力和选择的努力都趋向于善”的深刻见解和意义，在今天的工业化时代已荡然无存，人们注重的是方法、手段，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和效用，强调的是外在于人本身的立足于需要的实用性目的。如同近代摆脱神学的启蒙一样，人们必将会再一次解放思想，也会对科学有着更为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也一定有信心能够重新确立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它是善的，也是令人幸福的，同时还是与人类存在的世界相和谐的。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又一次将人类置于这样一个关键点上，即“何去何从？”人们不能再一次放弃关于人类行为的实践理性反思判断力，而到了必须“人通过自己来选择一个最好发展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时候了。

文化语词调换与实践哲学复兴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曾指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5］，从根本上说，文明问题就是文化问题。对于文化问题，伽达默尔抓住其核心，基于文化之根本――观念、思想与精神的层面提出了深刻见解，探讨了文化的实质与作用，将现代社会文明置于文化及其更核心的哲学问题上予以剖析。其基本思路是，社会文明问题源于文化问题，文化问题集中表现为语词问题，而以语词为起初意义和本质的文化问题又深刻地蕴涵着哲学的偏差与问题，这就是与以“求知”为主导社会价值趋向相应的理论哲学兴盛和与以“求善”为根本诉求、关注行为相应的实践哲学失落。现代社会文明的纠偏和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重建（从海德格尔所言的“科学技术已破坏了德国人心中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的情形中破茧而出），意味着文化问题上语词的重新调整，从根本上则表明一种哲学上的重大转变，恢复、重建和复兴实践哲学，重新让人们的生活置于实践理性的反思与理性力量的作用之下。显然，就文化理解而言，伽达默尔将人类文化置于语词上来思考，将语词作为人类文化的基础与根基，其目的是要在文化观上正本清源，并以此来批判现代科技文化的片面性、局限性，指出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科技文明的困境与出路。

在伽达默尔看来，人类文化的涵义是丰富的，人类文明的意义是全面的，但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将科学文化与科技文明作为人类文化与人类文明的代名词或者说强势语词，只注重对事物规律的求知，着力于创造人类生活的福利，却忽视和否弃了人类文化的内在信念和精神的追求，丧失了对人类活动的理性反思，在语词上的表现就是过度强化了疑问词的文化内涵，而抹杀了调解词与允诺词的文化意义，因此，科学话语霸权实质上就是疑问语词霸权，文化改革与建设首先就是文化语词的调换和重新确定的事情，这是因为，一种语词就是一种思考和一种回答，文化总是表现于语言和语词之中的。17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就“根本不愿意归入以往的人文科学并且发明了新的发问的可能性、抽象思考的可能性、技术实现以及技术征服的可能性。”［4］16科学成了人类智慧的真正卫星，“正如解释行星之谜是希腊天文学家的任务，我们文化的任务则是把我们知识这个宇宙的行星、即我们称之为的‘科学’归纳成一个系统，并在这个系统中认出存在物的统治秩序，并承认人被安置在整体系统存在物中的位置。”［4］16显然，这是十分危险的，根源就在于它没有弄清文化的真正涵义，从而人失落和受制于现代科技文明之中。因而，面对现代文化与文明的极端片面理解和发展状况，根本出路就是廓清文化内涵，召回实践理性，建立起以反思人类生活为己任的实践哲学。因为“实践知识和政治知识从根本上说与所有那些可学到的知识形式及其应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实践知识实际上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识。”［6］654拥有实践知识，具有实践智慧，人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运用科学的能力，使其造福人类，而不至于任其肆意妄为，反过来导致对人类的存在和生活产生威胁和危险。也只有这样，人类生活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可言，人也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同于物的高贵尊严。在伽达默尔看来，“如果有谁相信，科学因其无可争辩的权能而可以代替实践理性和政治合理性，它就忽视了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因为唯有人类的生活形式才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地利用科学和一切人类的能力，并能对这种利用负责。”［6］654归之根本，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它是一种反思，并且是对人类生活形式所必须是什么的反思”“种种唤起意识的形式都来自于实践，离开了实践就将是纯粹的虚无”［6］654。

马克思指出：“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美国学者波特则认为，“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竞争优势。”文化是社会文明的基础和根本，问题是，人类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方向时刻不能脱离人类思想的不断检讨和深刻反省，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思想的偏差会导致哲学的偏差，哲学的偏差也一定会引起文化的偏差。归根到底，在伽达默尔看来，现代社会文化的偏差实质上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偏差，这就是实践智慧、实践哲学的衰落，而让位于建立在以科学知识为最大追求的理论哲学，失去了对人的存在本质和意义的真正思考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指出：“人生的秘密并不是为了活着，而是在于为什么而生活；就个人而言如果对为什么而活着没有一个明晰的理解，那么，他与其残留在地球上，还不如消灭自身，哪怕他的周围堆满了面包。”。正是实践哲学的这种失位，促使人类文化走向了突出和强调以求知为本的“疑问词”的强势和霸权，科学、理性、规律、统治、征服和奴役等等成为现代科学主义文化的强势语词。因而，对于当代人类文明而言，文化的纠偏和重建必定蕴含着文化语词的重新调整和强调，从强调“疑问词”转向突出“允诺和调解词”，也许“可以”“能够”“和谐”“团结”“一致”“商谈”“价值”“意义”等等此类语词作为当代人类文化的语言基础，到了必须加以重视和发挥其文化力量的时候了。由此人们也就自然会想到，以强调行为道德、调整行为规范为根本精神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文化的思想价值与理论魅力了，中国式的突出社会价值与伦理的所谓“调解词”语言是否会受到当代世界文化青睐呢？以此种性质语言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思想又能否提示某种未来世界哲学发展的方向呢？或许伽达默尔的思考给予了我们某种有意义的信息。由此看来，作为伽达默尔的学生，2005年美国解释学专家理查德・帕尔默（Richard Palmer）在我国多次讲演中公开地大量地将的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七个关键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联系起来绝不是偶然的。

总之，文化语词的重新调换和肯定，科学主义文化和文明的扭转蕴含着实践哲学的真正回归、重建与复兴；从根本上说，实践哲学是一种对人类存在意义、生活方式的理解与解释，所以，实践哲学之复兴又必独立和复活于解释学的伟大传统之中。或许这就是伽达默尔解释学哲学的社会文化结论，也是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所有具有人类责任意识和使命感的思想家的一种哲学期待、文化期待，特别是一种美好的人类社会的期待。

参考文献：

［1］HansGeorg Gadamer.Praise of Theory: Speeches and Essays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3］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4］伽达默尔.赞美理论［M］∥伽达默尔选集. 夏镇平,译.北京：上海三联书店，1988.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4―25.

［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7］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