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小说的世界视野

当代英国小说可以被分解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以“愤怒青年”、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威廉姆•戈尔丁(William Golding)以及艾利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等大师为代表的时代，这段时期的英国小说更多地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为“战后英国小说”；第二个阶段是从80年代至今，有些文学史家认为这段时期的英国小说才是真正的“当代英国小说”，“才可以宣称它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也意味着‘世界性’，也就是当代英国小说在全球文学格局中被认同。”（James F English,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的确， 这个时期的英国小说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表现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文学蓬勃兴起和繁荣。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用英语写作，不仅在英语中注入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还将其他民族的文化带进文本中，创造出了一种跨文化的“世界小说”文本，使当代英国小说由于具备了丰富的跨民族性而引起世界的关注。

多元文化与后殖民文学兴起

20世纪中叶，英殖民帝国的崩溃，不仅带来了民族意识的复苏，还把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并存的时代。这个时代特征表现在英语文学创作领域中，就是跨文化写作的兴起。那些来自前殖民地、有着殖民历史经历、或者那些有着移民经历却不一定与殖民地有直接关联的作家，经历了地域的变迁和陌生文化的冲击，被抛掷于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他们不满于殖民者对殖民历史一相情愿的叙述，作为对殖民者话语霸权的挑战，他们在作品中重新叙写殖民历史、殖民地的生活以及殖民时代结束后进入后殖民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困境，创作出了一批具有跨文化意义的新英语小说文本。这种跨文化“世界文本”，在经历了“英联邦文学”、“移民文学”、“英语新文学”等身份归属问题的游移，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终于伴随着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构建和一批又一批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而确立了“后殖民文学”的身份。

以表现多元文化冲突和融合为主题进行创作的英语后殖民作家，大多在20纪中叶以后步入文坛，而在80年代以后，随着他们频频问鼎各种文学大奖而备受关注。如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9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尼日利亚小说家本•奥克利(Ben Okri)1991年 获布克奖，麦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1992年获布克奖，印度裔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93年获“特别布克奖”，特立尼达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V.S.Naipaul) 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南非小说家库切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等等。这些作家用跨文化的英语文本，表现了移民在母国和移居国不同文明冲突之中的漂泊感、失落感和错位感。

纳丁•戈迪默和J.M.库切(J.M.Coetzee)被誉为南非文坛的双子星座，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用他们的文学作品抨击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尤其批判了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J.M.库切的《耻》（Disgrace）被认为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尤其是它对殖民制度的衰落以及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南非社会文化困境等所作的深刻批判，颇有代表意义。小说的标题“耻”，不仅指女性在男权社会被欺凌的耻辱，也指非洲黑人受白人欺凌的耻辱，更是白人统治者在殖民地丧失权力和荣誉的耻辱。维•苏•奈保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达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和种族差别的无边界的人类关怀。这种无边界性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狭隘性的挑战。

这些后殖民小说家的创作为英语小说传统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的作品在创作语言上表现为多语混合的倾向，在传统英语中夹带了很多各民族的土著语言，语法上也对传统英语提出了挑战；在文化上，这些作品显然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表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尤其是对英语文学传统中的白人文化霸权提出了挑战；这些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新颖的文学样式出现在拥有悠久文学传统的英语文坛，为英语文学带来了世界性的景观。

青年后殖民小说家崭露头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英国文坛杰出的中青年移民作家的不断涌现，英语后殖民文学又出现了一个创作繁荣期，佳作不胜枚举。

青年女作家扎地•史密斯(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以生活在英国北部的三个家庭间的关系为中心，这三个家庭分别代表牙买加裔、孟加拉裔和犹太裔英国人。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把英国社会在后殖民时代的“世界性”凸现了出来，充分体现了后殖民时代的当代英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莫尼卡•阿里(Monica Ali)的《砖巷》(Brick Lane)聚焦的年代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人公娜珍是生活在伦敦的孟加拉移民，她游移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个是以伦敦金融区的繁华和衣着华丽的白人为代表的世界，另一个则是以“砖巷”为代表的世界，而“砖巷”，作为孟加拉移民的居住区，萧条冷清而脏乱破旧。这两个形成鲜明反差的世界是上个世纪80年代伦敦社会中种族差异和不同民族之间文化隔膜的真实写照。小说追随“砖巷”的变化一直写到21世纪，这时的“砖巷”变得整洁光鲜了，两种世界的文明开始走近，相互融合。以《礁石》(Reef)而获得布克奖提名的罗迈什•古奈塞克拉(Romesh Guneskera)是一位游荡于世界各国的“漂流”作家，他近年来周游于哥本哈根、新加坡、香港和南安普敦等地。《礁石》和《沙漏》（The Sandglass）是其代表作。《礁石》很大程度上是由记忆的碎片组成，写的是60年代至80年代的斯里兰卡，充满了政治、宗教和种族冲突。少年主人公特里顿随主人一起从斯里兰卡移居英国。多年以后，特里顿的主人又回到斯里兰卡去寻找他失去的梦，而特里顿却选择留在英国。他生活在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困境中，最终决定把自己开的小吃店办成一个斯里兰卡餐馆，也许那会成为许多斯里兰卡移民寻梦、寻历史、寻文化之根的地方。《沙漏》是一个在神秘气氛中展开的寻根故事，场景在伦敦与斯里兰卡之间转换，两个结为仇家的家庭命运，随着斯里兰卡进入后殖民时代的变化而跌宕起伏。沙与装沙的玻璃瓶是两个意义对立的象征。玻璃，象征坚硬、透明和不可渗漏；沙则柔软、可渗透却不透明；“沙漏”即这两者的组合。主人公的记忆就像沙漏，企图把一盘散沙似的往事拼凑起来。这被看成是一种挽留时光的企图，为的是获得永恒的感觉。

当代英国小说借助青年小说家带来的后殖民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使“英国文学”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国界划分和民族界限，走向具有世界性的“英语文学”。这种具有世界性的“英语文学”， 通过在英语文本中引入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以及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充实、更新、演化着传统的英语表达方式，它以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使英语文学文本从形式到内涵更趋丰富多样。

走向世界的地方小说

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中形成的爱尔兰文学，在英语文学史上一直是独树一帜的奇葩。20世纪中叶至60-70年代的爱尔兰小说可以从整体上看成是一部民族斗争史诗，在创作手法上除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较多地运用意识流手法以外，大多数爱尔兰作家都执著于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一批年轻作家在创作中运用讽喻、诙谐、错位等手法，对传统叙述模式进行了颠覆，才使爱尔兰文学呈现出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趋势。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一代爱尔兰作家大多出生于60年代左右，经历了爱尔兰社会最激烈动荡的年月，而创作成熟期却处于“和平时期”的80-90年代。这批作家不仅在创作手法上表现出超越经典、挑战传统的倾向，在创作主题上也试图淡化政治和民族关怀，而追求带有世界性的文学定位。

格兰•帕特森(Glenn Patterson)的小说虽然聚焦于贝尔法斯特，却有着广阔的全球视野，他的作品代表着爱尔兰新一代作家试图冲出民族文化的狭隘天地，把贝尔法斯特和爱尔兰文化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语境中，把对一个民族命运的关怀转化为对人性、对个体的关怀所做的尝试。他的《大雷山之黑夜》(Black Night at Big Thunder Mountain,1995)就是围绕着一群处于当代世界语境中的贝尔法斯特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展开情节。他的另一部小说《国际》(The International,1999)以站在“国际酒店”酒吧台后面的丹尼为叙述者，通过来往穿梭于酒吧的形形客人，为读者展示了人性的各个方面。他2004年出版的新作《那一个就是》(That Which Was),继续尝试超越老一辈爱尔兰作家那种迫切的政治关怀和民族意识，而将视角投放到人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上。希马斯•迪恩（Seamus Deane）的《在黑暗中阅读》（Reading in the Dark,1996）中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50年代，作者通过把自传与历史书写、民族叙事与家庭传奇、政治秘密与个人记忆结合在一起的新颖手法，传达出叙述者对于时空的失落感，过去消失了，人与地方都消失了，甚至当今也消失了。所有人和事都处于被错置、被流放的状态，这就是当代人的普遍困惑。

在当代爱尔兰作家中，才华横溢的诗人兼小说家夏伦•卡尔森（Ciaran Carson）《三叶草茶》(Shamrock Tea)被称为集奥维德的《变形记》、爱尔兰民间传说、以及爱尔兰传统音乐之大成，代表着当代爱尔兰文坛的一支奇军。他运用后现代叙事手法中的循环移动技巧，使小说中各故事文本之间的环环相扣，为读者编织出一张时空无限的文本网，从一种叙事连接到另一种叙事，循环往复，直到首尾相连，结尾成为开头的重复。罗伯特•麦克连姆•威尔逊（Robert Mcliam Wilson）的《尤利卡街》(Eureka Street)，通过不同叙事者声音的混杂、不同故事的交叉碰撞，在探索新的叙事手段的同时，演绎了贝尔法斯特都市文化的喧嚣，以及社会上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激烈。而传统的爱尔兰小说主题――政治斗争――在小说中却被世俗化，成为作者或小说主人公嘲弄的内容，民族主义的情结在这种嘲弄中被消解了。

在创作上活跃于上个世纪中叶前后的苏格兰作家如乔治•麦凯•布朗(George Mackay Brown)和穆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爱尔兰作家维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布莱恩•穆尔(Brian Moore)等，一直顽强地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彰显本土民族文化，但他们在叙述语言上基本保持了标准英语传统语法和句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语言上的拘束才被一批勇于在语言上创新的作家打破。欧文•威尔什（Irvine Welsh）的《记录列车号码》(Trainspotting)和A.L肯尼迪(A.L.Kennedy)的《你所需要的一切》(Everything You Need)等小说，把苏格兰民间粗犷的风格融进英语文学传统。这个时期的地方小说不仅表现为在语言上大胆地使用民间俚语，还表现为作品内容上对寻求民族之根的渴望，以及对民族身份认同的迷惑。苏格兰小说家詹姆斯•凯尔曼(James Kelman)1994年获布克奖的小说《怎么这么晚，这么晚》(How Late It Was, How Late)中的主人公塞米•塞穆尔就是这样一个不知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到这里的“无根”之人。威尔士作家尼尔•格里菲思(Niall Griffiths)着力在他的小说《砂砾》(Grits)中表现威尔士文化的边缘性，以及这种处于阈限空间的文化的困境。

在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找生长点，是当代英国地方小说的闪光之处。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小说因将民族语言糅合进英语文本中，在英语文本中表现了丰富而有特色的地方特色，因而将英语文学从狭隘的英国本土性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跨民族领域，增强了英语文本跨民族、跨文化的“世界性”。

具有“世界性”的当代英语文学文本给传统的文学观念带来了挑战。这些在语言和文化上表现出民族跨越性的文本不仅引起人们对传统国别文学观的重新思考，还通过对小说形式的大胆实验而对传统的文类观念进行了消解，使小说文类成为一个更为自由、功能更为强大的叙述手段。作为多元文化时代的必然产物，20世纪末以来的英国小说为读者展开了一个超越民族、超越国别的世界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