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刍议

数据与方法

与前述4个假设相对应，本文有5个关注点:年龄效应、户籍效应、地区效应、态度效应、网络效应。故此，本文有5个主要自变量。①年龄队列(1=青年流动人口，定义为29岁及以下)。②户籍身份(1=乡—城流动人口，定义为在调查时为农村户籍)。③流入地区(定义为9类: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江苏、浙江、广东、其他地区)。数据分析一方面单独使用这些变量，另一方面使用它们的合成变量，即三者的互动项。为了简洁且突出主题，这里仅展示一个含有八个分类的互动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北京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北京年长乡—城流动人口，北京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北京年长城—城流动人口，外地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外地年长乡—城流动人口，外地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外地年长城—城流动人口。④态度轻视(1=觉得受到过本地人的排斥，0=没有感到排斥)。⑤交往局限(1=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2=主要与老乡交往，3=主要与其他人交往，包括其他外地人、无人交往等)。此外，本文控制一系列其他要素，以探讨上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包括流动特征、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流入区域等诸多要素。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都具有足够的变异。2．研究方法与分析步骤因变量“融入意愿”指数为线性测量，可采用线性回归模型。“监测调查”在全国1151个县(市、区)或样本点进行:一个样本点最多调查2000个样本，最少调查20个样本。北京的样本来自13个区县:其中，一个区县最少调查40个样本，最多调查1080个样本，平均调查约307个样本。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数据的聚类特性，即在各样本点之间，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可能存在较大差别，而在同一个样本点之内，融入意愿可能更为接近。这使数据可能不符合常规线性回归模型的两个基本假定(一是样本之间的独立性，二是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从而导致常规的线性模型难以得到有效的估计结果。换言之，常规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能低估标准误、高估自变量的重要性，从而增加犯I类错误的概率［11］。此外，除了独立性的假定难以满足外，它还放弃了对不同组群之间差异的考虑，使很多原本由分组带来的差异被解释为个体的差异，从而丢失大量的群体信息。所以，对于多层次结构数据，常规的线性回归有其自身的局限。使用多层模型处理具有层次结构的数据，能够纠正由于同一层次内样本的相似性而引起的参数估计误差，改善置信区间和显著性检验，降低犯I类错误的可能性［12］。因此，本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将县(市、区)作为高层单位，受访个体作为低层单位。

单变量和相关分析结果

描述了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流动人口中雇员的基本特征。在全国和北京市样本中，青年流动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同，均在46%上下;但乡—城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差别较大，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比重低于全国的相应比重，二者分别约为71%和83%。在全国流动人口雇员中，近三成的人感到受到过本地人歧视，而北京市的这个比例更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全部样本中近1/4的流动人口认为，自己的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而该比例在北京市不足1/5;据此判断，北京市本地市民似乎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情况并不如意。在这个样本中，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均为跨省流动人口;而在全国样本中，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为跨省流动，约30%的人为跨地区流动，其余约17%的人为地区内跨县流动。

模型分析结果

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为全部样本分析结果，但模型1使用独立的户籍、年龄和地区变量，而模型2则突出北京市不同户籍、年龄流动人口与外地相关人群的比较。模型3是北京市样本的分析结果。模型1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城—城流动人口，而青年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与流入北京市的人口相比，除重庆市以外，其余地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都较低，尤其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的流动人口。若流动人口感到本地人对他们怀有偏见，则其认同意愿大大降低;若他们主要的交往对象为本地人，则认同意愿显著提高。这表明，对于两个其他条件相同的人，农村人对流入地具有更强的认同意愿。显然，该发现了前面提出的有关制度排斥的理论假设(即假设2)。这可能与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预期和参照对象有关。而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意愿亦显著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也不支持有关代际差别的理论假设(即假设1)，这与现存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相悖。地区差别的结果支持理论假设3。同样，理论假设4也得到模型结果的检验。若在流入地受到歧视，则其认同意愿显著且大大地降低;而与本地人较多的交往则会提高其认同意愿。若同时考虑地区、户籍、年龄的互动对认同意愿的影响，则可以发现北京市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低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但超过其他六类人群，尤其是显著超过外地青年城—城流动人口。这表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的确与地区、户籍、年龄之间存在互动。就控制变量而言，尽管系数的大小略有差别，模型1和模型2展示的结果模式几乎完全一致。就流动跨越的区域而言，跨越的行政区域愈大，其认同意愿越低;就流动时间而言，在流入地居留的时间越长，其认同意愿越强;若在流动期间，老家遇到困难，其认同意愿会显著降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从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来看，模型结果并未显出显著的性别、民族差异，但在婚的人的认同意愿强于不在婚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越低。该发现与我们对行为参与和经济融入的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与行为参与、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总体经济融入水平等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完全相反。不同因变量有差别的分析结果表明，心理上的融入的确具有不同于客观融入的特点。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特征与其认同意愿密切相关:在制造业就业的人的认同意愿显著低于在其他行业就业的人，虽然与在建筑业就业者之间的差别不显著。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条件的改善，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也相应提高，即认同意愿可视为对流动人口整体的社会融入程度具有明显指向作用的经济社会地位、行为适应的深层体现。此外，流入到不同的经济带也带来不同的认同后果:流入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人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拥有更强的认同意愿。如模型3所示，尽管具体的系数取值大小有别，显著性水平也有差异，北京市样本的分析结果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十分一致。比如，北京的青年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高于城—城流动人口，尽管组与组之间的差别没有统计意义。同样，若北京市流动人口感到受到本地人的歧视，则他们的融入意愿会显著降低;若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他们的融入意愿就会显著提高;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提升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老家有困难之人的融入意愿显著降低。在人口学特征中，只有在婚与因变量的关系是显著的。同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与因变量呈不显著的负关联。这表明北京流动人口中的雇员与全国的同类人群一样，并不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认同意愿就越高。此外，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提高，保障水平和居住状况都不与因变量有显著关联。

总结与讨论

尽管从现实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不如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重要和急迫，但认同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较强的认同度将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这是不以流入地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流入地相应的工资待遇和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资源的配置等一系列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本文通过对具有时效性的、大规模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运用多层模型技术，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愿的现状、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将他们的认同意愿与全国同类人群的平均水平进行了对照。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启示。其一，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这表明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被流动人口寄予了更多的向往。但同时，现实情况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之间依旧存在很大差距，这就对北京社会发展和北京精神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从实际出发，打造融入的平台，组织合适的活动，增进人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实实在在地为流动人口提供所需服务，扎扎实实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其二，年长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青年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高于城—城流动人口。北京和外地都是如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与现存的其他研究得出的一些关键性结论有别，也不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年长流动人口阅历相对丰富，更愿意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安顿下来;同时，他们的参照对象是流出地人群，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生存，但凡只要流入地生存状况好于流出地，就可能对流入地有较强的认同意愿。城—城流动人口多以本地市民为参照对象，他们在流出地并非找不到工作，只是找不到更理想的非农工作，他们来到流入地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不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在北京的青年城—城流动人口中，近2/3的人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外地的户籍使他们无法享受与北京人同等的待遇，故他们失落感严重，难以产生认同感。然而，从长远来看，未来城市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与青年流动人口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对流入地不高的认同度，无疑会制约其在该地作出的贡献。因此，各级部门应该适当地通过各种反馈渠道，关注青年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态度，努力增进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和感情。其三，本地市民的态度和两个人群的互动交往对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至关重要。融合是双向的、互动的，也是漫长的、艰巨的，需要逐步推进。身份认同属于主观意念，但这种意愿能否实现，流动人口能否真正成为流入地的一员，不仅需要流动人口本身的努力，还需要本地人的接纳。但是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认为受到本地市民轻视的比例高达46%，远远超过全部数据的平均水平(26%);而访谈资料也表明，除经济贡献外，在诸如社会治安、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利用、社区卫生等方面，北京市民对流动人口的看法都比较负面。这显然与北京市倡导的包容接纳精神相违背。一方面，户籍居民要尊重外来人口，使他们感受到当地政府、市民的亲近与友善;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应主动与本地市民交往和交流，使户籍居民感受到流动人口的尊重与感激。双向的交流与互动将提高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从而促进其实现身份认同。若本地市民对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和排斥行为不变，政府的公共政策不能一视同仁，流动人口就很难成功地融入流入地社会中。社区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落脚点，也是他们必然接触到的小社会，故我们可从社区入手，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使社区成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交流沟通的平台，从而达到增进双方理解与包容的目的。其四，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别。本文从两个地区视角考察区域分割:一是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划，二是流入区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跨越的行政区划越大，认同意愿越低;就区域而言，融入意愿由强到弱依次是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可见，认同意愿较强的流入地几乎都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进入发达地区之人的认同意愿较弱。作为衡量融入水平和流入地制度性、结构性、观念性等要素的一项综合研究，这样的结果或许暗示，意愿与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关系不大。尽管从理论上看，作为主观认知的认同意愿需要劳动保障和收入保障等物质条件为其提供基础(经济不发达、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等难以让流入人口产生认同)，但主客观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东部地区的流入人口之所以认同意愿低，一是这些地方劳动就业机会多，许多流动人口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赚钱;二是地区越发达，制度性、结构性、观念性要素的排斥就越强，而这些都在时刻提醒流动人口作为“外来人”的身份。这表明，认同意愿不是仅仅由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文明程度、行政级别、规模与名气能够完全决定的，一些“软”的要素也至关重要。因此，各地需要在改善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的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地增进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结果。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应加大宣传力度，从文化上、心理上、感情上采取措施，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最后，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中，不可避免也难以克服选择性问题。二是虽然本文使用的数据具有全国普遍性，但分析结果只对在业雇员具有代表性，因为本文设定的经济地位因子主要构成成分的收入和劳动时间所限，笔者只访问了该人群。三是一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甚至是双向因果关系———认同意愿与主要交往对象、经济地位因子等就是如此。不过，年龄效应、户籍效应和地域效应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是明确的，其他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不会影响本文有关年龄、户籍和地域与因变量之间的研究结论。此外，经济地位、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实际上也证实了我们之前研究提出的社会融入四维度之间的互动性［14］。

作者：杨菊华 张莹 陈志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