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托公示与信托关系人利益平衡

[摘要] 信托公示是为表明信托关系存在的特别公示。本文试图从信托公示的含义、效力、历史根源与制度根源等角度对信托委托人、受益人、受托人、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进行讨论，并对我国信托法规定的信托公示制度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信托公示 根源 效力 利益 平衡

一、信托公示含义

信托财产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一个基本法观念，它是指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从而使信托财产处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债权人追及范围之外。信托财产独立性可以保证信托财产的安全，确保信托功能的实现，但同时给交易第三方带来了困扰，因为第三方无从知道交易对象究竟是不是信托财产。因此法律有必要在保证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同时，切实保护交易第三方利益，在这方面，信托公示制度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谓信托公示，是指通过一定方式将有关财产已设立信托的事实向社会公众予以公布，从而使交易第三方对交易对象是信托财产还是受托人自有财产能充分识别，保证第三方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确保第三方免受无谓损失，从而平衡受益人和第三方的利益关系。从国际上看，英美信托法未规定信托公示制度，大陆法系信托法则有此规定。如日本信托法规定：“对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如不登记或注册，其信托不得对抗第三者。”我国也有信托公示制度，《信托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这一规定能有效保护第三方利益，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对受托人履行职责也有监督、促进作用，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二、信托公示制度的历史根源与制度根源

1.历史根源,信托发源于英国的“用益设计”，它是13世纪英国人为规避土地税赋及土地所有权转让的限制而创造出来的。当时受托人的惟一功能是作为信托财产――土地的名义所有人。至于土地的占有以及管理均由受益人为之，而土地也是代代相传，很少易手。在此背景下，“使受益人纯获利益“成为信托法的基本信条，因此早期信托法更倾向于受益人的保护。而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农业社会的主要财富――土地已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取而代之者为股票、债券以及其他金融资产。信托制度的主要功能也从传承家产转变为投资获利，受托人的地位也一跃变为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投资决策者。信托财产上的权利变动也从家族继承转变为以高卖低买为手段的牟利行为。这样，原来处于静态之中的信托财产在近代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流动起来。而随着信托财产品种的变化和流转的增多，交易中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突显出来。原来倾向于受益人的信托法机制使买受人处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此机制如继续下去，潜在的受让人对信托财产势必望而却步，受益人高卖低买的牟利目的从而难以实现。因此英美法通过成文法的形式改变此机制，如美国在《统一受托人法》中规定了购买人不再仅仅因为知晓出售人为受托人，就负有义务去查询受托人交易的权限，从而加强了对参与信托财产交易的第三人的保护。

日本是最先引进信托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日本信托产生于20世纪初金融事业发达的时代，其信托产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融资，因此其信托财产多为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流通性特别强调对第三人的保护。所以能有力保护第三人的信托公示制度应时而生。

2.制度根源――不同法系法律移植过程中的继承与改造。信托发展之初的英国普通法只承认受托人法律上的所有权，当时信托实质上就是君子协定，受益人并不能要求法院强制受托人履行承诺。由于普通法不保护受益人权益，在受托人侵害受益人权益时，受益人只能诉诸衡平法院。而“衡平法院不能容忍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救济”，因此衡平法赋与受益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即享有信托财产上利益的权利。但“衡平法必须尊重法”，所以衡平法院也承认受托人普通法的所有权即保有并控制信托财产的权利。这样，如果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第三人，受益人可依据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将信托财产追回，即行使信托财产追索权，但是如果第三人是诚信买受人，则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两种衡平法上的权利相等时”，先取得的不动产的衡平法上的权益只能被不知情的普通法上的善意购买者击败。即“如果购买者是善意的，不知情的并支付价值的，则两人在衡平法上权益是相等的，此时，普通法上的产权居先。但是如果购买者知情或未支付价值，则两人在衡平法上的权利是不等的，自然谈不上普通法上优先适用的问题。”因此英美法利用保护受益人利益的“信托财产追索权”以及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诚信买受人”制度实现二者的利益平衡。而这种制度安排又建立在“两权分离”，即衡平法上所有权和普通法上所有权分离基础之上，而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英美法系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之中。

大陆法系国家严格奉行一物一权，并恪守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原则。因此在继受英美信托制度的同时，大陆法系国家不得不对“一物两权”的英美法观念进行改造，采取物权与债权区分的模式来构造信托财产权，使受托人权利趋向物权，而使受益人权利趋向于债权。但如果完全屈从于物权―债权模式，又势必改变信托制度特有的功能，因此对于物权化的受托人权利作了相对处理，使受托人的管理处分权能受到限制，如赋予受益人与委托人撤销权；对受益人债权化的受益权则作绝对化处理，如受托人破产时的别除权，信托终止后信托财产的归属权等。

由此可见，大陆法系信托法为了使移植的制度与本国法律体系相融合，在信托财产上构建了特殊的权利分配机制，这种制使受托人对于信托财产的处分行为产生了对受益人和第三人的两个风险。对受益人而言，受托人有可能违背信托的主旨，不当处分信托财产，使受益人权利受损；对第三人而言，如果通过受托人违反信托的处分行为而取得信托财产，则可能时刻处于受益人以及委托人的追夺之中，而在事前调查交易对方的身份以及受托权限又是极其费时费力的事。为了平衡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冲突的法益，大陆法系信托法不得不设立信托公示制度。

三、信托公示的效力

关于信托公示的效力，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有两种立法例，即公示对抗主义和公示生效主义。采取公示对抗主义的主要有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而我国大陆则采用公示生效主义。这两种立法例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

公示生效主义是指信托不经公示，不生效力。我国《信托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公示生效主义同时影响信托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内部关系而言，只要信托尚未登记，就对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受托人无权利义务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受益人也无权利收取信托财产所生利益，委托人也可以信托尚未生效为由随时取回信托财产；对外部关系而言，既然信托尚未生效，受托人尚无权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信托财产仍归委托人所有，则第三方就信托财产与受托人交易，当然不能产生相应法律后果，委托人可以根据物权法直接从第三方处追及该信托财产，受托人还可能承担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法律责任。可见，采取公示生效主义，不单对交易第三方无法律保障可言，对受托人、受益人来说也缺乏保障。

我国信托法中公示生效主义立法本意可能是为了督促委托人和受托人及时办理信托登记，确保交易安全，却忽略了信托制度存在的功能和目的，在实际上损害了信托关系人的利益。因此应考虑对我国《信托法》信托公示效力的规定进行修正，做到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接轨。

四、我国信托法信托公示与受益人（委托人）撤销权的评价

我国信托法22条规定，“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又第49条规定“受益人可以行使本法第20条至第23条规定的委托人享有的权利。”综观两条规定可知委托人和受益人在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产或者执行信托事务的时候，有两项权利：一是请求受托人将信托财产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权利针对受托人，属于请求权；二是撤销受托人处分信托财产行为的权利，该权利针对受托人处分行为，但涉及交易中受让人的利益，我国信托法并未对该撤销权行使作特别限制，原则上只要信托关系有效，撤销权即可行使。但该22条规定受让人明知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赔偿，这限制了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发生的条件，只有在受让人明知违反信托事实的时候，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才发生，产生追及信托财产的效力。

笔者认为，信托制度根基在于平衡委托人、受益人、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而我国信托法信托公示制度以及关于委托人（受益人）撤销权的规定，并没有理想的实现这一目标。

1.不分须公示的信托财产与不须公示的信托财产，将撤销权行使条件一律系于受让人的主观状态。委托人、受益人要证明第三人主观状态举证艰难，不利于保护委托人和受益人。应将公示制度与22条规定结合起来做体系解释，以求对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妥善保护。一是需要办理信托登记而受托人办理信托登记时为有效信托；一是不需办理信托登记的信托财产，在合同签订或者受托人承诺时，信托发生效力。因此应区分须公示财产和不须公示财产来确定撤销权行使条件。对须公示财产没有公示的不属有效信托，应适用民法通则规定；对已公示财产推定第三人在受让信托财产时明知信托关系的存在，即承认信托公示推定力，除非第三人证明自己善意，否则推定为恶意。对不须公示的财产，则适用22条的“明知”标准。

2.我国信托法规定的公示生效主义为委托人违反信托合同义务、逃避转移信托财产义务留下了空白。设想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了信托合同，而委托人迟迟不办理信托登记，这时信托合同没有生效，因此受托人与受益人不能基于信托合同请求委托人履行义务，只能求助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尤其在现代社会，信托主要形式是商事信托，受益人多为换取收益权而支付了对价。例如在负担保公司债信托情况下，投资者认购了发行公司的债券，而发行公司和作为受托人的承销商之间迟迟不办理抵押权的信托登记，如这时发行公司破产，债权人的债权只能归于一般债权，而不能优先受偿。这就使受益人承担了委托人和受托人怠于登记的不利后果，对受益人显然不公平。笔者主张对我国信托法第10条采取法律漏洞补充方法，进行目的性限缩，使信托合同的有效与信托关系的效力相分离，即虽信托关系不生效，但信托合同在当事人之间生效，受托人可依合同行使登记请求权，受益人亦可请求登记。如果委托人违反合同，受益人、受托人可要求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

3.同时规定受益人撤销权与委托人撤销权，易产生利益冲突，不利于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利益平衡。我国信托法22条和49条分别赋予委托人和受益人以撤销权，并规定在二者意见不一时可申请法院进行裁定，以决定是否撤销受托人行为。此立法模式目的在于赋予委托人与受益人相同的权利，虽规定了法院在二者意见不一时的裁判职能，但是仍未妥善考虑两信托关系人的利益平衡。因为撤销权系形成权，其行使在原则上依形成权人意思就可产生法律效力，使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改变。如果委托人和受益人在申请法院撤销之前在法院申请裁定，这条法律还有适用可能。但如依据我国法律，受益人或受托人的一方经法院裁定行使了撤销权，而另一方对此情况并不知晓，后又申请人民法院对二者之间的异议作出裁定，如果法院支持其主张，则法院对同一案件判决的既判力无法维护，而如果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则信托法22条与49条的立法意旨无法实现，两条规定则成为具文。因此建议对这两条狭义解释，只有在法院作出关于行使撤销权的裁定之前，才允许当事人提起意见不一致的异议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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