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歧视现象原因探析

【摘要】二、精英的话语主导 在民主政治的启蒙者的训导之下，公平的权力分配和使用机制成为民主社会的潜在的必要法则，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则一直被视为一种政治理念的乌托邦主义。这些不公平...

【摘 要】中国的地域歧视现象给诸多的“外地人”带来切肤之痛。地域歧视现象为何出现？本文试从“怨恨”与“贱贫”现象、“精英”的话语主导权以及“民主”的制度层面设计等政治哲学角度对此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以期对消除该现象有所裨益。

【关键词】地域歧视；政治哲学；人权；民主；共识；精英

地域歧视是歧视的一种。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多在同一个地域，对其他地域的人民通常不熟悉，文化、经济的差异和不平等，所以会产生偏见甚至妖魔化。在现实生活中，如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人“东亚病夫”、“黄祸”的移民恐惧和贫穷偏见。日本人、韩国人对中国人的贫穷落后偏见。台湾人、香港人对大陆中国人的偏见。中国人对日本人、韩国人的偏见。中国城里人对乡下人、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中国人对北京人、上海人、湖北人、东北人、河南人、新疆人等的地域偏见。在网络世界，地域妖魔化多表现为地域贴，地域笑话，地域攻击等，甚至引发大量的回帖进行地域口水战。地域歧视伤害了公民自由发展的权利，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权”的价值的伤害，它损伤了“人人共享的普适性以及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与价值的道义性[1] ”，给个人和团体的名誉和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害。由此，我们必须追问，区别对待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群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从政治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方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一、贱贫与怨恨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导致地区和个人发展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的满足之间产生巨大差异，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尤其是“贱贫”和“怨恨”心理，进一步拉大了歧视群体和被歧视群体的现实和情感差距。所谓“贱贫”是指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较多资源的群体发出的对获得较少资源或没有获取资源能力的群体的歧视。如上海地域歧视，该地区由于外来人口不断增加，被认为增加了不安全因素，造成上海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反之其他地区的人也因此对上海人颇有偏见。另外政治上而言，上海的发展的确是有赖于中央政府政策的相当大倾斜和不平等。户口制度也令上海人获得更多在教育，工作，社会保障方面的特权，因此上海的自我膨胀的情感也集中表现为对外地人的歧视，经常直接称呼外来人口为“外地人”。中国有句古话“笑贫不笑娼”。虽然俗气，却也深刻揭示了隐藏在“和谐”之下的人性的丑恶之处。所谓“怨恨”，舍勒总结出的经典论述为：怨恨死对情绪本身的一次再体验；它所具有的敌意是隐忍未发、不受自我行为控制的愤懑。[2]怨恨是一种不会因为得到满足而消失的情感，长时间的隐忍和仇恨的深化已经让怨恨上升到敌意不可磨灭的程度，因为最终的结局变成“不能原谅你的是你不是我”。怨恨的情感不仅具有强大的宣泄力，而且还具有潜在的递增性，也正是因为它才能够成为社会结构变动的潜在动力。“贱贫”的贫穷之人和其他的一些在社会流动方面无望改变命运的群体便是“怨恨”情感的发出者，地域歧视仅仅是怨恨的发端，如果社会流动渠道进一步堵塞，政治参与也不能为改变命运带来转机，则“怨恨”会演变成通过集体运动形式冲击社会结构的状态。

二、精英的话语主导

在民主政治的启蒙者的训导之下，公平的权力分配和使用机制成为民主社会的潜在的必要法则，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则一直被视为一种政治理念的乌托邦主义。这些不公平之处让一部分人拥有高于常人的个人天赋、人格魅力、道德素质、人际关系和动员能力等，正是这些特征让他们成为“精英”。一方面是精英主导话语，形成一种主宰性的带有偏见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被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所覆盖的大多数，他们在面对复杂混乱的社会信息时，特别容易丧失自主思考和理性的判断能力。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中。这其中可能也包含了被歧视地域的人们，他们对不公平的社会评判显得漠然，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地位，无力夺得话语主导权，只能自我心理暗示，认为只要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让他去说，自己都懒得争辩。结果，他们这种失语的弱势更加剧了表达者的表达强势。这如同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对印度种姓制度的分析：一切弱势群体都被剥夺了话语权，都不能自己表现自己、言说自己、书写自己，都在被他人表现、言说、书写。[3]这成为地域歧视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被歧视对象不掌握话语权，没有言说的阵地，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的声音进入不了人们的视野，无力进行辩驳， 所以他们成为人们话语建构的对象。[4]

三、民主与制度设计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民主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尽管现在各种各样的主张、观念、行为及制度安排等都以民主的外观标签示人，以宣示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民主的“原教旨”仍是一种质朴的集体决策行为，社会成员参与影响公共利益的决策乃是辨识民主的一个关键要素。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机制的安排必须在某种妥协后仍能保证人民最低层次的利益的维护。地域歧视现象在制度层面的映射恰好体现出制度安排合法性的缺失。在一个国家内，对于所有的国民来说，他们所享受到的国民待遇、国民权利应是平等的。如果不一视同仁，必会加剧地域歧视。比如“外地人”到某大城市或沿海打工，他们无法享受到与本地市民的同等待遇。一方面，“外地人”有被歧视感、剥夺感；而另一方面，“本地人”有了优越感，“外地人”的被歧视和被剥夺助长了他们通过“外地人”不公平的处境和自己处境的对比所享受到的心理自得程度。[5]由于中国大陆的户籍制度使得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自由选择户籍所在地方面存在诸多限制，尤其以经济相对发达的大都市限制最多，而在中国境内的某一城市居住但不具有当地户籍的中国公民与具有当地户籍的中国公民相比往往会遭遇不公平的差别待遇。这种因为户籍制度造成的地域歧视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歧视包括教育、就业以及各种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具体而言包括：招生地域歧视，招工地域歧视，城乡地域歧视等诸多方面。

【参考文献】

[1]张凤阳.政治哲学关键词[M].江苏人民出版社：4.

[2]刘小枫.舍勒选集[C].上海三联书店：398.

[3]萨义德.东方学[M].王根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68.

[4]郭宏彬.地域歧视形象的社会建构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0（2）.

[5]石勇.地域歧视：消解国家认同的隐忧[J].廉政望，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