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对曾纪泽外交思想的影响

摘 要：作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曾纪泽的外交思想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曾纪泽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传承千年的湖湘文化对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这一课题，学术界还鲜有人研究，因此，研究这一课题，不单能对进一步研究曾纪泽的外交思想提供帮助，同时对把握湖湘文化的精髓以及弘扬湖湘文化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湖湘文化；外交思想；爱国主义；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95-01

湖湘文化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曾纪泽作为一名湖南人，他的成长经历，学习生活习惯无不与湖湘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外交思想的精髓――爱国主义与务实外交观，正是完全脱胎于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学风。那么，湖湘文化是如何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产生影响的呢？本文将进行深入探讨！

一、 爱国主义的传承与发扬

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传统，这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史上比比皆是。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内涵和特点各有不同，但这种为国家和民族慨然赴死的牺牲精神确是惊人的一致。“爱国主义传统，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世，都是湖湘文化的主旋律。” [1]，这一点，体现曾纪泽身上，尤为明显。

曾纪泽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就受到父亲曾国藩的严格教育，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思想的源头，我们可以在曾国藩的身上找到。曾国藩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湖南知识分子，自小就受到湖南“以程朱为重”的理学思想的熏陶，而“曾国藩始终以宋代大儒为师，毕生奉‘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哲学为圭臬。他将理学大师周敦颐、二程、张、朱熹等人列入‘圣哲’，认为他们继承了孔孟的道统，而这个道统是不容改变的。” [2]曾国藩这种信奉理学，以理学为重的思想对曾纪泽的影响是深远的。曾纪泽自幼就在曾国藩的监督下，熟读了儒家经典著作，在理学思想和曾国藩的双重影响下，曾纪泽意识到：“仁着至大，而义者至高。” [3]爱国主义情怀开始在曾纪泽的头脑里生根发芽，而当他接触社会后，看到列强入侵、清政府扶摇欲坠的统治，更激起了曾纪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曾纪泽后来之所以放弃在国内做官的机会而选择出使国外，当一名为人们所不齿的外交官，这同他希望改变中国处于劣势的外交地位是分不开的。

提到了曾国藩，就不能不提邵阳人魏源，他在1842底写成的《海国图志》，开篇就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为的就是惊醒世人：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人们应该抛开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这样才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洋务运动就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开展起来的，先是“自强”，后是“求富”，开辟了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先河。魏源的这种爱国和危机思想也影响到了曾纪泽，曾纪泽阅读了魏源《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篇》、《海国图志》等经世名篇，这些书籍有助于曾纪泽对西方的了解以及看清中国的社会现状，这对于曾纪泽危机意识的产生以及爱国主义的激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从立志出洋，到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列强据理力争，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曾纪泽身兼的责任重大和背负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到的。但他就是凭着自己的满腔热情，抱着要改变中国屈辱的外交地位的强烈愿望，“敢于反抗大国强权，坚决捍卫民族权益。” [4]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曾纪泽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纪泽继承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以自己的努力和激情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并将这种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外交观的形成是和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息息相关的！

二、 经世致用学风的深刻影响

经世致用，通俗地讲，就是读书要为现实服务。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中一种优良学风，不但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战国时的屈原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风的开山鼻祖，他《离骚》中的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便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最好明证。西汉时，贾谊受到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他一面感念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另一方面，他关心现实政治，积极为汉朝统治者建言献策，他上书汉文帝的《治安策》对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后世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把他和董仲舒相提并论，成为西汉两大儒。‘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 [5]到了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因为改革失败，被贬湖南永州，柳宗元也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杰出代表，在湖南，他不但只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寓言和讽刺小品，更写了关心百姓和批评时政的论文，如《断刑论》和《封建论》等。龚抗云教授说：“屈原、贾谊、柳宗元等将他们经世致用的学风带入了湖南。” [6]这是不虚之论。

湖湘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是在宋代。“宋代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胡宏、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为世所称，更以其富有特色的学风卓然独立。自此，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并为后来的湖湘学者不断地发扬光大。” [7]湖湘学派的先驱者是胡安国，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胡宏是胡安国的小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思想，胡宏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通经和致用的关系做了理论说明，“圣人之道，就是要有体有用。通过学习、研究和思考，准确地掌握儒家经典中古代圣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即‘明体’，或者称之为‘致知’，然后以此去指导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即是‘致用’，或称为‘力行’。明体就是为了致用，致知就是为着力行，这就正如有的放矢。没有目的性地治学，或者学而不去力行，都只是一种空谈，毫不足取。胡宏尤其强调‘致用’不是去为个人谋利计功的小用，而是为治国安邦利民的大用。” [8]从这段话，我们基本上能得出经世致用学风的精髓所在：读书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读死书，还要身体力行，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湖湘学派另一个创始人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则强调办学宗旨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在治学宗旨上，他也强调力行，“贵实用而耻空言” [9]，“天下之理，惟实为贵。” [10]胡宏和张通经致用的理论对其弟子和后世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从此扎根于湖南这片土壤，历千年而不衰，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

湖湘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明朝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迎来了明清之际湖南实学思潮的兴起。所谓“实学”，顾炎武称之为“修己治人”之学，是运用“六经之旨”于“当时之务”之学，这与空谈玄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不务实际的恶劣学风是根本对立的。在湖南，以王船山代表的实学思潮，继承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这种实学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世致用的学风之所以会在明朝沉寂，是因为王阳明心学的兴起，王阳明之徒宣扬的“废实学，崇空疏”的学风，有违于湖南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因此受到王船山的抵制，同时受到抵制的还有佛教和老庄哲学宣扬的空、无思想；第二，王船山重视调查研究和实践的作用，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观，这对于抵制明末言空蹈虚的学风有重要的作用；第三，从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理欲合一，理在欲中，反对虚伪说教；第四，提出变化日新的观点，反对拘泥不化，一成不变，“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 [11]既然历史和时代在发生变化，那么治事方法也应有所改变，他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 [12]王船山是赞成社会变革的。第五，主张夷夏之辨和崇尚民族气节，这与王船山的坚决反清是分不开的。王船山的实学思想对近代湖南的影响是深远的，梁启超曾给出很高的评价：“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到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到他的影响。清末民国初年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13] 嘉道年间的湘籍经世派更是传其衣钵，将其实学思潮进一步发扬光大。

曾纪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往往能综观考虑，做到事必躬亲，这种实际考究的态度，正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优良学风的延续。

三、结论

曾纪泽作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他为维护国家完整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和他正确的外交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其外交思想的源头，则是传承千年的湖湘文化。曾纪泽所从事的外交事业，既是在继承湖湘文化的优秀成果，又是在将这种优秀成果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蒋作斌.略论湖湘文化对湖南教育的影响.湖南社会科学[J].2002.3（134）.

[2] [5] [6] [7] [8] [9] [10] [19] [22] 王兴国，聂荣华.湖湘文化纵横谈[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171、98、99、124、130.

[3] 曾纪泽.曾纪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8.

[4] 高慧.弱国时的成功外交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J].2010.4（25）.

[11][12][13]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