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时间：2023-11-10 11:21:49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篇1
［关键词］ 湘军；近代湖湘文化 ；历史演变；当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G1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6—0132—06
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在《近代湖湘文化试探》一文中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在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而跨入近代（1840年后），就迥然不同，在诸如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中，湖南所产生的反映，着实引人瞩目；且人才辈出，为人们所称道，延续至现代，更呈现出鼎盛的局势。” ［1］从曾国藩、左宗棠兴起洋务运动，到谭嗣同、唐才常献身维新变法；从黄兴、宋教仁引领辛亥革命，到蔡锷首举反袁护国义旗；从、蔡和森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七一”建党、秋收起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受湘军崛起所激发的湖湘文化及其载体近代湖南人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或“中流砥柱”的作用。正是在湖湘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的近代湖南人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解放而上下求索，英勇奋斗，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
时至今日，随着区域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湘军与湖湘文化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尤其是作为湘军的诞生地湖南，“湘军热”更包含着湖南人的自豪情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湖湘文化契合于当下湖南社会发展的精神内核，如何重塑湖南人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探讨湘军与湖湘文化内在关系的历史演变，实现湖湘文化和“湘军”精神价值的当代转换，这不仅对塑造当代湖南人的精神价值世界，而且对当代湖南如何有效地打造“湘军”这一历史文化“形象名片”，为党和政府制定符合本地区区情的经济、文化、社会政策，以开发和利用本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提供科学依据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湖湘文化与“湘军”的由来及其演变
湖湘文化是指依托于湖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发源于楚文化并且在长期历史变迁过程中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演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系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事功化的价值取向是其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潜藏在每一个湖湘文化的承载主体亦即湖南人身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外在的具体表现，并决定了湖南人以何种方式投身于社会变迁的历史大潮之中，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及文化品性。
从湖湘文化精神内核的形成来看，屈原与贾谊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作为具有鲜明儒家知识分子性格的屈原和贾谊，不仅在文学上写就了流传千古的诗赋，更是以其忧国忧民、躬行实践的精神特质和关怀意识，将早期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注入到湖湘文化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之中，这也形成了湖湘士人独有的“屈、贾情结”。可以说，屈原、贾谊构成了湖湘文化精神的第一个标志。隋唐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开始南移，这一时期对湖湘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谪居永州十年的柳宗元，他不仅在文学上继承了屈、贾二人的精神品质，更是力求突破革新，体现了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政治理念。宋明理学的兴起，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一次大的整合，文化教育、思想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周敦颐开创理学，其后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南宋张栻、朱熹都曾在岳麓书院讲学辩难，推动了理学在湖南的兴盛，并形成了“湖湘学派”。从此，理学与湖湘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契合，从而使湖湘文化具有了浓厚的理学色彩。明末清初，王夫之经历社会大动荡、思想大裂变之后，隐居山间，潜心学术，力图以学术来拯救天下危亡，恢复华夏衣冠，古代湖湘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传统在他的学术思想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同时，为医治明末心学泛滥所导致的士人空谈误国的流弊，他特别强调继承古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以及敢于和善于吸纳百家、综合创新的精神。这些都为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存在的变迁必然会导致文化发生变迁，文化变迁反过来又会影响或制约社会变迁的方向和速度。尤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与之相适应，湖湘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也必然发生转型，这既包括构成要素的变化，也包含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变化，原有的一些构成要素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消失了，产生了新的构成要素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化又会导致文化精神在每一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且随着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出现艰难的蜕变。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发展变迁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与此相适应，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也以此为界发生了蜕变。甲午之前，近代湖南人以湘军集团为代表，其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为忠君和维护儒学道统，事功化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经世致用的儒学学风和关注经济实务。甲午之后，忧国忧民的精神特质由忠君转变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对儒学道统的维护也开始逐步转变为向西方学习，事功化的价值取向变得更为明显和强烈。当然，这其中也夹杂着甲午之后湖南人心理的深刻变化。
湘军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内涵指的是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在地方团练基础上创建的湖南地方武装，称为“湘勇”。1854年2月，这支军队正式成军。就招兵而言，这支军队从不招无根之兵，将领、营官凡欲招募士兵组建新营或增募士兵，都是回湖南原籍招募，而且利用同乡宗族、亲友关系吸纳士兵，一县或一族者编为同一营。其兵勇和将领主要是湘乡和宝庆人。正因为这支军队带有浓厚的地缘和血缘色彩，其兵勇和将领基本上都是湖南人，因而又被人们称作为湘军。
湖南的社会文化观念和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对湘军每个将领和士兵的个人气质、行为特征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湘军表现出独特的精神面貌和性格气质。首先，湘军创建之初，士兵主要来自于湖南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山村。这些农民心地纯朴、憨直，性格可塑性很大。正如有学者指出，湘军之所以用这种原则招兵，主要是因为“山农有一种可塑造的本质，纯真的性格最易塑造，由此基本素质训练转化，所以作战能奋不顾身”［2］。通过训练和鼓动，即可成为呈凶悍但有纪律的士兵。其次，在尊崇程朱理学这一主流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湖南民间形成了讲气节的社会风尚。所谓气节，就是“忠孝节义”这种儒家文化观念的要求。湘军兴起的文化原因就是因为太平天国伪托西方基督教颠覆了湖南士人和民众对儒家文化观念的坚守，曾国藩等湖南士人起而创建湘军，目的是要捍卫“名教”，是一种卫道行为。同时，他们也把这种卫道的思想观念贯穿在湘军的宣传和教育中。“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讲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3］其结果使湘军形成了一种重节气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性格特征使他们敢于拼搏，有一种敢于任事，勇于承担，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精神面貌。最后，湖南地处内陆，移民众多，民族杂处，社会矛盾尖锐，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因此，民众性格倔强，动辄用武。曾任湖南布政使的李榕就说过湖南人“气太强”。其后湖南巡抚陈宝箴也认为湖南人“好胜尚气”，“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湖南人的这种倔强、刚烈的性格特征对湘军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曾国藩本人就有着倔强、不屈不挠的个性，每于受挫之后，都是“吃一堑，长一智”。其他湘军将领和士兵，也同样是坚忍卓绝、强毅不屈。曾国藩还在湘军战术上采取“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充分发挥了湖南人倔强、刚烈的性格特征。如曾国荃围攻天京四十余天，全军瘟疫流行，死伤无数，但都坚持到最后大功告成。这种鲜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造就了湘军强悍的战斗力。
据统计，湘军全盛时有二三十万人之多（包括受曾国藩直接控制指挥的湘军和不受曾国藩直接控制指挥的湘军），如果再加上一些非湘军集团的督抚因羡慕湘军的能征善战、纷纷委任自己的湘籍部下到湖南招募的兵勇（如河南巡抚郑元善曾令李续焘募勇六营、继任张之万令葛承霖募勇四营，再继任吴昌寿也令人募勇四营），那么，其总数当在五十万人左右（参见龙盛运《湘军史稿》）。在1864年攻占南京、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为避免功高盖主，引起清廷的疑虑，又因湘军暮气日深，便开始大量裁撤受自己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湘军，加上李鸿章“淮军”的崛起，未被裁撤的湘军在平捻和中法战争中的失败，湘军从此走向衰落，尽管这一时期因曾国荃复出镇压捻军和左宗棠用兵西北的需要，湘军有所招募扩充，但人数十分有限，根本无法与全盛时期的湘军相提并论，而且随着局势的稳定，除刘锦棠军保留一部外，其余招募扩充的湘军几乎被裁撤殆尽。
到了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人们有时也把湖南的新军称为湘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也是首先派出以新军和会党为主力的革命军队增援武汉的省份。这支援鄂军就被人们称为湘军。进入民国，湖南地方军阀组建的军队也被人们称之为湘军，主要有谭延闿系、程潜系、赵恒惕系、唐生智系、何键系等。所以，有研究者认为，作为历史概念，湘军应该包括两个历史时期的军队：一是晚清时期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组建者、指挥者的湖南地方军队；二是清末时期的湖南新军和民国时期湖南的地方军阀部队。但实际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湘军已经失去了此前湘军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基本上只是作为地方性军队的称号而已。
长期以来，至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之前，人们基本上还是在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内涵上使用湘军这一概念的，如清人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和今人罗尔纲的《湘军兵志》、龙盛运的《湘军史稿》等，它们所研究的都是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所组建和指挥的湘军。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后，湘军的概念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出现了许多以“湘军”冠名的行业团队，如“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建筑湘军”、“创作湘军”、“文化湘军”、“科技湘军”等等。很显然，这些所谓的“什么什么湘军”，与历史上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所组建和指挥的湘军不是一回事。那为什么人们要用“什么什么湘军”来自称或他称这些并非是“军”的行业团队呢？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中的湖南人继承和阐发着曾孕育过湘军并为湘军兴起所发扬光大的诸如“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忧国忧民”、“通变求新”等湖湘文化精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因此才自冠或被冠以对近代湖南和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湘军”名号。所以说，当代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湘军”与历史上的“湘军”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之处。就相同的一面而言，他们都是湖湘文化的产物，是湖南人中或湖南行业中的杰出代表；从不同之处来看，历史上的湘军是实实在在的“军”，而当代的所谓的“什么什么湘军”并非是“军”，是一些非军事的行业团队。
二 如何实现“湘军”和“湖湘文化”
的当代转型
改革开放后，湖南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同时，文化的繁荣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湖湘文化的重新审读和“湘军热”的兴起，湖南社会开始重视对湖湘文化和湘军的再发掘，湘军现象成了湖南人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情结，如前所述，凡在改革开放中引领潮流、敢为人先、并取得骄人成绩的行业群体都自冠或被冠以“什么什么湘军”，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随着社会变迁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方面，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的精神特质在近代反映出来的爱国精神，湘军兴起之后所表现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不仅没有被削弱，相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湖南人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忱，以及对国家富强的良好愿望表现得尤为强烈，这也是湘军以后湖南人奋发图强、以匡世济民为大志、力图承担社会大任之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进入新世纪后，湖南曾经出版了几部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的著作，如王开林的《纵横天下湖南人》和《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周兴旺的《湖南人凭什么？》等等，这些著作尽管其中存在着许多为人所争议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它们都反映了当代湖南人所秉承的湖湘文化中那种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如湖南卫视以地方电视台的身份和角度推出了一系列以《新青年》、《千年论坛》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关怀意识的时政和学术评论节目，可以说是当代湖南人在继承湖湘文化精神基础上并与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而孕育出的精品力作。思想的交流通过媒体广为传播，在给湖南文化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湖南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为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4］
另一方面，湖湘文化精神中事功化的价值取向在当代有了新的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与其他省份尤其是东部省份比较既无地理位置之优势，也无历史遗留之积累，那么，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走出湖南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呢？当代湖南人继承了为湘军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湖湘文化的躬行实践、开拓创新、注重实干、勇于任事等精神特质，不固步自封，不抱残守缺，既放眼世界，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又立足湖南，扎根于深厚的湖湘文化资源之中。如湖南电视节目的娱乐性在全国一枝独秀，影响甚大，其原因有二：一是节目制作者的新奇构思和对外来节目的大胆引进；二是湘楚民风对娱乐文化的持久认同。娱乐文化与湖湘文化中悠远的民间文化一脉相承，这是整个湖南人情感的基础，也是湖南电视娱乐类节目制作、形成、发展和广有市场的基石。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性特征要求有多元并存的大众市民文化与之相适应。而这种大众市民文化以休闲消费文化为特征，娱乐是其本位，于是以《快乐大本营》、《音乐不断》、《超级女声》等为代表的娱乐、情感、音乐、益智综艺类、专业化电视栏目一出现就广受欢迎，这也促使文娱演艺业成为湖南改革开放以来成长最为迅速的文化产业。许多学者就指出了湖南文化产业的兴盛正是得益于湖湘文化的熏染，如刘健安认为传媒业的“湖南电视现象”便是“得益于湖湘文化的滋润而成为‘现象’，而‘现象’必将丰富‘湖湘文化’，这就是文化的辩证关系” ［5］。湖南电视媒体的领军人物魏文彬在其《湖湘文化与电视湘军》中也阐述了湖南电视现象与其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认为“湖南电视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气质及其所创造的影响力”［6］，乃是源于湖南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郑大群更是指出：“新中国首家女性报纸和女性电视频道均诞生在湖南，并且在同行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取得一系列优异成绩，究其原因，主要是具有‘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精神气质的湖湘文化所起的主导作用，以及逐渐觉醒的现代女性意识的影响。” ［7］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还促使当代湖南人不断探索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路。近二十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省第九次党代会将“文化强省”作为富民强省战略之一纳入了发展蓝图，从而对长（沙）株（洲）潭（湘潭）城市群的建设有了新的定位。［8］此后，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作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试验区，更促使湖南文化“软实力”迅速提升。这都表明近代湖湘文化在当代湖南社会不仅没有衰弱下去，相反更加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诚然，进入21世纪后，社会急剧变化，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新态势，近代由湘军兴起而发扬光大的湖湘文化也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因此，立足于湖南的社会实践，当代湖南社会应该培育什么样的湖湘文化？抑或是如何实现湖湘文化的当代转型？这是当代湖南人应该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首先，作为深受“湘军”和湖湘文化历史传统和精神特质熏染的当代湖南人，必须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9］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虽然是延续民国时期论争本位文化的立场所言，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自醒，但对于湖湘文化的当代转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湖湘文化的当代转型过程中，作为湖湘文化承载主体的当代湖南人，也应该具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一方面，“文化自觉”所需要的文化的自信力和凝聚力，对当代湖南人来说已经存在，如现在为全国所瞩目和争议的湖南人“湘军现象”的历史情结；但另一方面，当代湖南人所谓的“自知之明”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湘军”和湖湘文化都有被庸俗化和滥用的趋势。当代湖南各种冠以“湘军”名号的现象层出不穷，这固然说明了当代湖南人对历史上的湘军与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但滥用“湘军”名号又是一种文化庸俗化的表现。作为湖湘文化发展载体的湖南人，必须对湖湘文化的起源、精神内核、学理支撑、历史流变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也需要我们在构建湖湘文化当代转型过程中做好湖湘文化的教育、普及工作，只有真正做到“自知之明”，才能继而做到“文化自觉”，把自身融入到湖湘文化的血脉之中，从而使湖湘文化的精神理念、品格气质能在每一湖湘文化的载体亦即湖南人的身上得到真正的体现。
其次，湖湘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体系，因此，在构建湖湘文化当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而应该海纳百川，善于吸纳、继承和发扬中外一切先进文化、促进湖湘文化的与时俱进。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决定了湖湘文化兼容并蓄、敢于创新的优秀品质，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受到湖湘文化熏染的几代湖南人都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勇于吸纳新的文化因素，继而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湖湘文化的内容。我们以前对湖湘文化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展导致了近代湖南人才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方面，而经济、科技等其他方面的人才偏少。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出的是湖湘文化的缺点？还是它的优点或特点？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是前者。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前文已有论述，湖湘文化精神内核在于强烈忧患意识的精神特质和以事功第一的人生价值取向，经世致用、爱国主义等气质在近代湖南人才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近代中国人、湖南人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因此，湖南人以其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人文品格集中于政治和军事，以求近代中国首要问题的解决。随着社会发展，当政治和社会制度问题已经不是首要问题之后，湖南人又投身于此时社会所最为急切和关注的其他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湖湘文化本身是一个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和与时俱进的文化体系，其兼容并蓄、敢于创新的精神品格使它具有很强的调适性和生命力。如改革开放之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当代湖湘科技创新人才群体之所以在中国和世界上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湖湘文化的创新品质在他们身上的突出表现是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必须辩证地看待湖湘文化当代转型过程中文化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避免功利化和现代化的迷思。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或前提，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认识归认识，在实践中，这“另一方面”又往往被人们无限地夸大和片面理解，从而在具体处理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庸俗化和功利化迷思。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地方开始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所谓“文化经济”，把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理解和处理为能带来经济效益，文化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被严重地简单化、庸俗化和功利化了。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现代化似乎成为了文化转型的唯一取向，只重视文化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文化的价值理性，没有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甚至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成了衡量文化转型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再加上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的社会理想信念迷失等问题，更加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因此，在实现湖湘文化当代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这种功利化和现代化迷思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只要利用得法，文化确实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文化的作用又不仅仅表现或局限于经济方面，尤其是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出以后，文化对于社会整体效应的推动作用可能更重要一些。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应是作为社会主体和文化载体的人，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的落脚点都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幸福指数的提升。湖湘文化的当代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着湖湘文化能为湖南经济发展提供多大的经济效益，其核心还应该是湖湘文化能够塑造新时代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湖南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并进一步成为湖南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持久动力。
三 充分发掘和利用“湘军”
与“湖湘文化”资源
在湖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发掘和利用好湘军与湖湘文化资源，从而进一步为富民强省、四化两型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不断丰富和发展湘军和湖湘文化的时代内涵，使之与构建和谐湖南紧密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也要承认，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侵害，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了，但精神生活却出现了问题，人的素质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同步提高。因此，构建和谐湖南，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快速增长，还有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构建具有新风尚、新道德的幸福湖南。要按照发展先进文化与构建和谐湖南的要求，找准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结合的着力点，发现、发掘和激活“湘军”和湖湘文化的精神价值，创造性地运用于湖南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使之与富民强省、构建和谐湖南紧密结合起来。具体而言，要发扬“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弘扬“百折不挠”的可贵品质，排除万难，不断创新；秉承“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勇于实践，科学谋划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善于吸纳、继承和发扬中外一切先进文化，创造性地发展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等新的内涵，促进湖湘文化实现形态、内涵的飞跃。发掘和利用湘军和湖湘文化资源必须使湘军和湖湘文化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契合，并参与到湖南人的性格塑造和精神铸就之中，以此来丰富湖南人的精神生活，增强湖南人的文化创造力，提升湖南人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从而使湖南人保持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更具凝聚力、创造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二，实现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强省的转变，打造具有鲜明湘军和湖湘文化特色的湖南文化产业。文化是一个城市和区域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潜在财富，一个地方文化资源越丰富，利用和发掘得越充分，那么对这个地方发展的贡献就越大。从国际形势看，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科技的发展全面交融，文化的经济化、科技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化竞争力已成为全球竞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据报道，美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已占到国内GDP的1/4，在国内产业结构中位居第二。未来的文化产业在保持其固有的精神文化创造力的同时，将会越来越多地表现出高技术和高智力含量的双重特征，由此将使文化产业发展在社会覆盖面和对公众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从而形成广阔的市场空间。从国内来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文化消费在人们的生活消费上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最近几年中国居民的文化产品消费增长超过物质产品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已将文化发展放到促进城市发展的基础地位上来优先考虑。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也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湖南已建成具有鲜明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体系，“电视湘军”、“出版湘军”等名号已成为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但我们在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诸如专门人才引进及培养机制的缺乏、文化资源比较分散、整合性较差等问题的存在。在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并出台诸多文化产业政策、以及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大好机遇之下，要更好地发掘和利用湘军与湖湘文化资源优势，在整合文化资源、引进和培养专门人才的基础上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湖湘文化产业。［10］
第三，整合湘军与湖湘文化资源，为湖南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型支撑。湘军与湖湘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湖南民间传统与日常生活方式，又涌现出了大量的湖湘历史名人和历史遗迹。这些都是湖南社会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历史遗产，要科学地整合这些文化资源，以便为经济发展提供更深厚的内生型动力。具体来讲，一方面，从全省角度来看，有必要设置全省文化资源整合的指导性机构，为如何继承和创新民间传统提供全局性和科学性的指导意见，规划有着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的城市文化形象特色，打造具有历史性、多样性的文化城市名片。如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之中，有必要将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不同的历史特色发掘出来，并与其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不同的城市功能定位相结合，从整体上构建既能保存湖南民间传统风俗，又能体现现代城市特色的文化资源整合平台，使文化资源不仅仅停留在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层面上，而是真正能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从发掘旅游文化资源的角度而言，有必要改变过去省内旅游业在发掘利用文化资源方面孤立分散的局面，发挥湖湘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优势，挖掘湖南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扩大湖南人文历史的影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要多渠道、多平台的整合各种文化资源，例如可以以民间节日为整合平台，集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资源，这样既可以在整体上鲜明地突出湖湘地域特色，又可以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创新、发展结合在一起，既能发展旅游业，又能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又比如可以创立湘军文化园、湘军博物馆，开辟湘军将领、湖湘名人和湖湘文化旅游路线，湘军文化园和湘军博物馆可以设立在曾国藩墓葬的所在地长沙平塘镇，湘军将领旅游路线可以以双峰曾国藩故居为中心，以周边100公里以内的湘军将领故居为半径，打造一日或二日游的湘军将领故居旅游圈。创立湘军文化园、湘军博物馆和开辟湘军将领旅游路线，必然会对海外华侨产生较大影响，因为不少湘军将领的后裔都生活在海外，他们非常关心国内对他们祖辈的评价和家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整合旅游资源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的一些先进经验。
第四，加强文化资源发掘和利用的战略意识，构建适合湖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资源品牌。文化既是一种精神力量，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地域的品位，一个城市的形象，也是一种物质力量，它能为湖南的经济振兴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源泉，提升湖南的文化品位和城市形象；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量。所以，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湘军与湖湘文化这一文化资源对当代湖南社会和湖南人的精神作用，有必要从战略的角度来理性地继承和创新。当代湖南社会各种以“湘军”为旗号的现象层出不穷几近滥用，但绝大多数湖南人并不了解“湘军”和湖湘文化的由来和历史，不清楚什么是湘军和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特质，其后果，一方面是使得湖南在对外交往中无法形成文化资源的鲜明品牌；另外一方面也使得文化资源的精神力量无法落到实处，如果湖南人只是挂了这样一个招牌，湖湘文化的“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忧国忧民”、“通变求新”等精神特质就无法真正起到精神动力的效用。
那么如何构建适应湖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资源品牌呢？首先，应加强对湘军与湖湘文化的学术研究，虽然湖南的许多科研机构和大学都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研究机构比较分散，描述性的成果较多，真正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单学科研究的成果较多，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较少，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成果更少，这也是湘军和湖湘文化研究省内热而省外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由省有关单位牵头成立全省性的湘军研究中心和湖湘文化研究中心，集中全省各学科力量，展开联合攻关；同时，将现在三个互不统属的湖湘文化研究会（或研究协会）整合成一个，以减少内耗；其次，要充分利用媒体加强对湘军与湖湘文化的宣传，尽管湖南的电视媒体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湖南教育电视台的湖湘讲堂栏目等，但总的来看还不够，我们应该通过各种现代传媒手段，积极推行文化营销策略，宣传湘军和湖湘文化品牌，建议由湖南卫视、经视牵头，拍摄以湘军和湖湘文化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和历史政论片，开办湘军和湖湘文化网站，举办全省或全国的有关湘军和湖湘文化的知识竞赛（至少可以在省内大学生中进行），以扩大湘军和湖湘文化的知名度，让中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湘军和湖湘文化、了解湘军和湖湘文化；再次，重视人才的精神特质，利用现有人才资源，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加大文化产业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在高校加强文化产业管理、文化创意等专业的建设，并与企业联合，重点培养高层次文化管理和文化经营方面的人才，努力造就一支高水平、结构合理、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化人才队伍，从而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积蓄人力资本，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气，把湘军和湖湘文化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11］最后，有必要成立湖南文化资源品牌研究机构，从品牌营销的角度来规划湘军和湖湘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建立湘军和湖湘文化资源品牌使用的审批和准入、退出制度，改变过去湘军与湖湘文化滥用的状况，进一步整合优势文化资源，大力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加强策划和包装，鼓励、支持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扩大长株潭影视、出版、民间艺术、工艺美术、文化旅游等湖湘文化载体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份额，从而增强湘军和湖湘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条件成熟时，可在港、台地区举办湘军和湖湘文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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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篇2
关键词：湖湘文化；高等教育；民族音乐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2-0117-05
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 [1 ]。“湖”指洞庭湖，“湘”指的是湘江。湖湘文化的精髓可以概括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激励湖湘人继往开来、奋斗向前，塑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湖湘精神，同时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音乐人才。然而，作为传承历史文化、彰显民族精神的民族音乐教育，受各种社会思潮和音乐形态多样化的影响，使得立足本土文化的地域音乐课程尚处于边缘状态，民族音乐教育尚未完全发挥应有的时代使命。虽然在“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观点的引领下，许多课程中设立了本土音乐学习部分，但这些本土音乐学习内容仅停留在对某一歌曲、某一乐种的学习方面，很少将这些音乐植入文化脉络中进行学习和阐释，涉及本土音乐中的文化部分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学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学习及音乐文化的理解大多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和基本概念上理解这些本土音乐的精髓 [2 ]。当前，在课程改革背景下，音乐课程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大变化，音乐课程不只是强调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和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 [3 ]。因此，把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湖湘文化融入高校音乐课程，是音乐课程改革的有效环节，对于传承地方民族文化，彰显民族音乐文化功能，推动民族音乐教育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
一、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的重要性研究
湖湘文化作为优秀的中华民族地域文化，植根于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和社会阶层，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积极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艺术元素，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有助于彰显民族音乐的精神气概，滋养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丰富民族音乐的艺术元素。
1. 有助于彰显民族音乐的精神气概
民族的性格，决定其发展潜力和内在动力，决定了国家的战斗力和抗压能力，决定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从文化思想性来分析，湖湘文化具有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屈原所作《离骚》《楚辞》等不朽诗篇，以身报国感人肺腑；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铭刻于云梦泽畔，激励湖湘子弟投身报国；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把中国民主改革牺牲第一人的光辉永远定格。湖湘子弟的战斗精神体现在其文学、艺术作品各个方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湖湘子弟浴血牺牲敢教日月换新天，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为民主制度出生入死，、等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这些都是近代湖湘文化“百折不回”的最好诠释 [4 ]。湖湘文化具有的内在思想性、民族性，可以融入民族音乐课程，加以弘扬、传承和发展，展示民族优秀文化的艺术魅力和无穷生命力，使之成为凝神聚气、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2. 有助于滋养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
湖湘文化包括科学、艺术、伦理、音乐、哲学等方面的观念传统，既是一种精神之沉淀，也是一个智慧之结晶。敢为人先，意味着开拓创新、求新求变，是勇敢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统一；勇于担当，意味着接受并承担责任。湖湘文化始终彰显通变求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王船山针对“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思想，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主张，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一代代主张因时因势进行变革的湖湘人士。湖南仁人志士依靠“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创造了众多奇迹，使湖南成为开全国风气之先、风云际会之地，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伟大进程，以至有俗话说：“半部中国近代史，竟由湖南血写就。”在西学纷至沓来，中西文化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湖湘人以其高度的思想自觉、文化自信和兼容并包的清醒意识，积极汲取外来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同时又反过来浸润着影响者，展现出“有容乃大”的鲜明特性。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等等 [5 ]，都是湖湘文化开放包容特性的体现。这一切表明，湖湘文化的积极内涵，可以在音乐课程中承载和体现，可以进一步滋养和丰富音乐课程的文化内涵。
3. 有助于丰富民族音乐的艺术元素
湖湘文化资源丰富，内容上主要包括湖湘哲学思想、湖湘文学艺术、湖湘历史学说、湖湘教育发展、湖湘宗教文化、湖湘民俗民风、湖湘饮食文化、湖湘广播电视、湖湘新闻出版、湖湘科学技术，等等；类别上主要包括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革命文物资源、饮食文化资源、湖湘旅游资源、文化品牌资源、物资设备资源、人事人才资源，等等。因此，湖湘文化资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既有自然的也有人工的，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既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既有可视的也有可听的，可供选择和使用的湖湘文化元素种类繁多。比如具有风俗性的民歌和娱神歌舞，是湖南早期的歌舞形式，可以透射出楚人的古朴遗风；包括长沙花鼓戏、衡阳湘剧、邵阳花鼓戏等在内的湘剧，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湖南舞蹈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进一步挖掘、寻访和利用湖湘文化宝贵的艺术资源，把湖湘文化艺术元素融入音乐课程，使之成为演绎民族音乐的灵感、载体和符号，让湖湘文化的艺术焕发出光彩夺目、璀璨亮丽的光芒。
纵观湖湘文化的时代特征，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具有特点鲜明、耳熟能详、接受度广、积极奋进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积极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艺术元素，是民族文化重要的情感表达和物质资源 [6 ]。时空的移动，意味着传统文化的非凡物质性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是很少完美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当前民族音乐发展还面临精神内涵不足、外延表达单一、艺术元素缺失等方面的危机，当时展改变，民族音乐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反而应当顺势而变、不断发展 [7 ]。鉴于湖湘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民族音乐教育的现实困境，高校可以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在民族音乐教育中传承湖湘文化，在传承湖湘文化中创新民族音乐教育。
二、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的关键性研判
民族音乐教育是强化大学生民族精神、增强大学生爱国情怀、提升大学生审美观念、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及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在课程改革背景下，音乐课程正在实施包括课程功能、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评价方式、课程管理体制在内的综合改革，更加强调音乐的民族特色、价值导向和实践环节 [3 ]。如何挖掘湖湘文化在精神品质、艺术元素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时代价值，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以便更好地适应和推进音乐课程改革，是迫切需要探索的新课题。
1. 汲取特有的精神品质，改善民族音乐课程功能
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不同于西方音乐的复调，它偏重于思想性、写实性，即“歌以咏志，言为心声”。民族音乐的海洋中既有耳熟能详、传承不朽的经典，如《梁祝》《春江花月夜》等曲目，旋律优美，深入祖祖辈辈的血脉；又有《满江红》《黄河》等激昂奋进、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救亡篇章，来源于历史的积淀与民族精神的传承，具有文化族群无法割舍的情缘，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湖湘文化具有鲜明化、个性化的精神内涵，它所包含的丰富思想价值与深邃精神内容，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的反映 [8 ]。如何发掘、展现和提炼民族音乐内涵中的精神实质与精髓，是发展属于中华民族音乐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精神展示的需要。因此，高校可以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汲取特有的精神品质，帮助广大学生了解湖湘文化、探寻湖湘文化、品读湖湘文化。这样既能在音乐教育中研究和弘扬湖湘文化，又能增强民族音乐课程的育人功能，更能在精神层面、价值取向、知识构建等方面帮助学生培养更加亲切的教育情感 [6 ]，帮助学生补足“精神之钙”。
2. 融入丰富的艺术元素，改善民族音乐课程内容
曾经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民族音乐从产生之初就植根于人民，历经时间锤炼，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特别是民歌、地方戏曲等艺术形式，既是人民生活的反映，也是思想变迁的体现，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具有本民族文化族群无与伦比的亲和力与认同度。当前，对于湖湘文化及其精髓有很多种概括，湖湘文化中的艺术也像一座宝藏，有的登入艺术殿堂，得到深化认同，有的隐匿民间，等待深耕不辍 [6 ]。以湖南民歌《采茶调》《补锅》为例，创造于田间、地头，传唱流传广泛，记载了源远流长的民俗渊源，它们广受人民群众喜爱，是传统语言、风俗、艺术、发展与传播的丰沃土壤；还有湖湘的传统剧目如花鼓戏、巴陵剧等，传统曲艺如长沙弹词、常德丝弦等，传统舞蹈如土家族摆手舞、衡南七巧龙舞等，传统民歌如桑植民歌、湘西苗族民歌等 [6 ]。可见，湖湘文化的艺术元素非常丰富，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在音乐教育中深度开发和发掘湖湘文化，既能丰富民族音乐课程的艺术内涵，又能让湖湘文化的艺术焕发出光彩夺目的光芒，释放出璀璨亮丽的魅力。
3. 运用多样的表现形式，改善民族音乐课程结构
民族音乐具有兼容并蓄的本质，借助民族文化和现代手段演绎传统音乐，是音乐的宝库，也是文化的精髓。当前，作为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高校民族音乐教育现状堪忧、处境尴尬。依附于以西方音乐理论为主导的教学体系的高校民族音乐教学，处于补充、从属地位，既缺乏外部的主流艺术、文化的亲睐，也缺乏自身内在创新动力。民族音乐教育面临教学内容单一、文化特点与当代流行文化渐行渐远、教学形式偏重音乐形态描述、音乐作品缺乏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教学目标唯洋是举、教学方式忽视民族音诽氐愕任侍 [9 ]。因此，高校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促进湖湘文化与民族音乐教育互融互通，一方面，湖湘文化可以为高校民族音乐课程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在民族音乐课程中突破原本音乐形式的禁锢，立足区域文化，做好结合文章，运用湖湘文化的理论源泉、实践平台和表现形式，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升艺术表现力和成熟性，永葆高校民族音乐教育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三、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的实践性探索
湖湘文化，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湖南境内逐渐形成、不断发展的特殊文化形态，是湖湘人永不磨灭的集体DNA，为高校民族音乐教育提高了丰富的资源和宝贵的素材。因此，高校可以创新性地将湖湘文化有机地融入到高校民族音乐课程中，推进音乐教育健康向上，推动湖湘文化繁荣发展。
1. 深化文化认同，弘扬民族音乐
《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提出：“音乐是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所有的文化都拥有音乐，每一个社会都有着一种与该社会原则上相联系的音乐体系。” “在所有国家正规音乐教育标准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本土的各种音乐、西文艺术音乐和外国音乐成为课程内容。同时，要特别注意加强本国各民族和各社会群体的音乐。” [3 ]从地域角度分析，湖湘文化所蕴含的丰富诗歌、曲艺、哲学、历史、民歌等一大批文化意识形态，影响较为广泛。高校开设民族音乐课程，可以加大对湖湘文化的研究力度，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整合资源，搭建研究平台，深入挖掘湖湘文化及其特有的文化基因。要充分发扬湖湘文化的悠久历史积淀，结合湖湘哲学、历史、民俗学等课程讲授，介绍民族音乐发生、发展和魅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比如在学习《浏阳河》这首曲子时，从介绍家乡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着手，以讲述歌曲创造背景、歌曲表达特征、歌颂美好生活为铺垫，开展多种器乐演奏训练，结合乐曲鉴赏、戏曲欣赏，辅以情景式介绍和表演，以增强学生学习效果 [9 ]。要按照《音乐课程标准》提出的“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的理念，精准策划、合理安排、统筹协调，定期举办贴近音乐教育选题的“湖湘文化”主题报告，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学生感受和体会湖湘文化的特质与魅力，同时让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教育。
2. 创新课堂模式，注重体验探究
《音乐课程标准》中，把教师定位为 “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 “教师是沟通学生与音乐的桥梁”。因此，音乐教学模式改革，更加强调学生自主感受、自行探索、自我创作为主，强调合作学习、体验学习和探究式学习。音乐教学不是一个简单传授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以参与艺术体验、艺术实践和艺术探索为手段，以培养学生自主创新和实践能力为目标的互动过程，教师搭建好舞台和平台，真正把课堂交给学生 [3 ]。高校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结合省情社情民情教育，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地域风格的音乐教育教学新模式，推动“湖湘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提升学生的艺术品格与理论修养 [10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可以选取优秀的湖湘特色音乐作品，比如《一根竹竿容易弯》《浏阳河》等具有湖南风情的音乐作品，引导学生了解该作品的演绎方式和编排技巧，加强学生对音乐的现场感受和体验。其次，在教学手段上，可以积极融入湖湘文化的元素，通过湖湘特色乐曲的演奏、演唱和欣赏，突出湖湘文化的时代内涵。再次，在教学方式上，可采用互动性提问、情境式教学等方式，将传统的民族音乐情境全景式展现在课堂教学中。比如学习《潇湘水云》，从古筝曲演奏、历史故事介绍到作者生平和构曲特点，将音乐教学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有机融合，在学习曲目特点、古筝演奏方式等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音乐课程标准》提出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的基本理念，更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审美观点和审美能力，让学生在美感中启真、储美、辅智、怡情、益德。
3. 开展田野调查，拓展外延空间
湖湘文化，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记录着历史变迁，反映着生活态度，存在于现实生活。比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以及楚文化代表人物谭盾认可的傩戏、哭唱、木叶、打溜子、唢呐、飞歌、石鼓、舌歌、芦笙，都是保存在我国民族地区的艺术文化资源。比如岳阳洞庭渔歌文化、浏阳山歌、宁乡锣鼓文化等，都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开展民族音乐教育要积极开展田野调查，以师生互动、社会观察等形式，开展实地采风活动，比如开展民俗、民风、民曲的调查收集，传统曲目的抢救性保护，民间艺术家的采访和交流，通过田野调查，进行采风、录音、录像等活动，打造“采、编、训、 演、录”五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拓展学习湖湘文化的外延空间，突出培养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采”即“采风”，是组织学生在民间搜集和挖掘民间、民族音乐，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编”即“编创”，是学生将采风所得的资料整理、改编或创编成湖湘文化艺术作品。“训”和“演”即“排练表演”，是组织学生对编制的作品进行学习、排练和演出，特别是前往民间或少数民族地区表演。“录”即“录制”，是利用现有的先进录音、录像条件对表演作品进行录音或录像，制成音像作品，加以固化和保存 [11 ]。我要把田野调查作为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让学生记录湖湘文化的客观存在和现实描述 [12 ]，感受湖湘文化的物质反映和发展脉络，建立学生民族音乐发展的思想基础，巩固和提升民族音乐教育的现场感染力和现实针对性。
4. 重视音乐实践，培养创造能力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音乐课的教学过程就是音乐艺术的实践过程。因此，所有音乐教学领域都应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各项音乐活动，将其作为学生走进音乐，获得音乐审美体验的基本途径。”民族音乐意境独特、自成体系，是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其所描述的文化、历史，是中华民族流淌着的血脉存继，所蕴含的精神、品质，是华夏儿女历尽千年形成的性格与特征。历经数千年陶冶化育的独特区域湖湘文化，如何站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高度，借助高校民族音乐教育这个载体，发挥自身“趋时应变”的能动意识，重塑自身价值？其一，要在创新创作上下工夫。“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高校要充分利用湖湘文化宝贵资源，组织民族音乐工作者深入湘北的张谷英村、湘南的汝城古祠堂、湘东的浏阳文华书院、湘西吊脚楼等古村落，了解当地的历史、轶事、风情，借助女书、剪纸、音乐、故事、习俗等艺术元素，创作音乐作品，让民族音乐教育彰显民族精神、焕发时代魅力。其二，要在交流展示上下工夫。高校可以成立以湖湘文化为主题、以民族音乐教育为载体、以演唱湖湘民歌为内容的艺术社团，作为民族音乐第二课堂，激发师生学习本土音乐文化热情，展示民族音乐教育发展成果。其三，要在对外传播上下工夫。高校可以基于内涵层次化、表象多样化、受众多元化等视角，把民族音乐融入文化产品、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新兴媒体，唱响湖湘文化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使之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形资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13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当前，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高校民族音乐教育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而湖湘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所具有的思想先进性、文化代表性，可以成为高校民族音乐教育的良好文化基础和思想保障。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民族音乐课程，有利于促进民族音乐和传统文化之间的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因此，高校要充分挖掘我国音乐文化遗产，丰富民族音乐艺术内容，在全社会树立起民族审美理想和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推动民族音乐走进大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唯此，民族音乐才能继续得以存活、创新和发展，才会永远保持更加强烈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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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tegrating Huxiang Culture into the Folk Music Cours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ONG Yubing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10，China）
Abstract：As an indigenous culture with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Hunan province，integrating Huxiang culture into the folk music class of colleges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music，enrich its positiv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enhance its artistic aesthetic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function，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folk music course by absorbing the unique spiritual quality，integrating the rich artistic elements and using various forms of expressio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folk music course in colleges，comes forward with four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integrating Huxiang culture into the folk music course of colleges：intensifying cultural identity to publicize Chinese folk music，innovating class mode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conducting field survey to expand the space of folk music and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e to foster musical creativity.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篇3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 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湖湘学子在海外求学的过程中，将西方文化中积极元素与“湖湘文化”融合形成了“湖湘留学文化”。“湖湘留学文化”以湖湘文化博采众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精神作为文化底蕴，吸收了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实践产生的与日俱增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形成的流行文化，融合成为极具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文化流派。通过湖湘学子在海外留学和归国实践的轨迹证实上述理论的真实性，以便运用“湖湘留学文化”指导具体的创业实践。
[
关键词] 湖湘文化；湖湘留学文化；探索精神；创业
[中图分类号] G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5)04?0031?03
近代以来，中国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沦落为被各国列强欺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一巨大的落差，使国人除了悲哀、愤怒之外，更加感到疑惑，为什么西方列强能在两三百年迅速崛起，而昔日强大的中华帝国却一败涂地，连近邻日本都突然变得如此强大？为寻找答案，湖湘学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邵阳人魏源率先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人们开始涌向国外。湖湘学子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情，汇入这股洪流。湖湘学子在留学过程中苦苦寻觅、上下求索，探寻如何唤醒民众推翻封建王朝、如何富国强兵抵御列强侵略。他们不断探索、实践，最终发现只有把西方文化的积极元素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是适于中国的新文化。他们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勇于冒险的精神融入“湖湘文化”，激荡出“湖湘留学文化”，并以此指导留学过程和归国的创业实践。
一、湖湘留学文化的起源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滋润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并为他们传承光大。湖南周为荆，春秋战国属楚，故有“荆楚文化”或“楚文化”之称。屈原的诗歌、马王堆的文物，无不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随着历史的变迁发展，几次大移民对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以始于宋代的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为甚，而贾谊、杜甫、韩愈、范仲淹、秦观等被贬斥的文人带来的文化思想使湖湘市民的习俗、风尚、思想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碰撞、融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区域历史文化形态，即湖湘文化。其中“湖”“湘”分指洞庭湖和湘江，即“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省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以至有：“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1]之说。唐宋文化和荆楚文化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高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而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经过碰撞得以重新组合，从而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她们相互渗透，湘人的性格特质，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正是这种碰撞和组合，孕育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文化”，其基本精神包括心忧天下、勇于牺牲、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等。
近代以来，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的湘籍学子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方法，形成了留学运动。其特点如下（限于篇幅，仅以清末留日学生为例）。① 起步晚。自1847 年容闳赴美留学至1898 年止的几十年间，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已达数百人，但清廷官派留学生中几无湘籍学子，自费留学生则始自湘阴人范源濂。即使到了1901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274 人，湘籍学子也只有20人，而毗邻的湖北省则为49 人[2]；另外，延至1902年湖南巡抚才派遣俞浩庆等11 人赴日本官费留学。可见起步是晚于其他省份的。② 发展快。根据李喜所统计，1902 年和1904 年留日学生总人数分别约为：570 人和2 400 人，各省人数如表1。
分析表1 数据：两年间湖南留日学生的人数翻了三番。从位居第六，一跃为第一；人数比例也从7.3%跃升至15.1%。可见其时，湖南留学运动发展神速。③ 范围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年龄悬殊。如1903 年杨济昌一行35 人经上海乘船赴日留学。同行的石醉六后来著文写道：“这次东行，同伴三十余人，年龄大的如杨昌济，将近四十岁，小的如梁焕庭，不过十二岁。[3]”二是地域广泛。湘籍留学生遍布全省大多数县市除长沙及其周边以外，较偏远的龙山、永顺、麻阳、淑浦、绥宁、桂阳、嘉禾都有被送的留学生[4]。三是女子留学异常活跃。据谢长发统计，至1904 年止，留日女学生不足百人，而仅1905 年一年即有王恒之与20 多位湘籍女生自费东渡留学，是年7 月湖南又首次选派了20 名官费女留学生。与之比较的一个数据是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1922 年全国仅有女大学生887 名。19 世纪以来，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剧烈冲击，大批归国留学生带回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对“湖湘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湖湘文化”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吸收了其中的精华，发挥自身的优秀特质，衍生出了“湖湘留学文化”。“湖湘留学文化”也就是在留学热潮中，指引湖湘学子认识外部世界的思想方法和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进行的独具特色的留学实践，这是一种不同于沿海发达地区留学文化的地域文化，是近百年来湖湘学子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二、“湖湘留学文化”的精神实质与创业实践“湖湘留学文化”源自于“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后，互相融合的产物，其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承了“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的传统。心忧天下的思想源自“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中；形成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天下人谋福利的利他主义中；体现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5]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上；落实于“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勇于牺牲精神上。湖南留日学生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东渡扶桑，一边留学一边利用清廷无力控制海外，大力筹措经费，发展武装、组织武装起义，奠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的基础。根据粗略统计，在辛亥革命和民国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湖南留日学生就有黄兴、宋教仁、蔡锷、谭人凤、章士钊、杨毓麟、刘揆一、李燮和、焦达峰、蒋翊武、宁调元、禹之谟、胡元倓、覃振、胡瑛、程潜、仇鳌、仇亮、陈家鼎、周来苏、范治焕、陈作新、苏鹏、石醉六、唐群英、程子楷、范源濂等。
二是继承了“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的精髓，融入了西方文化中的“探索精神”，形成了“湖湘留学文化”特有的“勇于创新”的精神。“敢为人先”强调的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勇于创新”则突出的是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应该说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创新精神”。“湖湘文化”吸收、包容了西方文化中积极的成分之后，衍生出“湖湘留学文化”的核心就是“心怀天下”“勇于创新”，这是对时代、对历史的责任担当，是对未知世界的大胆探索和勇于实践。
湘籍留学生归国后，运用“湖湘留学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具体指导创业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以创办新式学校为例。有胡元倓创办的享有“北南开，南明德”之美誉的明德中学，龙拔瑞、俞蕃同创办的民立湖南第一女学堂；朱剑凡创办的周南中学；杨度的夫人及胞妹组织的实业女学社；龙汝翼等人开办的蚕业学校；曾宝荪和曾约农姊弟俩创办的艺芳女校；陈润霖创办的楚怡学校；何炳麟创办的岳云中学等。
以创办实业为例。有黄兴与湖南实业界人士一同创办了湖南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汽船有限公司等多种实业团体；禹之谟在湘潭县创办湘利黔织布局；梁焕奎兄弟创办的华昌炼锑公司；曾任纽约五金同业公会主席的李国钦在美国纽约设立华昌贸易公司；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聂其杰创办的恒丰纺织新局、大中华纱厂和与他人共同创办的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公司、中国铁工厂、中美贸易公司及上海纱布交易所；中国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创立的中第一家现代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公司，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建立了独立的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建立的中国首座合成氨工厂——永利南京硫酸厂……
当然，最大的创业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细数当年的“创业团队”，党：中国共产党七大政治局的“五大书记”中有2 位湘籍留学生；政：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3 位成员中有7 位湘籍留学生；军：十大“大将”中有2 位湘籍留学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留学文化”中的创新创业精神一方面来自“湖湘文化”的博采众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最终成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在于她与不同民族文化间不断地交融，与不同地域文化间不断地交融，与不同学派间不断地交融。
另一方面，西方近几百年来，突破了“黑暗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后，在“文艺复兴”大旗的指引下，西人的思想异常活跃，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这些发现和发明应用于生产，使“工业革命”进入加速时代。产品的产量和品种以几何级数增长，经济也随之飞速发展。巨大的成功强烈地刺激了人们的探索精神，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使他们的思路进一步开阔。勇于发现，敢于冒险，不断实践成为西方的现代创业理念。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篇4
关键词：陈白一;工笔画;湖湘视觉文化;
中图分类号：J209.2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自我国楚汉时期的《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和马王堆1号汉墓帛画起，湖南这片丰沃的土地上便开出了绘画艺术之树上最精妙的工笔画之花朵，揭示出湖南美术具有悠远而厚重的历史基础以及沉淀着湖湘一方水土深刻而朴拙的文化内涵，工笔画形成了楚地极富特点的浪漫而奇诡的艺术特色。随着近年来湖南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本土的美术也在迅速成长和进步。其中工笔画作为清晰写实、细节丰富的一个画种，它忠实地、切题地、多元地反应出了湖湘文化的特点，更详实、更到位地与湖湘文化的视觉特征直接对应起来。因此工笔画是最具典型性的代表，是最能体现出湖湘视觉文化元素的一种桥梁和平台，能充分地清晰的表现出湖湘文化的视觉特质。陈白一作为画家湘军中最具典型性和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作为现代工笔画的开创人之一，数十年来始终坚持进行本土生活体验，曾经50多次深入湖南农村写生，观察生活，画出了一大批速写和漫画。在这种写实、积累和观摩的生活中发现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典型的生活场景及风俗习惯，陈白一用绘画的方式把普通劳动人民形象和生活情景通过一幅幅画面生动地再现出来，其画作因为湘楚文化的熏陶而呈现出浓厚的人文情怀，与湖南本地的特色息息相关。有如酿酒沉的香，我们亲近其作品浓香就会扑鼻而来，这香味就是湖湘文化酿造出来而生化视觉的美。
一、画家陈白一艺术成长土壤的文化基因
陈白一出生在湖南邵阳的书香门第之家，因此他自幼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浓厚的文化氛围在他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被这方水土浸淫着、养育着，陈白一真实而感性、细腻而粗放地体验着生活，努力汲取着湖湘文化的养分。十六岁的陈白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耒阳省立十一师范艺教班，1945年又考入了湘潭的华中艺术专科学校，这种学习和生活的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一枚湘情的种子。
从唐宋年间的蓬勃兴盛到元清时期的逐渐式微，湖南工笔画的发展趋势也不可避免地受着国运起伏的影响，进入了沉寂阶段。直到现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之后，稳定的社会环境极大地开阔了画家的眼界，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在诸多元老工笔画家的倡议下，中国工笔画学会成立了。这一时期，以陈白一、聂南溪为代表的湖南工笔画家作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创作出了《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父母》《送代表》等一大批汇聚着新题材和新思想的工笔画作品。建国后的五十年代中后期，陈白一开始积极筹备创办了湖南省美术工作者协会，开始有了美协日常写生考察工作。他孜孜不倦地搜集本土素材，深入韶山写生两个多月，去沅陵大庙学习石雕艺术，还组织全省几百名画家观摩学习马王堆出土的《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上个世纪，陈白一直坚持深入基层和农村体验生活，洞庭湖工地、吉首附近的武营苗村采风体验、凤凰腊尔山寨、吉首德夯苗寨、湘西田家坳、江华瑶寨、小沙江瑶乡以及隆回洞坪瑶寨等地去驻扎感受湖湘视觉文化的体验。浓郁的湘情、美丽的服饰、包头长巾、刺锈肚兜、闪烁银器、梯田农具、厨柜陶器、竹背篓、吊脚楼、青石路、鲜活的形象……陈白一沉浸在湖湘视觉文化中，“没有采风、写生，就没有湖南工笔画”陈白一由衷之言真实的反映了生活体验与湖湘视觉文化融会艺术作品的关系。在陈白一的带领下，湖南工笔画在国内外展出30多次，对充满湖湘视觉文化特质的湖南工笔画作出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本土画家。
以陈白一、聂南溪、郑小娟、邹传安等为领头人的老一辈工笔画家，朱训德、莫高翔、曾正明、海天、陈明大和吴荣光等承前启后的中年画家，以及新一代青年画家谭智勇、阳先顺、石君和徐铭等，共同开辟了湖南工笔画的新时期。从初期遭遇重重困境到后来兴旺鼎盛，这说明湖南工笔画艺术开始摆脱过去瓶颈期的种种桎梏，进入了蒸蒸日上的复兴时期，并在现代工笔画艺术的繁荣景象中占据一席之地。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画家以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坚韧的精神和毅力不断创作，以丰富的艺术语言为表达，勾勒出当代工笔画中一道独特的湖湘视觉文化风景线。
二、陈白一工笔画中的地域视觉元素分析
陈白一的工笔画作品风格鲜明，具有浓厚的湖南地域特色。这种特点使其画作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个性，成为了湖湘文化和湖湘精神的一种外化表现，现在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别具一格的湖南少数民族服装与饰品素材的表现。在绘画中陈白一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服饰表现得特别精细，通过探析花纹图案里的吉祥文化，可以了解湖湘文化的特点。如《办嫁妆》中瑶族少女的围裙上细致的绣花是喜鹊，裙子下摆有双蝶恋花的纹样，衣领和袖缘处是杞子花与菱形几何纹组成的花边，都寓意着美满的人生，代表家人对女儿最美好的祝福。《三月三》中两位女性的围兜和围裙上均有凤穿牡丹的纹样，凤凰是鸟中之王，牡丹是百花之首，寓意幸福和富贵。围兜边缘饰以盘长纹花边，袖口有鱼形花纹，代表祥瑞和美好。这些典型的视觉元素被陈白一发现提炼出来，在工笔画中浓墨重彩加以表现和运用。所以其工笔画服饰上的图案也就是生活中湖湘文化、少数民族所喜爱的图案，服装作为一种载体，与湖湘文化一脉相承。瑶族喜佩戴银饰，在陈白一的画中有显著的表现。瑶族妇女的胸前都有银扣，下垂4-6条银链，末端挂着数量不等的银牌。《办嫁妆》中妇女佩戴的银牌雕刻成猴子和莲花的纹样，蕴含着灵猴献寿和连生贵子的意思，《三月三》中的银牌则是梅花和万字纹图案，都表现出湖南少数民族中的吉祥文化特点。帽子也是少数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里人家》中的这名瑶族妇女，头带红色的罗盘型头巾，手中正在用红色丝线专心地编织着另一条头巾。在现实生活中，湖南隆回的花瑶妇女头饰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她们通常用三米多长的彩色织带编织成长长的头巾，然后螺旋着盘在头顶戴着，表现出一种层叠的装饰美感。
（二）湖南本土风情道具素材的表现。描绘劳动人民的场面中，不可缺少的各类劳动器具也处处体现了湖南农耕文化之特色。一类是农耕工具，像《春米谣》中被瑶族妇女脚踏的道具来源于生活中的农业用具“碓”，是湘西农村常用的生产工具。将稻谷放入石臼内，用脚踩碓马即可使谷物脱去外壳。另一类是生活用具，比如《清香满园》中放在地上的两个簸箕表现出浓浓的湖南农村风情，这种竹篾或者草编的铲状器具，是瑶族人民家中最基础的生产用具，可以用来运送粮食或者盛装杂物，是劳动和运输的极佳工具。《春满吊脚楼》中悬吊在窗户外侧的竹排水管中汨汨地流出清水的画面，而这种竹制的水管则是瑶族特有的，它们悬于空中依附墙壁而挂着，水流顺着管道注入水缸中，需要使用的时候变可以用水舀子很方便地取水。在陈白一的工笔画中，无论是农业用具，还是家庭用具和生产器具等各种细节处的道具表现都是取材于本地，丝丝入扣地显示出本土文化的特点，透露出生动的湖湘气韵。
（三）湘味十足的建筑元素表现。首先从房屋整体的结构样式看，陈白一画中古朴而别致的建筑物是夺人眼球的。《鸟鸣绣花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苗族妇女斜倚在吊脚楼的窗户边，安静地缝补衣裳，木质结构的楼板和倾斜的屋檐占据了画面的大半部分。吊脚楼属于半干栏式建筑，由于湖南地区气候湿热，因此吊脚楼的一楼用来圈养牲畜，二楼才是人类生活居住，是湘西地区苗族等少数民族所独有的一种传统民居。然后从局部的建筑元素分析，它们作为衬托人物的背景存在，也是处处透露出属于湖南的地域特色。从《小伙伴》中趴在门槛上吃饭的儿童可以看出，这种十分结实而且高度在十五至三十公分的门槛是湘西木楼建筑特有的部分。吊脚楼、木门槛、屋檐、花窗、干栏等建筑元素在陈白一的工笔画中营造了一个场，一个本土特色的文化气场。
（四）典型的湖湘人物形象素材表现。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水岭，此前陈白一的作品题材是以表现湖南英雄人物为主。《闹元宵》描绘湖南的元帅领导湘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欧阳海》表现了湖南桂阳的军人欧阳海，舍身推开战马拯救旅客的性命;《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则以真人真事为背景，记录了湖南人罗盛教为救落水的朝鲜儿童而牺牲的故事，都具有十分明显的褒扬意义，带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使舍己为人和义无反顾的湖南精神活跃于画纸之上。而80年代之后陈白一绘画的题材则转向以普通民众人物形象为主，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妇女、儿童和动物。如《三月三》的两位女性犹抱琵琶半遮面，华美的服饰和含蓄娴静姿态的传递出一种释然的思想;《小伙伴》中埋头吃饭的儿童和旁边的三只小土狗相映成趣，憨态可掬;《赶集归来》里瑶族妇女回首低眸，眉目如丝般温柔而安详，都表达出了陈白一为本土劳动人民的淳朴美丽而感到自豪，对湖湘人情味的深刻的迷恋和热爱。
陈白一工笔画作品表现出四个典型的艺术特征：1.人物形象鲜活之美。性格凸显，个性鲜明，本土气息浓厚。在《欧阳海》中，人物形象造型充满动势，呈现力度，彰显出湖湘文化的坚韧勇敢，临危不惧的精神。2.色彩之美。表现为工笔重彩，颜色鲜艳、厚重、绚丽。《龙腾狮舞庆丰》《闹元宵》等作品表现出受民间艺术和马王堆帛画色彩风格的影响，浓烈鲜明，体现出湖湘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特点。陈白一作画时常用植物色，将色彩一遍遍地层层渲染，特别是厚积法和背景冲水法的使用，使得画面效果非常丰富，色彩渐层立体而细腻。3.线条之美。陈白一的线描继承了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陈老莲等优秀画家的优点，又吸取了民间和西方绘画的特色，灵活多变，持笔有力，运笔流畅，有回锋。在《欧阳海》中线条粗犷而平稳，表现出英雄人物的坚定和大无畏精神，而在描绘妇女服装时又变得飘柔，长线条一气呵成。4.装饰之美。《细雨》《戏鸭图》中人物的头饰、耳环、银项链等，与带有拼布花边的服装相互呼应，表现出民本的、朴素的思想。《喜临门》中大胆的用色和饱满的构图，用多彩的方式把少数民族女性的服饰表现出来，细节之处都体现了花纹之美。通过以上四点，陈白一成功地塑造了具有湖南美的人物形象，湖湘美的建筑环境，湖湘美的服饰和图案花纹以及湖湘美的生活道具，汇聚一起构成了湖湘美的生活情趣和独特的意境。
三、结语
综上所述，陈白一的工笔画中融入了湖湘文化精神，充分呈现湖湘视觉文化特质，无论是画面的题材元素、造型元素、色彩元素、线条元素、材质元素、图形元素或是背景元素，无不透露出强烈的湖南本土气息。除了绘画作品中表现出独特的湖湘视觉文化特点，陈白一在笔耕不辍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也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品质和品格。郑小娟认为“‘陈白一精神’是一种坚韧不拔、孜孜不倦的精神，是一种平实温厚、脚踏实地的精神”，这是一种湖湘文化的特质，通过这种精神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湖湘文化的精神――敢为人先，勤勉踏实，锲而不舍。一方水土一方人，透过陈白一的工笔绘画，我们可以发现画家基于湖湘本土，基于深入生活，基于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具有了一种本土文化自觉的能力，这既是湖湘视觉文化力量的渗透，又是通过工笔画这一形式对湖湘视觉文化的一种再现。傅抱石在《傅抱石谈艺录》中说：“一切的文艺，富于地方性，才富于民族性;富于民族性，才富于世界性。”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和湖湘视觉元素对中国绘画以及湖南工笔画而言都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藏，它将引领和推动着绘画的进步发展，湖湘视觉文化之美必将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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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篇5
该丛书的出版宗旨即“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作为中华文化的一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尤其是近代以来它那“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髓的昂扬展示，及其由此而形成的某种强势色彩和现实意义，更体现出它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这自然意味着更有必要对其加以探询和弘扬。弘扬湖湘文化，就需要先来辨析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而要明确湖湘文化精神和特色，首要的是对湖湘文化的渊源和精神承传加以言之有据的梳理、分析和定位，需要做具体、深入的资料整理和基础性的研究。因此，以现实意义为旨归的湖湘文化建设和弘扬，其实又首先是科学，是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学术性研究。人们既可以通过历时性地梳理湖湘历代典籍文献，从而完成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概括，也可在近代以来湖湘精英的文韬武略和事功业绩的执着追求中，发现湖湘文化人格的特征和魅力；既可以在新时期某些领域的改革开放的尝试和率先实践中，管窥湖湘文化精神催生下的探索和创造意志，也可以通过当下湖湘众生的日常行为方式和世俗思维惯性，来理解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潜在的精神承传。而从分布于湖南不同地区的传统的“文化世家”入手，来把脉和提取湖湘文化精髓和内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涵盖性和说服力的。彭文忠女士撰写的《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便是在这一意义上，客观而清晰地将一个可以称为湖湘文化的代表的世家推到了读者面前。
既然称其为“文化世家”，就表明这个家族必定具有整体上的较高的文化修养，文化世家在民间也自然多承享“书香门第”之誉；其家族子弟也必定尽显才学，鸿儒出入，才俊往来，即后人所谓人才群体化、家族化，这是文化世家不愧为这一美誉的最基本的前提。湘潭黎氏家族便是“累代科甲”之族，历代“寄身于翰墨”，以至吟诗结社、文章唱和、书画遗友，成为黎氏家风及其社交的一种标志性方式。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黎家重文化教育，几代人都是读书人，可谓诗书世家。但从“黎氏八骏”之重祖黎祚泽、曾祖黎大鄂、祖父黎葆堂，到其父黎培銮，再到“黎氏八骏”及其后人，我们不难看到他们身上那种作为读书人的鲜明特征：祖辈父辈们“读书求仕”，科举入仕，走传统士子走了千百年的道路；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变迁，让锦熙们从传统读书人的道路上分离出来，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黎家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仅“黎氏八骏”中就包括语文大师、教育家、音乐家、作家、戏剧艺术家、地矿学家、桥梁专家等，广为人知。但是，身为典型的湖湘文化一脉的黎氏家族，其世家的标志性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决不止于“诗书继世”这一外在的基本点上。在其标志性的家族光环中，更能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是黎氏家族对湖湘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的承传，是黎家代代相传的开明、忠厚的家族门风和人格意志对湘中地域社会文明的辐射作用和表率意义，是其家族延续的忧国忧民、经世济群的躬身实践所体现出的积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取向。
这首先表现在黎氏家族成员们强烈的经世救国和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如黎松安先生虽偏居一隅，却一直关心国事，支持维新；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惨败，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无能。后来的黎氏八兄弟虽事业各有所好，但都秉持一种“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自觉弘扬父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世家传统。黎锦熙十七岁时就组织了“德育会”，以“致良知”和“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为宗旨，不惜“牺牲个人、努力救国”，办《长沙日报》、《湖南公报》，任总编，写社论、时评，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即便是从事文艺工作的黎锦明、黎锦晖等人，也同样是将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黎锦晖年轻时自命为“革命党”，并参加了同盟会，还在《湖南公报》和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不少讥评军阀和愤世疾俗的唱词，讥评时政旧俗，表达其爱国、正义思想；强调“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认为“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贫，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作为文学家的黎锦明从上世纪初期走上文学道路始，就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兴衰变化，湖湘文化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干预意识，促使他从一个乡村青年成为一个以小说反映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作家；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参加了海丰革命活动，并写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尘影》；“九·一八”战争爆发，更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深入前线，广泛采访抗日官兵、民众，创作了歌颂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保卫国土的中篇小说《战烟》；抗战时期坚持参加文化界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写出了《赤峰之战》、《战士与武器》等讴歌“为守上海负责”、“将死亡博得胜利”的抗日勇士的作品，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国家社稷、重视民族安危的爱国情怀。
另一方面，黎氏世家虽为当地出名的一大富绅，却为富思仁，一直秉承乐善睦邻的家教，黎氏家风在当地有口皆碑。而这种家风实则具有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黎氏家族内重修身养德，孝悌笃诚，和睦相待，对外仁德忠厚，自觉助人，与本乡民众感情十分融洽。“黎氏八骏”之父黎松安为人温文尔雅，从不装大摆架子，贫富一视同仁；乡邻造访或有事相求，从来都是热情礼遇、尽力相助；对下人宽厚仁慈，视同子女，尤其对极贫困或遭遇不测的人家，总是设身处地地持换位思考的态度而施以援手；佃农或交不起租，黎家不仅不追讨，反而会送米送布；遇到大灾大害之年，还会给佃户全部免租，并拿出一些陈谷接济贫苦人家，因此黎家佣人及乡民对黎家大都感恩不尽，甚至有的女佣人出嫁后终生把黎家当作娘家。诸如此类，不仅见于湘潭县志记载，更流为民间美谈。或如该书作者所说，如湘潭黎氏这样的文化世家的行为，不仅塑造着自身的“文章道德”的人格魅力，也潜移默化地浸染着当地的乡土风韵，无形中承担起了地方教化的责任。他们秉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湖湘文化的神髓，同时也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者和表率，传播着、延续着民族传统的、也是人类所共同信仰的精神文明。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无疑可在中国近现代某些威震寰宇、扭转乾坤的人物身上，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精神特征，它其实更深地植根于地方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中。而作为基层民众的行为和价值追求的表率性、主导性力量，作为该地域的一种风向标式的德高望重的文化世家，其家族的行为和追求，则更能生动、深刻而全面地体现这种文化精神。湘潭黎家便是这样的一个湖湘文化标本。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湖南被称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建学校、创报纸、兴学会、办实业，促成了“新湖南”热潮，这得力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官员和开明的地方绅士的三方协作。而兼有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身份的黎松安，就在这一社会潮流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比如他认识到教育兴盛乃“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于是身体力行，先后兴办几所学校，让族人及贫苦人家的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并革新教育方式和内容，使后代接受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同时，这一文化世家的子弟，不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中西贯通、中体西用的行为趋向，而且共通性地立志于国计民生，走学以致用的经邦济世之路，积极面世，不喜空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黎氏八骏”不仅个个思维活跃、心怀天下、锐意变革创新，而且都成为学有专长的经国济世之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还铸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人文精神。可以说，黎氏世家以其家族一代代延续下来的道德传承、价值取向、信念追求和行为方式，为湖湘文化精神做出了生动的、有说服力的阐释。
《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的启示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关于湖湘文化的研究方面，还表现在关于民族文化的承传与文化世家的意义评价问题上。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国内学术界、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大凡涉及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问题，往往表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倾向。或者说，人们对当时国家贫困落后状况的不满及其某种时代的绝望情绪，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式批判和否定，往往混杂在了一起。一方面，被片面夸大了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往往被当做传统文化的整体而加以批判；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突出的宗法因素，而导致人们往往对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大家族”及传统文化世家，一概加以批判和否定。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诸多“家族叙事”中，尤其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关于传统世家和大家族生活的书写中，或者在近现代某些思想理论著述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种种现实的缺陷乃至罪恶，如生活腐朽、愚昧专制、自由缺失、礼教“吃人”、女性悲剧、婚姻牢笼、年轻一代爱情幻灭等，都往往被归结于传统世家或大家族这个渊薮。同时，在某种僵化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潮流中，传统世家更往往被当做扫地出门的对象。其实并不尽然。传统大家族尤其是文化世家，多属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属于时代文明的体现者和代表者。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篇6
一、对湖湘本土舞蹈文化文化的认识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关湖湘文化的研究，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湖湘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广义的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狭义的湖湘文化：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湖南舞蹈艺术，生长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着居民文化的艺术土壤，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瑶族等许多少数民族。1980年至1985年曾对湖南全省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了全面的普查。据调查统计，湖南有近30个民族，独特的民族习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不同的舞蹈艺术，各民族的舞蹈都具有特色，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共有400多个舞种，数以千计的舞蹈节目。湖湘民族民间舞蹈，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湖湘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结晶。在历史上，隋唐以来，《绿腰舞》等着名的盛唐宫廷舞蹈，流传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长沙9日登东楼观舞》一诗中描述了在长沙看南国佳人的舞蹈的情景。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些外来歌舞与当地的楚舞和民间歌舞相融合，铸就了湖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独特风姿。
二、湖湘民族民间舞蹈的现代教育性表现
湖湘本土舞蹈文化教育具有鲜明的工具性。一是民间舞的排练过程与表现形式体现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是国家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充分体现；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可将这种表现变成思想性教育的工具。二是本土民间舞蹈进高校，起到了传承湖湘舞蹈文化的工具作用。
三、发挥民族舞蹈的育人功能
1、培养审美能力
民族民间舞蹈的表现，充分地体现美的各个形态。如舞蹈服装，间接地衬托了社会美中的劳动产品的美与仪表的美；服装色彩、线条的美与形体美体现了形式美。同时，人们在祥和愉悦的气氛中表演民间舞蹈体现了社会美中的生活环境美。随优美动人的旋律、生动地音乐形象、丰富多彩的音色组合与深远的意境和神韵感受了艺术的美。另外，民间舞还体现了舞者自身的纯自然的美和通过学习舞蹈后人为改造的自然美。由此可见，通过民间舞蹈来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是较好的途径。
2、培养多元文化价值观
各个民族的舞蹈及舞蹈教育自身是一个多元的系统结构。湖南有近30个民族，现有近400多个舞种，各民族的舞蹈都各具特色。因此，可利用民族民间舞蹈来培养人的开放型的思维方式，树立起平等多元文化价值观。
3、促使一般能力的提升
民族民间舞蹈的学习与表现能使紧张的情绪得到放松，使心情愉悦，在这种气氛中排练与表演，能提高人的观察力、肢体的协调能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与反应能力。
4、进行思想性教育
民族民间舞的排练与表现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定团结与和谐的象征； 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这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由此联想，这是一部政治思想教科书，使人们间接地、隐性地接受了思想性教育。
四、湖南本土舞蹈引进校园对校园文化构建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情商和谐校园文化。
湖湘本土舞蹈进校园，有利于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情商，稳定情绪，促进沟通与交往，和谐校园。柯达伊说：“有什么东西比合唱队更能表现社会的团结吗？笔者认为，民族民间舞蹈亦如是，民族民间舞蹈集体舞为主，集体舞要求全体舞蹈人员节奏、动作统一，强调分工合作。所以在集体舞的训练与表现中要培养队员们的合作精神、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自我内省能力、管理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认知和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自我激励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创建和谐、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有利于创建和谐校园。
（二）促进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现代传媒、西方文化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与消费习惯及娱乐方式转变，多管齐下的冲击着湖湘本土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近年来，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各部门纷纷对传承民间舞蹈文化予以重视，投身于民间舞蹈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中，设立各种研究机构，以社会的力量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进行传承。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湖湘本土舞蹈文化世代相传的继承人。将湖湘本土民间舞蹈引入校园秉承了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方式：环境传承、群众间的传承、社会传承。使学生们能在传承师者们的指导下，吸取更为广泛的知识，在传承中起补充作用。，既丰富了艺术教育的内容，又传承了湖湘本土民间舞蹈文化。可以提高学生的音乐能力，进行思想性教育、情商教育、集体主义精神与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培养；还可以强身健体，促进交往，和谐学习环境。通过湖湘本土民间舞蹈文化引入校园来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含艺术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和劳动素质，充分体了现素质教育的理念。
（三）有力补充素质教育
将湖南本土舞蹈引进校园，首先：学生的形象思维、艺术思维、审美能力、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都将得以提高。其次：舞蹈教学是用形象思维的教学方式传授，比文字记载更形象生动、感人愉悦、记忆深、教育效果好。将湖南本土舞蹈引进校园是传承“历史肢体语言艺术”的主窗口，既能使其舞蹈文化精髓得以传承与发扬。又丰富了教学形式与手段，完善了高校的文化建设，更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理念。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它包括了思想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含艺术教育）、心理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劳动素质教育等内涵。湖南本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既是湖湘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素质教育中的子系统。将湖南本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引进校园，不仅娱乐健体、社会交往、丰富文化生活，重要的是教育功能，学校是传承湖湘文化的主窗口与主阵地，也是文化建设的主干道。每一个人都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由于湖南本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姊妹学科有很大的联系性。我们把这种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的艺术引入校园，不仅是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另外，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劳动素质等方面也能得到相应的提高。我们把这种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的艺术引入校园，不仅是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也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心理生理素质。这样不仅培养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甚至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乃至一代人的综合素质。
（四）、促进湖湘本土舞蹈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湖湘本土舞蹈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舞蹈―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是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乔建中先生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
（五）、加强本民族性格的塑造
沈洽先生在他的《民族音乐学10年》中提出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我认为舞蹈亦如是；文化―地理―人三者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湖湘民间舞蹈中，舞系体现了八个民族的不同民族性格，作为小民族舞蹈的湖湘舞蹈亦如是；湖南本土民间舞蹈总是透露出湘学思想中湘人那种受到儒家道德精神修炼的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湖南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的稻谷证明了，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湘南江永的瑶族长鼓舞就体现了湘人“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精神。
五、总结
综上所述，将湖湘文化以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舞蹈形式融入校园，并形成一种受众面广泛的校园文化，将有力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塑造更加完善民族性格。在当下以经济中心的社会结构中，新一代大学生应当有着正确并独立的审美观，立体的知识架构，良好的身心、道德素质，并在学习和工作中始终洋溢着湖南人--霸得蛮、耐得烦的务实精神。我们只有以艺术教育为途径，更进一步的发扬人文主意精神，培养一代新人的审美生存，才能适应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更是所有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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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篇7
摘要：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服饰是展示文化的有效形式之一。因此，研究如何将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引入动漫艺术人物造型设计对角色创新与本土文化的承传与发扬具有双重意义。本论文不仅是对民族服饰文化视觉符号的内容、表现形式以及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有关资料的整理，更重要的是研究了湖湘民族服饰元素与动漫角色设计的对接点的课题。同时，还对如何更好地运用民族服饰文化的视觉符号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角色形象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湖湘视觉文化；民族服饰；动漫人物造型
动漫人物造型设计是用形象的视觉语言对动画，漫画中人物角色的具体造型设计。其中，动漫角色的服饰设计作为动漫人物造型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突出动漫人物角色性格，展示角色魅力等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关键是通过造型手段赋予动漫人物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人，在动漫作品观赏中，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自的审美取向也不同。本课题不仅提出了动漫角色服饰设计应结合湖湘民族服饰元素，更在民族文化艺术的承传和现代动漫角色服饰设计的发展与多元化两方面具有创新性的启示意义。
1湖湘民族服饰元素的特点与形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独特的地理条件、社会环境、文化观念造就了具有比较明显地域特点的湖湘民族服饰。将湖南地区服饰特色与动漫人物造型设计有机融合，不仅对于表现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区域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1）湘绣是湖湘特色民族服饰文化之一。湖南地区手工业相当发达，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刺绣艺人把中国画的许多优良基因移植到绣品上，创造性地将我国传统的绘画、诗词、书法等各种艺术与刺绣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湘绣以中国画为基础，精细入微地刻画物象外形内质的特点。绣品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形神兼备，曾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殊荣。
（2）服装配饰也是服饰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它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人物情感个性，职业爱好等。湖湘地区流行银制配件，常见的有头饰、耳饰、颈饰、服装挂件和手饰。近年来，银匠从刺绣作品和建筑中寻找灵感，取其精华，发展了相当一部分“跨界”的臻美艺术品。
2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在动漫人物造型中的运用
2.1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引入动漫人物造型的可行性分析
毋庸置疑，服饰是文化的皮肤。在动画服饰设计中这种精神功能更加突出，所以服饰设计是解析动画角色最直接的方式。湖湘民族服饰元素造型美观，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湖湘文化的最直观最集中体现。正是基于这两点，将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引入动漫人物造型不仅可以丰富动画角色的视觉美感、辅助塑造角色性格，更能向全世界展现湖湘子弟精神世界。
2.2如何在动漫人物造型中运用湖湘民族服饰
1）服饰设计需承传“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民族文化思维。湖湘传统民族服饰元素中很多运用了寓意与象征的手法，通过刺绣的手法将服饰元素设计为吉祥符号，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敬仰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刺绣主要用于服饰、鞋帽、枕头、帐帘、香包等日常用品。刺绣的图案内容有各种人物、动物及花卉等吉祥图案。工艺精细且色彩鲜亮，富有喜庆气氛。又如，湖湘习俗中“莲花生莲子”寓意着生命的绵绵不断和出淤泥而不染，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在莲花中诞生，云肩做成粉色莲花的形式，下裳由鲜绿色荷叶围成，脚踝带着金色的莲花座脚环如此便表达了他活力十足，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
2）服饰设计应复合剧本要求。应时应景设计适合的服饰。服饰设计在动画片中有辅助交代故事情节发展、生活背景转化等作用。因此，动画中的服饰需根据剧本对事情的刻画而进行设计。例如《花木兰》这部动画影片，它讲述了木兰从军前和参军时的二个阶段发生的故事。动画设计师为每个阶段木兰的着装都进行了区分设计：参军前和普通姑娘一样身穿色彩鲜艳的襦裙、扎着腰带，对镜贴花黄，摇曳生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貉，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入伍后木兰身披泛着寒光的铠甲英姿飒爽。这对剧情的时空交替与情节的发展起到了对动作用。因此，作为 一名角色设计师，首先应该仔细研读剧本，理解整部动画追求的风格，进行符合故事情节与场景的服饰。这样才不至于角色缺乏生命力。
服饰设计辅助突出角色性格。写实与写意，我国普遍更注重后者。中国动画形象设计更着重塑造人物的性格，以此表意。动画设计师不仅要对人物进行个性化设计，而且要通过一系列服饰细节刻画人物性格。服饰作为一种标志可以体现人物的性别身份、文化素养、个性情感等。因此在动、漫画中角色形象的服饰设计就显现的尤为重要。例如，中国经典传统动画片《大闹天宫》中，我们除了可以从将军的服饰看到我国传统民族服饰特征外，从人物的服饰上我们也能看出人物性格。孙悟空的古灵精怪，不喜欢被束缚；太上老的君圆滑世故；玉皇大帝的阴森狡猾与心胸狭隘。同时，人物服饰色彩的对比也比较强烈，恰到好处的凸显了人物性格。
2.3服饰设计应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美感
提出继承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其目的在于更好的发展现代的动画产业。从民族服饰元素中借鉴动画语言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地域特色，将民族传统服饰元素与现代简约设计风格相融合，化繁为简，提炼出创新性的湖湘民族服饰元素。
动画片《花木兰》的服饰设计十分简约。花木兰的衣裳只保留了南北朝服饰的基本制式：襦裙、腰带、饰边等均采用几何构成方式，没有复杂艳丽的图案纹样，仅有简洁明了的几何色块，十分具有现代感。在相对正式的相亲礼服中，也将原来深衣下摆的装饰略掉，领的缘边、袖口的贴袖也都删繁就简。配饰设计上亦是如此。见媒婆时，木兰的唯一配饰是头上的梳子，这个设计来源于唐朝女子配饰中的栉。古时金属质地的栉雕镂丰满的图案，十分华丽，而木兰头上的梳子只有一朵木兰花饰。它不仅是木兰留给家人的信物，还是一个象征符号。这件配饰成为连接剧情的道具而非单纯的服饰点缀，寓意鲜明的设计既统一于角色的整体造型又完成叙事使命，这正是服饰设计所要追求的目的。[1]
3结语
如今在全球文化艺术日趋国际化的情形下，各国的动画艺术家也逐渐意识到动画是一种继承发扬区域性文化的利器，开始将工作的重心转入如何实现动画创作与本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对接上。将湖湘民族服饰文化与动画角色设计完美融合，在使大众乐于接受和喜爱动画作品的同时彰显了湖湘民族独特的神韵和风格魅力。
参考文献：
[1] 杨晓琳，王敏.论动画角色的服饰设计―以好莱坞动画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为例[J].中国电视・动画，2010（04）.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篇8
关键词：湘西文化；湖南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8404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YBB278）
作者简介：刘中顼（1954），男，湖南南县人，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教授。
湖南为古楚国的一部分，在湖湘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位于洞庭之南的湖湘大地更近南方，故形成了与湖北荆楚文化区别明显的湘楚文化，古湘楚文化正是现代湖南的地域文化之源。湖南自中古以来又因中原学术之南渐与本土文化之交汇，形成了中古乃至近现代个性鲜明的湖湘文化。二者遂成为湖南地域文化的两股主要潮流。从文化分布上说，我们认为，如果说湘中、湘北及湘东的近代湖湘文化特征较为突出，则湘西、湘南的古湘楚文化色彩更其鲜明；如果说湘中、湘北及湘东汉文化的特点明显，则湘西、湘南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艳丽，而湘西的古湘楚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尤其厚重。湘西的湘楚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对文学湘军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
一、个性特异的魅力文化
湘楚文化是我国地域文化中个性特异的魅力文化。这种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神秘浪漫，其神秘在于通神事鬼，其浪漫表现为歌舞艺术。人们将其概括地言说为“巫鬼文化”。楚国先民向来就有崇尚巫风鬼祀的风习，《汉书・地理志下》中将其概括为 “信巫鬼，重淫祀”。湘楚地域的这种巫鬼文化，充分地表现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与鬼神世界的丰富想象。在中国古代，巫鬼文化的影响其实是广泛的，并不独为湘西所有。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P32）追溯其源，远不止于秦汉以来，至少春秋时代巫风鬼道就已经十分普遍地深入到了人们心中，并作为解说现实生活中事业成败之由的根据。我们从《左传》的大量记载中就可以看到中国普遍存在的鬼神崇拜，尤以关于楚国事件的记载中关于鬼神之事尤多，如“晋楚城仆之战”中，就记述了楚子玉梦见河神向他要琼弁玉缨的奇事。屈原的楚辞中有对曼妙多姿的山鬼的描写，在他的《国殇》中更是丰富地想象楚战士们“身既死兮神已宁，子魂魄兮为鬼雄”。湘西的地域文化又最典型、最突出地表现了古代巫鬼文化的特色。《新唐书》卷168中曾用“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来概括湘西的民俗，《旧唐书》卷168中对湘西民俗也有“蛮俗好巫，每淫词歌舞，必歌俚辞”的描述。
巫风鬼道说它是宗教也可以（中国向来有较突出的鬼神祖宗崇拜），说它是迷信，也并没有错，中国历代就不乏反对张皇鬼神，抵制魔怪的学者。孔子就反对“语怪力乱神”[2]（P72）。即使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在全国风行之时，范缜也敢于坚持真理，反对宗教迷信。梁朝竟陵王萧子良是个笃信佛教的人，听说范缜反对佛教，就找他辩论。范缜将萧子良及其帮闲者驳得哑口无言，他与萧子良辩论后写下了著名的《神灭论》。范缜指出人死后灵魂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在孔门儒学的理论体系中，怪力乱神之事至少是不被推崇的。因此，随着儒学的显达与推行，逐渐挤占了佛道巫风在上流社会的市场，中原之地的巫风鬼祀之俗多在民间传承。但是在中土之外的蛮荒僻野，这种巫风鬼道的崇拜却长期兴盛，甚至发扬光大，演绎成艺术性很强的繁复仪式。巫鬼文化在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湘南少数民族中的巫鬼文化之所以会保持得如此完整鲜明，应当说与儒家文化及进步的科学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大不及中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湖南是个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汉族之外，还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壮族、维吾尔等四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过百万的有土家族与苗族，人口在十万以上的还有侗、瑶、白等民族，而湘西与湘南则是湖南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他们生活的地方原来的自然环境是：交通山高路险，土地僻远荒凉，物质条件艰苦，文化教育落后。这样的地理环境不仅形成了对外界现代文明的严重阻隔，也同时利于对古老文化风习的完整保存与原真传递。因此巫鬼文化特征鲜明的古湘楚文化，在湘西、湘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僻远地区就保存得最为原真与完整。
另一方面，湘西、湘南地区也是湖南少数民族生活文化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去处。那里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也鲜明地表现出与汉族人民生活文化的许多不同。他们的节日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器具文化、风俗文化、娱乐文化、生产文化等方面，不仅与汉族人民的各种文化判然有别，而且少数民族之间的诸类文化也各不相同。这些璀璨的文化亮点，与巫鬼文化特征鲜明的古湘楚文化，一起装点了湘西、湘南的文化山河。这些文化不仅成为了现当代文化群落中最为抢眼的亮丽风景，也成为对现代人最富魅力的文化磁石。
二、文学书写的独特意境
湘西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不仅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更成为湘西作家文学书写的丰富宝藏，从而造就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才俊。除沈从文之外，还有著名画家兼诗人黄永玉，有苗族诗人石太瑞、汪承栋，有小说家孙健忠、蔡测海，有小沈从文之称的散文家彭学明、向启军、张心平、向秀清等。在湘西作家的文学书写中，常常建构出湘西地域文化的独特意境。这种意境的独特，常常体现为两个类型：一是具有古湘楚巫鬼文化特征的神秘意境；一是具有土家族、苗族生活风情的美妙生活意境。但无论哪种类型，它们都具有浓厚的浪漫抒彩。这种神秘、美妙、浪漫、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在湘西作家们小说和散文的文学书写中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沈从文的创作中就时常表现出古湘楚巫鬼文化的因素。在他的文学书写中一是突出表现出了湘西人万物有灵的信仰，如沈从文在谈到他对自然的认与思考时说：“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神’，以及神的庄严。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对于我，却因为和‘偶然’某一时的生命同时嵌入我记忆中印象中，它们的光辉和色泽，就都若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了。不仅这些与‘偶然’间一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的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3]（P243）在他的《阿黑小史》中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巫师给阿黑治病的场景：头上包着红帕子的巫师“到了天黑，老师傅把红绸子法衣穿好，拿了宝刀和鸡蛋，吹着牛角，口中又时时刻刻念咒，满屋各处搜鬼，五明就跟着这干爹各处走，因为五明是小孩子，眼睛清，可以看出鬼物所在。到一个地方，老师傅回头向五明，要五明随便指一个方向，五明用手一指，老师傅样子一凶，眼一瞪，脚一顿，把鸡蛋向五明所指处掷去，于是俨然鬼就被打倒了，捉着了。”[4]（P63）沈从文在他的创作中也反映出了湘西人对于巫鬼神祗的虔诚与笃信，他说湘西女人年老的易成为盅婆，而三十岁左右的则易成为巫婆。他在《凤凰》一文中写道：“三十岁左右，对于神力极端敬信，民间传说如‘七仙姐下凡’之类故事又多，结合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为一，因此总觉得神对她特别关心，发狂，呓语，天上地下，无往不至，必需作巫，执行人神传递愿望与意见工作，经众人承认其为神之子后，中和其情绪，狂病方不再发。”[5]（P193）其余在他所写的《我的教育》、《龙珠》、《凤子》《神巫之爱》中对于苗巫文化都有较多而生动的描写。苗族巫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极高。《神巫之爱》中写云石镇五十多个极年青而美貌的花帕族女子得知神巫将到她们镇，于是对神巫充满爱的激情，通宵等待，她们都愿意对神巫以身相许，在她们看来，能把把神巫“款待到家。献上自己的身，给这神之子受用，是以比做土司的夫人还觉得荣幸的”[6]（P42）。从沈从文开始，湘西作家就一直在他们的文学中承继着对古湘楚文化的书写，如湘西青年作家符云亮的散文《楚风楚舞酉水行》中也同样生动地描写了湘西土家人的巫鬼文化风习。他这样写道：“7月22日清晨，我们是在梯玛祭祀过水神后，（‘梯玛’是土家族对土老司的称呼，是沟通人神和鬼之间的巫师，是神的代言人。）踏着铳炮、牛角、树皮号声从保靖县酉水新码头出发的。”他在文中还述说了土家先民徙至酉水之滨生息繁衍的传说：“相传，涅壳赖大王身披树叶，手握石斧一路劈风斩浪来到酉水，在宽坦的河岸上搭庐建棚，垦荒造地，就这样有炊烟，有了婴儿的啼哭，也有了篝火中高歌狂舞的茅古斯，有了龙凤旗下鼓吼锣鸣的摆手舞，有了城廓邑里……”[7]（P78）湘西作家们对于土苗先民的古风旧习的描绘是很多的，如彭学明的《祖先歌舞》《鼓舞》、《上刀梯》，向启军的《远徙的魂》，符云亮的《神秘的土家禾撮妮嘎》，等等，都是对湘西古楚文化的描摩与追寻。
湘西地域文化的又一鲜明特色即是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因素在湘西文学作品中有着更加突出的表现。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不仅有沈从文所书写过的那些船夫水手与湘西旧时代的们纯朴情真的交往，如《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更有当代湘西作家所描画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绚美画卷。例如郭曼文的《抢狮》中对苗家抢狮玩年的节庆生活的描写：“‘百狮会’会场就设在大兴寨的那条小河边，……一面面彩旗恋着雪花儿在空中飞舞，在水中漂荡；一匹匹雄狮在人圈里跳跃，在雪地上扑腾。……好容易等到它舞完了一轮，没等那舞狮头的汉子从里面脱出来，我便箭也似的冲了上去……几双粗壮的手同时抓住了狮子，有的紧紧地揪住了狮头，有的牢牢地拽住了狮皮……看热闹的围着我们穿来跑去，哦哦地打着吆喝助威！……”[8]（P394）湘西最为浪漫的生活风习之一，是青年男女之间爱情的诗意表达，苗家的对歌，土家的赶边边场都是极富诗意的。沈从文的《边城》中早就描写过苗家男女以歌为媒的习俗。彭学明的《边边场》中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湘西土家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浪漫风习。那些青年男女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是借赶场之名来集市相对象的，只要男女互相看中，那么浪漫的爱情传奇就会在这里开始。作者这样写道：“要是你去河边那群美丽的女子中，对你看中的某个女子说一声；‘跟我去赶场，好么？’说不定她会瞟同伴一眼，害羞地歪起头来，捻着辫子一笑，跟你就走，你就可以牵着她的小手，走进森林走进神话般的传说。”[9]（P1011）彭学明的《踏花花》、《赶秋》、《哭嫁》，向启军的《七月八》、符云亮的《土家跳马节》、《苗家风俗拾趣》，等等，都是这类描画湘西少数民族人民生活风情的美丽篇什。湘西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命名《神地》，符云亮的散文集取名为《秘境诱惑》，这些精心巧设的刊名书名，我以为正好有代表性地表现了湘西作家们在文学书写中努力建构具有湘西地域文化特征美妙意境的共同创作倾向。
三、湘西地域文化对文学湘军形成的特殊意义
古老的湘楚文化虽然在湖南的湘西与湘南地区保存得较为原真与完整，但是湘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却是遍及湖南全省的。王竹良教授认为：“要认清当代湖南文学的传统及其特色，首先有必要认识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湘楚文化，近现代湖湘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就是说湖南当代文学与湖湘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楚文化为代表的浪漫文化，和近现代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且她认为：“当代湖南文学之所以能够成绩卓著、特色鲜明，是与周立波和沈从文在湖南文学界的深刻影响，以及由他们的影响形成的湖南文学的两大传统分不开的。正是他们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当代湖南文学创作题材取向的主流与边缘，创作风格清丽现实与纯美浪漫两大不同的文学传统。”[10]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和认识是有见地的和比较客观的。关于湖湘文化对于文学湘军创作的影响，我们可以另文探析，这里只谈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形成的意义。
（一）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的形成，首先在于它对文学湘军浪漫多情、正直倔强的精神气质的整体培养。这种精神气质当然来自曾流放于湖南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人格精神。屈原就是既浪漫多情又正直倔强的文人典型。他在《涉江》中这样写道：“入溆浦余徊兮，迷不知余所如，……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浪漫多情的屈原，一生都情系故土，忧国忧民，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但他为了坚持正道，决不变心从俗，一直到死。这种精神极其深刻而普遍地影响了湖南作家。沈从文在解放后感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不合时风，于是基本上没有文学创作，这就是一种坚持自我，独立不迁的精神表现。周立波在解放后虽然成为了湖南文学界的举旗人，但是在他的《山乡巨变》中却能够不趋时俗，比较客观真实地写出了合作化运动中“左”倾冒进带来的后果，并且将李月辉这个犯了“右”倾错误的人物作为正面形象来歌颂。即使在“”中湖南也出现了柳仲甫等的《园丁之歌》和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那类坚持正道，敢犯时忌的作品。粉碎“”以后，一大批揭露“左”倾思想路线危害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出自湖南作家之手，如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韩少功的《月兰》、《西望茅草地》，等等。
（二）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的形成，其次在于它对文学湘军创作中故土情怀的引导。也许是受湘楚文化中热爱故土，情系桑梓的深刻影响，湖南作家的故里情怀显得特别的深厚。沈从文一辈子笔耕湘西神地，他的创作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湘西作家对故乡生活题材的采撷，同时也对湖南其他地方的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立波解放后专注湘北农村人情，其创作对湖南各地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影响更加明显；古华、叶蔚林专心描绘湘南乡村民俗；谭谈、张步真多画湘中农村生活图景。他们的文学创作大多以自己故乡农村的生活为依托，勾画出湖湘各地乡土风情殊异的生活画面。因为他们不仅对故乡的历史、现实、人情、风习谙熟于胸，写起来得心应手；同时他们在描写家乡热土时都总是表现出一往情深。湖南文学湘军的创作尽管在其他方面也成绩斐然，但是若要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还是以乡村题材的文学成就为巅峰的。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就与源远流长的古湘楚文化的影响具有密切的关系。
（三）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的形成，还在于它对文学湘军整体气质风格的塑造。湖南作家在总体上有一种敏锐浪漫的艺术气质。这种艺术气质在文学湘军中发生普遍的影响，与湖南作家共同生活的地域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有人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文学创作与自然地理的关系，认为：“北方为高原、平原地区，土地广平厚实，多博大雄浑之气，文学倾向于规范、庄雅、整齐的美；南方为山林川泽地区，风光奇秀，多曼妙瑰丽之姿，文学倾向于灵动、变化、错落的美。北方民族习礼仪，重人事，文学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南方民俗盛巫风、喜淫祀，文学带有比较浓厚的神异浪漫色彩。”[11]（P13）正因为湖南作家都处于这种奇秀多姿的地理大环境中，所以神异浪漫的湘楚文化因子普遍地渗透到了湖南作家的血脉之中，整体上铸造了他们共同的艺术风格与气质。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总会或浓或淡地表现出飘逸浪漫的艺术情调和色彩。沈从文为代表的湘西作家群在文学书写中的飘逸浪漫自不必说，即在湘南、湘北、湘中作家群的创作中，也无不有浪漫的明显色彩。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陈大春对于清溪乡美好远景的丰富想象，陈大春与盛淑君山中谈情时，作者对于清溪乡月夜景致的抒情性极浓的描写，都充分地表现出了奇丽浪漫的特点。其实浪漫的文学情调，不可能离开抒情，屈原楚辞的浪漫，除了他想象的丰富大胆之外，浓郁的抒情当然是增强这种浪漫气息的重要因素。所以湖南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比较善于抒情，以强化其作品的浪漫色彩。如散文家叶梦的不少散文就浓郁的弥漫着湘西巫文化的氛围，而且书写自然的人性和人的生命体验痛快淋漓，抒情性强。有学者认为，“叶梦创作极得楚文化精神的巫性思维。”[12]（P335）叶蔚林的《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对于盘老五的露水夫妻生活描写，他那种敢爱敢恨、自由放纵的情怀，和《白狐》中关于具有原始野性特点的女猎手钟菌儿的行事作为，作者都在抒情性的描写中表现出浓郁的浪漫色彩。
总之，湖南的文学湘军在以湘西地域为中心传承的湘楚文化精神的养育下，形成了不同于全国其他作家群的鲜明特征。湘楚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对当代文学湘军的形成和成长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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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竹良.论当代湖南文学的两大传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4）.
[11] 廖承良，等.湖南文学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2] 胡良桂，等.湖南文学史：当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On Local Culture of Western Huna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Hunan Literature
LIU Zhong-xu
（College of Literature,Hunan City University,Yiyang,Hunan 413000,China）
Abstract: Xiang-Chu culture is the origin of Hunan culture with long history,especially western Hunan has a long and brilliant ancient Xiang-Chu culture.Xiang-Chu culture in western Hunan has much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unan literature,and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Hunan writers as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