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处长治国”问题

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处长问题”――“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是完全颠倒了吗？”总理对一些改革措施迟迟不“落地”反问道：“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处长问题”被人们诟病，由来已久。但受总理批评似乎还是第一次。这充分表明，“处长问题”不仅颇有一点“普遍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颇有一点“严重性”。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一个公开场合，西南某大企业家颇有感触地吐槽：“投资环境的主要症结在处级及其以下。99%的企业家都要和具体的办事人员打交道，各处处长、副处长直到科员，这部分人的工作作风形成了具体的投资环境。”何止企业家如此感慨，在地方官员那里也是一样。

要知道，地方经济发展，社会事业进步，书记、县长肩上有责任，而如今的项目审批、资金切块、扶贫款项、政策放宽等等权力，都捉在处长手里，弄得不好，处长不给你，不把你的路堵死才怪呢！人们怎么也不会忘记，那张上个项目耗时799个工作日的“审批长征图”中，光要他盖章签字的“处长”，就有55个之多！

有鉴于此，去年11月，206名县委书记进京轮训，“像一位老县委书记传帮带”他们，同时国家计划将在5年内轮训超2800名县委书记，就是要加强前线政府部门的具体做事、与群众直接打交道能力。同理，鉴于中国“处长治国”的具体国情，为防止“处长误国”，处长问题要拎出来单独应对。应当肯定，在我们的处长队伍中主流是好的，他们中间不乏改革的闯将。但也确有那么一些承上启下的“处长”，变成了阻上挡下的“中梗阻”，有的心怀“小九九”，顽强地保护部门的既有权力和既得利益；有的“口惠而实不至”，不放权，不放实权，不放大权，再好的改革决策，到了他那里也“化为无形”；有的抱住过去的行政习惯思维不放，仍然好做“千手观音”，一有新事物、新业态、新组织露头，就去“管死”。当然还有少数“处长”，因为反腐纠风，所以“不吃不占，啥也不干”，情绪低迷、精神不佳，一推二拖三踢皮球，所谓“无为而治”，让企业雪上加霜。

针砭“处长问题”，不能只看表象。长期以来，处长往往处于权力运行的关键位置――虽不拍板，但具体经办；虽不是“一把手”，但“一把手”的所有指令都得靠他们执行；虽没有进入决策核心层，但在材料审核等方面绝对是“人微”而“言重”。有专家认为，上级领导过于宏观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可筛选性，行政审批的非标准化或标准要求不高，以及行政审批和答复的无时间限制等，常常给处长们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想干事的可能会无所适从，而有私欲的则可能无所顾忌。

说到底，“处长问题”在本质上依然是如何制约权力的问题，还是要加紧寻求制度设计的突破，而不仅仅从“处长”们的个人品质、道德操守上看“问题”――比如“几个处长”来给国务院“把关”这样的“颠倒”，或许不是这“几个处长”揽权，可能还是“制度”如此、“程序”使然。所以，要解决“处长问题”，还是要靠体制的改革，改变任何一个层面因为“权力过于集中”而形成的“中梗阻”。

十以后，党中央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今年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对官员提出施政行为规范，做到依法行政、理性用权。这些对于整治“处长问题”现象都具有很大的现实作用和指导意义。

解决“处长问题”，一是需要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削减政府职能，审批“瘦身”，流程再造，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企业“减负松绑”。二是需要制衡官权，杜绝官员，使他们做到依法行政，理性用权，这一方面要靠强化干部教育管理，提升干部素质；另一方面就是靠强化制度建设，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此外，纪委和监察部门也要强化监督和行政问责，同时更需要来自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使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

（摘自《高层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