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财富让他们满怀感恩

历史成就了这不同寻常的77、78级，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也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在30年后以几何基数涌现成为社会支撑的脊梁。

音乐77、78级拥有以上共性而独树一帜，他们中的一些这成为一群“离经叛道”的先锋音乐实践者，以各自的底蕴和独特个性引领风潮，比如谭盾、郭文景；他们中的另一些把握着高端音乐风向，为全民的音乐审美掌舵指南，比如陈佐湟、叶小纲；还有一些人跳出音乐本行，从事更为擅长并发挥更大价值的工作，比如吴斌、徐小平；更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他们的人处在音乐学术、教育、表演的前沿，搭起一座基台，为后来者铺石问路。

篇章1

音乐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十年是77、78级人的共同记忆，知青生活如同一笔苦难的财富。在那样有“闲”的日子里，瞿小松一个偶然的机会学识五线谱，也就从那天起觉得音乐很“好玩”。而当时作为69届知青的周龙，背着手风琴到了北大荒。一次烧荒，连天大火映红了半边天，一刹那让他想到了音乐，忽然就有了创作的冲动。2001年这个冲动化成了他受东京交响乐团委托创作的交响乐《未来之火》。

更多的时候是怀揣梦想的青年放逐在山野田间，梦想被苦闷现实磨砺殆尽，也有人并没有纵容自我精神放逐，而是在10年的沉寂里沉淀自己，尤其对于能摆弄乐器、熟通音律的人来说，在那样一个时期，选择将生活的重心放在音乐上与其说为了给人们送来欢乐乐音，不如理解为娱己怡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庆幸自己会拉二胡、自学了演奏小提琴：“凭着这些三脚猫的功夫我考进了文工团，在那里认识了下放的音乐家，我跟着他第一次听到了贝多芬，他拉奏《小步舞曲》有着一股子爵士味儿，耸着肩膀，符点搞得极为夸张，让人的心直跳起来，那种迷幻的感觉如同吸毒，事实上到音乐学院以后我一直想找当初初次《小步舞曲》的那种演绎。可以说他对音乐的处理深深地影响了我”。

也让“家庭出身”成为投考高等院校无门青年心中永远的痛，现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的吴斌是东北师大77级音乐系的学生，那一年他26岁：“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文化课和专业成绩，但每每因为出身吃闭门羹，直到恢复高考消息传来，那时候考学的目的很简单――不上大学就是工人，上了大学就是干部”。

高考消息一出，很多人也和徐小平描述得一样――“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泰兴家乡来到上海赶考……”张小夫回忆考试当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报名的人特别多，视唱练耳是在1号楼三层大教室考的，没有桌子，考生们把考卷放在膝盖上写。考完后，自己觉得发挥得还不错，但是报名的人太多了，好的太多了，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眼泪都乐出来了”。

“那时候是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1.7万多名考生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只有105个招生名额，后来得到邓小平通知特批，最终录取了213名新生。”30年前，杨峻教授负责77、78级大学新生录取，回想起当年报考盛况，难忘当时喜出望外真实感受，“考生水平之高让我们都取舍两难，终止高考10年后出现了优秀人才的爆棚”。

篇章2

他们用勤奋回报音乐

王小波曾形象地形容自己带去农村插队的《变形记》，被队里的人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10年与知识的隔绝让77、78级学生在大学里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沈杰博士理性地总结：“77、78级先读了社会这本无字的书，再读有字的书，有着很丰富的社会阅历，理解力和思考力很强；他们出身在经济很匮乏的年代，有很强的紧迫感，很懂得珍惜机会、珍惜时光”。

“理想”这个词被当年的77、78级频繁重复，“我们是有理想的一代人，渴望着改变整个社会！”这种口号式的呐喊在今天看来有些矫情和不可理喻，而他们却都像被施过咒，在那个年代一个个都是勇猛的理想主义斗士。写过脍炙人口的《涛声依旧》等歌词的陈小奇，7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回忆起大学时光：“大多同学都爱看书，可都很穷，很多人宁愿不吃饭也要买书，很多人更是以图书馆为家。课间大家也不去吃喝，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相讨论着学业或者争议一些学术上的问题。考试前，班上还会自发组成复习小组，一起备考。老师们也因为重上教坛非常兴奋，他们很乐意与我们这些穷学生打成一片”。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四大才子”里叶小纲曾和谭盾睡上下铺，谭盾有着固定的生物钟，晚上12点准时上床，而叶小纲总是宿舍里回来最晚的那个，咯吱咯吱爬到上铺的声音成了谭盾大学四年的折磨：“每次都会被吵醒，我就啊啊啊地大叫，埋怨他回来得晚，其实心里也不舒服，觉得他一定偷学了不少东西”。

这些“成熟”的大学生在学习中更加实际和目标明确，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他们也关照着自己将来的发展。那时候徐小平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当他发现自己“对文字的敏感甚于音乐”时，还成为了北大的专职旁听生，每逢有课，他会在清晨6点从床上蹦起，辗转颠簸两个小时到北大――“那里是我心爱的现代文学史授课的地方”。当发现自己有小小的演讲天才，徐小平开始了在北京各大高校讲演“什么是音乐”，回想起这一段光荣史，这位新东方创始人之一颇为骄傲：“那算是比较早的有偿学术吧”！

不可否认，走进大学成为了改变77、78级命运的转折点，特别对于学习音乐的人来说，吴斌曾感慨：“从爱上音乐的那一刻起，如同和音乐间形成了一根无形的脐带，剪得断，却割不断血脉。”拿起了就一辈子放不下，当能日日与心爱的音乐为伴，这种欣喜幻化的热情有着更为绵长的力量。

篇章3

音乐让人别无选择

刘索拉常被人们视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另类，她的小说处女作《你别无选择》以大学同学为原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树立了一种新体一面旗帜，刘索拉现在认为“别无选择是一种命运，不是绝望、绝路逢生的感觉，而是你太喜欢一种东西，你不会放弃”。

80年代初，毕业后的77、78级纷纷出国留学，美国、法国、日本・・・・・・更加宽敞的视野，也为他们发展事业提出了人生的挑战。谭盾1986年完成8年本硕连读，跨越太平洋赴美留学。从湖南到北京，谭盾坦言自己曾有过自卑，但从中国到美国对于音乐家来说，如同从一个皇帝到乞丐，没有人承认你在国内的成就，所有都从零起步。1988年在朋友倾囊相助下举办了自己去美后首场音乐会，得到的回应如同一盆冷水，《纽约时报》贬斥他的音乐“只配写二胡曲，为什么偏要写小提琴曲・・・・・・你最好还是回到北京去写二胡吧”！

谭盾今年带着已在国外巡演一圈的歌剧《茶》来北京首演，长期推广自己新奇的概念音乐，如今已成为一个面对媒体老道的公关家。“90年代初，我们一拨人集合在纽约这个中心，很像歌剧《艺术家生涯》演的那样。像李安从台湾，我从湖南，陈逸飞从上海，陈凯歌、艾未未从北京到了纽约；冯小刚也在那拍《北京人在纽约》，一呆7个月。来这儿的每个人都提着两个‘包’――分别装着细软和各自的经历。有的是插过队、种过田，有的是当过工人。就像冯小刚说的：纽约是天堂也是地狱。大家很年轻，生活很艰苦，比如说陈逸飞刚开始在洗汽车，李安做保姆，我在地铁里拉小提琴，艾未未在剧院里跑龙套”。

“当年，在纽约街头拉琴的时候，有一个人老是跟我抢地盘。其实，在我心里，虽然做街头艺术家也是很浪漫的事，但想得更多的是有机会去林肯中心演出。”有梦想的支撑也要找到昂扬自我，抒发自我内心的声音，从随身带到美国的中国埙，谭盾找到了自己事业出发的灵感。

被上个世纪80年代的出国潮卷出去的还有叶小纲、陈其钢、陈怡・・・・・・他们并没有沉沦在波涛里，而是找到了行进方向，并使自己成为了一座灯塔。“狂人”郭文景是一位从未喝过洋墨水却在世界音乐界拥有响当当名字的中国现代作曲家。对此，作曲家本人的解释甚为直接：“我坚持留在国内，和那些高尚的、政治的理由并无牵扯，我就喜欢作曲，一想到出国总会遭遇生计问题，就懒得出去。只是不愿为了生计而浪费时间，耽误我作曲的功夫罢了。”毕业后，他服从分配回到重庆。在当地游荡，为当时的一些电影、电视剧作曲，比如《棋王》《南行记》。随后创作的歌剧《狂人日记》《夜宴》也奠定了他在世界乐坛的地位。

选择音乐为事业的人不悔自己在这条道路上笔直往前，没有选择音乐道路的人也因为这笔音乐财富而满怀感恩。徐小平谈起一个细节：“我为青海捐赠了两个希望小学，当地官员请我吃饭，当地人在饭桌上歌舞起来，这个时候我就拿出了当年在音乐学院学到的青海花儿，跟他们对歌，一下子跟当地人有了深情的沟通”。

音乐77、78级有着太多响当当的名字，让人错觉以为他们只是赶上了好时代，机遇撞上了他们。其实，在面对挫折和苦难，77、78级比常人更具耐心和勇气，吴斌从毕业后吉林省教育学院的小调研员到现在“一不小心”成了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他坦率地说全因丰富人生经历的给予：“77、78级的学生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后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都有理想，目标明确，而且社会经历更丰富。大多数人都是专业领域的管理人才，学社会科学的人现在发展得更好。我看过农民什么样、工人什么样、知识分子什么样，干部什么样，所以我看人比较准确客观，并且包容、善良，这是经历苦难之后人的有的一种心态。因此大多在领导岗位上从事管理工作。”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时代造就的机遇和那一代人认清的方向在77、78年重合，30年后裂变成音乐的能量场，影响生活中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