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吉金类系――早期钟

早期钟在学术界特别在考古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般认为早期钟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起源和发展，约在西周中晚期期传播到北方的中原地区。但南方地区青铜器尤其是钟类器的年代往往缺乏支撑点，学术界对其争议极大。例如包括兽面纹钟的新干大洋洲铜器群的年代，较多学者认为其年代在殷墟文化一、二期之际，但也有学者认为晚至西周甚至是东周时期。又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四虎，或认为其处于公元前10至9世纪之际的西周中期（1），或认为其年代晚在春秋早期（2）。早期钟多为传世之器特别是流传在海外之器，这使得其年代和发展系列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2011～2013年发掘的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是近年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收获，是2013年发掘的M111发现4件甬钟和一件钟（3）（彩版一，1），这是西周早期在单座墓葬中发现青铜钟数量最多的一次。相对于此前所见西周早期3件一组的情况，这4件甬钟、甚至4件甬钟与一件钟是否可能会是成组合奏，都是影响早期音乐史的问题。而对于早期钟年代和发展系列问题而言，因为M111年代性质明确，同出的四虎钟的年代也就明确地不晚于墓葬的年代，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这样，过去年代不确定的四虎，就有叶家山M111这样一个可支撑年代系列的定点，由此使我们可以串联过去发现、包括海外收藏的早期钟，并进一步观察早期钟的流变。

一

根据早期钟的形制，可以将其分为侧饰立鸟C形扉棱钟和侧饰四虎扉棱钟两类。根据过去学者们的类型学研究，前类立鸟C形扉棱早于四虎扉棱，是没有争议的。

立鸟C形扉棱，包括有新干大洋洲出土，以及湖北石首九佛岗、随州毛家冲以及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钟。

新干大洋洲（XDM：63）（4）（彩版一，2），体形较宽，舞部设较低的方钮。两侧C形扉棱顶部立鸟，视觉上颇为突出。钟器壁以燕尾纹为边栏，以兽面纹为主题纹饰布局。兽面纹的面部、角以及兽面纹两侧的夔纹都作半浮雕处理（彩版一，3）。此钟重达12.6公斤（5），颇为厚重。

大洋洲铜器群的年代，现在学术界多趋向认为在殷墟文化第一、二期之间。在这个时间框架下再看大洋洲钟，可以认识到早期钟的一些时间及空间上的共同特性。从形制及其发展看，大洋洲尚未在四个侧面出现扉棱，出现边栏但并非其后的涡纹构图――涡纹只是在兽面纹牛形角之间，如此则的确表现出较早的发展形态。的横截面呈椭圆形，立面呈梯形，舞部、洗部平齐，舞部与钮对应处设长方形缺口，如此等等的器形特征，又都是其后钟的基本母型。的两侧饰连续的C形扉棱，扉棱顶部设立鸟，这些都是立鸟C形扉棱钟共同特征，但大洋洲扉棱的夸张程度又远远不及其他钟。

在空间上，大洋洲的装饰风格已具有长江流域地区青铜器特征，如C形扉棱、兽面纹两侧的F形构图的夔纹、纹饰主干作浑圆的半浮雕凸起而内壁相应地凹入等等，这些也是明确不同于中原文化青铜器装饰的特征，过去学者已多有论述。虽然大洋洲铜器群部分青铜器文化来源较为复杂，但就钟而言，燕尾纹装饰、纹饰线条不甚规整等特征，与大洋洲其他青铜器当地风格一致（6），因此可以进一步认定此件钟为当地产品。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大洋洲出土13铙，2件铙为合瓦形，另一铙的横截面为六棱形，它们与的椭圆形横截面各有不同。这些特征对于长江流域早期与铙功用研究，是需要考虑的。

九佛岗1998年出土于湖北石首桃花山镇九佛岗村（7）（彩版一，4），钟体铣间与鼓间尺寸接近（表一），配以较高的梯状钮，由于钟体两侧的扉棱残缺，使钟看上去尤为瘦高（彩版一，5）。钟纹饰以涡纹夹四瓣目纹为边栏，中央饰内卷角的兽面纹。兽面纹鼻梁处也伸出C形扉棱，这是一个与大洋洲相比重要的变化，因为这处扉棱的出现说明钟一周有四条扉棱，工艺上至少要使用4块外范，生产技术难度和生产工序要求高得多。九佛岗出土钟所在地发现有二里冈至殷墟文化较早时期的遗址，遗址出土有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的青铜觚，可以作为钟年代的参照。考虑到大洋洲铜器群的年代，将九佛岗年代订在殷墟文化第二期也是合理的。

毛家冲1995年出土于随州三里岗镇毛家冲一座残墓中（8）（彩版二，1），钟体形与九佛岗钟近似，但体形稍扁。纹饰构图也近似，钟体两侧出C形扉棱，扉棱顶部立歧尾的小鸟，而兽面纹鼻梁处的扉棱顶部也立有小鸟（彩版二，2）。与钟同出有一件长64.5厘米的大型石质特罄，罄为打制而成，轮廓粗糙，这种形制的特罄年代一般不会晚至西周时期。

华盛顿赛克勒（Sackler）美术馆藏钟（V-49）（9）（彩版二，3），体形较扁，钲部纹饰与九佛岗几乎相同，也是以内卷角的兽面纹为主题纹饰，周边四面有涡纹夹目纹的边栏，两侧饰宽扁的勾云状扉棱，顶部立有带花冠的小鸟。钲部兽面纹鼻梁处也设扉棱，其上同样立有小鸟（彩版二，4）。此兽面纹突出的内卷角构图面积较九佛岗为大，因此内卷角和兽面纹的目同样引人注目。

赛克勒鸟纹原属卢芹斋，容庚曾经著录此器（10）。当时图片显示钟有残损，如一侧扉棱完全缺失。赛克勒本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购入钟，其后修复残损。钟口部经过取样检测，金属成分是铜87.1%、锡11.6%，不见人工加铅。

九佛岗等三件钟的年代，大体可推定由早及晚的顺序为九佛岗赛克勒毛家冲。九佛岗与赛克勒形制极为接近，两不仅器形、纹饰构图相同，兽面纹目的设计也非常特殊：均为大而圆凸的椭方形，暗示它们的年代极为接近。不过，九佛岗中部虽然已开始出现扉棱，但扉棱顶端尚未出现立鸟，而赛克勒相应位置出现小型立鸟，且为圆雕，这在技术上有更加发杂的要求。就钟铸造技术的发展而言，从大洋洲到九佛岗再到赛克勒，兽面纹纹鼻梁处相应的处理是：无扉棱出现C形扉棱C形扉棱顶部带立鸟。考虑到赛克勒与九佛岗形制的近缘，赛克勒的年代应该距殷墟文化第二期不远。毛家冲形制较其他两件区别略大，其钮部不再像其他那样方折，纹饰则已出现明显的蜕化：一是扉棱顶部立鸟简化，鸟身纹饰不甚清晰，二是兽面纹和边栏纹饰之间出现一周填地的云纹，底部边栏的涡纹也添加了一个。三是兽面纹的目不再是大而椭方，而是更接近一般兽面纹目的尺度。不过毛家冲同出特罄形制原始，该年代可能仍然不出西周而在殷墟文化第三、四期。

以上三件钟各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毛家冲和赛克勒钟可复原为完整形制（11），九佛岗钟扉棱部分完全残缺，根据其钟体形制与赛克勒几乎相同的情况，可以推测九佛岗也带有相似的扉棱和立鸟。如此，这三件兽面纹钟具有基本相同的形制：器形类似，体量接近（表一），体横截面为椭圆形，四面饰夸张的C形扉棱，几乎所有的扉棱顶端都立有小鸟。

三件体的纹饰均十分夸张：兽面纹双目作圆凸的椭方形，其尺度远较同时期一般兽面纹目为大，兽面纹角、鼻以及涡纹都作半浮雕凸起。这样的兽面纹与其的扉棱组合，除了毛家冲之外，其他两件的装饰都有极强的视觉感染力。另外，三件的兽面纹结构虽然与同时期商文化兽面纹近似，但其鼻、角、目等部件构图特异，这样的构图，加之其他形制特征，在出土地点不同的钟中却有较强的一致性，暗示出这些钟生产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背景在晚商时期长江流域青铜器中也有所反映。三件钟以涡纹夹四瓣目纹为边栏的装饰，在长江流域尊、等器类中多见，如岳阳鱼鲂山（《全集》四、93）、上海博物馆藏四羊首瓿（《全集》四、98）、三星堆（《全集》十三、68）等等。青铜器上的立鸟，虽然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但像赛克勒钟上的那种镂空花冠的鸟（彩版二，5），则无疑是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作风，这一点已有许多学者讨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一件花冠的青铜鸟，其造型风格与赛克勒上的鸟相同，鸟高34厘米（12）（彩版三，1）。这种鸟还在长江流域出土的尊、上常见，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藏有一件器盖（彩版三，2），盖顶带有立鸟，盖口径16.8、通高27厘米（13），根据器盖口径，此器当为盖――由此可见三星堆鸟也应该是一件盖上的附件。上述相似的特征，说明带有立鸟的钟也有长江流域青铜器背景，或即为长江流域某一地区的产品。笔者曾经撰文认为（14），长江流域出土的此类尊、，形制、工艺特征接近而不同于其他地区青铜器，它们应该是在长江中下游之间某一区域生产，其后传播、出土在分散得多的广大区域，但出土地点之间，仍然暗含殷墟文化时期文化传播的线路。

石首九佛岗村位于长江南岸约4公里的丘陵地带，这里处于幕阜山系的北坡，钟即发现在山岗之上。从地理位置而言，这里与岳阳、华容一带紧邻，广而言之属于长江流域和洞庭湖北部文化区域，这一带也正是上述南方尊、发现之地。随州毛家冲处于大洪山分水岭一带，是江汉地区东部向北进入随枣走廊的通道，而随枣走廊，也出土有南方特征的青铜尊（15）。毛家冲钟大约也是长江沿线的产品，其后向北传播，乃有出土在海拔较高山地的情况。

总而言之，目前发现的晚商时期立鸟C形扉棱钟，和殷墟文化时期长江流域尊、一样，具有相似的青铜文化背景，它们也可能是长江流域某一区域的产品。

二

装饰四虎扉棱的钟，如以叶家山M111钟为标准器，也可以关联到一批类似形制的对应物。

叶家山编号为M111：5（16），钟体横截面为椭方形，舞顶设扁平的近梯形钮，钮间置一横梗。钟体两侧有四个相同的透雕虎纹，虎的前后足和首尾共4处与栾连接。钟体前后各饰一半浮雕兽面纹，兽面纹上下各有一周涡纹夹四瓣目纹的边栏。前后钲间也像晚商钟一样，伸出有钩云状扉棱，扉棱顶部各设一圆雕小鸟（彩版三，3）。钟的钮侧及舞顶可见合范痕迹，四个虎纹扉棱均为浑铸，鸟形扉棱与钟体结合部有长方形凹槽，鸟首后的钟壁纹饰不曾中断，这些现象说明这两条扉棱可能为先铸。关于钟体量，目前只公布有通高44厘米这一数据。

叶家山钟在形制上，与上述晚商钟在发展上的关联性显而易见。例如，钟体仍然是舞部与铣部平齐的梯形，钮部也作梯形状，以保持与钟体造型的一致性。装饰上，构图近似的大幅面内卷角兽面纹仍然是主题纹饰，涡纹夹四瓣目纹也仍然是主题纹饰的边栏;同时，在兽面纹的鼻梁处也还伸出立鸟和C形扉棱。这些特征说明，四虎与晚商钟存在发展上的直接渊源关系。

与叶家山最为接近的是湖南邵东民安村（17）（彩版三，5;彩版四，1），1985年出土于湖南毛荷殿乡邵东民安村（18）。此器形、纹饰乃至大小都与叶家山几乎相同，只是民安村虎的后躯较小，虎尾蜷曲不甚。另外民安村兽面纹的目圆凸较大，立鸟花冠扁而较宽（彩版三，4），仍然有晚商时期较大兽目的遗风。此的侧音结果是发音不佳。

据此，似可推测民安村的年代可能稍早于叶家山。如果是这样，则可认为民安村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四虎。过去高至喜先生认为其年代在商代晚期（19），熊建华先生甚至将其提早到“殷墟三期或更早一点”（20）。如果考虑到晚商系列钟年代已经可能接近到商末，而民安村与叶家山M111极为接近的情况，可以认为其年代仍然属于西周早期。

如果将民安村钟与晚商系列钟比较，除了如前所述的承袭共性之外，还可以看出较大的形制变化：器形上，形体明显变得高大（表二），的横截面由椭圆形转变为椭方形，且在钮部设有横梗。装饰上，钟体两侧向下迈步的虎形扉棱替代了立鸟C形扉棱，但钲部的立鸟C形扉棱仍然保留并拉长到与舞部平齐。兽面纹也还是内卷角构图，但风格已有明显的不同。涡纹和目纹的边栏不再是一周四面，而是改作上下两边。形制的这些变化，明显超出了此前几件立鸟C形扉棱的发展幅度，暗示四虎的出现，存在重大的社会文化变化的背景。这种背景，是否与西周代商的社会变革有关，则尚未可知。

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四虎（馆藏号：39211）（21），形制与叶家山M111、民安村相同，但纹饰稍稍有别，如兽面纹为钩云状，另外下栏的涡纹多出一个。此高至喜先生订为商代末期。不过这件钟纹饰发展稍稍晚于上两件钟，其年代可能仍然属于西周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此为哑音。

泉屋博古馆四虎（22）（彩版四，2、3），形制与叶家山M111、民安村基本相同，只是在兽面纹细部上有所区别。钟的年代，也应该是在西周早期。

赛克勒虎纹（馆藏号：V-320）（23）（彩版四，4），形制与以上四虎近似，但兽面纹有所区别，兽面的部件较为抽象，角、眉蜕化得难以辨识，这件在图录中订的年代是西周中期，应该是有道理的。此经检测，合金成分为铜95.5%、锡3.7%、铅0.16%，这是一件近乎为红铜的铸件，但3.7%应该是人工有意识加入（24）。不加锡而铸造体量如此之大的钟，会产生较多的缩孔。此无人工加铅，和赛克勒商情况相同。

上海博物馆藏四虎（25）（彩版四，5），共见两件，形制基本相同。器形与此前诸器相同，但纹饰继续发生较大变化：兽面纹解体，代之以构图与兽面纹近似的一对龙纹;此前涡纹夹目纹的边栏蜕化，代之以凸起的菱形与勾云纹组合;钲部扉棱向下拉长，与边栏平齐，同时扉棱顶部的小鸟非常简化。纹饰发生这些变化，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与此前钟在发展中的紧密承袭关系，如兽面纹和龙纹图形结构类似，菱形与勾云纹组合的装饰也明显脱胎于涡纹夹目纹。这种变化，当然反映的是上博钟年代较晚。如果考虑到与此前钟近缘的演变，这对钟似乎不应距此前西周中期的年代太远而晚至图录所订的春秋早期，而多数学者认为西周中期的观点，应该是有道理的。上博的两件经过侧音，仅能发出一个乐音。目前经过测音的早期钟，似乎音乐性能并不出色。

上述西周钟表现出较此前晚商钟更强的一致形，除了上博的两件钟之外，其他钟形制近乎相同，它们的纵横面分别作梯形和椭方形，这些钟的装饰也几乎相同，钟体两侧和前后分别装饰行虎和立鸟C形的扉棱;钟的主题纹饰构图也接近，并以涡纹状纹带为上下边栏。这些特征极为内聚，且不见于其他器类，因之应当具有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不过，如前所述，目前四虎有出土地点可考的仅有湖南邵东和湖北随州，这两个地点在西周早期分别为土著文化和中原文化背景，似乎四虎的文化渊源并不明确。

不难注意到，随州叶家山M111钟的纹饰风格，与该墓地墓葬包括M111出土青铜容器的周文化特征有所不同。钟兽面纹的构图、虎与鸟作为扉棱的装饰，在墓地其他青铜器中不见。相反，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那样，叶家山钟不仅与邵东民安村钟几乎相同，还较大地承袭了晚商以来钟的器形和装饰传统。因此，学术界所持虎纹钟是南方地区文化产品的观点，在新出叶家山M111钟材料的映印下，更加明确。同时，钟是南方青铜文化的产物，西周中期之后中原文化钟如眉县杨家村钟，应该是在南方文化的影响下兴起的，这一点也更加清晰。随州叶家山地处西周时期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交流的中继通道上，M111出土虎纹钟，正是反映了南方钟北传的情况。

综前所述，通过叶家山M111钟，结合过去出土和传世钟材料，目前已可较清晰地展现早期钟在南方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可大体勾勒出早期钟在南方地区、甚至是向北方中原地区传播的基本路径。早期钟的形成与发展，大体可以明确了。

注释：

（1） Wen Fong edited （Robert W. Bagley），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245，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0.

（2）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第109页，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年。

（3）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4） 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粹》，第90～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第63～78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6） 王宁：《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燕尾”纹探讨》，《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7） 戴修正：《湖北石首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2000年第11期。

（8）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出土西周青铜》，《文物》1998年第10期。

（9）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538～549， Washington D.C. 1987.

（10）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图943，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

（11） 赛克勒扉棱及扉棱上的立鸟经过了修复，但修复的依据较为充分。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第33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 Maud Girard-geslan， Bronzes Archaiques de Chine，p129， Musée Guimet， Paris，1995.

（14）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尊与》，《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5） 徐正国：《湖北枣阳发现一件商代铜尊》，《文物》1990年第6期。

（16） 湖北省博物馆等：《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第137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17） 高至喜、熊传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第52～53页，大象出版社，2006年。

（18） 关于此的出土地点，有不同说法，一般为民安村说，参考熊建华：《湖南邵东出土一件西周四虎》，《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或说为贺家村出土，参考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精华》，第1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19） 高至喜：《湖南省博物馆馆周青铜乐器》，《湖南考古辑刊》第9期，岳麓书社，1984年。高先生对湖南出土铙、年代的看法，在他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中仍然不变。

（20） 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第275页，岳麓书社，2013年。

（21） 高至喜、熊传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第54～55页，大象出版社，2006年。

（22） 内藤乾吉：《日本支那古精》Ⅳ-286，大阪：山中商， 1961年。广川守：《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162，便利堂，2002，京都。

（23） 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752～758，Washington D.C. 1990.

（24） 齐思（W. Thomas Chase）提出以3%作为是否有意识添加铅或锡等矿料标准，为研究中国青铜器金属成分的学者广泛接受。W. Thomas Chase， Bronze Casting in China： A Short Technical History， Kuwayama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pp100～123.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76.

（25）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第107～109页，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