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暴力“三问”

一问：媒体暴力能界定和量化吗

媒体暴力是传播效果论者常用的学术概念。从字面上理解，媒体暴力是“媒体上的暴力”，也即大众传播媒体中刊登或播放的涉暴内容。而现实暴力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从事的暴力行为。前者发生在虚拟空间中，是被媒体建构的；而后者发生在实体空间中，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存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如果这样理解媒体暴力，把它和现实世界切割开来，倒很容易界定和量化。而事实上，媒体暴力真的如上述理解的那样窄吗？

有论者从两个方面来定义媒体暴力：1.媒体暴力是指包括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报刊等在内的媒体含有或刊登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2.媒体暴力是指媒体利用议程设置和话语霸权造成的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损害。①

前一种含义是指媒体内容出现暴力倾向，并对现实的暴力行为产生影响；而后者，是指媒体自身利用其传播特性对个体或群体的掠夺和伤害。我们这里讨论的媒体暴力是指媒体上的暴力内容，以及对现实生活中人们暴力行为的影响。无论是媒体上展现的，还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称为暴力呢？传播学者格伯纳把暴力定义为“以公然的武力对待他人或自身，或者违背他人意愿使其遭受伤害或杀害的痛苦的强制”。②

依格伯纳之见，暴力行为本身就模糊不清，而媒体暴力还需要从媒体内容上衡量，需要做内容分析，如果要研究对现实暴力的影响，还要研究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这就更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因此，传播学者麦克雷教授指出：“实际上，媒体暴力很难定义，更不可能被量化，不能被简化成一目了然的变量：人不是巴甫洛夫的狗，不会像狗被嗅觉和视觉信息刺激一样，被影像和词语刺激。”③

对于媒体暴力内容对于现实产生的效果，有人形容“丰富多彩”，有人形容“支离破碎”。一句戏谑之言说，最简练的一句结论是“看情况”。所谓情况，指的是一个研究假设的前提设定，比如媒体暴力效果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累积的还是非累积的、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媒体内容的种类和收看或阅读的环境也属于事先设定的前提。④

麦克雷最终认为，媒体内容与观众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论证。媒体暴力之所以难以量化，在于媒体暴力和现实暴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中介因素，如家庭背景、社会价值观等。

二问：单个案例能反映出媒体暴力吗

2010年上半年，在学校和幼儿园发生数宗滥杀无辜案。一些专家呼吁，警惕媒体给他人作恶带来示范效应，警惕媒体成为校园暴力的“帮凶”。特别是当几起暴力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时，此种论调甚嚣尘上。当众人抛出“帮凶”论时，总理却力排“众议”，他指出，频频发生的凶杀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社会矛盾的深化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源。

这种情况不只在当下中国存在，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例子。1990年，斯通的电影《天生杀人狂》热播时，有人认为巴黎东郊公园轰动一时的杀人犯是受了这部电影的影响；由詹姆斯在被捕时对逮捕他的警员说的一句话：“我就是‘小丑’”，有人就推导出他施行暴力是受到《蝙蝠侠》系列电影的影响。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人对社会暴力问题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城市暴动引起了人们的迷惘与紧张；街头犯罪急剧增加；国内大学因越战问题而陷入混乱。在所有的这些事件中，电视成为全国最受瞩目的媒体。与此同时，人们普遍怀疑，大众媒体中的暴力内容就是引起日常生活中暴力行为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一些城市暴力活动频繁，未成年人滥用枪支，又有人认为这与有线电视、电子游戏和好莱坞动作片数量增加有关。以上事例都说明，人们往往容易从单个的现象来得出一个很难得到验证的结论。麦克雷教授对简单化的归纳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案例数量如此之少，在统计学上几乎不具有意义。何况每个案例都需要具体分析，如了解杀人犯的经历，分析这些经历对他们的影响，观察他们内心深处的失衡状态，了解他们是否卷入结构化的意识形态和行为网络，然后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⑤

但这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略单个凶杀案，也不是替媒体卸责。我们要具体分析凶杀案背后的根本原因，把单个案例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分析，而不是只置于媒体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答案。麦克雷认为，实际上，与暴力活动频繁直接相关的是一些城市经济衰退、社会管理松散、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力减少、黑帮形成以及美国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枪支自由买卖等事实。总之有社会原因，而且它们不是不可避免的。

三问：学界对媒体暴力能形成共识吗

关于媒体中是否有暴力内容，以及人们接触这些暴力内容是否会导致攻击的研究，在美国传播学史上已经历了很长的争议过程。起初针对媒体暴力，研究的对象是漫画书和电影，之后是电子游戏。上世纪50年代电视在美国普及以后，媒体与暴力研究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议题，也相应组建了多个研究委员会。

洛厄里和德弗勒两位学者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研究中提出三项主要结论：1.电视内容充满着暴力；2.儿童暴露在暴力内容下的时间越来越多；3.有证据支持以下假设：观看暴力娱乐的内容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可能性。⑥

在同一时期，由美国卫生局长科学顾问委员会形成的5卷本《电视暴力与社会行为》指出：1.观看暴力节目导致攻击性倾向；2.暴力倾向导致了选择收看暴力节目；3.暴力倾向和收看暴力节目两者都是另外一个条件或另外一系列条件的产物。⑦

1982年由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出版，汇集了有关电视的2500项个案研究信息的报告，得出的三大发现是：1.在电视暴力和攻击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关联，然而无法预测谁会受电视暴力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受影响；2.看电视多的观众比看电视少的观众更胆怯，更缺少信任、更焦虑；3.观看报告所称的“亲社会”（有益社会）的节目的儿童，其行为更负责任。⑧

1998年，琳恩（Linné）在对欧洲学者的调查中，询问这些学者有关媒体暴力与社会暴力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意见。22%的受访者认为“有明显的因果关系”；33%的受访者认为“有不太明显的因果关系”；4%的人认为“没有因果关系”；其他的受访者则认为这个议题问题太多，以至于难以提出一个简单的答案。⑨

新世纪以来，在美国学界至少有三种关于媒体暴力影响的假说：1.暴力作品更可能产生影响而不是毫无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更可能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2.媒体的暴力内容比其他类型内容更可能助长暴力思想与行为；3.媒体暴力比其他媒体内容更值得研究关注，更值得政府和社会采取行动。⑩

一系列的实验和调查研究，目的都在于探寻媒体暴力和攻击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确立。从以上各个阶段的结论看，学界对媒体暴力所形成的结论虽然有相同之处，但也有诸多迥异甚至是对立之处，真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形成共识。可以说，自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经历了50年左右的时间，媒体暴力议题仍然被称为“一场争论”。

结语：媒体报道暴力事件的伦理底线

媒体的首要功能是环境监测，优先报道天灾人祸，而不是歌功颂德。但记者在报道凶杀等暴力事件时，要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态度，以披露信息为主，防止带有更多的情感倾向和情绪渲染；要客观立体地呈现暴力事件的信息，而要不去过多地做心理、动机的演绎。这是新闻记者报道凶杀等暴力事件的伦理底线。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防止一些人假借媒体暴力之名，行控制新闻之实；防止一些人假借媒体暴力，掩盖暴力事件背后的真问题；防止一些人假借媒体暴力，妨碍公众对事件的知情权。这是本文发出“三问”的根本目的。

注释：

①彭晓芸：《被混淆和被忽略的——关于校园惨案的媒介伦理》，《南方传媒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②⑩【美】格伦·斯帕克斯 谢里·斯帕克斯：《媒介暴力的影响》，《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③⑤【法】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

④蒋志高 温哲敏：《自由与责任——杀童案媒介伦理再讨论》，《南方传媒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⑥⑨【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370页

⑦【美】希伦·洛厄里 梅尔文·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⑧【美】谢丽·比亚吉：《媒介/影响：大众传播媒介概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