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媒体报道分析

【摘要】本文以“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家暴事件为例，采取内容分析法分析报纸媒体在此次报道中的特点以及问题。研究发现，报道中存在将家暴“私领域化”和女性“失声”现象，议题设置在家庭暴力报道中的特殊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关键词】家庭暴力；媒体报道；社会性别意识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013-02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家庭暴力的系统分析较少，且大多偏重于对媒体内容的总结与评述，缺乏对于家暴个案报道的深入分析和量化考察，难以对媒体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本文将以去年内发生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一案为例作内容分析，选取北京晨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和《法制晚报》9月5日至10月5日、事件爆出后一个月以来的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次报纸媒体的报道情况。

一、研究发现

从六份报纸中，共搜集李阳家暴相关报道29篇，其中《广州日报》8篇；《新京报》7篇；《法制晚报》5篇；《京华时报》4篇；《北京晨报》3篇；《南方都市报》2篇。

（一）体裁

从体裁看，消息11篇，通讯6篇，专访3篇，时评/网民评论6篇，媒体评论2篇。29篇报道中消息就占据了37%，消息时效性强，但深度不足，此次以时评人撰写和网民评论居多，媒体自身发出的评论只有两篇，报道的深度有所欠缺。

（二）内容主题

1.关于事件本身是非

（1）施暴细节较少被呈现

在对案件本身是非的呈现中，29个样本中有4篇报道（13%）描述了李阳对妻子的施暴细节，比例较低，且暴力细节仅占报道中的小部分。描述施暴细节“不但无法威慑犯罪分子，反而会给受害者的心灵蒙上阴影，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此次媒体对李阳家暴事件的报道较好地避免了这种可能导致对受暴者产生“二次暴力”的媒体报道方式，关注报道伦理是尊重受害者、维护其权益的重要媒体表达方式。

（2）家暴原因“合理化”呈现

在对李阳家暴事件的报道中，5篇报道（17%）归因于李阳妻子KIM脾气暴躁：“她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经常歇斯底里，甚至有时会自虐。”（《疯狂英语李阳被指对妻子动粗》京华时报　2011-9-6）。9篇报道（31%）认为夫妻间的感情问题（中美文化差异、教育观不同、两人之间没有爱情）——“中美文化差异，加上聚少离多，两人会有些矛盾”（《警方介入李阳“家暴门”》新京报　2011-9-9），3篇（10%）报道认为是李阳个体的心理问题——“李阳的言行固然出格，但如果把他看成一位因童年遭遇父母打击教育从而心理失衡的病人来看的话，他的所言所为也能理解。”（《谨防更多的家庭暴力》　北京晨报　2011-9-28），3篇报道（10%）认为是社会对于成功价值的追求——“李阳展现了一个被单一“成功价值”所扭曲的畸形人格，这不但是暴力的根源，也是他最可悲的地方”（《李阳　请别再伤害妻儿》新京报　2011-9-27），而仅有1篇报道（3%）提到了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存在。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逻娃？伦德格伦曾提出“‘暴力正常化’过程理论”，该理论是指，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活中暴力怎样被感知为、认为和体验为“正常的／或‘可接受的’”。在这次李阳家暴事件报道中同样存在着家庭暴力被合理化的现象，认为是李阳妻子“脾气暴躁”仍有继续“谴责受害者”的倾向和庇护男性文化的作用，致使公众把对暴力谴责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女性当事人的审判上，导致遭施暴的女性受到媒介的二度伤害，忽视了家庭暴力发生的社会根源。

2.关于事件处理及社会性议题：议题内容和处理方式上难以推动家暴的认知和解决

在议题内容上，仅有3篇（10%）报道上升到社会议题层面，对家庭暴力情况进行了整体的呈现，其余26篇（90%）报道都仅就李阳家暴事件展开个案的讨论。在对李阳家暴事件的处理方式上，6篇报道展开了“立法呼吁和法律贯彻实施”的讨论，4篇报道涉及“家暴知识传播”，其中3篇报道提及了社会救助的方式，而其余的19篇报道（65%）仅仅就李阳家暴事件本身进行讨论，认为“李阳道歉”就是解决方式，或是没有给予任何解决方式的呼吁。

3.关于公共角色：呈现失衡

在李阳家暴事件中公共角色的呈现上，对于家预主体的呈现上，民间组织或妇女团体为报道对象的报道较少，仅有2篇（6.8%）提到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对于李阳家暴事件的参与和对李阳夫妇的支持；公检法司是社会干预体系中公权力机构的重要代表，而在此次报道中，关于公检法司介入的报道仅有2篇（6.8%），且仅提到警方的介入，对于介入的过程和取得的效果未加描述，这一定程度说明此次报道虽已将李阳家暴事件置于公共领域中加以讨论，但对于社会公共角色呈现的失衡仍表明报道依旧带有“私领域”、“个案”的色彩。

二、结论与建议

（一）报道将家暴“私领域化”——报道者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

在考察的报道中，将李阳家暴归因于李阳妻子性格缺陷、夫妻两人文化差异以及李阳个体的心理问题是对家暴事件“私领域化”的一种表现，并且，将李阳事件仅看为个案，认为“道歉”就是解决方式也忽略了家暴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家庭暴力”表现为个体，但根源是社会性的，是性别不平等在私人领域的集中爆发。但目前公共媒介容易将家庭暴力问题‘私人化’。家庭暴力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产生家庭暴力的深层原因是男权文化、夫权思想，以及他们所制造出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如果把家庭暴力的深层原因停留在社会变迁、社会宽容、人的素质低下和女性自身的原因，而不去进行更深层次的反省，反而可能遮蔽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源。媒体应意识到在处理这一复杂问题上对社会应负有道义和责任，将家暴案例纳入公领域（社会问题）框架。

（二）女性的“失声”

事件发生一个月以来，李阳妻子的声音仅仅通过个人微博呈现，而李阳则接受了诸多媒体的采访，作为女性受害者在公众的视野里是“失声”的。男权制的社会机制使得女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女性声音还很少进入公共讨论中。传播学中的失语群体理论也指出，男性的感知居于统治地位，而女性因为不同的经验而产生的感知处于被统治地位。此次的李阳家暴的报道也存在这个问题，李阳通过参与媒体的采访传达了其对于“家庭暴力”的观念，其中有很多都带有强烈的父权制观念和对家暴的认知偏颇，如“老爸也打老妈，老妈也打老爸，父母也打小孩儿，不要把这个‘打’变成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女性受害人声音的缺失则会让女性的利益诉求被忽视，受众的观念仅被施暴者的声音所影响。

（三）议题设置在家庭暴力报道中的特殊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此次媒体对于李阳家暴事件的报道未能充分发挥媒体议题设置的功能。最为积极的《广州日报》在事发后1个月内了9篇报道，事发的前两天的报道都是对于案件是非本身的跟进，对于李阳家暴是否真实的讨论。第3天发表了评论，矛头指向了李阳重公轻私领域的行为。接下来的讨论都针对李阳的道歉行为和事件的解决方式，只言片语提及了立法层面，但简略带过。事发一个月后了两篇评论，一篇指向李阳对于成功学的追求，另一篇则开始对女性受家暴的整体情况进行呈现，并指出了家暴的性别观念因素。《广州日报》对于李阳家暴的报道并不能完全利用议题设置的功效引导受众对于家暴的整体认识，议题的发展前期都只关注事件本身，对于解决和立法救助等层面涉及较少。

大众媒介是社会的守望者和信息交流的主枢纽，是否报道以及如何报道家庭暴力问题对于建立良好的反对家庭暴力的舆论氛围至关重要。面对家庭暴力，中国的新闻媒体只有培养性别分析视角、加强行业自律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才能找到最适合、最具针对性的本土报道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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