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培训研究进展

【前言】我国农民培训研究进展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在20世纪80年代，罗晋辉(1986)对农村剩余劳力转移途径、转移模式、流动特点及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进入90年代，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研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袁利金(1994、1995)等研究了农村劳动力素质及其评价，戴思厚(1996)、袁兆亿(1996)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摘要：进入20世纪，学者们对农民培训工作的研究从培训需求、培训体系、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评价等方面全面展开。回顾我国农民培训研究与实践对我国新世纪农民培训的研究进行综述，可以为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关键词：农民；培训；需求；体系；机制；评价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8-017—04

农民是农村的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力量，没有新型农民就没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就应着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造就亿万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力支撑。于是，研究农民培训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对农村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关系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当时影响力大的有乡村教育实验、乡村建设运动等。这期间，黄炎培在上海成立中华平民职业教育社，在“富教合一”方针指导下，开展贫民教育和推进乡村改进计划等活动，将职业教育从城市转向农村，积极为农村建设服务；陶行知在北京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将平民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奉行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晏阳初则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通过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积极推行乡村改造；另外，梁漱溟则特别强调农村教育、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主张从乡村人手，以教育求理性，从理性求组织。随后，积极主张通过农民教育来提高农民素质，将农民打造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同时，在不同时期就农民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内容及方法等有深入的论述。

在20世纪80年代，罗晋辉(1986)对农村剩余劳力转移途径、转移模式、流动特点及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进入90年代，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研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袁利金(1994、1995)等研究了农村劳动力素质及其评价，戴思厚(1996)、袁兆亿(1996)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途径、战略问题等进行了探讨，石成林(1991)、王敏(1991)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分工、流动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

1999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后，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1号文件)出台后，研究热潮空前高涨。进入21世纪，仅从掌握的资料看，李文政(2007)等从创新农村教育与农民培训等方面，研究了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李剑富(2006)等对新型农民的内涵、新型农民培育方式等进行了研究；彭希林(2007)、杜威漩(2008)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问题、培养新型农民的经济学价值等进行了分析；应柏君(2003)则强化了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有大量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从宏观、微观层面对新农村建设中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进入20世纪，学者们对农民培训工作的研究得到全面展开，下面从培训需求、培训体系、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评价等方面分别综述。

一、培训需求

培训需求研究是农民培训的关键问题，只有清楚农民培训需求，才能对其需要的知识、技能等进行有的放矢的培训。张峭和徐磊(2009)认为农民培训需求包括农户、企业和政府的培训需求，农户是培训的微观主体，企业是培训的中观主体，政府是培训的宏观主体。但目前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农户的培训需求上，姜长云(2005)研究指出要客观地了解农民的培训需求，必须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长期分析与短期分析结合起来，认为农民参加培训的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农民参加培训的重要制约因素。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农民参与培训的意愿受到培训内容、农民年龄、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期望培训收益、农户家庭收入、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农民对目前收入满意程度、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家庭主导产业、培训地点、培训时间、是否接受过培训、对培训效果的看法等因素影响。其中，农民参与培训的愿望与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农民受教育年限、农民期望培训收益、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以前接受过素质培训、对培训效果的看法呈正相关，与农民年龄、培训费用承担比例、农民对目前收入满意程度、培训时间时长、培训地点距离呈负相关，城郊农民中土地被征用情况与培训意愿呈负相关。从需要的培训内容看，在传统农区，农民最需要的培训依次是种养业技术培训、非农就业技术和创业技能培训；但农民在非农产业与农业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开始脱离传统的农业生产，从事现代农业生产以及非农业劳动，这导致单纯以农业种植技术为主的培训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对管理、创业、电脑等知识表现出较高的学习意愿；农民最愿意接受现场指导，专家、农技人员的授课受到农民的欢迎；农民喜欢的培训地点以乡镇和县城为主，期望在农闲时开展培训。

二、培训体系

李世珍(2008)认为培训体系建设是农民培训机制创新的重中之重，是农民培训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姜长云(2005)认为完善政府、准政府系统对农民培训的功能定位与促进非政府培训机构的发育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功能互补的多元化农民培训体系，已经成为多数农民的迫切要求。卢巧玲(2007)结合国外农民培训经验，认为我国农民培训要在建立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布局科学、开放有序的农民教育体系基础上，形成农业院校、农业科学院、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灵活有效的体系。张峭和徐磊(2009)认为政府主导的培训系统是公益性培训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政府主导的培训系统和市场导向型农民培训系统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构成了中国新型农民培训的完整体系。马建新和杨丽坤(2007)认为我国农民培训应构建一个以各级农民科技培训中心为主体、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及农技推广机构为骨干、企业和民间科技服务组织为补充、县乡培训基地为基础的培训体系。厉晓华(2007)、李金文(2007)认为应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企业、学校、协会、中介机构为辅助的制度化、长效性的农民培训体系。韦云凤(2006)等对农民培训的政策支持体系、组织管理体系、教学计划体系、实施保障体系、培训队伍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多元投资体系、信息网络体系等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