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个人消费的趋势探讨

[内容提要]财富效应和信用杠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个人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在2007至2008年次贷危机后，由于金融界致力于规避风险，政府着手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美国财富积累和消费信用杠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都受到了严重侵蚀；此外，美国人口分布也正在酝酿结构性的变化。这一切预示着美国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将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因此，以预期美国消费上升为基础的宏观或微观发展战略，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风险。

关键词：美国经济　消费模型　财富效应　信用杠杆　政府干预。

美国的个人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从1990年到2007年，又从66％跃升到70％。个人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之高，作用之大，在世界各国中是首屈一指的。不仅如此，美国的个人消费还影响着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经济。因此研究美国个人消费的走势，具有普遍的经济和商业战略决策的意义。

考察美国个人消费走势的视角多种多样。本文以经济学理论中最基本的消费模型为框架，结合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其人口变化的现实、动力和趋势，从财富效应和消费杠杆的角度，对美国个人消费的发展和走势进行分析。

2007、2008年间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结果是，美国的个人消费尽管在短期内无疑会逐步回升；但长期来看，美国人的整体消费能力很可能无法恢复到其鼎盛时期的水平。有鉴于此，以预期美国消费上升为基础的宏观或微观发展战略，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风险。

一　美国个人消费：基本模型和主要动力

美国个人消费的迅猛增长，是一系列制度条件和历史发展促成的。这包括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拥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特别是战后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国家干预政策。

具体而言，美国的联邦多元政治体制，自由市场经济，开放型的移民政策，个人主义及鼓励标新立异的文化精神和制度等，奠定了它民富促国强和藏富于民的基本制度基础，而这些因素使个人的收入和消费得以与国家经济增长同升俱进。

除此之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因其政治经济上的天时地利，不仅取得了世界工厂的产业地位，而且使美元取代了黄金，成为国际经济结算的本位货币。这种举世无双的经济地位，使它得以充分利用和享受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实惠，变全球为其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产地和消费对象。即使是冷战两大阵营的形成和演化，也没有改变这个基本现实。美国的经济地位虽然在1970年代曾受到较大冲击，但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性的市场化进程，美国的经济和消费增长又有了新的刺激和动力，这促成了美国过去近20年间的经济和消费繁荣。

最后，美国战后的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为美国人的消费增长提供了原动力。肯尼迪的“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承继并扩展了战前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内容，工会力量在战后增长迅猛等因素，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提高了个人的消费能力和愿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消费在理念上似乎不但是受制于能力的一种满足，而且是一种社会赋予的权利了。这些背景构成了我们理解美国经济消费模型的外在影响因素。

用以解释宏观消费的内在因素在经济学家中见仁见智。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姑且以凯恩斯的模型为基础，结合其后的消费理论发展，从引致消费和自动消费的角度，来探讨战后美国经济中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及其变化。

经济学中消费理论模型大致可以表示为：

C＝α+βY-γS+ε

其中，C是消费，Y为可支配收入，S为储蓄；β是引致消费倾向，它表示收入对消费的影响；γ测量储蓄倾向对消费的影响。简单地说，收入与消费呈正相关，储蓄与消费呈负相关。常数项α则总结了收入和储蓄以外与消费变化有关的因素，比如对未来的预期和消费信用等，它影响着凯恩斯所谓的自动消费。本文论述的重点是消费信用(信用杠杆)的作用。

研究表明，从长期看，引致消费因素(收入)主导了总消费的增减。对美国经济的研究显示，β(收入)系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0.6，在战后上升到了0.9，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愈益显著。但在具体时段中，自动消费因素的作用可以显著增加。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消费增长可以与收入增长不完全同步。导致不同步的原因很多。比如，信用杠杆的使用会使消费偏离收入水平；储蓄倾向在短期经济萧条的条件下，也可以抵消收入对消费的部分影响。

除了经济学的因素外，影响消费增长的还有心理和社会的因素。对于宏观消费趋势，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鉴于美国的开放性移民制度及其正在导致美国人口族群分布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影响消费的经济学因素(收入和储蓄倾向)、社会因素(阶层)和文化因素(储蓄偏好)之间存在显著关系，我们在这里将注意力放在美国社会的人口变化上。它不仅影响消费模型中的主要参数，即收入、储蓄和消费信用杠杆的水平，而且影响着这些参数的行为倾向，即估计系数α，β和γ，从而间接地影响消费整体水平的变化。

最后，经济学的消费模型往往表述成决定性的理论，其中自变量可以完全解释消费的变化。本世纪以来，这种决定性模型受到不少批评。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说明，没有一个理论或理论组合可以完全解释消费变化，在宏观层次上如此，在微观经济领域更是如此。为了留下不确定的余地，本文在上述消费理论模型中加入了一个随机误差量ε，使决定性的模型变成为一个理论统计模型。

现在简化了的分析框架就是：

消费＝财富(收入+财产)+信用杠杆+人口分布+其他因素

二　美国个人消费的财富动力的变化及趋势

驱动消费的财富(收入)水平，主要由可支配收入和个人资产决定。前者受制于就业水平、生产率、工资水平及税收政策和制度，而后者则直接表现为所拥有的个人财产，比如房产和股票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生产力高度发达，以致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一书中对美国过分注重生产提出了批评。生产力的提高造就了经济的繁荣。正如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R.Morris)所说，1950和1960年代的美国人认为当时是黄金时代：工资普遍提高，大多数公司开始实行养老金和医保制度，在好学区拥有房产，许多美国人梦想成真。自1970年代出现经济动荡以来，美国经过了1980年代的里根经济革命和产业地位的回升，以及1990年代的高技术革命，生产率的提升提高了可支配收入；而房价飙升，股市猛涨，很自然地推动消费信心不断攀升。尽管不少研究指出这段时间里美国社会的分配不均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未能得到相应的实惠，但不能否认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社会各阶层都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好处。

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集聚而水涨船高。美国社会中的财富积累和消费

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关系。从1960到1980年代中叶，个人消费一直保持在可支配收入的5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例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消费开始接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而后更是超出了可支配收入。个人消费在1980年代中占可支配收入的50％左右，到1990年代中叶，则占到了80％左右，而到2008年，它猛增到可支配收入的120％左右!可见，美国的个人消费增长，在最近20年间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虽然它在高科技泡沫崩裂和九一一事件以后的经济衰退中出现过十分短暂的同比负增长，但最终恰恰是迅速恢复的消费增长，使美国经济强力反弹复苏。

财富的积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同样受到了重创。到2008年，美国的民居房价从2005年的高峰平均下跌了35％。尽管2009年3月以来房价有所回升，但按通涨调整后的价格计算，才刚刚回升到2001年的水平。因此，从短期看，居民房地产市场依然十分疲软。虽然奥巴马政府将减少民居房贷违约和没收率(foreclosure)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民居房贷违约和没收率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从2009年初的12％持续攀升至第三季度的近15％。不仅如此，迄今已有近1／4的房贷借款者的贷款额超过了房屋的市价。另一方面，美国的股市虽然开始回升，但整体风险依然很高。攀升的储蓄率反映出美国人对剩余资金的处理仍然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没有承担新风险的意愿。当然，随着美国经济的全面恢复，股市的持续回升，引致消费必然会提高。但中短期内，引致消费仍将处于疲软状态。

就业市场虽然说不上在继续恶化，但也还没有回升。美国自2008年1月以来到2009年10月间，已失去了约700万个非农业工作岗位。尽管2009年1月以来情况逐渐好转，但非农业工作岗位的减少预计至少要持续到年底。此外，失业率在2009年还在不断攀升，截止到10月已经达到了10.2％。据美国劳工部2009年7月公布的数字，到2009年7月底，共有1400万美国人失业，而长期失业者(即未能在27周内找到工作者)增加到500万，占总失业人口的比例从2008年的约17％上升到2009年11月的37％。就业市场面对的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是，由于医疗改革的法案对雇主在提供医保的职问题上语焉不详，因此，国会正在酝酿和辩论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增添了它们招聘雇员的顾虑。

美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不仅反映在失业人数的攀升上，而且表现为收入在下降。在这次危机中，不少有幸保住饭碗的人的收入由于工资削减、福利降低、不发放奖金等原因而程度不同地减少了。对于不少就业岗位失而复得的人来说，新工作的报酬往往低于已经失去的工作。另外，收入降低已经成为中长期的趋势：不少公司在经济危机中修正了商业模型，对公司业务进行结构性调整，在人事上辞旧(技能旧，资历深，薪水高)雇新(技能新，资历浅，薪水低)；又比如，在汽车行业，管理层与工会达成新的协议，新员工的收入和福利都要低于现有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从长远来看，随着国际竞争越来越越激烈，美国企业的劳工成本正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凡此种种，都预示着美国的就业市场在产生中、高收入工作机会方面，将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高收入阶层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了严重打击。高收入者大幅度削减消费，是这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直到2009年第三季度，这个阶层的消费还没有明显回升。关键问题是旧的高收入行业，如1990年代的高科技行业和过去10年间的金融业逐渐衰落，新的高收入行业还没有产生。美国近年来投入到产业的风险投资一直保持在低水平，因此在高科技泡沫破裂后，迄今还没有推出一个有规模效益的新的高收入产业。尽管在此次危机中已有不少政学界人士呼吁要重申美国的产业政策，奥巴马政府也有意以绿色能源为新的产业突破口重振美国制造业，一来可以加强美国的经济实力，二来可以打造新的中高收入行业，但是现在看来，能否达致这个目标还不明朗。

收入前景不明朗，消费恢复就难以乐观。消费能力的恢复可以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其一，恢复到“正常”经济状态下的、在可支配收入允许范围内的可持续的消费水平；其二，恢复到危机前的消费水平。前者易，后者难。从逻辑上推理，如果危机前美国的高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信用泡沫基础上的话，那么高消费和信用泡沫恰如皮存毛附的关系：信用泡沫之皮不存，我们何以指望高消费之毛复现?

美国政府的救助计划固然可解燃眉之急，然而它的效果不佳，也不能持久。有研究指出，政府意在刺激消费的救助，只有1／3被用于消费，其余的或被存入银行，或被用于还债。即使是如此低效的刺激，终归也不是长久之计，而由此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降低美国人的实际消费能力。

此外，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需求加上本地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再加上许多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都采取了赤字财政的政策，这将会推动国际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增加通货膨胀的风险，从而使美国的个人消费受到抑制。而美元的长期走低，虽然会有助于美国的出口，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但它同时也会通过提高国际产品的价格而抑制美国人的消费能力。

总而言之，美国人的财力在危机中受到重创，旧的高薪产业风光不再，新的高薪产业尚未出现，加上国际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美国人的收入增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前景很不明朗。因此，美国的个人消费前景也不容乐观。

三

美国个人消费的信用杠杆动力的变化及趋势

财富效应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近10年来的消费增长。它可以解释消费不断逼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但无法解释大幅度和长时期超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消费增长。要解释消费超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我们必须讨论消费模型中的常数项α，即非收入因素中的消费借贷或消费杠杆的作用。

前面的分析提到，从1980年代后期美国的个人消费开始接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并最终超出了可支配收入的界限。也就是说，消费杠杆在近20年来对美国消费增长起了实质性的作用，它的广泛大量使用，是造成美国消费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度，从而造成消费水平高出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

消费杠杆的使用主要表现为大量发行和使用信用卡。据统计，信用卡消费在1995年只占美国零售消费交易的8％，到了2003年则增长到21％；美国的滚动债务(主要是信用卡未付余额债务)在1960年代末只占消费债务总额的1％左右，到1980年代末则上升到近1／4，到了1990年代末更是占到了近1／3的比例。消费信贷的泛滥，又与近20年来的低利率、房地产泡沫、信用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泛滥有密切关系。对于这些原因，我们在此不予深究。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信用杠杆受到了严重打击，其影响既是短期的又是长期的；其原因既是商业的又是政治的。

首先，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倒闭率陡增。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2005至2006年美国没有发生银行倒闭，2007年有3家银行倒闭，

2008年26家倒闭，到2009年11月，倒闭的银行达到了124家；根据2009年6月的统计，还有416家银行有可能倒闭，这个数字是15年来最高的。另外，继居民房地产危机后，商用房地产在经济长期萧条的影响下也险象环生。这使美国的银行业面临着新的信用和流动资金风险。

消费信贷也难以为继。虽然信用卡坏账率从2009年下半年起有所好转，但其总体坏账率仍然徘徊在10.5％左右，远高于正常情况下的3.5％左右。在这样的信用环境下，银行于无奈之中只能明哲保身，减少放贷，规避风险。结果，消费信用增长和滚账余额增长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放慢，到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出现负增长。2009年8月的数字表明，两者的负增长率都保持在8％左右。消费者囊中羞涩，贷款又无门，消费信心于是直线下降，落到了将近20年来的历史最低点25。2009年第三季度消费信心虽然有所提高，但也只是在50左右徘徊。

更为严重的是，有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用于应对经济危机的金融非杠杆化短期措施将向中长期的永久制度方向演变。美国媒体、商界和公共政策界自2008年底开始讨论以金融非杠杆化和政府大面积干预市场为特征的所谓的“新常态”(New Normal)或新现实，就是一个表现。

作为金融杠杆的一种，证券化是数年来美国大中型金融机构融资和增长信贷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在2008年，美国各类私营证券化(private-label securitization)已经下降到了2000年的水平，仅为2007年的40％左右；而2009年10月的数字又低于2008年的水平。这个趋势既是经济现实使然，又是政府监管的长期目标之一。美国政府拟议中的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严格监管制度，以防止金融机构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因此可以肯定，此次危机后金融杠杆的使用不可能恢复到前几年的水平。

金融杠杆的淡化，固然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同时也会削弱银行的放贷能力。过去10年的经济现实是，美国的消费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金融杠杆基础上的。这一基础一旦不复存在，高消费就成了无本之木。

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强化还表现在对消费信贷，主要是信用卡发行的新立法上。但迄今为止，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针对信用卡机构的新立法考虑，如奥巴马总统2009年5月22日签署生效的《2009年信用卡权责、职责和知情法》(Credit Card Accountability，Responsibility，and Disclosure Act of，2009)的效果都将是事与愿违，挫伤银行发放新消费贷款的积极性，从而抑制美国国内消费的增长。

信用卡业的商业利润是以年费、商户折扣和借贷利差为基础的。对许多信用卡公司来说，借贷利差是其主要的利润来源。因此，能随时根据持卡人的信用度变化来制定歧视性借贷利息率，不仅是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也是其商业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但上述于2009年8月20日，2010年2月22日和8月22日分别生效的法律对信用卡公司随时调价的能力进行了法律限制。

在新法律生效之前，一旦持卡人违约，发卡公司就会立即提高利率，而且该利率适用于所有的未付余额；而按照新法律，一旦持卡人违约，新的违约利率只能适用于14天以后的新余额；又如，以前对未付余额的调价可以起因于持卡人的任何信用风险行为，而按照新法律，对现存未付余额调价只能是因为持卡人逾期达60天之久。所以，新法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剥夺了发卡银行随时根据持卡人的信用变化相机调整利率定价的自由。

面临着将失去这些自由，不少银行或者开始严格限制授信，或者干脆退出了信用卡业务。许多银行开始依赖降低现有客户的信用额度来控制风险。根据2009年7月的一个统计，从2007年到2009年，尽管信用卡的未付余额量并没有变化，但信用卡行业的未使用的信用额度却下降了近20％。这类措施有效地限制了持卡人的借贷余地。又如，银行对新客户的征集，要么缩小了规模，要么更加挑剔。数字显示，美国前五大信用卡发行银行2009年的市场开拓费用比2007年下降了至少30％。与此相应，信用卡月邮销量在2009也大幅下降，同比邮销量减少了70％左右。虽然邮销量在2009年第三季度有所回升，但行业界和投资界普遍认为，在中短期内，像以往那样大规模地征集新持卡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是新开始的信用卡邮销，其卡种的功能设计，也大都是面对高收入者的便利用卡人的需要。例如，大通曼哈顿新发行的黑卡和运通公司重新将商业模型建立在借记卡上，都反映出信用卡业的新趋势。在这个背景下，真正需要消费信贷的中低层收入的消费者，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还有一些信用卡公司，抢在该法律生效之前，纷纷普遍抬高利率定价，个别的甚至上调到基础利率(prime rate)加20％。在这样的高利率下，大部分滚动债务使用者将由于无法支付借贷利息而停止使用信用卡，同时，有责任心的持卡人也将停止使用滚动债务，将信用卡当借记卡使用。其结果是，消费者对信用卡借贷将望而生畏，从低消费。

最后，信用卡公司的上述举动不仅仅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而且会影响到大量的小企业主。高利率提高了小企业的贷款价格，抑制了它们的消费、招工和生存。根据“发现卡小商户追踪”2009年11月的一个问卷调查，尽管对美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小商户从2008年同期的10％左右上升到了30％，但在过去90天遇到流动资金困难的小商户从2009年上半年的40％上升到下半年的50％左右。此外，在未来几个月计划招工的小商户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计划辞工者却有所上升；计划减少投资的小商户有所上升，但计划增加投资的却略有下降。

总之，美国新经济中的非杠杆化不仅发生在金融界，而且发生在消费者身上。美联储估计，美国家庭债务在美国经济高峰期达到了13.7万亿，是税后年收入的125％。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需要经过数年时间，美国家庭的债务负担才有可能降低到相对而言可持续的100％。毋庸置疑，要保持过去的消费水平，就不能实行非杠杆化措施，而要实行非杠杆化，就必然会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四　人口变化

人口变化是另一个对美国消费增长具有战略意义的因素，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美国“婴儿潮”(Babyboomer)一代的历史地位变化，二是美国种族分布的变化。这两者都通过收入水平、消费倾向和借贷能力，对美国未来的消费产生战略性影响。

在1980至1990年代，美国社会结构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战后至60年代中期美国“婴儿潮”一代进入了成年高收入和高消费期。这一代人成为中产阶级，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和商业精英的主体。战后的丰裕繁荣，使他们具有较之前一代人更强烈的消费意愿和更高的消费能力。事实上，过去20年来间美国市场的开发和营销，大都是以这一代人的口味为基准的。

但是，这一代人渐渐进入中老年，其创造收入和消费的能力开始明显下降。从人

口出生率的资料分析，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人数年均400万以上，而此后X代，即1965至1980年出生的人年均为300万左右。所以，即使新一代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不变，消费人数也将大大减少。诚然美国的移民政策可以吸引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和消费者，但历史资料说明，由于经济实力、文化和社会保障的原因，移民的消费能力会明显低于新一代美国人。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中的收入和消费大户，即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西班牙裔和黑人的比例不断上升。预计到2050年，美国白人将不再占人口多数，而西班牙裔和黑人将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族群。根据近年来的统计，这两个族群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都明显低于美国白人。

以西班牙裔的人口情况变化为例。经过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大量移民，这一群体在2008年占美国人口的15％，预计2025年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分别达到21％和29％。如此庞大的人口，其经济和社会状况却令人忧虑。44％的第一代西班牙裔移民只有高中以下的学历，31％只有高中学历；贫困率高达24％；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其子女的经济前景实在不容乐观。根据对东南欧移民在美国发展状况的研究，西班牙裔的后代要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至少要经过三到四代人的努力。就中期和短期而言，美国的人口变化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正如华盛顿的移民研究中心行政主任所评论的，“没有过去30年的移民，我们的国家本来会更加平等，更加富裕，更少摩擦，更加融合。”

与上述人口因素有关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制度，也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局面。美国公司近年来不断削减退休和养老金福利待遇，加上股市不振使未来的收入严重缩水，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结果也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居民的中长期消费意愿和能力。事实上，考虑到这些人口发展因素，美国一些日用品厂商(比如P&G)已经开始转为生产低价位商品，以便应付长期性的消费萧条。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上述影响消费的变数，可能会发生积极或消极的变化，从而影响美国的个人消费发展方向。比如，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美国政府对银行信。用贷款政策的改变，或者美元价格的上扬等，都会对美国的个人消费产生提振的作用。但迄今为止，还看不到可能有助于消费的因素发生了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收入、信用的角度，还是从人口发展的趋势而言，美国的个人消费增长前景都是黯淡的。诚然，从短期看，美国个人消费必然会回升，但从长期看，美国市场的容量尽管仍然会居世界之首，但其重要性和稳定性将不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