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论文范文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却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特征鲜明，主要包括文化的包容性、幽默性、实用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文章从动画电影的独特视角分析了隐藏于其背后的文化特征，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式．结合我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进一步阐明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借以指导我们反思我国文化传统的优劣，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服务。

美国是个由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设并发展起来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国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所不同的特点，有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包括幽默性、包容性、实用性、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从火热的美国动画电影中窥见～斑。美国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又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强地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展，其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是来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功夫熊猫》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以《功夫熊猫》为例，影片中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中国乐曲”“中国功夫”“国宝熊猫”，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传的“秘制汤面”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风味，能将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这样潜移默化地具体地应用于影片中，把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直观、幽默地展示给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显现出美国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美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的标签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刨造出巨额利润。不过，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文化业的现状，过于狭窄，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在本质上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迪斯尼拍摄《花木兰》到派拉蒙拍摄《功夫熊猫》，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是“愤怒”地抵制，捶胸顿足，我们更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的崛起。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比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感。在人们心目中过街喊打的老鼠，是一个恶心反胃的动物，在影片中却几乎成为人们同情怜悯的对象，没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感觉，只有无尽的幽默。影片中可爱的小老鼠在老猫的残暴下游刃有余地被变成各种形状；Jerry把T0m提着脚摔来摔去的场景描写；Tom把Jerry舞台的一块锯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围的舞台时等，深深被这种美国式的夸张幽默所折服；美国式的幽默在《汽车总动员》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赛道上仅仅用一瞬间就帮马奎恩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还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的人吃惊地把自己的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该片在细节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现，非常独到，耐人寻味。

除了动画电影，美国广告设计的幽默也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天性乐观，这种性格自然从各种设计上表现出来，成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特征。美国人常常说：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动画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一词最早是从希腊文可而来的，含有行动的意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深受欧洲大陆文化影响，黑格尔、笛卡儿等思想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深刻影响，实用主义存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它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民族精神，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和开拓，重行动、重实效。第二时期主要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为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寻求妥协协调及解决、法，实用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并发展。今天，在美国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气质，时影响了整个世界。

此他们的动画业也反映了本民族的这一性格特点：只要能多赚钱，无论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他们都做一各种动画角色的颠覆他们部勇于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则讲究责任和良心，此不会随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所以中围传统动画片总也不能跳开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闰动画人不可能去颠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题材。而美国则不然，如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的服装造型儿乎包揽了各个朝代的特点．色彩样式典雅和绚丽，但依照故事发生的区域背景和人文色彩来分析．角色的服饰没汁缺乏我国吴越文化的鲜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设计缺乏原刨性，止观众感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角色不是中阚的，而是美国人在好莱坞和迪斯尼里炮制出来的、他们脑袋里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看．作品显得有些粗糙、肤浅，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影视观来诠释东方传统爱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娱乐”外别无其他，但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一美国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动画产业的生机勃勃．

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题商品：玩具、音乐唱片、主题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如沃尔特·迪斯尼在一群志道合伙伴的参与下，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从“创意内容”出发，逐步扩大到“产业基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地制作动画片并把它们销往世界各地；时．又为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形象中清了专利．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到一g2o世纪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与丹麦的艾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米老鼠》杂志，后又建立迪斯尼乐同等，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到利润惊人的文化产业，实现了美国入的实用主义的梦想、而我国的动画人由于受中围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停留在对动画艺术用情专一的阶段。对动画事业片面的执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纪建立文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产业的目标．这值得我们从业人员反思。

四、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美国动画轻松愉快的内容背后都隐藏着美国民族的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英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英雄，他担负着保卫全人类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观念。这与美国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国际警察”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纪意大利文化复兴运动．后来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论证与传播，在美国结出果实。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个人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美国在思想上继承了欧洲移民带来的思想，特别是希腊的重商主义文化及希腊的政治管理体制．希腊当时建立的文明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产生有着较早的历史背景．并付诸于实践且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美国人早期的移民其团体是由私人或公司组织临时凑合而成．这里没有血缘纽带．也没有政府干预．除了上帝“天国”的抽象观念和到新边疆发财外，没有共同别的理想毋庸置疑，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为了集体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对于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来i兑是不可言喻的。于是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现场，同时也衍生出了个人英雄主义。《花木兰》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国“花木兰”的忠孝理念被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表演彻底替代。在全球循环放映，不仅为人家赚到了3亿美元，而且让“个人英雄主义”流行全球、渐成时尚。再如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即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且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另外，《沙漠骑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献的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其中不难发现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观。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展美国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国文化特性对于我国建没与繁荣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在凶特网时代，准买下了文化，准就控制了时代。”诸如“花木兰”式的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化、蚕食其他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并据为己有、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日常生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李怀亮，刘悦笛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OO5．

[2]梁捷，赵达．王逸吟．“《功夫熊猫}热”引发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8-07-31(5)

[3]丁海祥，姚桂萍．动画概论[M]上海-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却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特征鲜明，主要包括文化的包容性、幽默性、实用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文章从动画电影的独特视角分析了隐藏于其背后的文化特征，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式．结合我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进一步阐明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借以指导我们反思我国文化传统的优劣，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服务。

美国是个由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设并发展起来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国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所不同的特点，有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包括幽默性、包容性、实用性、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从火热的美国动画电影中窥见～斑。美国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又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强地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展，其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是来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功夫熊猫》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以《功夫熊猫》为例，影片中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中国乐曲”“中国功夫”“国宝熊猫”，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传的“秘制汤面”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风味，能将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这样潜移默化地具体地应用于影片中，把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直观、幽默地展示给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显现出美国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美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的标签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刨造出巨额利润。不过，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文化业的现状，过于狭窄，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在本质上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迪斯尼拍摄《花木兰》到派拉蒙拍摄《功夫熊猫》，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是“愤怒”地抵制，捶胸顿足，我们更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的崛起。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比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感。在人们心目中过街喊打的老鼠，是一个恶心反胃的动物，在影片中却几乎成为人们同情怜悯的对象，没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感觉，只有无尽的幽默。影片中可爱的小老鼠在老猫的残暴下游刃有余地被变成各种形状；Jerry把T0m提着脚摔来摔去的场景描写；Tom把Jerry舞台的一块锯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围的舞台时等，深深被这种美国式的夸张幽默所折服；美国式的幽默在《汽车总动员》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赛道上仅仅用一瞬间就帮马奎恩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还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的人吃惊地把自己的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该片在细节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现，非常独到，耐人寻味。

除了动画电影，美国广告设计的幽默也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天性乐观，这种性格自然从各种设计上表现出来，成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特征。美国人常常说：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动画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一词最早是从希腊文可而来的，含有行动的意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深受欧洲大陆文化影响，黑格尔、笛卡儿等思想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深刻影响，实用主义存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它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民族精神，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和开拓，重行动、重实效。第二时期主要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为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寻求妥协协调及解决、法，实用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并发展。今天，在美国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气质，时影响了整个世界。

此他们的动画业也反映了本民族的这一性格特点：只要能多赚钱，无论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他们都做一各种动画角色的颠覆他们部勇于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则讲究责任和良心，此不会随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所以中围传统动画片总也不能跳开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闰动画人不可能去颠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题材。而美国则不然，如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的服装造型儿乎包揽了各个朝代的特点．色彩样式典雅和绚丽，但依照故事发生的区域背景和人文色彩来分析．角色的服饰没汁缺乏我国吴越文化的鲜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设计缺乏原刨性，止观众感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角色不是中阚的，而是美国人在好莱坞和迪斯尼里炮制出来的、他们脑袋里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看．作品显得有些粗糙、肤浅，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影视观来诠释东方传统爱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娱乐”外别无其他，但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一美国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动画产业的生机勃勃。

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题商品：玩具、音乐唱片、主题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如沃尔特·迪斯尼在一群志道合伙伴的参与下，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从“创意内容”出发，逐步扩大到“产业基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地制作动画片并把它们销往世界各地；时．又为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形象中清了专利。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到一g2o世纪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与丹麦的艾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米老鼠》杂志，后又建立迪斯尼乐同等，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到利润惊人的文化产业，实现了美国入的实用主义的梦想、而我国的动画人由于受中围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停留在对动画艺术用情专一的阶段。对动画事业片面的执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纪建立文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产业的目标。这值得我们从业人员反思。

四、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美国动画轻松愉快的内容背后都隐藏着美国民族的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英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英雄，他担负着保卫全人类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观念。这与美国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国际警察”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纪意大利文化复兴运动。后来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论证与传播，在美国结出果实。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个人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美国在思想上继承了欧洲移民带来的思想，特别是希腊的重商主义文化及希腊的政治管理体制。希腊当时建立的文明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产生有着较早的历史背景。并付诸于实践且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美国人早期的移民其团体是由私人或公司组织临时凑合而成。这里没有血缘纽带．也没有政府干预．除了上帝“天国”的抽象观念和到新边疆发财外，没有共同别的理想毋庸置疑，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为了集体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对于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来i兑是不可言喻的。于是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现场，同时也衍生出了个人英雄主义。《花木兰》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国“花木兰”的忠孝理念被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表演彻底替代。在全球循环放映，不仅为人家赚到了3亿美元，而且让“个人英雄主义”流行全球、渐成时尚。再如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即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且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另外，《沙漠骑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献的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其中不难发现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观。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展美国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国文化特性对于我国建没与繁荣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在因特网时代，准买下了文化，准就控制了时代。”诸如“花木兰”式的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化、蚕食其他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并据为己有、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日常生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李怀亮，刘悦笛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OO5．

[2]梁捷，赵达．王逸吟．“《功夫熊猫}热”引发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8-07-31(5)

[3]丁海祥，姚桂萍．动画概论[M]上海-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认为：“文化因素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研究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许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说，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他在这里强调了文化与现实国际政治的深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向我们提示了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原意义。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一、作用机理与控制模式

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他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应该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视文化价值的作用会走入误区。的确，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性和导向性的要素，影响着美国外交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那些曾经左右过以及现在正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表达过这方面的体验。吉米·卡特就曾说过，世界的新现实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外交政策——永远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乔治·W·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不变的精神：“自我们国家的初建时日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这里所说的数百年不变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和最高理想，都来源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亨利·基辛格曾经从观念的角度谈论文化对决策者的影响，“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点，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这里所说的观点是指这些领导人在共同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

外交行为作为一种由特定的人和人群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内容到实现方式和手段都显示出浸润在行为者身上的独特的文化底蕴。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论述文化对人类进化的意义所指出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是大脑皮层——部分是在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它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或组织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象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可以说，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内涵，因为作为外交行为主体的人——无论是决策者（或决策集体）还是实施者（或实施集体）——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任何行为（包括外交行为）都必然带有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印记构成了外交行为的内在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人类行为起着一种广义的控制作用。格尔茨曾提出过有关人类行为控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文化控制。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化对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思路。他认为，人类“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把这称为文化的“控制机制”。事实上，文化控制确定了人类行为、尤其是包括外交行为在内的人类复杂行为的社会意义。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文化控制使美国的外交行为具有一贯的和确定不变的基本走向，并确保它不会偏离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外交行为的主体而言，文化不是附加物和附属品，而是他的“中心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控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力量，而是来自于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力量。这种控制机制是一种内在的机制。

总统、总统的顾问们、国务卿、国会议员们、外交官们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机构、相关的国会机构以及各种外交机构都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这些美国外交行为的主体决定外交政策、采取外交行动、判断各项政策和行动的利弊得失。所有的外交行为因行为主体的不同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例如人们很容易看出威尔逊和哈定、卡特和里根、克林顿和布什之间的差异，但人们同样也很容易认定，他们的外交行为都是典型的美国的外交行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倾向。共同的文化控制着不同的行为者的外交行为，使这些行为指向同一个价值目标，并使这些行为获得由美国文化带来的某些特征。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控制是多方面的：

（一）引导外交行为的走向。形象地说，文化是美国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伊恩·约翰斯顿在1995年指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已经形成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作为“导航仪”引导着国家在国际关系海洋中航行的方向。在变幻莫测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美国的国家领导阶层观察世界和作出决定总是通过自身的文化棱镜来进行的。美国文化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强烈地影响着他们对国际关系中各种问题的看法。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显然，文化对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为外交行为提供力量和信心的基础。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制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文化上的吸引力”无疑为美国的外交行为提供了一种无形的然而又是强大的力量和信心。约瑟夫·奈把文化的这种作用表述得更为透彻。他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断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他把这种力量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同化力的获得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他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美国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体现的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公开性等价值观，都在多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力量。”他还引用德国记者约瑟夫·乔菲的话说：“美国文化，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仅限于他们的军事疆界。而美国的软实力遍及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他还认为，美国的文化广为世界所接受，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比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大。蕴含在产品和交往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感召力，美国文化的种族开放性和美国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政治感召力，使其具有了国际影响力。

（三）为外交行为提供规范。“信任”作为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就是外交行为的一种规范。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强调了社会信任的意义。他认为，国家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受到普遍的文化特性的制约，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在起作用的表现。国家的社会信任度的高低差异，必然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程度。福山在《大断裂：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称这种信任为社会资本。“它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他们得以彼此合作”。“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实质上包括一些美德，如讲真话，履行义务，互惠互利等等”。“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谈到的清教徒的价值观相重叠。”“信任的作用像一种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他认为，美国具有高度的社会信任和自发性社交的强烈倾向，这会导致产生一种巨大的、复杂的、涉及全球的组织，即多国合作。因此，美国文化通过它为外交行为提供这种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对国际社会的信任程度、国际合作机构的性质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把文化的主要特性注入外交行为中。傲慢与霸道就是美国外交行为中表达的美国文化的典型特性之一。美国经常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宣扬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极力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的比较优势必然能动地对异质文化的挑战作出回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里，美国的文化扩张势头更盛，这就必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抗争，即使在同一文化范畴的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他们的文化差异也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西方文明同源异流，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在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待不同的问题也往往出现歧见。它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不同问题时，也因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利益驱动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因此，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探折美国文化对其国际关系的作用时，既不能把美国文化的作用看得过分强大，也不能把文化差异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无限夸大，更不是塞缪尔·亨廷顿所断言的“文明冲突将支配全球的政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渗透在美国外交行为中的傲慢与霸道的文化特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

二、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特性

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

美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其独特的背景。

背景之一：美国是一个开放型的移民社会。美国人口从建国初期的350万增加到今天的包含着100多个种族的2.5亿只用了200多年。这就是美国文化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殊环境。美国政治家梅里亚认为：“美国思想的特性是很多因素形成的”，“其他许多民族的文化也在我国获得了反映，全都混合在民族的大熔炉里。”但是，美国主体文化的基因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到北美的移民是信仰新教的白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主导模式，也就是“沃斯普”（WASP）文化。穷苦的移民远涉重洋，带着缥缈不定的期盼来到北美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进行创业，他们的艰苦奋斗、开拓变革精神和自我意识成为美国文化的特殊传统，“合众为一”（Fromthemany,one）成为美国的箴言。

背景之二：美国社会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的地位凸显，影响巨大。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信仰上帝并作祈祷，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对美国人的价值观有很深刻的影响。全美国有1300多家广播电台、36家电视台用全部或大部时间宣传宗教。《圣经》成为畅销书，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国会每届议会都要由牧师先祈祷再工作。在军队里，海陆空三军都有随军牧师。不信奉上帝的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证人。宗教对美国教育的作用更是令人瞩目。除教会办校外，学校还开设宗教课程。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宗教生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部分。马克思·韦伯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清教徒们崇尚自由，不迷恋于教义、教条，而注重求实、创新和开拓、试验，强调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清教徒的苦行伦理造就了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作风和追求财富的动力，养成了开发新疆土、征服大自然的冒险精神。这些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清教徒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使命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将所有的宗教与世俗的成员都团结在一起，把宗教的改革与社会的改革结合在一起。总之，清教徒对美国国民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社会风俗、生活模式有着深刻影响，可以说，它是美国文化的根源。随着美国社会的演进，早期清教主义的“苦行”伦理逐渐让位于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充斥了美国社会，但是宗教文化的影响仍然很大，讲究物质享受的美国人同时信奉上帝。正如美国学者威廉·伊塞尔所说的：“美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又是现代国家中宗教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罗伯特·格罗登把美国文化概括为“基督教、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特别混合物”。这是构成美国文化的三个最基本的元素。这些元素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和发展过来，又在开拓北美新大陆的历史进程中本土化的。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美国文化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明显的特性：

1、种族主义。

这是种族优越感的产物。在美国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救世主精神”和“自命不凡的使命感”。这与大多数美国人信仰基督教有关，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着“天定命运”，要教化全世界。此外，在美国历史演变中，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曾经非常盛行，它在美国种族观念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这种观念鼓吹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的种族。美国人从他们的欧洲近亲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深厚的种族观念，视其他种族（尤其有色人种）为低劣民族。自我中心的种族观念成为“无法抗拒的遗产代代相传”。在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看来，美国人是上帝所选中的人民，有权获得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在过去，他们出征世界的时候是“在为上帝而战”。今天，他们强调的是要担负领导并帮助保卫世界各自由国家的责任。这就是他们的“天定命运”。综观美国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国民中，“优越感”、“救世主精神”、“自命不凡的使命感”一直是他们“明显的精神支柱”。这也是“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根源。

2、个人主义。

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个人主义，它强调自主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这是美国文化的显著标志。个人主义不同于利已主义，其内涵蕴含着民主自由思想。美国民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对个人自主的追求。个人主义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非常盛行，到了20世纪，个人主义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支配地位。在美国，个人主义更是成为一种道德标准、社会的主要信条和国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人而言，个人主义就是最生命攸关的身份认同。

3、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中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标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追求财富的自由。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人权法案》都确认了这种自由观念。在威尔逊总统看来，“英裔美国人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制度是普遍适用的。”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美国民众思想观念的典型代表。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也是美国立国的重要思想。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本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和大动荡，“迫使处于人类文明先锋地位的欧洲和北美的各个社会更加充分地实现他们的自由”。他认为，在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的根本变化就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今后统治物质世界的将是自由主义思想。显然，自由主义历来一直被视为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也是美国文化最突出的标志。

4、功利主义。

个人主义孕育了功利主义。在美国社会，讲究实用，追求功效和利益已成普遍的伦理观念。托马斯·潘恩和约翰·洛克都认为，在美国，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是每个个人行为的产物，指导个人行为的准则是功利和自身利益。这种功利主义时而表现为“理想主义”，时而表现为“现实主义”，综观美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许多争辩都贯穿着这两种思潮，此起彼伏，相互渗透，不管那种观念占支配地位，其目的都是对功利的追求。美国人有一种观念，即他们必须维护的不是什么原则，而是利益，没有任何朋友，只有利益。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崇拜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亨廷顿教授说得不错，西方人在出征世界的时候，“既是为上帝而战，又是为黄金而战”。讲究功效，追求利益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念，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功”在于谋求支配世界，他们的利在于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

5、扩张主义。

美国的文明史和西方许多国家一样，都是一部扩张史。扩张主义是“种族优越论”的必然产物。在美国的思想界里，扩张主义的色彩十分明显，他们宣称：“扩张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美国的生存规律。”美国著名分析家路易斯·哈里斯指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贪婪的掠夺成性的。”美国独立后不久就步英国后尘，推行扩张政策，《独立宣言》所谴责的殖民主义行径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一幕幕重演。美国从建国初期的北美13州，逐渐扩大为50个州。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亚洲、非洲、拉美的许多国家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美国等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在开拓新的边疆，同时也用传教士的圣经去传播上帝的旨意，他们还借助商品的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去占领新的世界市场。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地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越是主动献身于摧毁势力范围，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方面就走得越远。”美国对亚、非、拉美新兴的独立国家的态度、观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极力把其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二战以后有更多事实充分表明美国文化的扩张特性。

在美国文化的上述主要特征中，贯穿着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天赋人权”的观念。这是美国文化最本质的核心内容。美国立国之初的三个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人权法案》——集中体现了天赋人权的思想。《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7年制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开创了人权立法的新时代。宪法确保建立一个更完备的联邦政府来代替松散的邦联政府，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自由、平等和财产”。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宪法修正案——《人权法案》——是《独立宣言》中人权思想的发展。它是早期人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西方人权理论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所体现的“天赋人权”观念也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弱点。人民的民利受到多种限制。以选举权为例：人民受到财产、年龄、性别、居住期限、教育程度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人权报告中承认了如下事实：“美国土著的命运和许多土著文明社会相似，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均遭破坏并被取代。”“美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来到美国海岸的移民“常常受到歧视或抵制，这又加深了移民的困境。”迄今为止，美国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妇女的人权状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不过，“天赋人权”观念在美国国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不妨碍它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国民对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基本内涵的“天赋人权”观念始终情有独钟，这种观念逐渐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色彩所浸润。这是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演化而成的精神产品。“沃斯普”（WASP）文化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发端。正如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所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烈的千年盛世情结。这一情结铸就了这个国家，使它向人类承担特殊责任，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自我中心意识实质上就是种族优越感，“认为自己的种族处于中心地位，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

美国文化的上述本质特征被深深地镶嵌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成为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本质特征。

美国外交行为对理想目标的追寻源自于他们“天定命运”的信念。美国的“最高理想”就是完成他们引以为荣的所谓上帝赋予的使命——使全世界都变成“民主的资本主义”。早在1776年，托马斯·潘恩在其著作《常识》一书中就曾引用清教徒关于至福千年的理想，说只有受上天祝福的上帝的选民才能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美国人自认为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为自己尽责的时候，也就为世界尽了责任。在西奥多·罗斯福看来，世界是种族竞争和国家竞争的舞台，在一个充满竞争，有时很凶暴的世界上，美国具有崇高的责任，就是要把挑战找出来，制服它们，使强者愈强，这是生死攸关的关键。他认为，文明种族与野蛮种族间的冲撞是无可避免的，进步只能来自文明人“制服他们的野蛮邻居”。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进一步说明：“一个理想的世界是：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永远忠实于社会正义和人权。”综观美国历史，美国历届领导人都以类似的语言强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民主国家，要承担领导并保卫自由世界的责任，要在全世界推进和增强民主价值观。在这种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在他们的使命感中，表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著名学者本杰明曾对这种种族优越感作如下描绘，美国迄今的所有扩张都“起源于这种信仰，即美国的文明是迄今产生的最高文明，其他民族达到美国水平的能力被认为至少取决于它树立的榜样，也就是取决于美国教化他们的努力”。昔日美国的领土扩张和今天美国的霸权行径，其本质都是与杰斐逊的“民主理想”一脉相承。

美国外交行为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始终与美国的根本价值取向紧密相连。美国历届政府的领导人都极为重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向全球宣扬和推行，这是他们的一贯目标，促进国外民主的发展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用克里斯托弗的话来说，民主就是“道德命令和战略命令”。他们的目的正是通过扩散其价值观来扩张其国家利益。此外，美国外交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诉求还有赖于美国文化的无形的力量。美国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绝对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头号强国和世界霸权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超级大国。”他还指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他在这里表达了对加强文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中的作用的期待。事实上，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凭借诸多具有吸引力的渠道和手段在全球扩张。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说，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显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已被视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具“魅力”的途径。

种族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扩张主义这些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伴随着傲慢的使命感和对自身价值观的优越感，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外交行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他们时而突出对“自由民主”理想的关怀，时而突出对自身战略利益的关怀，时而突出对人权的关怀，时而扮演上帝的使者，时而充当世界警察，天赋人权的观念连同它衍生出来的各种主要的文化特征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交替出现或同时出现。

在过去的200年间，美国至少150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为的是追逐他们的利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和完成“上帝”的使命。1801年，美国入侵非洲的利比亚，封锁的黎波里港，并于1805年迫使利比亚片面给予最惠国待遇。1815年3月对阿尔及利亚宣战，并于6月迫使阿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36年，美国用武力迫使摩洛哥、突尼斯接受不平等条约，并向美国交纳贡款。1846—1848年，美国发动了侵略墨西哥战争，掠夺了得克萨斯。1844年7月3日胁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获取《南京条约》中的开放五口通商权利及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和治外法权。1858年6月18日，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二战以后，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中国、朝鲜、希腊、伊朗、危地马拉、黎巴嫩、古巴、越南、多米尼加、智利、格林纳达、利比亚、巴拿马、海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留有美国对外扩张的劣迹。

我们先看一下越南。迈克尔·H·亨特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美国为什么要在一个很小、很远的国度里打这么一场费用惊人、破坏严重的战争，而美国与这个国家并无利害冲突，干预的主要理由，最后只有归结到‘信念’二字。”实际上，美国在这块土地上的行为，既表达了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又表达了对美国在亚洲利益的追求。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外交行为显示出典型的功利主义特性。美国政府在1990年前后的对伊政策完全不同。1990年8月以前，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美国在中东遏制伊朗影响的有用盟友。直到1990年4月26日，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说，布什政府仍然尝试同伊拉克逐步发展互利关系，以便加强伊拉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的积极倾向。布什政府继续通过进出口银行为伊拉克提供出口保证，商业部和国务院也鼓励美国同伊拉克的贸易，并设法抵制国会的制裁措施。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政府把萨达姆谴责为希特勒的化身，彻头彻尾的魔鬼，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采取了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在美国策动下，开始了“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以后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又实施了“沙漠风暴”行动，发动了海湾战争。1991年2月27日，布什总统宣布解放了科威特，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以微小的伤亡代价获得了全面的军事胜利。从此以后，伊拉克就一直处在美国等某些西方大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由于美国等的阻挠，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至今仍未解除，使伊拉克的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9·11”恐怖袭击一年以后，美国又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准备对伊拉克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对伊政策表明，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石油安全，就美国国家利益而言，在波斯湾地区，至关重要的是确保石油供应。

外交行为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极端的例证是，美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设定为敌对力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权以后，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就把布尔什维克视为“人类头脑中从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是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这种源自文化价值观对立的敌视性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曾情不自禁地说：“铁幕消失了，柏林墙被推倒了，同它一起崩溃的是一种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纵观世界各个角落，你们会发现，美国的榜样正在发生作用。”《华盛顿邮报》在一篇评论中说，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半个世纪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美国一位著名电影制片人曾在一篇题为《好莱坞对抗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宣称，好莱坞影片是“铁盒里的大使”，“是对抗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这种所谓“最有效的摧毁力量”随后又被用来指向中国。1991年9月1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美中关系的评论中毫不掩饰地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供美国人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在美国人看来，“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符合美国人头脑里他们所熟悉的自己那场革命的目的、方法与他们的政治修养。”“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订者的脑头中。”也许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由此出发形成的战略决策和政策选择，使美国那种世界领袖地位的心理受到挑战，使美国人那种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受到挫伤，因而在国会、在新闻媒介就响起一阵又一阵的“遏制”、“制裁”的喧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不管对中国实行哪种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以及自身安全。从长远来看，美国要鼓励中国内部“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以促使“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显然，美国对华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实际行为都深刻地打上了其文化价值观的烙印。

文化扩张——文化在实现外交目标中的工具

美国文化除了作为本原性和导向性要素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之外，还越来越多地在美国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立的作用。文化除了扮演导向性角色外，还扮演着工具性角色。文化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国际战略的工具。文化扩张就是这种工具性角色的体现。

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在众多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单靠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美国想保持强大，美国人也需要关心我们的软实力。”“这种力量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它们做的事。”“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愿意仿效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毋需投入过多并且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美国已经成功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化搭起了一个政治框架。”事实上，美国政府一贯重视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文化战略。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应用文化力量来推行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最有效的办法。美国重视文化战略的运用，是因为文化产品本身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自由民主观念和价值取向。美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不仅可以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思想影响和社会效果。据统计，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占了世界市场的75%。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的第二位。今天的美国社会，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一切精神产品都已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力和商品力紧密融合，特别是高科技的运用，使其文化产品更具剌激性、更具吸引力，也更具同化力。

美国的文化扩张在以下几个方面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把“人权”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工具。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美国把“人权外交”视为“精良武器”，视为“自由民主国家为扩大影响而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颐指气使，一再发难，受指责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国家仿效的灯塔，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是其他社会学习的榜样。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甚至进而颠覆别国政权，已成为美国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推行“人权外交”已成为美国的国策。

（二）在国际机构中加强文化渗透。控制国际机构推行霸权主义。美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机构，使其代表美国的价值观，为其利益服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目前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都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宰下建立起来，带有明显的美国和欧洲文化的特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坦率承认，美国控制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用“世界大家庭”来代替“自由世界”，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把体现西方利益的决定当成世界大家庭的愿望向世界提出。“西方实际上正使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管理世界，其做法是保持西方的优势，维护西方的利益，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千方百计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采取西方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人权标准为普遍原则，竭力使联合国以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方式发挥作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采取的某些行动有时会蜕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的工具。:

（三）利用“人道主义干涉”推行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有几个基本思想，一是人权高于；二是推行全球“民主化”；三是扩展民主不受国界限制。据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按照自己的“文明”标准对被认定为侵害人权的国家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美国和北约盟国动用当代最先进的军事手段野蛮轰炸南联盟正是在“制止民族清洗”的借口下进行的。

（四）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美国的文化战略十分注重文化产品的配套生产和广泛输出，他们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来传播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力图使市场经济成为加强接触、灌输思想、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异常活跃，而高科技的运用，又使美国的文化产品更具吸引力、渗透力和竞争力。他们大力加强和扩大意识形态的产业，如电影、电视、广播以及激光唱片、传真机、互联网等产业，并以优越的条件和先进的手段提高这些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美国的大众传媒被称为“另一个政府”，有人还把报纸称为“民主的圣经”。美国的网络技术占有垄断地位，在现有的3.2亿网页中，来自美国的信息占80%以上，而服务信息则占95%以上，有人把互联网称为“空中的民主墙”。美国还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力图在发展中国家打破限制，开放市场，使其文化产品的输出与扩张畅通无阻。美国记者登克莱·琼斯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西方文化冲击着东方》一文中称，在亚洲各地，贸易、技术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已经和冷战后形成的思想、人员和大众文化的大量流入相结合，亚洲人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转变。自身社会价值观念在被削弱的过程中异化，已使亚洲人感到不安，但却正是西方人所希望达到的社会效果。

（五）利用文化强势争夺人才资源。以文化为焦点的软国力竞争，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新的世纪里，全球范围的文化碰撞不可避免，文化竞争更趋激烈。这一软国力较量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博奕，其结果取决于各国人才资源的多少。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优秀人才的培育是加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因此，人才资源的争夺是软国力竞争的重点之一。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充分利用其文化强势，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培育精英，网罗人才，为其自身发展和战略目标服务。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近年来，美国文学课多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以下称《选读》)作为教材。从目录中可以看到《选读》选择了18世纪—20世纪38位美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其中脍炙人口的美国文学作品有:纳萨尼尔•霍桑(NathanielHawthorne)的《红字》、赫曼•麦尔维尔(HermanMelville)的《白鲸》、亨利•大卫•梭罗(HenryDavidThoreau)的《瓦尔登湖》、斯哥特•弗次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阿瑟•弥勒(ArthurAsherMiller)的《推销员之死》、约瑟夫•海勒(Joseph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选读》选择的美国文学作品和其他较知名的美国文学教材相比，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各有千秋，如:孙华祥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吴定柏编著的《美国文学大纲》、曹曼著的《美国文学教程》等美国文学教材。纵观这些教材所选的美国作家作品，虽然也都是美国文学史中最有影响的作家及其知名作品，但不是一提到该作品就能立刻想到其作家，不能使不同学校但相识或相同学校、又有相同学习背景的同学找到相关作家共同的话题，更不能就其所写毕业论文选题进行深入探讨，因为所选作品不是该作家的代表作或成名作。这种情况在不同高校应该不占少数。以北京联合大学英文系2007—2009年三届英语专业毕业生的49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毕业论文为例，只有不足1/3的毕业论文与美国文学教材《选读》中的作品有关，一共16篇。其中，有9人写关于《红字》的论文，3人写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论文，1人写关于《瓦尔登湖》的论文，1人写关于《鸡蛋的胜利》的论文，2人写关于《隐形人》的论文。可以看出写广为人知的美国文学名著作品《红字》《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瓦尔登湖》的论文有13篇，占其总数的81%，其余3篇占19%。这说明学生更愿意写关于较知名的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上述5部美国文学作品只占《选读》作品的13%，而且写与其相关论文的人数极不平均，除了写关于《红字》的论文相对较多外，只有少数或极少数学生对其他4部作品感兴趣。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写关于其他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他们的论文选题是关于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黛茜•密勒》、谭恩美的《喜福会》、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的《奇异的插曲》、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马克•吐温(MarkTwain)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海明威(Hemingway)的《老人与海》、赛林格(Salinger)的《麦田守望者》、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Frost)的《波士顿以北》、爱默生(Emerson)的《美国学者》、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的《厄舍老屋的倒塌》和《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露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May)的《小妇人》、弗朗西斯•伯内特(FrancesBurnett)的《小公主》、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的《达摩流浪者》和《紫色》、惠特曼(Whitman)的《我自己的歌》，甚至还有学生选择了美国NBC播出的幽默情景喜剧《六人行》。虽然所选择的作家在《选读》中有提及，但学生所选的作品却与教材极为不同。对比发现学生选择的是作家们的代表作或成名作，而《选读》中的作品则相对不如前者知名，学生们在预习、做问答题和撰写相关论文时，普遍反映难以找到相关资料，给他们自学和深入学习这些作品带来一定困难。从学生选取的关于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选题看，他们兴趣广泛，思想活跃，涉猎范围大，选题远远超出了《选读》中作品的范围。选题密切结合美国文学的传统理念和定式，如关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老人与海》的选题;且注重美国当今社会现实和发展，如关于《喜福会》和《六人行》的选题。这就使得美国文学教学与毕业时撰写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脱节，使美国文学课上学到的知识不能学以致用。为此，学生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查找资料，了解其他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虽是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的创新之举，但实际上是舍近求远，大多写不出优秀论文。这反映出编写美国文学教材的专家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兴趣、价值取向与学生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价值取向不同，美国文学课都是按部就班地讲，尤其是外教讲美国文学课时，他们只是按照其兴趣所讲，学生也是为上课而学，为考试而做练习等。结果课堂内容与美国文学毕业论文的选题无关，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首先认同学生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和选择与教师有差异;其次，应注意全面引导和介绍相关作家及其作品，不能只集中讲授所选教材的片段或章节;再次，应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的兴趣与教学内容相对一致，使美国文学课为英语教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以及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更好地服务。

二、如何讲授美国文学课

(一)有意识介绍与作品相关的论文选题

美国文学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自1901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美国作家至今已有10人获此殊荣，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更能体现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美国文学作品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阅读能力，更能提高英语文学修养和文学批评能力，有助于了解美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各个时期的社会形态、构成以及这个当今世界第一发达国家的发展走向。这和撰写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的目的和要求相一致。了解和掌握这些正是撰写一篇合格的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所必备的。因此，在讲授某位美国作家及其作品时，教师应有意识地介绍一些经典的毕业论文选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在讲《红字》时，除了讲解必要的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主要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外，还要介绍一些经典论文选题，如:“《红字》中字母A的象征意义”“《红字》中的清教主义”“《红字》中的写作技巧”“《红字》中的爱情”“《红字》中的女权主义”“《红字》主人公海斯特的性格”等，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相关章节或全文，或看同名电影并撰写读后感和观后感。这样学习的结果是立体的、鲜活的、积极的。撰写毕业论文是高能学校英语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综合检验，是学生必须自主完成的学习任务。因此，美国文学课的教学应该和美国文学类毕业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教学方法

1)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心态，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在学习任何作品前，都提出问题引导他们去思考，如:当时的美国和现在的美国有什么不同?其社会差异是怎样表现在作品中的?现在美国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它与当时美国的渊源是什么?它的弊端和不足在哪里?有何历史缘由?为此，学生就会在不同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去探寻和了解美国变化的过程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以便更深刻认识现在的美国，而各个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分别记载和见证了这段历史，研读这些文学作品正是认识和了解这段历史和社会演变过程的捷径。

2)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倡自学，调动其积极性和互动性。让学生搜集作者生平资料，介绍作品的历史背景，概括作品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在课堂上进行问答实践，以求相互借鉴、资源互补、共同提高。

3)教师及时归纳、总结、讲评学生的课堂实践效果和相关作业。

4)让学生在课上观赏美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帮助他们在短时间深刻、立体、生动、全面了解该作品，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全景、各种人物。

5)在学习某部作品的某一片段或章节前，先全面介绍该作品，让学生对作品有一个较完整的了解，然后再引导他们在章节或片段阅读中体会或感受作品的语言魅力、人物个性、情节的奇思妙想、时代的特征和意义。

6)讲授文学作品的章节或片段不仅要帮助学生弄懂字面含义，认识英语在各个不同时期和被不同阶层使用时的变化和发展，更要讲授学习和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

三、结语

在美国文学课上，教师对作品“多而全”或“少而精”地讲授并不矛盾，只是在时间分配上要合理，否则，就会出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即:学过美国文学课后，对美国文学史一清二楚。学习美国文学任何作品，要注重作品的完整性，尽管教材中都是作品的章节或片断，但教师要以点带面地讲解作品，既要对作品的章节进行分析、理解，又要注重其在整部作品中承上启下、起承转合的作用，要彼此兼顾，给学生提供一条贯穿作品始终的线索，这样有利于提高和延续学生对作品的兴趣，更好地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表现形式、语言特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命运，较全面地了解和熟悉作品中再现的美国特定时期的社会和人生百态。这样，待美国文学课程结束时，每个学生都能在谈起美国文学时，列举出不同时期的美国文学名著或代表作，写出自己喜爱的美国文学作品的毕业论文，从而使他们进一步走近和了解美国社会、美国文化和美国人。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渗透式 跨文化交际 精读 美国文学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项目“外语教学中‘渗透式’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jyxm421。

【依托项目】该论文也是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英语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编号：2013zy0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6-0105-01

一、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不论是哪种类型或层次的外语教育，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教学目标。赵芳分别对河南大学、郑州师范学院和琼州学院的学生展开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学生的国外文化知识主要来自于外语教学，其中50%的学生表示也经常通过媒体了解外国文化，19%的学生表示经常和学校的外交接触，17%的学生偶尔参加文化活动或培训，8%的学生偶尔参加驻华外国机构的活动，3%的学生与学校外交以外的其他外国人接触。97%的学生从未去国外旅游、探亲或游学。外语教育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国家未来跨文化人力资本的语言与文化教育的重要任务。课程是教学的内核，鉴于此，本论文聚焦于“大学英语精读”和“美国文学” 两门必修课程，从微观层面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渗透式”培养模式的具体应用。

二、“精读”和“美国文学”中的文化渗透

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由意识、知识、能力、态度和素养五部分组成。“渗透式”模式是将跨文化能力培养主线贯穿每一个教学环节，渗透到学生的个体发展中，形成完整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

“大学英语精读” 课程是专业基础模块的第一门课程，总学时最多，贯穿整个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因此抓好这门课程文化教学的合理渗透对整个专业建设至关重要。我们分别整理出各单元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内容，将其与该单元语言点紧密融合进行教学。这些内容具体包括中美教育中的交流与独立、中美谈话方式的差异、中美银行发展及特点、说说中美侦探小说和间谍形象、中美思想文化渊源、说说“天人合一”、 自然对人的精神与性格的作用（中美对比）、说说儒教和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犬儒主义与老庄思想、认识及中美对犯罪的惩治、希腊神话故事和中国神话故事、中国侠士与西方骑士、透视中国民族政策与西方种族政策、美国的独立革命与中国的解放战争、文明与欲望等。

“美国文学”在我校是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该门课程以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为教材，我们精心设置第一文化课堂和第二文化课堂，构建跨文化语境，提供文化信息和开展文化体验。第一文化课堂每个单元结合文学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中美文学、文化比较，包括富兰克林道德伦理观的中国渊源、爱伦・坡与鲁迅小说创作之比较、爱默生与中国当代文学、陈小青与《霍桑探案集》、《白鲸》中的辩证法、梭罗与海子、苇岸、朗费罗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马克・吐温的中国情节、从《海上扁舟》反思人文主义、舍伍德・安德森作品中的老庄思想、村上春树对菲茨杰拉德的继承与创新、福克纳与莫言作品比较、白先勇与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意义等。第二文化课堂包括学习汇报表演（以辩论赛、诗歌朗诵、演讲、戏剧形式）、“我说名著”读书报告会、自习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故事和圣经故事（制作PPT展示）等。

三、总结

本论文研究在“精读”和“美国文学”课程中，结合各单元的课文语言点和文学文本，有针对性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一方面展示并讨论中西文化中固有的建构代码，注重文化核心层――心理/意识形态层，一定程度上接触中西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信仰；另一方面，有效克服EFL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文化身份焦虑，即对本民族文化的迷失、担忧、自卑、怀疑、排斥，甚至厌恶和对外来文化的过度欣赏、向往、追捧和模仿。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以上两门课程的“渗透式”跨文化教学仅仅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希望这一研究为其它各门课程和各个环节的“渗透式”跨文化教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芳.“渗透式”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2014： P46，65.

作者简介：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美国文学；黑人女作家；中国；接受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号] [文章编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子项目“新中国60年美国文学研究”（09BZD071）；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美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时代演变”（1202094C）。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哈旭娴，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南京 210000）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初夏的下午，美国女作家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托妮・莫里森是成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美国黑人女作家，第一次见到托妮・莫里森。在座谈的两个多小时里，我看着她，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无论如何搜索枯肠，我记得起的黑人作家只有兰斯顿・休斯、里查得・赖特、拉尔夫・艾利森等有数的几个，且竟然没有黑人女作家，没有听见过黑人女性的声音！”[1]（11-14）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者王家湘的这段话语，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黑人女性文学陌生度的真实记忆。如今，美国黑人女作家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了。

一

中国对于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和接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3年的起步阶段，1994年至1999年的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的成熟阶段。

（一）起步阶段（1980-1993）

80年代初期国内对黑人女作家的反应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陌生。1983年6月，艾丽丝・沃克曾与美国西部一批妇女作家访问中国；80年代中期，托妮・莫里森来中国参加过中美文学家会谈；另一位黑人女作家波勒・马歇尔也曾于80年代访问过中国。然而对于她们的到访，国内学界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只是董鼎山先生在1986年发表的文章《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双层桎梏》中提到：“1982年夏天爱丽丝・沃克曾与美国西部一批妇女作家访问中国。当时我在北京的一个文艺界宴会桌上，尚不能充分回答朋友们关于她的生平的询问……”[2]（136）。与王家湘的回忆一样折射出国内对美国黑人女性创作群体的陌生，因为毕竟莫里森和沃克是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中的杰出代表，80年代她们已在美国享有较高声誉。不过，在20年后，这种陌生感已经被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热给取代了。

起步阶段的成果分布显示，在1993年之前，国内学者对黑人女作家尚未显示出明显的研究偏好。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1981年至1993年间，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25篇左右研究黑人女性文学的论文。排除3篇整体研究黑人女性文学的论文，余下22篇的分布为：

数据分布显示，在1993年之前，艾丽丝・沃克是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的首选对象，对她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略胜于对托妮・莫里森的研究，且研究成果也稍早于后者发表。此时的研究分布与1994年之后的国内莫里森研究热截然不同。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同时期国内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美国文学研究论文近400篇，那么有关黑人女作家的研究论文约占同期美国文学研究论文的6%。加之这一阶段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零散分布在各年份中，最多的一年也就只有4篇，都表明这一阶段关于黑人女作家的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尚处于边缘地带，直至90年代初期依然如此。此时只有极少数学者如王家湘、董鼎山、冯亦代等承担着黑人女性文学的传播和研究工作，其中王家湘先生撰写了5篇相关论文。

在这一阶段，各类外国文学研究刊物是刊登黑人女性文学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以《外国文学》和《读书》刊登的论文最多：

从研究内容上看，80年代初期到1993年莫里森获诺贝尔奖之前，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经历了群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的发展过程。即在早期的文章中，研究者倾向于将黑人女性作家作为一个完整的创作群体加以介绍，更加关注其群体风貌。随后发展到作家作品论，选择单个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评说她们的创作成就和风格。

整体考察80-90年代初期的成果，可知这一时期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处于整体水平较低的层面。其主要表现，首先，开放之初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长期文化封闭所造成的学者们在学科领域内的话语缺失，“补课”成为国内研究者的首要工作。对黑人女作家的接受同样是从简单的作家作品介绍开始。例如《读书》上发表的董鼎山先生的《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一文，将黑人女作家作为黑人创作群体的一部分加以介绍，指出黑人作家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能够冲出黑人读者的小圈子，吸引广大的白人读者群，而成为美国文坛上一个主流作家”[3]（93）。这一观点在当下强调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似乎落伍了，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美国学术界的“文化战争”之前，主流社会对文学的认可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文化为价值尺度的，黑人文学作为少数裔文学尚不能进入主流文学领域。其次，在本土文学经验介入下生成的文本意义，与作品原有的意义系统和意义结构有较大出入。例如《美国黑人文学的新突破：评艾丽丝・沃克的》一文采用宏大叙事的视角，以主流文学传统标准观照黑人女性文本，通过挖掘沃克与美国经典文学的联系来肯定其创作的合法性，而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性别立场赋予文本的特殊意义却被忽视。再次，开放初期，传统文化在国内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多数读者和研究者的文学期待视野仍遵从旧的观念，其文学审美期待与黑人女作家文本的多义性形成巨大落差，导致研究者更青睐那些符合他们审美期待的文本。沃克的《紫色》是最好的例证。虽然国内当时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了解不深，但文本中对歧视和压迫的直接表述贴合了国内读者的阅读审美期待，使其成为这一时期最受关注的文本。最后，研究视角单一狭窄，批评模式相对陈旧，主要集中在对作品进行主题探讨、人物剖析、手法展示等传统层面上。

（二）发展阶段（1994-1999）

1993年，托妮・莫里森成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事件是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史上的转折点，促成了其后国内黑人女作家研究分布上的流变，形成当下国内莫里森研究独占鳌头的局面。仅1994年，国内有关莫里森的研究论文就由1993年的3篇迅速上升到14篇，而同期沃克和赫斯顿的研究文章均仅有1篇。

该图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制作。6年中，国内共发表黑人女作家研究的论文90余篇，莫里森研究占70%。数据同时显示，我国学界对黑人女作家的研究面有所扩展，在译介沃克、莫里森、赫斯顿、马歇尔等作家的基础上，主动跟进报道一些新近活跃的黑人女作家如玛亚・安琪罗。此时被单独研究的作家数量由第一阶段的4人上升至7人。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王守仁、吴新云共同撰写了关于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专著《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该著作以文化批评和性别研究作为文本阐释的切入点，对莫里森的6部作品做了逐一细致的解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首先，研究方法多元化。80年代后，国外各类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在黑人女性文学研究领域表现为多数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依据文本选择多样的文学批评方法。90年代中后期，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成为多数研究者运用的话语，偶尔也涉及精神分析批评、传记批评等；“黑人文化”、“种族歧视”和“女性意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内容。其次，研究对象的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有关主要黑人女作家的研究成果呈分化趋势。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托妮・莫里森成为国内研究者的“宠儿”，掀起了国内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黑色”浪潮，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衔。研究成果涉及莫里森当时已出版的所有小说，即《最蓝的眼睛》、《秀拉》、《宠儿》、《乐园》、《柏油娃娃》、《爵士乐》6部作品。比较同期对沃克的研究成果，涉及的长篇小说仍旧是《紫色》；赫斯顿的研究成果，论文仅为1篇，解读对象是《他们眼望上苍》。

（三）新世纪新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从上世纪末开始，专著成为我国关于黑人女作家的重要研究成果形式，截止到2011年底，国内已出版相关专著24部左右，2000-2011年间分布如下：

分布情况表明，在对象的选择上，新世纪的研究延续着90年代中后期的倾向，有关莫里森的研究论著占了71%。并且，国内研究者对美国黑人女作家的选择分化还在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反映出的不仅是对黑人女作家个人选择上的某种倾向性，更重要的是折射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过度追逐热点的从众心态和研究倾向，是一个文化群体集体接受心理的反映。此外，研究专著涉及的对象比学术论文覆盖面窄，只涉及3位黑人女作家及其作品。这与黑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分布状况有直接的关联。很多研究者受英语水平的制约，开展学术研究需要借助作品的中译文本。目前，国内黑人女作家作品的翻译分布特征与研究成果分布特征非常吻合。

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些专著很好地反映出新世纪国内在相关领域内的研究水平。从研究主体层面上分析，2000年之后，许多高校研究生加入到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队伍中，成为该领域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很多专著是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还有不少是用英文撰写的。可以说国内能够在短短10余年间出版众多的研究论著，高校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投入功不可没。

除专著外，新世纪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黑人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内容上已突破了早期研究中重复国外研究成果、缺乏独立见解的局限，展现出视野开阔、精彩纷呈的局面，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这12年来发表的论文，因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样与多变，已很难将其简单划割分类。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跨学科研究成为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在已发表的论文中，宗教、哲学、社会学视角均被用于对黑人女性文本的观照。

二

外国文学的接受研究不是单纯性的文学学科领域内的审美接受，接受过程的各个层面如作品的甄选、译介规模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采用等，都受输入国政治、文化、外交、经济等领域的发展需求的影响。近代以来100多年中，曾有过数次对外国文学的大规模引进，本土需求历来都是我国选择外来文学资源所奉行的首要原则。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首次出现译介外国文学的高潮，在林纾、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外国文学成为振兴国势、救亡图存的政治宣传工具。“五四”新文学革命展开了开放的格局，大量引入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1976年“”动乱结束后，文艺界开始了第二次全面学习外国文学的进程，欧美文学重获青睐，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这一次的外国文学译介运动表现为更多的兼容并蓄，政治功利性被最大程度的淡化，本土经验以一种隐蔽的形态在对外文学关系中发挥作用。下面我们试以黑人女作家在中国的译介状况作为个案，窥探当代本土经验在外国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投射。

“本土经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是一个既有历时性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共时性的借鉴与吸收的存在形式。本土经验之于文学建设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论及；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探索本土经验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要“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眼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4]（3）事实上，在对外来文学接受过程中，本土经验对于我们的研究从对象选择到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的确立等都具有“隐性规定”的作用。本土经验是影响外来文学在中国接受的深层因素，它介入到文学接受的各个环节中，最终形成外来文学的接受格局。

文化过滤是本土经验在外国文学接受过程中显现的首要功能。通常输入国出于自身文化发展的需求，会主动选择别国文化中的有利因子，过滤掉不被本国民族意识认同的成份。黑人女作家在中国30多年的研究嬗变即体现出了民族意识在本土经验规范下发挥的筛选功能。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是以弱势民族文学身份被介绍到中国的，虽然它的输出国――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但是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主体所代表的非洲文化却被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主流文化长期排斥和边缘化。两种文化冲突中呈现出的白人文化的倨傲以及黑人文化的焦虑、自卑与自我憎恨等情绪构成了黑人文学，包括黑人女性文学创作的主要体验。正由于早期黑人女性创作主体的弱势地位、作品表达的文学主题和流露的文学情感契合了中国本土经验中生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心理结构、伦理道德预期，它才获得了国内民族意识的认同和接受。80年代早期，中国学界对黑人女性文学的群体接受心理表现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投射强烈的情感认同。在当时的文本解读中，黑人女作家作品中有关种族主义危害的揭露、黑人自我意识的发现等主题不断被重复和强化。

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经验”是一个现代的、与世界各民族处于“共同体”中的民族文化资源，它具有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双重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化问题：“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5]（67）这段论述说明，以世界性眼光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定位民族文化，加强本土文化建设，成为了中国本土经验中的文化需求。弘扬和发展黑人美学，护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很多黑人女作家的创作主旨，她们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共鸣。因此，90年代中期之后，对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由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种族冲突上升为更高层面的文化解读，黑人女性文本中的文化因素、世界意识被挖掘了出来。其中莫里森作品为我国学者的文化阐释提供了理想范本，作品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文化阐释空间。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何以90年代中期之后莫里森成为国内研究界的“宠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衔固然起到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作家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契合本土经验中的世界意识需求，符合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语境。

本土经验对外来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和价值定位也有一定的影响。现代阐释学理论认为，一部作品的文本意义构成是由作者-读者共同完成的。读者参与文学意义的生成，成为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而影响到对作品的价值判定。在读者对作品的意义阐发和价值评定过程中，本土经验又是至为重要的因素：“读者是以特定的民族心理结构去接受外国文学作品的。”[6]（179）读者阅读、理解外来文学的过程，也是将其民族化的过程，而本土经验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文学阅读和评价会形成相对稳固且具有导向性的价值衡量标准，直接影响到文本在个人层面的意义生成以及外来文学在宏观层面的形象定位。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话语权的时代，我国多数研究者将黑人女性文学定位为 “反种族歧视”的黑人文学的一部分，强化文学中的“黑人”因素而淡化“性别”成分，重视文本的政治性胜于文学性。9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盛行之后，黑人女性文学又被重新定位为“女权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西方主流经典的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成为阐释黑人女性文本的理论之一。不得不说这样的文学定位没能反映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本质意义。事实上，众多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的表述是对已成为“理论经典”的西方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反动。

此外，本土经验中的功利因素不容忽视。无可否认，功利性构成“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潜藏于人们的意识和知识结构之中。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研究主体在译介对象的选择上，常常借助西方价值尺度，以是否被强势文化认同作为自己选择和衡量的标准。因此，那些获西方各种主流文学奖项肯定的作家成为了国内研究者的热门对象。在80年代，国内学界所以首选沃克和莫里森作为黑人女作家的代表推荐给国人，与这两位作家都是普利策小说奖得主的身份分不开。“得奖的就是好的”成为国内不少研究者在选择、译介和接受外来文学资源时的基本心态。因此，1993年在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对她的研究便呈“扎堆”趋势。这既是文学研究的功利性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研究主体在文学审美判断上的不够自信。

纵观国内30多年的黑人女性文学接受历程，不难发现这种研究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完成的，学术意识、知识结构、文化经验、价值观念等是影响其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本土经验作为背景考查外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研究工作的本质，更可以令我们摆脱单一学科的制约，以更开阔的视野、多元的方法推动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在中国的开展。

参考文献：

[1]王家湘：《喜闻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感》，《外国文学》， 1994年第1期。

[2]董鼎山：《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双层桎梏》，《读书》，1986年第4期。

[3]董鼎山：《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读书》，1981年第11期。

[4]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丛书总序》，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5][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人教版高中语文；外国文学；选文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01-0104-03

世界是开放的，人类文化无国界。文化在传承中发展，语文课本无疑是重要载体，它涵盖古今，畅游中外，为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自1920年以来，外国文学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已经近百年历史。时至今日，外国文学选文不断被更新，与时俱进，对开拓学生的人文、知识视野、培养健全的人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几经变革，体系越来越完善：比如淡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性，不固定选文的思想内容；精选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突出优选性、时代性；注重人文性，等。学界研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论析。本文拟从如下方面入手溯源探究：选文的数量、译者、体裁与题材、国别、作家性别；高中语文教师的外国文学素质、教学态度与方法；高中语文中外国文学与高师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关系等层面，力求更系统完整地探究高中语文外国文学选文的得失。

现行人教版高中外国文学选文随着年级的增长，选文数量有所增加，但是总体选文比例不高。5册共89篇选文，外国文学只占到19篇/部，占总数比例的21.3%。课内时间的外国文学选文是远远不够的（如表1）。

19篇外国文学选文中有5篇在《名著导读》版块，7篇略读，7篇精读。在实际教学中，7篇略读和5篇名著导读要大打折扣，真正学习的只有7篇精读，对整个外国文学来说还远未入门。因而建议在未来的选文中，外国文学方面的选文不仅要增加数量，而且要加大精读篇目（如表2）。

19篇选文题材内容丰富：哲理、天文、地理、物理、历史；复仇、金钱、人性、游历等，突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第一，政治主题探讨。这是本版教材的一大优势。从体裁来看，纯文学的小说、戏剧、散文有10篇，5篇属于名著导读，属于正式课文的只有5篇，而其他的科普、论文、新闻稿、演讲词就有7篇，数量超出了纯文学。尤其第二册密集地选了2篇著名的外国演讲词，第五册集中选了2篇科技论文。语文教材的编写要求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这样的安排虽然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但人文性略嫌不足。虽有名著导读和选修课的补充，在实际教学中又有多少会重视？与此相关作者的职业，有哲学、医学、物理学、天文学、政治、思想等领域，五花八门：在英、法、美16名作者中，9人不是纯文学领域的，即56.25%的作者不是文学家：罗森・塔尔是美国新闻记者；马丁・路德・金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卡尔・萨根是美国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科幻作家，和非常成功的天文学、天体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科普作家；加来道雄，是美国物理学家；弗洛姆（美）是心理学家、哲学家；蒙田（法）被载入文学史，但主要是思想家；帕斯卡尔（法）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然后是散文家；刘易斯・托马斯是美国医学家、生物学家，科普作家；斯蒂芬・霍金是英国物理学家。文学可以包罗万象，但是必须要把文学性放置第一位。作为高中语文课本中的选文，应用科技说明文太多，专业化、学术化太强，文学性不够，文学性强的诗歌、游记、影视文学、传记几乎没有，培养学生情商的纯文学选文力度理应加大（如表3）。

由作家的国别看，美国人8名，占到总数的42.1%；英国4人，占到总数的21.1%；法国4人，占到总数的21.1%；德国1人，俄国1人，西班牙1人，占剩余的15.7%。结果显示，美、英、法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外国文学选文的主要来源国家，它们的科技、文化、经济、综合国力都居于世界一流，在国际交流中，先进国家的文化、文学向后发国家流动，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国家的文化、技术，借鉴其文学成就，都无可厚非，但这样的编排不得不说存在一定局限性。

入选作品的作者性别单一，女性完全缺失。选文中的作者79人次，只有李清照1人是女性；局限到外国文学选文来看，无女性。课本编选者于有意无意间流露了浓厚的男权思想。《老人与海》是纯男子汉气概的名篇；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体现了男人的雄心抱负：拯救世界。《宇宙的边疆》《宇宙的未来》男人的成就在宽广无垠的宇宙，等等。这种编排是不是会给正在身心发展中的高中生形成这样的观念：男性是话语发声者，掌握着话语权。古今中外，女性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不在少数。在21世纪讲求男女平等、平权的大环境下，高中语文课本的编排完全无视女性，不可谓不是憾事。

这些男性作家/作者/作品中，《大卫・科波菲尔》《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回顾了童年、少年、青年，其他作品均为角。成人做出突出贡献后，现身说法，教育年轻人，是正途。而问题也接踵而来，单一的高姿态角与说教会不会让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是不是同龄人更具榜样力量？他们年龄相仿、思维近似，心理发展水平相当，选文应重视青少年自身特点。

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外国文学的19篇选文中，9篇为20世纪，4篇为19世纪，其余6篇为16～17世纪。属于18世纪启蒙时代的没有，16世纪之前的没有，如此断代、断层，学生怎能线性了解世界文化遗产，又怎能去传承？20世纪的9篇中，纯文学的只有3篇。优秀史诗《罗摩衍那》《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古希腊传说、印度、西亚传说没有提及；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优秀成果没有入选。学生在学习中对外国文学不甚了了。直接后果是，到了本科阶段，中文系的学生不喜欢外国文学，非中文系的学生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英语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英美文学。高中语文教育的基础性在外国文学中收效甚微。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孩子在家中是明珠珍宝，大多数孩子在赞扬声中长大，不知磨难和挫折为何物。而我们的高中语文课本基本上没有选择与挫折性有关的文章，国外教育在培养个人独立性方面比较突出，这类的文章较多。中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形成健全的人格至关重要。

“近现代以来的学校教育中最盛行的是分科教学，其弊端在新知识增长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形下愈发明显，学科割据和分科知识的单一化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极为不利”。科际割裂现象在高中教材编写中也如此体现。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在外国文学选文方面有意无意突出了语文的工具性，而更进一步的人文性培养莫过于文史哲政艺协同发展。

中国古代文、史、哲、政不分家是可以借鉴的。笔者在想，如果高中语文外国文学在选文和教学过程中把外语、历史、地理、哲学、政治、艺术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协同起来，互通有无，协同难易，课堂是否会变得更丰富，同时确保了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比如讲《高老头》时，在历史课中讲19世纪前期法国的社会、政治；比如《大卫・科波菲尔》可以鼓励学生阅读英语原著；《巴黎圣母院》可以在艺术课中讲讲圣母院的建筑、雕塑；读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可以带学生领略相关题材的绘画、雕塑、影视。这样学科间互相配合，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不打压学生阅读课外书，有益的“闲书”阅读某种程度上要鼓励。

Z文是素养的形成，文化的积累，承担着培养学生完美的人格、健全的情商的重任，不是考试突击、提升成绩的工具。语文教育比起其他学科更是“牵着蜗牛散步”式的慢。在外国文学选文时要兼顾人文社科各科，要权衡选文的数量、难易，兼顾古今发展脉络、版块，兼顾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兼顾性别平衡，使得学生的学习既有基础性又有启发性。

参考文献：

[1] 《高中语文必修》（1～5），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二版

[2] 顾之川.人教版教材简介[J].中学语文教育，2004，（12）.

[3] 周刚.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范式漫谈[J].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6）.

[4] 刘洪涛.中学语文中的外国文学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

[5] 何岳球.中学语文教材外国文学的选材和编排体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6] 刘晓丹.人教版新课程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作品选编及教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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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卿江秀.对2009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外国文学选文合理性的反思[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9] 段雪菲.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文学选文及其教学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10] 董若辰.高中新课改背景下外国文学作品选材的调查与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11] 周爽.人教版新课程中学语文教材中外国作品选文及教学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12] 耿泽岩.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角色的缺失与回归[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13] 李静.高中语文教材编写的偏差和教学的功利化[J].内蒙古教育基教版，2011，（6）.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美国汉学；跨文化传播：语境；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182-05

始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汉学研究，最早的组成成员是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群体，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根据自己在中国的见闻，通过札记、书信、回忆录、随笔等形式予以记录，传递异域东方的人文地理、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他们对此所做出的研究更多是结合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针对眼中所看到的中国社会阐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这是一种原生态的研究形式，拉开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序幕。

自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汉学界决心大力培养本土背景的汉学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努力，这一群体在整个汉学界所占比例逐步提升。他们在美国学习中国语言，获得与汉学或者中国学相关的学位，其老师大多数是欧洲学者和远东学者。美国汉学界经过这一股新生力量的传承，便更加自然而流畅地与本土语境融合起来。而5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遭遇了很多挫折，由于经历了麦卡锡主义时代，涉及中国的一切研究陷入了遭人唾弃和避之不及的局面。60年代以后，研究力量壮大，研究方式和理念也更加科学和严谨，汉学研究者开始高度重视史料和考证的辅助作用，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暴露出很多弊端，但是成功构建了一种区别于欧洲汉学模式的新型美国汉学。

一、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

跨文化传播的发轫期

美国对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爱默生。19世纪40年代，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思想悄悄地引发了美国众多圈内人士的兴趣。以爱默生为核心人物的美国超验主义俱乐部的著名刊物《日晷》连续刊登了众多东方思想哲人的精华之作，《论语》和《四书》成为了中国先哲思想的代表作，爱默生因对东方异教思想持有足够认真的态度被誉为“美国的孔子”而被人称颂。“1843年是爱默生在汉学上的丰收年，他高兴地得到一本戴维・科利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这个译本爱默生亲切地称为‘我的中国书’，它不仅提供了更好的孔子版本，而且第一次介绍了孟子。对爱默生来说，孟子是全新的灵感源泉。同年《日晷》10月号上，又刊载了长达六页的‘四书’语录。作为主编的爱默生在序中写道：‘这个译本――它似乎是为学语言而作地练习――是我们迄今为止见到的中国文学中最有价值的贡献。书中的新部分是两卷《孟子》：上孟和下孟，由孔子以后约一百年的孟子所做。

另外一位与中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美国文学家就是埃兹拉・庞德，他是美国著名诗人、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与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显著贡献。1915年，庞德出版了诗歌集《华夏集》，主要是一些自由体中国诗歌的英语翻译，此选集一经出版就获得了众多文学界人士的强烈反映。福特・马多克斯・休弗评价道：“《华夏集》一书中翻译的诗歌具有至高的美感，他们完全符合诗歌理应具备的形象。美是一件宝贵的事物，或许是生命中价值最高的；但是这种将情感完整无缺地予以传递的能力却是更胜一筹。庞德先生的作品兼备了这两种特性。”虽然庞德本人对中文及日文毫无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翻译出卓越的诗歌，并且受到英语世界读者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他所采用的方法基本和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一样，就是针对前人所做出的现有译文进行翻译的再加工和美化。这应该是美国汉学界第一次对中国文学领域的翻译和研究。

美国第一篇关于中国文论的文章，应是1922年张彭春发表于同年9月号《日晷》杂志上的《沧浪诗话》的部分英语译文。张彭春原籍天津，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在“译者注释”中提到，由于这部作品包含丰富的历史喻，因此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难度，如果希望从专业性角度对其深入理解，就必须要对其中提到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进行一些评注工作。但是一般的西方读者阅读译文的目的仅仅是对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这一优秀的诗歌批评著作有一个概括性了解，这就是本篇译文的目的，即挑选两部分较少涉及晦涩隐喻和文本线索的段落进行翻译，即“诗法”和“诗辨”的部分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译文之前的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世纪初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斯宾迦精心撰写的序文，表明张彭春的这篇翻译实际是在他的催促下完成的，并且是第一篇以英语译文方式出现在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批评著作。在这篇序言中，斯宾迦充分展现了自己跨越文化疆界对文学艺术的阐释理念，他认为《沧浪诗话》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具有纯真性以及异域魅力的，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文学家的思想观念中会找到一些相互呼应之处，同时希望这篇译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进一步展开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的兴趣。另外，他对诗歌在众多文学体裁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象征了人类生命中的精神活动，并且被理解为由精神气质所浸染而不是依赖于机械性的人为标准。诗歌同科学、哲学以及修辞都是不同的范畴，它描述的是最基础的人类感性，像音乐旋律般表达了人类的愉快和悲伤，而并不是十分关注人类的理性和观点。他还谈到了严羽理论中的关键词“悟”，是指通过将诗歌同精神活动相结合而寻找到理解本质性意义的关键之处，并且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将其与印度佛教中的“禅”以及新柏拉图主义中的“狂喜”概念进行类比，认为它们都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传入英语世界的过程，可以上溯至17世纪末《论语》英译、孔子的文学观为欧人所知晓之际。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英语世界里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从总体上说进展迟缓。到本世纪50年代以前相关的论著和译著只有张彭春所译严羽《沧浪诗话》(1929)，张氏另著有《严羽的一文，见《日晷》73卷2期(1922)、D，Huff《黄节》(1947)等区区几部，此外便是零星的几篇论文。”笔者将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传播事实归为发轫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传播的各种形态都处于初级状态，翻译数量较少，覆盖内容有限以及研究性关注缺乏。美国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关注比英国迟了两三百年，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个转折点，是以汉语文本的英语翻译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兴趣聚集在中国文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经》、《文赋》以及《沧浪诗话》三篇文本之上。比如陈世骧1951年的《探寻中国文学批评之源》，海陶玮于1952年出版的《韩诗外传――韩婴对(诗经)的教化应用的诠释》，埃兹拉・庞德于1954年在纽约J.Laughlin出版社出版的《诗经》译本，方志彤1951年的《陆机的“文赋”》，以及E.R.

修斯1951年的《陆机的“文赋”：翻译和比较研究》等。

二、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

跨文化传播的发达期

20世纪60年代，随着战争的结束，各国人民都处于疗伤的阶段，并对刚刚逝去的战争记忆犹新。青年一代开始自由追逐自己的理想和个性，积极参加抗议示威运动，表达不满和愤怒，人们的主体价值观是为了民主而争取自己的权利。70年代，中美关系正朝向缓和期过渡，经历了长达20年的中美敌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遥远的中国萌生了更强的好奇心，一切历史遗留下来的猜疑和偏见开始得到融解，双边之间在贸易、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逐渐得到复苏，同时在高等学府中选修汉语的美国青年学生人数也大幅度提高，联邦政府、各种基金会以及各大高等学府在这一时期也为汉学研究投入大量资金，鼓励学者进行与中国相关的各方面研究，帮助购买研究所需的图书文献资料，促进各种研究课题的展开，重视各种学术活动的举办，协助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汉学研究新秀，不断壮大美国汉学研究的力量。此时美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翻译较之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多样化，包括英语翻译，单个文论家研究，单个文论作品研究，中国文论整体性研究等等。比如海陶玮的《中国文学论题》(1962)，刘若愚的《中国诗艺》(1962)，黄兆杰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1969)，卫德明的《论钟嵘及其(诗品)》(1968)，陈世骧的《(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和诗学中的文体学意义》f1969)等等。通过对以上举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观察，笔者发现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早已经成为知名的汉学家，这一时期的成果大多是他们的博士论文或者早期作品。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全美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教员和研究人员接近600人，相关研究机构有23个，开展汉语教学的高等院校已达108所，而从这些机构获取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专业中国研究人才达到3 000多名。这些数字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甚至于在这一阶段，一些美国学人感受到了西方家园所宣扬的价值观已经不再适用于人类的发展，而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欣赏其对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统一、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的追寻，期望从中找到一条重建西方人文价值理念的途径。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出现了很多问题，萧公权曾经回忆：“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川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美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大批研究成果出现。研究者数量增多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阶段从美国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毕业的人数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大批的美国访华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当面交流，这样的契机为美国汉学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和更好的研究土壤。

这一长达30年的历史时期被笔者视为发达期，翻译和研究作品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所涉及的古代文论作品范围扩大，一些经典性代表作得到深入研究，观察视角和思维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品有：陈世骧的《论中国抒情传统》(1971)；白芝的《中国文学类型研究》(1974)；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艺精华》(19791：《走向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1977)；《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一障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倪豪士的《中国文学论文选》(1976)；《柳宗元》(1973)；《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1986)；李又安的《中国文学方法――从孔子到梁启超》(1978)；《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国文学批评研究》(1977)；马幼垣的《孔子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古希腊的比较》(1970)；缪文杰的《东汉末期的文学批评》(1972)；富瑟克的《曹丕的诗歌》(1975)：吉布斯的《的文学理论》(1970)：叶嘉莹的《钟嵘(诗品)中的理论，标准与诗歌批评实践》(1978)；菲斯克的《中国中世纪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题：模仿性、互文性、比喻性及突出性》(1976)；罗伯逊的《传达有价之物：司空图诗学与(二十四诗品)》(1972)；余宝琳的《司空图(诗品)：诗歌形式的诗学理论》(1978)；《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1978)；《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象阐释》(1987)：《中国文学理论的形式特征》f1983)；叶维廉的《严羽和宋代诗学》(1970)；林理彰的《正统与启蒙：王士祯的诗学与其先行者》(1971)i王靖献的《钟鼓集》(1974)；布什的《中国艺术理论》(1983)；张隆溪的《语言与阐释：东西比较诗学研究》(1989)；黄兆杰的《王夫之论著中的‘情’与‘景’》(1978)；康达维的《文选》(1982)；PY邵的《作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修辞学家的刘勰》(1982)；宇文所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1985)；缪文杰的《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f1978)；等等。

三、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

跨文化传播的稳定期

新旧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美国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翻译代表性作品有欧阳桢的《透明之眼：对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的思考》(1993)，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1992)《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1996)，吴小周的《中西文学类型理论与批评比较研究》(1990)，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1992)，赵和平《：中国早期写作修辞论》(1993)，许小青的《作为宋代文学批评形式的“诗话”》(1991)，王靖字的《中国清代文学批评》(1993)，陈瑞山的《注译》(1996)，蔡宗齐的《一种文学精神：中的文化、创新和修辞》(2001)《比较诗学的构造：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三个视角》(2002)《中国美学：六朝文学、艺术以及宇宙的秩序》(2004)《怎样阅读中国诗歌》(2007)，欧阳桢和林耀夫的《翻译中国文学》(1995)，梅维恒的《哥伦比亚传统中国文学选集》(1994)，《哥伦比亚中国文学选集》(2001)，闵福德和刘绍铭的《含英咀华集》(20001，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1993)，叶威廉的《地域的融合：中西诗学对话》(1993)，朱耀伟的《从西方视角阅读传统中国诗学：三种可模仿情况》(1993)，余宝琳的《批评理

论和中国文学研究的再思考》(1994)。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建立在发达期的基础上，美国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人员、场所以及藏书资源呈现出平稳上升但速度放缓的趋势，目前的相关硬件条件基本能够满足古代文论研究的需要，具体传播事实更展现出成熟稳重的气质。稳定期的古代文论研究不仅在研究范围和体察深度方面得以拓展，并且在具体实施手段和审视视角方面获得了突破，与传统的书面研究相比，更为直接和透明的会议或座谈性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且在成果出版形式以及研究思路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古代文论专著和译注出现了以下三种代表性形态：第一种是交流研计性质学术会议对某一会议主题所提交的论文，比如欧阳桢和林耀夫所编辑的《翻译中国文学》就是汇百家之言的论文集。1990年11月，蒋经国基金会、台湾国立大学以及文化发展和计划委员会共同举办了第一届关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世界性学术会议，海内外40余名中国文学学者齐聚台北参与会议，递交论文，交换研究思想和心得。在11月19日到11月21日的三天会议时间内，一共有百余篇论文获得展示，由于篇幅有限，这本论文集仅挑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第二种是从比较诗学的整体性角度思考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关联和冲突，比如蔡宗齐《比较诗学的构造：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三个视角》，在本书中，他首先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两种文学理论思想放置在一个平衡的范畴之中，追溯了它们的历史性发展轨迹，各自独特的思维导向，以及具体的文化系统。文中着重对一些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典型性表征两种文学思想的术语，命题以及宗旨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旨在凭借这些主题性研究的突破口，展开对中西方诗学关系的研究，从而建构中西方比较诗学的平衡状态。第三种是以选集的形式，以及历史年代的顺序划分收集一些翻译和研究成果。比如《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这部选集的目的是为了呈现出文学传统，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在年代顺序上的重新安排，而是将所有文本视为一个大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在“传统文学理论”一节中，作者谈到中国传统和其他很多文明一样，文学批评理论作品是和文学作品共同生成的。这些理论作品的价值在于告诉人们文学是如何构思而成的，又是应该怎样阅读和欣赏。作者主要关注了曹丕、刘勰和陆机的文学思想，并且对《文赋》的全文，以及《文心雕龙》的“原道”“神思”“体性“‘通变”“隐秀”篇进行了翻译。

四、结语

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凝聚着从先秦开始，无数文人学士在中国文学世界中驰骋探索的知识性结果。针对文学作品、作家以及相应文学现象阐述自我的观点，抒发思想情愫，建构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联系。然而，中国古代文论是结合了佛教文化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整体性而逐渐自我发展而成的，其在西方世界传播和经典性的形成仍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顾明栋谈到自己应英语世界权威性文学理论选集《诺顿文学理论选集》主编里奇的邀请担任中国文学理论板块特别顾问的经历：“为了体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论传统，笔者原打算推荐一位古代文论家。像大多数学者会想到的那样，笔者选了刘勰，推荐了《原道》、《神思》、《体性》、《风骨》等几篇，供编委会挑选。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竟然一篇也没选中。笔者又推荐了陆机的《文赋》和叶燮的《原诗》，结果仍然没有选中。大多数编委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由于历史、文化、思想和写法的特点，其概念、名称、术语、观点以及用典等，即使加以详细的注释，西方读者也未必能理解。而且古代文论偏重感悟式评点，虽有独到见解和精辟的思想，但常常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没有进行深入持续的探讨，不合诺顿文选的编辑方针。的确，这样的结果和现实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所不想看到的，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理论性表征，中国文论一直渴望获得在中西方语境之间平等地对话交流，相互地知识性汲取以及广泛地融合性运用。又如殷国明对中国文论所具有的普世性价值的阐释：“普世价值是在近代以来跨文化语境中生发的，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共通的、普遍的、可以共享的、有益于整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灵魂，而且也是连接和沟通人类心灵的基础和桥梁。显然，这种普世价值理念及其追寻，在一种封闭和偏狭的文化语境中是不会引人注目的，因为在封闭和偏狭的文化语境中，价值是自明自在的，不存在文化认知和认同的障碍，是不需要敞开和弘扬的；只有在跨文化语境中，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比较中，才能凸显出自己的面貌。换句话说，普世价值不仅是超越理论逻辑、体系、范畴、方法、框架和话语的一种人文指标，而且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不断被发现和创造的精神愿景，其存在闪烁着人类理想的光亮。”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依据历史年代的划分，可以被归纳为以上三个主要的阶段。虽然目前处于稳定的时期，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索，期待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更好地定位这种存在于中西方文学思想或理论之间却甚难觉察的普世性价值。

参考文献：

[1]　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M]，上海：三联书店，1996.

[2]　ELIOT T s.Ezra Pound：His Metric and Poetry，New York：AlfredA.KnopfInc.1917.

[3]　黄呜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4]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5]　顾明栋，诺顿理论与批评选及中国文论的世界意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0(6)：19.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问题

目前，国内高校英语专业本科学生毕业前普遍要进行论文撰写并参加答辩，合格者方可顺利毕业。对许多即将毕业的英语专业学生而言，论文撰写无疑是耗时耗力的大工程。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并非易事，因此，大部分准毕业生的论文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很多则是共同问题。

摘要问题。摘要部分是整个论文的缩影，涵盖文章的方方面面，即文章的简练描述。一般要求一段即可;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部分就可以描述清楚。但多数学生摘要部分内容冗长，段落太多，语言嗦，说不到点子上，这些都是不规范的摘要。

如：名为《阿甘正传中美国俚语分析》的论文摘要：随着……，同时，现代化以及全球文化……，也正是从那时起，人们似乎宁愿……，也不愿……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美国文化是我学习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美国，俚语是……美国俚语反映这样一个现象。通过从社会语言学方面分析，这篇文章将呈现俚语功能在美国社会的使用。

可以看出背景描述太多太长，而文章描述太少。应改为：美国俚语反映这样一个现象：在这篇论文中，《阿甘正传》中的俚语被放入美国历史和文化中进行研究，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法律，同时，也总结了俚语的特点：反应了种族文化，讽刺文学以及宗教文化。这篇文章表现的俚语与其说它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理念，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语言学，这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美国文化。

因此，摘要的撰写应遵循短、精、完整三个原则。既有背景，又有论文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结论，还有意义。

文献综述问题。文献综述是要求作者将前人在该研究领域进行过的研究及结论进行综述式整理，并且提出前人研究的局限及自己研究的创新。这需要作者进行大量的阅读，整理，分析并有逻辑的进行罗列。但大部分学生文献综述的内容并非前人所做研究，而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展开论述，不符合定义要求。

如：上例论文文献综述下的标题分别为：

2.1 阿甘正传内容回顾

2.1.1 阿甘正传中的美国历史事件

2.1.1.1 民权运动

2.1.1.2 越南战争

2.2 阿甘正传人物回顾

2.2.1 阿甘

2.2.2 马丁路德金

2.2.3 约翰肯尼迪总统

很明显，这一部分的安排没有前人的任何研究，因此严格来讲，并不属于文献综述内容，因此不应该被放置于文献综述部分。当然，有的论文因为内容限制也许找不到文献综述要求的内容，此时，就应该退而求其次，找到相关信息。

如：名为《中英礼貌用语中的文化差异》，文献综述下的标题为：

2.1 英语中的礼貌原则

2.1.1 布朗及列文森的“面子”理论

2.1.2 格莱斯的合作原则

2.1.3 利奇的礼貌原则

2.2 汉语中的礼貌原则

相比较可发现，第二例明显好于第一例，因此，在文献综述阶段的准备工作中，一定要大量的查阅自己所研究领域的前人研究，前人的理论，这样才能为自己的论文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文等问题。正文问题五花八门，但通常出现的问题则是内容与内容简单罗列，无逻辑甚至逻辑混乱;各并列标题形式多样，体现不出并列含义;不够学术等。

指导论文的老师通常会发现有的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并不是十分清楚，有时甚至一知半解，这源于学生头脑中不清楚的逻辑。学生觉得只要把相关内容放进去就可以增加论文的说服力，其实不然，有时要根据文章的需要和逻辑链条适当的对搜集来的信息进行有效取舍。

如：《阿甘正传中的美国俚语分析》中，第三章标题为：俚语与美国历史，文化的关系，其下面标题为

3.1美国俚语与美国历史紧密相连

3.1.1 一些源于历史事件的俚语

3.1.2 一些源于历史人物的俚语

3.1.3 一些源于历史法律的俚语

3.2 俚语的特点

3.3 俚语的社会作用

看了标题之后发现，除了3.1及其小标题内容符合第三章内容外，3.2和3.3内容均与之不符，因此不应该放在第三章里面，但是可考虑放在论文的其他部分。这也反映出学生对这部分内容的安排比较混乱，这就要求在大量的资料中挑选有用信息，更要对其进行合理安排并放在论文中对应位置，归根结底，是学生对论文内容的思考不够成熟。

另外，这几个标题中3.1，3.2及3.3应该是并列关系，但从题目上完全看不出来，应该在拿掉原有3.2，3.3小标题内容后重新添加3.2 美国俚语与美国文化紧密相连，并增加三级标题3.2.1，3.2.2和3.2.3与3.1并列，这样才体现出文章的逻辑。

当然，除此之外，论文中第一人称，口语表达的选择等都让论文看起来学术性不高，语法，语言错误等也让论文并不那么完美。但总体而言，能完成一份学术论文已属不易，故期望此文能对减少类似错误产生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乔俞，李康.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及对高校教学的启示[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S1）.

[1]张萍.英语毕业写作及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2）.

作者简介：

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比较文学系E.N.达吉娅发言的题目为“失去的自我—失去的地平线”。她认为，观察的结果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在对于异质文化区域进行研究时，新鲜感非常重要，但是这种新鲜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文学研究中忽视妇女文学研究的情况需要加以改变。黑龙江社科院刘以焕提交的论文为“亚里斯多德的《ne两7toL取二秘l》钩沉并附译文—兼考订(为)二仅加讯力一词的原义”。他认为将“n娜。叨T*卞l”译为“诗学”不仅不确切，而且容易产生误导。不能迁就原来的约定俗成，应该将其订正翻译为“创作论”，并由此入手探析亚里斯多德的文艺思想。苏州大学袁影发言的题目为“阐释学的符号学阐释”。她运用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和图示对于传统阐释学的特征从传统阐释学意义实在论、哲学阐释学与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游戏阐释学与德里达的意义解构论，控讨了各阶段阐释理论与符号意义理论之间的联系，考察建立文学批评(或文本阐释)评判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现实性。武汉大学熊音的论文为“论‘缺失研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论者认为“缺失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重要标志。在对中西文学进行系统比较的时候，不应囿于寻找“事实联系”，寻找类似文学现象来比较异同，或仅以西方文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文学现象，而应将重点放在缺失内容的研究上。

四川联合大学曹顺庆发言的题目为“阐发法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他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可以总结出一套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有人提出“中国学派”是打破西方中心以东方、中国为主，这是混淆了目的与方法。由于中国与西方文化背景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文化差异正是中国比较文学“阐发研究”产生的深厚基础及其基本特色之所在。西方的跨国阐释，不可能成为“比较文学”，而中西方的跨文化阐释，却构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独树一帜的方法论“阐释研究”，这一点构成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大特色，跨越中西方异质文化，正是中国学派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学派就是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特色的。哈尔滨师范大学王莉娅提交的论文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坛”。她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发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及主题，后现代主义是阐释世界的一种模式，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等方面逐一进行了论证。四川联合大学李杰探讨了比较文学自身的定位间题，他认为这不单纯是比较文学定位的间题，同时也涉及到人文科学的定位问题。他认为由于比较对象的缺乏，所以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构建精神上的强势，为此需要建立文化精神价值学体系。

美国伊利诺依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潘大安发言的题目为“‘诗中有画’与EKPHRASIS”。他以诗中有画与以诗写画对中国的题画诗与美国的题诗画进行了比较。首先，他分析了中国诗学中的“写洲题”概念与西方诗学概念的不同之处。批判了西方以殖民者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这个事实。他认为，中国是以诗言志为传统的，而西方则以模仿性为主，并从中获得审美概念。西方的诗如画不能适应中国诗中有画的解释。其次，他将杜甫的诗和美国威廉•卡洛斯的写画诗进行了比较，杜甫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与画绘出了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威廉•卡洛斯则将画用诗反映出来，以语言文字上的欣赏性来理解画中的移动视角。再次，潘大安将坡的《石鼓歌》和济慈的《西腊古瓮颂》进行了比较，坡是借文发挥，济慈是借图发挥。坡从石鼓文的结构中受到了启发，济慈的诗歌则可理解为诗人和西腊古瓮圆房的过程。随后，他还提出比较文学应把握研究的“度”，不要将跨文化研究变成混文化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刁承俊的“中德古典爱情戏剧比较”一文认为，中德古典戏剧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有近似之处，但是作为爱情行为的主体，中德两国却有所不同。吉林大学于长敏的论文为“谈中日民间故事中反面人物及其下场的异同”，论者认为中国故事中反面人物是“死”，日本则是“生”。中国故事中的反面人物，皇帝占很大比例，而日本很少把天皇当做反面人物。

香港中文大学刘昌元在“诗词与真实—由比较美学观点重构王国维的境界说”一文中提出，对于王国维的“境界说”，“能写真景物，真感博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应该在西方美学的观照下采取更广阔的视野来与境界说比较，才能洞悉其真意。他具体分析了“真”或“真实”在境界说中的4个含意:真实的感受一一作者对所写的景物及感情有真切的感受;普遍的理念—诗词中需透露事物的本质或人的普遍状况;活的形象与气氛—独特的，遍布整体的情感性质(气氛);被揭露的存在真象一一隐蔽的真相得以展露，对人的存在有重要含意的事理或本质。西南师范大学董小玉论文的题目为“中西古典戏剧结构美学的历史性双向调节—高乃依、李渔比较研究”。论者主要通过高乃依的“三一律”观与李渔的“结构第一”论的比较，探讨了中西戏剧理论在写实论与写意论中的一次双向自我调节，从中透视中西戏剧理论的差异性与趋同性。西南交大徐行言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爱好，外国文艺作品的译介，美术活动，读书兴趣，论证了鲁迅的艺术趣味、美学理想与表现主义美学思想及艺术方法的联系。西南民族学院徐其超对同属于游牧民族的意西泽仁和艾特玛托夫的人道主义境界进行了比较.内江教育学院戴前伦认为对中西诗歌里水月海的比较可以发现中西文化系统的一致性。达县师专成良臣对李尔王和高老头的悲剧人生经历、成因、时代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西南民族学院邓时忠认为新状态文学除了向后现代主义借鉴模仿外，缺乏明确的美学观念、文学理论，没有建立具体可操作的规范。

西南师范大学王泉根在“论吴亦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吴亦、梅光迪、汤用彤等一批留学哈佛的东方学子，力图用现代方式为中国传统的睿智作出新的文化侄释，开出学衡派的一片领域，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派、激进派一起，共同构成了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启蒙。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中国文坛客观存在的另一种文学现象—照着传统文言文学“接着写”的作品视而不见。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言文学(其主体系以传统文言文学的艺术格局和语境风格所创作的旧体诗、文言散文等)并没有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学登上文坛的正宗地位而一刀切断。一部完整的客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但拥有占据主流地位的白话文学，而且也拥有不容忽视的文言文学。四川省粮食学校李伟民提交的论文为“一卷麟经千载期，爱到崇高方是仁—论吴亦与吴芳吉的文化观”。四川联大陈厚诚提交的论文为“‘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

西南师范大学邹绛的论文“浅谈每节对称的现代格律诗”，分析了现代格律诗的来源、特点、发展和变化。四川文艺出版社侯洪的论文“诗的N度空间—看台湾诗人罗门诗歌的双重吸收”，以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为座标，从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与多维化，时空的交错旋转，考察了罗门诗的诗体空间。西南交大谭德晶对中国写景诗“尚巧”从主观意态感受自然与西方写景诗融入自己的思索和精神进行了比较。西南师范大学陈本益的论文对汉英诗韵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