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17:07:47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2）03—0218—02
2012年8月2日至8月4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日本、蒙古、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瑞士、德国、挪威、美国、澳大利亚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267名藏学学者出席会议，其中中国学者191人（含港台学者10人），国外学者76人。会议共收到论文238篇。
8月2日上午，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开幕式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开幕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游洛屏主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中国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斯塔、社会科学院院长白玛朗杰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届藏学研讨会的主题是“社会变迁与国际藏学发展趋势”，主旨为“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研讨会以大会交流和分组专题交流的形式召开。
8月2日上午和8月3日上午，共有14位海内外专家作了大会发言。大会发言主题涉及历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林冠群教授的《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宗教（日本大谷大学康噶，崔臣格桑教授的《论前弘期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山南地区佛教协会会长达瓦次仁的《寻访认定德珠活佛转世灵童之经过》）、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美国西部保留地大学梅，戈尔斯坦教授的《西部藏区牧民30年发展：适应现代化与保持传统生活》、德国不莱梅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赫尔慕斯，朗格教授的《可持续发展——一个推动区域发展的相关概念》、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王代远研究员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文献（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文献研究所才让教授的《（旁塘宫目录）的编纂时间、结构及分类特点》、大学图书馆西热桑布的《新发现的文化价值初探》、考古（青海民族大学藏学研究中心教授恰噶·旦正的《青海省都兰县三号吐蕃墓碑之考析》，奥地利南亚、藏文和佛学研究所库特·贾哈德·托培的《阿里东噶石窟寺现存佛陀故事》）、文化（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中心石硕教授的《康区的地域及人文特点》、英国剑桥大学海德嘎德，丁伯格的《普彤·确列朗杰与确吉卓玛——藏文出版的两位先锋》）、因明（日本龙谷大学桂绍隆教授的《你为什么研究佛教逻辑？佛教逻辑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意义》）7个方面。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也在大会上向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介绍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1985—2010年所开展的各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类、文献整理类、工具书类）及其成果，并介绍了将在近期开展的主要工作（《中华大典》藏文卷的编辑出版、调研和论证藏文大藏经汉译工作）。
8月2日下午、3日下午和4日全天，参加本届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历史（共收到34篇论文，其中29名学者先后在小组发言），文献、考古与艺术（共收到17篇论文，其中11名学者发言），根敦群培研究（共收到10篇论文，其中8名学者发言），宗教（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33名学者发言），梵文（共收到16篇论文，其中15名学者发言），因明（共收到13篇论文，其中11名学者发言），当代政治（共收到8篇论文，其中10名学者发言），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即社会与经济（共收到28篇论文，其中20名学者发言），文化（共收到19篇论文，其中15名学者发言），藏医药（共收到24篇论文，其中13名学者发言），语言与信息技术（共收到17篇论文，其中15名学者发言）等11个学科或专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学术研讨，答问往复，气氛热烈，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效果。比如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乌斯宾斯基·弗拉基米尔教授在发表其《有关康熙帝与第一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间关系的一些重要事实（1635—1723年）》一文时，以丰富的史料勾勒了蒙古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第一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桑丹贝坚赞的生平及其与康熙帝之间交往的史事，引起历史组许多学者的兴趣，会后学者们纷纷向报告人索要论文全文。文献研究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陈庆英研究员的《拉萨大昭寺门楼顶上经幢铭文之考察》一文对拉萨大昭寺门楼顶上的一对胜利幢及其上所刻藏文进行了解读，引起小组学者对这对胜利幢和麟祥的来龙去脉及其命运的热烈讨论。宗教组小组讨论中，来自台湾佛光大学的刘国威教授以《阿底峡（982—1052）对贡巴瓦所开示的“大印”之分析》为题，通过阿底峡对贡巴瓦开示“大印”探讨了早期该修行传承在不同教派间的流传及相互影响，引起与会学者就仲敦巴在传承中的位置以及阿底峡对藏文和梵文的掌握情况等方面的讨论。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的《三地流动务工人员调查报告》以1999、2002、2005、2008年持续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详细分析了在巨大的投资背景下带来的大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引起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组小组学者们的大讨论，大家都认为目前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快速的社会发展使得区内、区外人口流动加快，引起了城市和乡村以及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当代政治组方面，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谭·戈伦夫教授在《中美关系中的“问题”》一文中全面回顾了中美关系中“问题”的历史发展变化，认为在中美关系长达62的历史中，问题是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引起了与会学者就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8月4日下午，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胜利闭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总结认为，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创始于1991年，本届会议在以往历届会议基础上，在各方面的好朋友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下，取得了圆满的成果，呈现出喜人的进步，成果显著，意义重大。本届大会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1、会议准备充分，规模扩大，影响提升。2、会议主题鲜明，特色突出，成果丰硕。3、会议学术性强，讨论热烈，氛围友好。
闭幕式结束后，举行了特邀研究员颁证仪式。日本龙谷大学桂绍隆教授、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林冠群教授、日本大谷大学康噶·崔臣格桑教授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聘为特邀研究员。
会议期间，主办方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参观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5年成就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文化博物馆“雪域宝鉴”展览、中国藏学图书展等。主办方还于会议结束后，组织部分海外学者于8月5日至7日赴承德考察，使之亲身感受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情况。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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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土豪”这次真的火了！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期刊《外交政策》关注到了土豪现象。10月15日刊登在网站上的《来见见中国的贝弗利山人》一文中，它无情地指出：“土”意味着土气或粗野，“豪”意味着显赫、华丽。他们是中国的“贝弗利山人”。“土豪”拥有暴发户的艺术鉴赏力、新贵的社交礼仪以及新富的花钱习惯。杂志甚至都找不到确切的英语单词来翻译，他们不仅直接用上了“Tuhao”的拼音，甚至不无讽刺地说：“当英语词穷的时候，法语 ‘nouveau riche ’（暴发户）也许可以。”
其实《外交政策》还是含蓄了，土豪不是“中国的贝弗利山人”，他们眼看就要把贝弗利山包围然后拿下了，南加州已经成为华人海外置业的首选地区。美国国家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3月，在刚刚过去的1年里，中国买家在美国现房交易市场投入了近90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外国购房者中的第二主力，仅次于加拿大。而且中国人购买的房屋均价高达42.5万美元，远超其他外国人。美国人送给中国购房者一个亲切的称号“Cash King”（现金王）。国内的房地产网站也都纷纷开展起海外置业的业务，帮助“土豪”全球买楼。 土豪的外国祖先
说起来，土豪并不是中国的独有产物。1个世纪以前，美国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就对这类人的起源有过类似于生物进化论的研究。他笔下的“有闲阶级”，几乎可以说是当代土豪的祖先。1899年，他出版了《有闲阶级论》这本关于即将到来的消费社会的著作，比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整整早了超过70年。
他说：“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有闲阶级的涌现与所有制的开始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这两种制度是同一套经济力量的产物。”世纪之交，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掠夺活动渐成过去， 生产活动进一步代替了掠夺活动，于是累积起来的财产就越来越成为成就与优势的象征，而不再是侵占来的战利品。
而人们之所以占有财产，财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财产可以证明财产所有人比社会中其他的人占有优势地位，它是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习惯的基础，是满足自尊心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说，在凡勃伦看来，占有财产并不是为了剥削别人，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
在他看来，这类人首先是“明显有闲”，他们不再从事基础的生产劳动。在他们看来，只有过有闲生活才能保持自鸣得意的心情，才能显示自己比别人优越。他们日常只是从事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脑力劳动，如学习礼仪、讲求修养等等；其次是“明显消费”，在金钱上占优势的阶级从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和荣誉感的心理出发，从事对财产的浪费性消费。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任何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荣誉最后依据的基础总是金钱力量；而表现金钱力量从而获得或保持荣誉的手段是，有闲和对财物的明显消费。”随着凡勃伦对“有闲阶级”和他们“炫耀式消费”的批判，美国的土豪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如此辛辣地批判他们的炫富行为。
凡勃伦1857年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的农业社区，从小他一直讲挪威语，直到十几岁才开始讲英语。在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凡勃伦从师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流理论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后来又分别在约翰-霍普金斯和耶鲁大学学习，最后在耶鲁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有闲阶级伦》这本书写于他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期间，内容完全基于他对于所有权制度的社会反应的深度研究。对于美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19世纪末，是整个美国社会在全球崛起的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出大量的暴发户人群，他们构成了凡勃伦笔下“有闲阶级”的主体。 为什么是中国人？
“土豪”一词在中国是有历史的。最早是指乡村或者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家族或者个人，到后来，就演绎成为仗势欺人的“恶霸”。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写道：“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别凶恶者。”
然后现今流行的“土豪”一词，却去除了大部分的贬义，成为一种友好的调侃。它从网络游戏中一掷千金的玩家起源，逐渐推及到所有“炫耀性消费”的人群。在国内的文艺作品当中，这样的调侃，最著名的是冯小刚的《大腕》那句“不买对的，就买贵的”，就是暴发户消费行为的缩影。2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高歌猛进，由于贫富悬殊所带来的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时，网民对土豪的调侃，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开解。
说起来，“土豪”一词在国内的流行，怎么都绕不开房地产。网络上关于土豪流行最广的段子，就是在讽刺北京的房价。
青年问禅师：“大师，我现在很富有，但是我却一点也不快乐，您能指点我该怎么做吗。”禅师问道：“何谓富有。”青年回道：“银行卡里8位数，五道口有3套房不算富有吗。”禅师没说话，只伸出了一只手，青年恍然大悟：“禅师是让我懂得感恩与回报？”“不，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外交政策》在翻译的时候，把外国人不熟知的五道口，翻译成“北京中心”（Central Beijing）多少有点不够地道。五道口不是北京中心，它地处四环外，离北京中心天安门直线距离超过15公里。它被戏称为宇宙中心，这里10年前 4000元一平米的房子，现在平均售价已接近7万/平米。正是因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攀升，让城市里出现了一大群因为买了两套房子而突变的“土豪”。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有钱，他们的资产，也许99%来自几年前为了结婚生孩子，改善生活环境买的房。他们还来不及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修养，就先“富”了起来。于是他们只能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一样，满世界买楼，因为自己居住的城市买不起了，而不动产是他们唯一信任的资产增值渠道。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通识教育 英语专业 课程改革
[作者简介]许卓(1975-)，女，吉林吉林人，长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育，英美社会与文化研究。(吉林 长春 13002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6-0103-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中英语专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张绍杰等在《外语学科博士研究生教育：问题与对策》中就指出至2008年全国各类院校兴办的本科英语专业已达一千余家。这表明英语专业经历了一个“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历程，随着具有较强英语教学背景的经管、外交、法律、新闻等专业的独立发展壮大，英语专业自身的定位问题成为该专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人们开始从更广的视角思考和讨论英语专业的课程改革问题。其中胡文仲在《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就针对如何加强英语专业的通识教育、如何进一步明确英语专业的学科性质、如何拓展英语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如何界定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如何平衡外语技能的训练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如何规划英语专业的师资发展、如何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何培养高层次英语人才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识教育自19世纪在西方出现，如李曼丽在《通识教育――种大学教育观》一书中所指出，该教育理念突出“非功利性、非职业性”教育，致力于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将就通识教育对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借鉴作用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二、通识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1 通识教育的起源。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初，美国伯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首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著名的高等教育家赫钦斯是美国通识教育的领导者，他指出“没有通识教育，就没有太学。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类的智慧，由此发扬人性，以成“完人”。通识教育是关于人的生活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是非专业性的、非职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其涉及范围宽广全面。中国著名学者甘阳在推广中国通识教育过程中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指出哈佛的学生不管学哪一个专业，都必须接触到自然科学、历史分析、文学音乐艺术、道德推理、外国文化这五个范围的知识。美国通识教育虽然科目很多，但人文教育是美国通识教育的最核心的内涵。
2 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及问题。中国的通识教育的起点是1995年国家教委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第一次素质教育会议(在我国通常把通识教育叫做素质教育)，到2009年全国已经有一百多所院校建立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具体操作上，大部分高校是把通识课程等同为素质课或选修课，学生在本科四年内修满规定的学分(10～16分)即可。甘阳对国内外通识教育考察后认为目前中国通识教育有几个主要问题，如通识教育课程太多，在很多学校被等同于选修课，很多学生是混学分来完成；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没有合理地建立起来，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没有理顺，不能持续发展，通识课程没有相应的深度等等。为了不让通识教育流于形式，他建议在有限的学分和时间的限制下，把精心设计少而精的几门“共同核心课程”作为第一步，建议文理科可开设不同的核心课程，但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有两门核心课程――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都应该是必修的，而且要严格要求，必须要进行经典阅读，要尽可能采取小班讨论和撰写论文的方式。
三、英语专业发展现状
为适应21世纪国际化经济时代的要求，教育部于2000年4月批准实施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大纲》把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指综合训练课程和各种英语技能的单项训练课程，即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训练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指英语语言、文学、文化方面的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指与英语专业有关联的其他专业知识课程)三种类型，《大纲》建议这三类课程在英语专业课程总学时分配的比例分别是67％、15％和18％。
现在《大纲》实施已十年有余，英语专业的现状总体问题较多，如胡文仲等所指出的：课程结构不尽合理，语言技能类课偏多，文学文化类课偏少；课程内容低水平重复，深度广度不够；教材的选材偏重日常生活，口语化明显，文化内涵偏低；阅读量远远不够，写作练习不足；选修课繁杂，学分普遍下调；教师任务过重，科研压力过大。尤其在实践层面，过于重视“技能培养”，忽视“人文教育”。另外，郝红梅在其《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调查与研究》的论文中也指出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较集中于经贸方面，其他方面课程则普遍较受“冷落”；学生的选课普遍偏重教育类和经贸类课程。英语专业四年的专业课程总学时比《大纲》最低要求普遍少100～300学时，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学时则与《大纲》要求相去甚远。
语言本身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但我国外语尤其英语专业教育严重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而忽视人文性。究其原因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功利主义成为教育的指导原则，实用性、应用性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哲学的主流。以此功利主义哲学为主导必然导致教育的偏差，如李林等人从通识教育视角审视英语专业建设的现状，指出现在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上就是将技能训练放在首要地位，各类文学和文化类课程被太幅度削减，课时大幅度压缩。结果导致外语专业的毕业生人文基础薄弱。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学生缺乏深度思考和独立判断，与通识教育的目标――培养“完整的人”“健全的人”和“自由社会中的健全公民”相去甚远，所以英语专业改革的重点是迫切需要通识教育的融入。
四、通识教育对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启示
1 达成外语专业人文性的共识。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教育思想认为学生接受教育是为了他(她)个人的发展需要，学生的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无论在国内还是西方国家，人文主义教育都是高等教育之本。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人文主义体现在大学理想上。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强调文法、古典文学和哲学等传统人文课程，认
为这些课程应为训练智力服务。鉴于此，在当代西方的很多大学(包括理工科大学)里除了重视专业教育之外，还强调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课程里，文学、艺术等是其中必修课程。语言具有人文性，正如胡文仲所言，语言是一种文化代码，学习一门外语就意味着学习它所构筑的一整套文化视界，获得一种新的对世界的看法。美籍华裔教育专家高燕定在观察研究美国教育二十余年之后指出，在美国的大学，外语专业的学习不仅仅关注语言本身如词汇、语法和文章结构、翻译等，而是把语言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该国的文化、文学、艺术、政治、历史、宗教、社会和经济等。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外语教育，其培养目的更重要的是人文知识的传承与人文素养的提高。
现在关于英语专业学科定位也有很多讨论，如虞建华在《谈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两个走向”问题――兼及英美文学教学》中就指出，不同院校英语专业层次不同，师资力量发展不平衡，有的将自己定位为“应用英语专业”，有的定位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定位，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即任何英语专业都绝不能受语言工具论及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忽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语言技能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必须兼具，当然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专业定位有相对的专业侧重，如“应用英语专业”可以以语言应用为导向，主要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则可以凸显外语优势的人文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2 完善课程设置。鉴于英语专业要注重人文性的共识，对待现行课程设置不合理之处就要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是《大纲》建议的英语专业技能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三类课程在总学时分配的比例(67％、15％和18％)应重新调整，尤其是专业技能和英语专业课程比例差距太大，在不增加现有总课时的前提下，降低技能课课时而提高英语专业课程的比例势在必行。
另外是课程设置的阶段问题。目前《大纲》建议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周学时是14～15，但专业课程只有在二年级才开始开设，而且两个学期各仅有每周2学时，专业课程到三四年级才增加，到四年级达到最多，两个学期为每周6学时。但具体实施起来专业课程学时很难保证，近年来受考研和就业等因素的影响。从大四上学期开始很多学生就难以踏实学习，很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大四下学期就不安排课程，把整个学期都留给实践环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所以前面郝红梅文提到英语专业四年的专业课程总学时比《大纲》最低要求普遍少100～300学时，被挤压掉的往往就是高年级阶段的专业课时。鉴于此，笔者认为，专业知识基础课程从大一入学的第一学期就应该开设，如《大纲》所列的“西方文化入门”就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北外从1980年开始开设，设置在二年级，每周2学时，开设一年。但这样一门专业基础课的现状是，在很多院校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就从没有开设过，这种忽视专业知识课程的现状亟待解决。
3 摸索通识教育课程和英语专业课程的融合模式。随着通识教育在我国高校的开展，英语专业领域也在摸索英语专业和通识教育的融合模式，比如王正胜等人撰文强调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要改革原有《大纲》三大类课程分法，提出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开设通识教育类和实践实习类的五大类课程分法。笔者认为在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还处于摸索阶段的当下，英语专业和通识教育的融合亦可灵活应变，无须把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进行对立。如前文建议对所有专业开设的两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对英语专业而言这两门课程在《大纲》中均已有体现。和中国文明相关的“中国文化概论”属于相关专业知识类课程，而和外国文明相关的“西方文化入门”属于专业知识类课程，可见通识教育和英语专业教育并不对立，二者是相通的。具体实施方面也可因校而异，在通识教育开展好的综合性大学，以上两门课程英语专业的学生可以和文史哲类的其他文科专业学生以通识类课程在一、二年级同修，而对于没有大力开展通识教育院校的英语专业来说，这两门课一定要在专业课程体系里在一、二年级尽早作为专业基础课来开设。具体模式上应摒弃概论式的教学方法，鼓励经典研读、小班讨论和论文撰写，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训练英语专业学生长期以来欠缺的批判性思维。
我们必须要强调经典阅读的重要性。以英美文学课为例，现在很多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非常有限的“英美文学”的课时内接触的只是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这样蜻蜓点水式的学习，不要说文学课上。就是四年之内文学原著的阅读也极其有限，这和吴宓先生所说的“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是大相径庭的。
除了以上核心课程的要求之外，英语专业其他人文素质选修课的数量也要相应增加，比如开设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国际关系史、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中西文明鉴赏与比较等。但要注意一定要掌握度，课程的增加不要盲目，要根据各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和师资力量量力而行。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技能课和专业知识课也并非对立，完全可以将二者融合起来。所以胡文仲等在谈到英语专业加强人文教育时提出要提倡技能课程知识化、知识课程技能化，不能依靠简单增加课时的方法来实现人文通识教育的目标，而是通过全面整合人文教育与英语教育来构建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真正意义上的英语语言文学学科。
五、结语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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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
我是67届初中生，虽然经历了，但是由于父亲受到冲击，性格柔弱的我并未加入到文化革命的冲冲杀杀中，我甚至没有参加过串联，我属于家里的乖孩子、学校的好学生，当社会上文化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时，我却忙碌于大家庭的家务，买菜、做饭、带弟妹。当上山下乡的号角吹响后，我却依然无动于衷，直到1970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故乡上海，奔赴江西省靖安县高湖公社西头大队插队务农。在农村的六年间，我下田插秧、上山伐木、下水撑排，并曾到大队小学担任民办教师，还被派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我劳动积极表现突出，1975年我被推荐到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担任中文系的写作课程。1984年，我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曾华鹏、李关元先生，1987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任教，1991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我在职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王铁仙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期间成绩突出，199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在职破格两年就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
回溯我的求学历程，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奠定了我中文专业的基础，写作课程的教学培养了我对于文学写作的热情、对于文学范文分析的技能。硕士学习期间，曾华鹏先生的谨严扎实、李关元先生的洒脱机敏，给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曾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条分缕析、对于作家研究的深入肯綮，李先生对于文学研究的新颖见解、对于文学资料的如数家珍等，都深深地影响了我。王铁仙教授是瞿秋白的外甥，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人性内涵和审美观照，他的谦和稳重、朴实勤奋，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以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乡土文学的基本主题、乡土特色、悲剧风格，毕业后我继续在该领域中拓展与深入，199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该著有鲁迅的乡土世界、乡土作家创作论、鲁迅身边的乡土作家、鲁迅著作的崇尚者、乡土文学综论、历史与现实之间六章。导师曾华鹏、李关元先生认为“这是一部扎实、丰富、富有新意的书稿”。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指出：“总之，剑龙的《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是一部见解独到、论证严谨的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踏实认真的学术态度、深刻深入的学术思维、扎实严谨的学术功底等，都可以在此著中见一斑。”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现“五四”前后有诸多作家与基督教有关联，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诸如牧师、教徒、教堂等内容，基督教的牺牲、宽恕、拯赎等观念也呈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最初我有以此内容为题做学位论文的想法，却被导师否定了。硕士毕业后，我仍然就该论题搜集资料、阅读作品，并采取作家论的方式，对于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徐訏等展开研究，后来就成为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为题于199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思和先生在序言中指出：“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似乎暗示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所变化。”“……剑龙先生显然是抓住了当代文学的信息，在《两刃之剑》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探索，换句话说，他仍然在填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应该说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风格，以作家论作品论构成了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格局，以对于作品文本的细致阅读，对于作家本身的深入考察，将作家作品放到历史背景时代氛围中进行研究，在文学史发展的格局中评价作家作品的长与短，在探究作家的成就、作品的价值时，注重对于审美形式文学风格的分析，这基本延续了曾华鹏、李关元、王铁仙先生的研究传统。
二
20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涉足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我研究汪曾祺、何立伟、查建英、池莉、席慕容、周梅森、王晓玉、李晓、赵玫等作家的创作，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嬗变。20世纪末，朋友策划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丛书，包括贾平凹论、张承志论、张炜论、梁晓声论、余华论、刘震云论、实论等十本，我撰写的是《现实悲歌：谈歌、何申等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我细致研读了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等作家的创作，从创作取向、形象塑造、叙事方式、写实手法、语言特色、审美风格等十章展开研究，该著的大部分章节先期以论文形式发表，引起学界关注，该著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成为首次全面研究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著作。1997年，导师王铁仙先生策划撰写《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一著，以改革开放后20年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参与者为王铁仙、杨剑龙、方克强、马以鑫、刘挺生，我接受了90年代的文学研究，我从仔细阅读文本开始，系统研究了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其中的有些章节先期在刊物发表，该著200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我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立意于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研究上海文学百年发展的历史。
2003年我被邀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给博士生、硕士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选修课，有30余位学生选修该课程。在香港中文大学期间，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邀请我做一场公开学术报告，要求不讲文学，思考再三我便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题，进行紧张的准备，邀请方请了中国神学研究院副院长、神学教授余达心评点，这让我有了压力和动力，在撰写讲稿的三个多星期的过程中，有时是半夜想到问题就起床写。我的公开报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5万字的报告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一个角度的回溯与思考》为题，200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2005年经申请，我获得了第2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选修课期间，我要求学生以写论文作为课程考试，我给学生出了几十个题目，我将学生的课程作业编辑为《文学的绿洲——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一著，2006年由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出版。
2004年3月，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顺利结项，该成果以《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为题，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该著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百年的上海文学。
2006年，我将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编辑为25万字的《文学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著，编辑为创作论析、作品赏析、作家观照、研究回眸四辑。在该著的后记中，我写道： “回眸学术道路上的二十五载，我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态度与研究风格。在学术研究中我首先注重对于文学作品的认真研读，注重自己对于作品的真切感受与感悟，注重阅读中的第一感觉，这往往成为我了解与把握作品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基础。努力将文学作品、作家创作置于作家创作轨迹中予以评说，将作家的创作置于文学史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这就使文学批评与研究具有了文学史的视阈与眼光。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对于研究方法理论的了解中，在对于不同研究方法操作程序的把握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展开恰如其分的探究，努力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力图避免人云亦云。在关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论题与视阈，企图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不为了刻意创新而意在笔先，努力论从史出水到渠成，不为一鸣惊人而故作惊人之语，努力追求客观平实深刻严谨。”
三
2004年由我领衔申请，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便将许多精力转移到都市文化研究方面，策划基地每年两个重大项目，每年主办国际会议，2005年为了筹备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会议，我去美国纽约大学任访问教授，在美国期间旁听课程、走访学者、了解纽约文化，对于拓展视野筹备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地成立以后，我们先后主办了上海与首尔、上海与东京、上海与纽约、上海与巴黎、上海与温哥华、上海与博茨瓦纳等双城文化国际会议，加强了与世界各城市学者的交往，开拓了城市文化研究的视野。
在我的城市文化研究中，大致涉及如下几方面：
1.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重大问题展开及时深入研究
《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条件与问题》是党的“十七大”前参与专题调研的成果，指出文化计划的问题和举措：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的观念；重城市文化轻乡村文化的偏差；重西方文化轻民族文化的偏颇；重大众文化轻精英文化的偏至。《改变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孤岛”状态》指出城市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粗俗化孤岛化的状态，提出改变这种状态的思路。《城市建设，走出审美误区》提出城市建设中审美误区：以欧化为美的审美追求，缺乏注重民族化个性化的见识；以楼高为好的建筑布局，缺乏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以破旧立新的建设思路，缺乏文物保护修旧如旧的意识；以求现代化的建设观念，缺乏保持生态平衡的前瞻意识。《走出社区文化建设的误区》、《警惕中国社会的过度城市化倾向》、《关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危机》等，都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
2.对于中国当代城市文化问题展开敏锐深刻的批评
《荧屏选秀的文化分析》认为荧屏选秀是大众化娱乐性节目，存在着一些值得警惕与改进的方面。《电视娱乐不应成为“愚乐”》批评诸多低俗的电视节目，不仅使荧屏充满了不健康的低俗趣味，而且形成了降低文化品位迎合观众的导向。《电影的拍摄与文明的偏颇》认为以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危害为代价，拍摄出一部部并不“伟大”的艺术作品，这无疑呈现出文明的某种偏颇。《中国电影大片忧思录》批评中国大片奢华的形式下掩盖不了空洞的内容。《文化消费语境中的文学评奖》指出目前文学评奖的问题，认为商品化的逻辑影响了文学奖项的设立与评选。《让少儿读物远离诲淫诲盗》指出必须加大查禁不良出版物的力度，查找其源头，严厉惩治不法出版商。《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弊端之反省》指出人文科学研究中理论的侏儒现象、立场的暧昧姿态、视野的狭窄状态等弊端。《学者与伪学者》批评有些学者当了领导后，借权势与地位，网罗人才，申报研究项目，撰文写书，即在学术界的名声雀起。
3.对于中国城市建设中问题提出策略性的建议
《另一种“希望工程”——关于促进农民工文化教育的思考》将促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看成是另一种“希望工程”，提出促进农民工文化教育应该做到几方面的结合。《全球化背景中上海文化产业的现状与思考》认为与纽约、伦敦、柏林这些世界性国际大都市比较，上海的文化产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全球化背景中的海派文化发展之前瞻》提出促进海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几方面。《拓展海派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几个因素》提出应该注重营造宽容创新的文化生态；创造动态的有意文化传播；建构文明多元的市民文化。《推进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之我见》提出：一、构建更开放便捷的文化交流氛围；二、打造具有国际性水平的文化精品；三、凝聚高层次文化交流国际性人才；四、提高国际文化交流的水平与品位。
我将2004年至2007年文化研究的成果编辑为30万字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2008年9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最近，我又将自2008年至2011年文化研究的成果编辑为30万字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2013年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分为上海文化、文化形象、传媒文化、文化教育、世博文化五辑，论集中的文章有的是应政府有关方面决策咨询而撰写的，如《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奉贤“贤文化”建设与发展纲要》、《上海世博会园区场馆后续利用问题的思考》等，《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一文还获得了第七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论集中有的是因2010年上海世博会而撰写的，为上海世博会我们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主办“世博会与都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世博会与都市乡村建设论坛”、“世博会与市民文化素质研讨会”等，我参与了世博会主题论坛“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传承”的策划研究，主编整理了77万字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论坛文集公众论坛（上）（下）》，本论集中世博文化一辑中的论文大多是因有关世博会的学术活动而撰写的。传媒文化一辑中的论文，《论推进文化的发展与大众传媒的导向》是因当下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而撰，《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是应文汇报约稿谈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而撰，文化形象、文化教育两辑中的文章，有的是由社会问题有感而发，有的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独到见解，《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一文发表后为《新华文摘》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
四
2008年后，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主编了《都市上海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嬗变》一著，2012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我出版的其他学术著作大致分为如下几方面：
1.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的震撼与心灵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收入对改革开放至1988年文学的研究成果。《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收入对1989年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我主编的《论陈赞一的文学世界》一著，香港陈赞一修会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是对香港作家陈赞一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专著，分别从诗歌、小说、散文角度展开研究。30万字的《历史与现实病症的互照》一著，201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我2008年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分为文学思潮论、作家论、小说论、散文、剧作论、批评论、新中国文学论六辑。我主编的《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现象》，2012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是我与我的研究生合作的成果，分别研究了新世纪初的生态小说、“80后”小说、网络文学、戏仿文学、官场文学、传记文学。
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一著，获得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20辑的资助，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出版，该著研究了论语派小品创作热潮的兴盛、小品文创作论、幽默风格论、闲适笔调论、论语派与东西方文化、林语堂的小品文创作、论语派其他作家论、《论语》的编辑理念与实践等，我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撰写。20万字的《乡土与悖论——鲁迅研究新视阈》2010年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收入了有关鲁迅研究的成果，分为鲁迅研究新视阈、走进鲁迅的世界、鲁迅研究之研究、鲁迅的过去时与现代时四辑。我主编的《老舍与都市文化》一著，是由我主持的同名学术会议的成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收入会议论文31篇，老舍的儿子舒乙、女儿舒济也有论文收入。由我主编的《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著，2012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该著立意于探究上海文学对于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分别研究了文化中心的形成与上海文学的发展、上海文学翻译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出版业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现代派与20世纪中国文学、鸳鸯蝴蝶派与20世纪通俗文学、上海文学论争与20世纪文学思潮、上海戏剧运动与20世纪话剧发展、上海左翼运动与中国文学左倾思潮、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上海唯美思潮与20世纪中国唯美主义文学。
3.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10月11日，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了“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有全国30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移民作家施玮、融融两位特地从美国赶来与会。我将会议论文编辑为《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一著， 2009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一著，获得了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24辑资助，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上编为文学思潮研究，包括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陈独秀的宗教观与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真理社、生命社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非基督教思潮和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等。下编为作家创作论，包括教会学校文化教育与中国现代作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人道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论基督教文化与冰心、许地山小说的叙事模式等。
2013年将出版的著作《耕耘与收获：杨剑龙现代文学论集》，收入了我2006年出版的《文学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后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阅读与品味：杨剑龙当代文学论集》收入了我《历史与现实病症的互照》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书山学海长短录：杨剑龙学术书评集》选编了我关于学术著作的书评25万字。《坐而论道：当代文化文学对话录》一著收入了我与海内外学者、研究生学术对话30余万字。
五
回眸自己30多年的学术生涯，回顾我30多年走过蹒跚的足迹。
倘若从我198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我的学术生涯已有30多年了。从18岁离开故乡上海插队江西务农，到读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我总以务农生涯的体验和感悟从事学术研究：脚踏实地、勤奋劳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开拓学术自留地精耕细作，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一。学术研究必须寻找到自己独特的领域，才能有创见有发现，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从对于中国20年代乡土文学的研究，到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到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到研究都市文化，等等，都在这些自留地里精耕细作，有了一定的成果与影响。
不弃涓涓溪流拓宽学术滋养，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二。学术研究应该有开阔的视阈、扎实的理论功底，这必须应放宽眼界，学习与自己研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才能使自己的栽种与耕耘之物茁壮生长。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学习研究文艺学的诸多理论与方法，学习民俗学、心理学、文化学、宗教学等诸多理论，从而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阈与建构具有创新色彩的研究视野。
与时俱进清醒的学术意识，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三。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仅理论与研究方法应该与时俱进，论题的选择也应该如此，这必须有清醒的学术意识，在对于研究现状、有关资料的把握中，寻觅论题、寻找角度展开研究，清楚哪些论题有价值、哪些领域值得探究，在论从史出、深入肯綮的研究中，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过程中，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总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清醒的批判精神，对于有碍于社会发展人文建设的现象，应该予以研究分析、予以批评驳斥。我总认为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自觉的咨询责任，对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一些问题，提出有益的有建设性的见解与看法。“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
我没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雄才大略，我没有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满腹经纶，我只是如一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一样，在学术园地里勤奋耕耘努力劳作，以无愧于自己的人生与辉煌的时代。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商会研究，主题突破，时间空间突破，理论突破
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确立于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主要商埠均建立了商会组织，形成了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商会网络，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商会已经存在了约半个世纪。1949年后商会被改组为“中华工商联合会”，近代商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商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传统中国融人世界体系的历史风貌。因此对近代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外的研究早于国内。在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在华日本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商会的活动进行考察，之后，根岸佶和小岛淑男研究辛亥革命和商人的论文涉及到商会，而曾田三郎和仓桥正直的论文则直接以商会为题目①。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也以上海商会为例②。美国的John S Burgess、利维(Marion J Levy，Jr．)张鹏、桑福德、柯布尔(Coble Parks)的论文，或与区域经济和商帮有关，或与商会有关③。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的博士论文虽以《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为题，但却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商会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上海商
会和广州商会为举证对象④。但总的说来，国外对中国商会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只是零星的，始终未形成潮流，也未引起学者的充分注意。直到1982年，章开沅先生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首次向海外介绍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随即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兴趣⑤，此后研究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学者才逐渐增多，遍及日本、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也许过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商会被看作是旧社会资产阶级和买办的组织，对商会的研究少有人问津。80年代，随着我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近代商会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专题，90年代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会的作用被重新认识，出现近代商会研究的热潮，产生了一批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商会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商会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是因为近十年来商会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进展，这些突破和进展不仅使商会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甚至对打破西方中心论，创立中国本位的史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而以往有关中国商会史研究的评述文章，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专门对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突破和进展进行认真的梳理，以便能够更充分地发掘和利用现有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为探讨建立中国本位史学发展的新路径提供具有实证意义的范例。
国内近代商会研究的学术史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商会研究的初起阶段，90年代初到迄今为止的最近十年为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商会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学术基础。本文将从主题、时间与空间、理论三个方面介绍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
一、商会史研究的主题突破
说到国内学界对商会研究的开端，章开沅先生功不可没。1964年春章开沅、邵循正等学者为筹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调查项目，到达天津，看到了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该项调查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章开沅和邵循正先生已经注意到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独特的、典型的组织形式，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⑦，以后他们开始思考和倡导从社会集团的视角研究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1978年，在一次《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会议上，章开沅先生针对以往资产阶级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的倾向，强调资产阶级群体研究，认为商会、会馆、行帮、公所都应列入研究范围⑧。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独特领域就这样被开拓出来了。
由于商会研究的最初目标只是作为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沿着这一思路，近代商会的研究进入实质性阶段，研究的主题就是考察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产生累累硕果，有助于我们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更多的认识。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主题的局限性日益凸现出来，表现为在内容的取材上，研究者多注意商会的革命活动，或是与革命活动有关的政治活动，在研究的视角上，多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去解释商会的种种行为，因而给出的结论多限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是否有促进作用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上。革命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妥协性，这样的思维定势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因此我们看到早期商会的研究，多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政洽?的题材多于经济性的题材。徐鼎新和马敏、朱英对上海商会和苏州商会的研究都受这一主题的制约⑨。
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商会研究的主题从阶级斗争、反帝斗争的主线向社会发展的主线转变，在研究的价值判断上，从一味地以阶级性、革命性和民族性为评判标准，转向评判其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在研究的内容结构方面，从以研究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转向兼顾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并分析其现代性、科学性、合理性和世界性。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题，是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一个创新。虞和平在这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尝试，他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一次把商会研究的主题从探讨商会的革命性，转变为探讨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商会的政治表现不再是关注的唯一焦点，与早期现代化有关的商会的法律地位、商会的独立性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虞和平认为政府与商会存在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一方面，商会既然是法人组织，其职能、作用都是法律赋予的，其行为也是由法律规范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商会总是谋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商会的行为经常超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而另一方面，政府也总是想利用商会、控制商会，以便达到增加税收等一些实际目的，因此政府对商会的控制也经常超越法律的范围，这种对立导致政府对商会的超法控制，商会对政府超法的反控制。商会的种种行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⑩。
有学者注意到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与冲突的利益基础，张志东提出了“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来修正虞和平的“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使不同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不同表现更易理解，在此基础上，张志东还注意到，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表现，以天津和上海商会为例，似乎地理上与政治中心的距离的远近，同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具有某种相关，北洋时期，政治中心在北京，上海商会比天津商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天津商会则受到北洋政府的较大控制，少有作为，时期则刚好相反，因此他提出了商会与国家统治中枢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商会自主性及其政治能量的相关程度问题⑾。
此后，商会与中国现代化成为商会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商会与民间对外经济交往⑿、商会与城市发展⒀、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⒁、商会与近代商业教育⒂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问题。
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二个创新，是商会与商人。商会史研究早期，研究者均把商会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角度，提出清末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进入了基本自为的阶段。但是当研究者仔细考察商会的起源时，就会看到商会与会馆、公所、行会、商帮等商人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其把商会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不如把商会看作是商人的组织更合乎历史的真实。对商会组织的根本性质的认识转变，直接导致商会研究主题的另一个突破，既然商会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扩展为商人的组织，那么商人在这个组织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商人如何利用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商会研究的主题，逐渐变为商会与商人。商会与商人是研究主题的一个全新突破，在这个新的主题下，商会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的对象由资产阶级变为商人，因此商人的利益、商人的经济活动、商人政治活动背后的经济理性⒃、商会与商人的其他团体⒄、商会与商人的网络⒅等等，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一来商会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研究的内容愈加丰富和深化。
商会研究主题的第三个突破是探讨近代商会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变迁。以往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主题下研究的商会的政治活动，近十年来却在商人与社会政治的主题下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学者们更多地从社会政治变迁的角度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等老问题进行了新探索，强调具体时间和空间的特异性，改变了过去以一时一地的研究进行总体论概括的倾向。如朱英分别考察了五四时期的上海总商会和天津总商会，指出这两个商会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反映上海商会和天津商会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⒆。冯筱才试图从更深层次解释商会的政治参与，他根据以往学者笔下的商会对革命的态度的论述，建立了一个“依附——离异——回归”的动态变化模型，来说明商会对待革命的态度并非是始终如一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商会有时依附于革命、投身于革命，有时却又远离革命、背离革命，并把这种模型称为“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即把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沟通的媒介等商会从事的事业，称之为常态；而将商会短暂的政治参与，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划人变态范围。变态的行为多由时势所推动，之后商会大多回归于本位⒇。为什么商会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反复?冯筱才又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框架，认为商人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的，正常的秩序是产权不受波动的保障。他以浙江地区为考察对象，指出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只是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而采取自救举动，这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他怀疑中国近世商人是否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是否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21]。冯筱才的研究从商会扩展到商人，其视角已经发生转化，即不再把商会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看成商人的组织，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化，对商会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者对商会研究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商会与社会经济方面，涌现出不少成果。姚会元对上海商会在近代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上海商会齐心协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如抵制了外国银行缩短庄票流通期限的企图，向外商银行借贷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积极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北洋政府“停兑”命令，照常办理兑付业务等等，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22]。赵洪宝也对同一时期天津商会在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认为天津商会面对金融危机的举措，诸如禁止外地铜元人津，减轻津地铜元充斥的压力，杜绝私铸私贩，摒弃劣质通货，查拿外洋商人私运铜元等，也确实起到了缓解金融危机的作用[23]。有学者把商会看作是近代市场的经济组织，探讨商会作为经济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继丁长清提出近代商会是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的观点之后[24]，宋美云又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了天津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组织，其一系列经济行为包括：制止跌价竞争行为，禁止买空卖空行为，监督并制止商人的违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调节商人诉讼纠纷，平息缓解金融风潮等，说明北洋时期的天津商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中观调控中枢[25]。
参考文献：
①根岸佶：《支那キルドの研究》，东京斯文书院，1932年；又《上海のダキルド》，东京日本评论社，1951年；《中国のキルド》1953年；《支那商人团体制度》，《支那》11卷1号；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期の士绅：商人阶级い运动》，《东洋史汇编》6期，1960年8月；《辛亥革命におけるい商绅层》，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の社会构造：辛亥革命史の位置》，东京汲古书院，1973年；曾田三郎：《商会の设立》，《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清末の商会い中国のブルツヨフツ》《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Marie-Claire Bergère：TheRole of Bourgeoisie, in Mary C. Wright ed. ,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③转引自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Burgess John S．，The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Cumbia Univesity Press,1928; Marion J Levy,Jr. and Shih Kuo - heng, The Rise of the Modem Business Class , New York:I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 Edward J. M. Rhoads, Mer- 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 1885—1911, in Mark Elvin & G. William Skinner ed. , The Chinese City Be- tween Two Worlds; Shirley S. Garrett ,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YMCA, Ibid; Chang peng,The Dis- tribution and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Provincial Mer- chants Groups in China, 1842—1911, Ph.D. disserta- 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8 ; Sanford, James C, Chi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in Shanghai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 Havard University ,1976; Coble, Parks M. , Jr. ,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Nationalist Govermment, 1927- 1937, Cambridge Mass. :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
⑤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⑥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有关或涉及商会史研究的评论性文章有10篇：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84年2期；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6期；赵洪宝：《近几年来大陆学者关午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16期；虞和平：《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4期，《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06，《中国近代史研究50年》，《文史哲》1999年第6期，《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现代化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创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湖北十堰，2000年；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26期；胡其瑞撰《中国近代商人研究之回顾——一台海两岸之论著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北)32期；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朱英：《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这些文章有的着重于观点的介绍，有的注重方法论的批评，对商会研究的突破和进展强调不够。
⑦章开沅：《序》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⑧《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⑩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⑾张志东：《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角度、摸式与问题的再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6期。
⑿虞和平：《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06。
⒀宋美云：《20世纪初天津商会对外交往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⒁张琴：《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江海学刊》1996年3月。
⒂赵洪宝：《清末商会兴商学活动述论》，《历史档案》1997年01月。
⒃冯筱才：《近世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的杭州总商会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⒄胡光明：《论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⒅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胡光明：《论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与近代中国资本家的成长》；徐鼎新：《近代上海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以上均为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⒆朱英：《期间的天津总商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11月；《上海总商会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月；《冲平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⒇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1]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11月。
[22]姚会元：《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3]赵洪宝：《清末铜元危机与天津商会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月。
[24]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25]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二、商会研究的时间与空间的突破
90年代之前，商会研究的时间仅限于清末民初的二十世纪最初的20年，一般不超过1928年，90年代中期以后，商会研究的时间扩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1949—1950年。如徐鼎新研究了上海商会近50年的发展历史，试图说明中国近代商会在存世的48年中兴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26]。林纯业研究了沦陷时期(1937—1945年)的天津商会，指出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商会组织的直接控制，对天津青岛等华北重要商埠委派日本顾问官，而天津商会的会长及其核心决策层，也由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人物把持，他们抛弃数十年来的立会宗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背弃民族立场和广大商民的利益，沦为日本统治华北市场、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推进法西斯政令和巩固殖民统治的工具[27]。
胡光明则着力分析了新旧社会交替的震荡时期(1945—1949年)，特别是新旧两大社会势力关乎于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时期，天津商会与工业会的构成，政治、经济行为及社会后果，从而判定这一时期商会与工业会的性质和特点。他认为，从这一时期政权颁布的232个重要政令法规看，95％以上的法规政令都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聚敛社会财富并巩固其专制统治为目标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商会、工业协会、工业会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采取了同政权配合、屈从的态度，经过整顿和改组，清除汉奸成分的天津商会，虽然力图有所作为，但当已崛起的工业企业家群体脱离商会而自立为工业协会和工业会后，天津商会因自身经济实力薄弱，且与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天津商会的组织构成、经费支撑和社会地位与影响，已今非昔比，商会在组织上孤立无援，其行为更加听命于政权。尽管为了维护商民的利益，商会对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某些抗争，但也难于改变其衰亡的历史进程[28]。
任云兰则认为抗战胜利后(1945—1949年)，促进工业化的呼声甚高，工商分流已成大势所趋，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工业界成员脱离商会，成立独立的工业团体组织。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包括：全国工业协会天津区分会、河北平津工业协会、天津市工业会。1947年10月《工业会法》的出台，为工业团体的创建提供了法律依据，1948年，天津市工业会成立，商会因此会员减少，权力消减，会费收入面临困难，商会不得不改组，另谋出路。这些独立团体的领导层较之商会的领导层，有较多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有更多的来自南方的企业界人士，较之旧式商会有一种趋新的特征，他们能适应中国工业化趋势，将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以团体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发挥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开路先锋。因而比同期的天津商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活力[29]。
80年代国内商会研究已经形成了上海、武汉、天津、北京四个研究中心，分别以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为研究对象。90年代中期以后，其他省市的商会也逐渐成为考察对象，如四川商会[30]、北京商会[31]、杭州商会[32]、贵阳商会[33]、无锡商会[34]。一些县级小城镇商会的研究也开始出现，顾林(Grove Linda)研究了高阳商会，其他的研究还有吴城商会[35]、汕头商会[36]等。此间海外华商商会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袁丁研究了泰国华商商会[37]，刘宏研究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38]，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商商会[39]。与此相适应，研究的中心地由过去的四个大城市扩散到全国内地乃至香港、新加坡等地。
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商会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备受各地学者关注。汤可可、蒋伟新通过考察无锡商会的成员构成，认为无锡商会中工商资本家占了相当比重，在商会中居于领导地位，他们通过商会抵制经济侵略、推广国货、组织工业产品，参加西湖博览会，维护和争取工商企业的权益，对近代无锡工商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40]。
席萍安认为，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四川商会组织成员将资金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投资新式企业，有造纸公司、火柴公司、川瓷公司、电灯公司，罐业公司、砖瓦公司、织布公司、电镀厂、玻璃厂、机器工厂等，使得初步发展的四川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相对扩大，对于近代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初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41]。丁隆昌对武汉商会的研究说明武汉商会在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具有独到之处，设立提倡国货的专门机构——国货专门委员会[42]。
顾林对高阳商会的研究具有开创性，高阳商会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商会，但商会领导和成员致力于发展当地传统纺织业，为高阳土布争取特惠税，进行产品考评，举办商业学堂，不仅起到了行业联合会的作用，而且创立了农村工业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工业化和救国活动中占据了中心位置[43]。冯小红也对高阳商会与当地纺织业的互动进行了考察，成立于1906年的高阳商会，在洋布行销华北的冲击下，提倡纺织，研究改良土布，特别是在高阳土布的工艺上作了大胆的改进，引进了日产铁轮织布机，建立织布工厂，开办工艺研究所，参加展销会，使高阳织布业有一个质的飞跃，逐步把当地织布业引上了工业化和商品化的道路。高阳商会还特别注意商业人才的培养，创立商业夜校、初等商业学堂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校，为高阳织布业的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高阳商会堪称是众多县级商会中的佼佼者，它的活动，不仅对当地农村的近代化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44]。
胡光明指出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发生
的几次金融风潮中，天津商会和同业公会与外国银行团、领事团百般周旋，维护国家和商权，发挥了国家政权难以发挥的作用。史瀚波(美国威斯康新州立大学历史系)也考察了1916年中交银行停兑风潮平息过程，认为天津商会与临时金融维持会都是以人际信用为基础的组织，而当时天津金融市场纸币的流通是以非人际信用为基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金融风潮的平息未达到目标的根源。关文斌(美国辛辛提那大学历史系)则较全面地研究了1908年的天津洋货风潮的起因与平息过程，认为这是晚清官民合作的范例，从而可以理解晚清社会与国家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地区的差异性[45]。
这些研究内容的突破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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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徐鼎新：《关于近代上海商会兴衰的几点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
[27]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8]胡光明：《论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9]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30]席萍安：《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1]刘娟：《近代北京商会》，《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32]王勺：《民国贵阳商会沿革与同业公会之组织》，《贵州文史丛刊》。
[33]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淮学刊》1999年2期；蒋伟新、汤可可：《推挽结构：近代地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以无锡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34]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35]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1月。
[36]黄挺：《1933至1934年金融危机中的汕头市商会》，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
[37]袁丁：《清政府与泰国中华总商会》，《东南亚》2000年第二期。
[38]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9]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0]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淮学刊》1999年2期。
[41]席萍安：《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42]丁隆昌：《提倡国货运动的武汉商会》，《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2月。
[43]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4]冯小红：《试论高阳商会与高阳织布业》，《社会科学论坛》2001．06。
[45]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三、商会研究理论框架的突破
近十年来商会研究理论框架的突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这一阶段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其中现代化理论的应用可以说是商会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创新，把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其开拓者是虞和平。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们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会馆、公所、行会、商帮等传统的商人组织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行会、会馆、公所都是商人自发形成的组织，亦称为商入团体，一般而言，会馆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入团体，主要是外来商人在某地经商，为联络乡谊、相互支持而设，有较浓厚的地域乡土色彩。公所最初也是由会馆演变而来，是商人在经营地不分外来商人和本地商人，共同按行业重新组合的商人或手工业者的组织，又称同业公会或公所，它突出的是行业性，是以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人团体，公所后来又演变为几个相关的或重要行业的行会联合体，行会则是对会馆和公所的总称。中国近代的商会与行会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有的论者认为商会是现代性的商人组织，行会是传统的商人组织，因而从本质上二者是不相容的。
朱英将会馆、公所作为“前近代社团”，将商会作为“近代社团”，以示区别这两种组织是性质不同的工商团体，只是商会在起源上与行会有一种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46]。徐鼎新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从上海商会的历史看，上海商会的前身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会所具有的职能和作用基本上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职能作用相同，把行会当作传统的商人组织过于简单化了[47]，行会具有某些近代性，可以被商会包容。虞和平则认为商会与行会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商会的功能集中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行会的功能还有乡亲联谊和福利，商会与行会的结合是以二者具有同质性为基础的，行会具有潜在的适应性[48]，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基本功能上具有相同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两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49]。范金民进一步指出商会不仅不能取代行会，而且商会的许多职能是通过行会来实现的，行会与商会的关系是发展与进一步发展的关系[50]。吴慧也认为，商会的成员基础就是公所[51]。黄福才、李永乐则从另一方面指出商会与行会的相同点，即都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这也是它们共存的基础[52]。总之，现代化理论不仅极大地开阔了研究者思路，直接导致商会研究主题的转变，而且为研究者借鉴其他西方理论提供了范例。
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近代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这是商会研究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首先是朱英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他运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以近代商会为切人口，研究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private society)的成长或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出现，并出版了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朱英的研究是以掌握卷帙浩繁的商会档案为基础的，他首先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解释，难以直接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此他首先概括和抽象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把市民社会定义为“脱离国家直接控制、拥有独立自和民主契约规则的民间社会组织”。然后考察商会的各种活动是否表明商会具有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商会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经济、政治和司法。商会的经济活动，包括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创办报刊、维持市面；政治活动，包括抵制洋货与维护利权、参加立宪与辛亥革命运动、调和各派党争等；司法活动，包括受理商事诉讼，拟定商法等，对这些活动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些活动都具有独立性，这充分显现出商会这一新式商人社团所具备的市民社会特征。朱英的结论是：商会的诞生和发展证实了清末民初的中国不仅出现了市民社会的雏形，而且还有所扩充，商会不仅在组织结构等体制性方面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公共领域，而且从商会活动方面阐明了它作为商办民间社团，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时期发挥了国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53]，认为近代中国商会诞生后，其活动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商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初步形成的标志[54]。
此后商人与国家、商人与政府、商人与社会等与市民社会有关的问题，成为商会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商人社团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如黄汉民考察了上海机器国货工厂联合会[55]，胡光明考察了天津工业会[56]，任云兰对1946—1950年的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进行了研究[57]。王笛的研究似乎可以为朱英的研究提供佐证，他借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对商会及其他公共组织进行考察，认为二十世纪初，成都公共领域的扩张与国家同地方士绅的合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从商会的建立以及城仓的出现均可明显看出[58]。而张志东的研究则似乎提出了一个反证，他通过对天津商民协会个案的研究，认为天津商民协会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之间发挥了更好的桥梁作用。他指出，商民协会是兼具工商业社团和党务助理机构双重性质的组织，集中反映了欲在训政时期建立高度组织化、理想化的国家社团主义社会，从事民族国家建设的追求。但最终选择了改组商会、撤并商协。改组后的商会无法发挥替代商民协会的作用，城市基层居民失去了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因而限制了政权的社会基础[59]。
尽管对近代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也有学者对源自西方情景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否可以被用来研究中国情景的市民社会表示质疑[60]，但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现有的商会档案为从中国情景出发研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基础，有利于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的，“近代中国商会一经诞生，便极力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期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商会档案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但由于数量巨大且很零散，估计已被利用这不过20％—30％而已”[61]。而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又为商会研究拓宽了思路，二者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从商会研究人手，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有可能对现实与未来提供某些借鉴。
西方经济学被引入商会研究也是一种积极的理论突破。丁长清应用市场理论，从市场调控体系的角度，提出商会等工商社团是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62]。宋美云也从市场中介组织的角度考察了1912—1927年的天津商会，认为天津商会在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起到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作用[63]。
21世纪初，制度经济学方兴未艾，引发了学者对商会与经济制度关系的思考。赵洪宝指出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有多方面影响，表现为：各地商会查商情、编商事习惯、为政府制订工商政策提供信息参考；商会创立的学校、报纸，是政府工商政策宣传的一个重要园地；商会提出的工商政策、工商法规议案，对政府制订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商会是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政府工商政策实施情况的直接监督者[64]。如果说赵洪宝的研究还具有现象性的描述特征，张东刚的研究则具有本源性探索的特点，张东刚认为中国近代商会是在外来因素的作用和冲击下，移植国外商会制度而产生的，商会的性质就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组织，商会中的近代工商实业家是制度创新的最初需求主体，同时商会又在移植和创建新制度上是供给的主体，指出商会作为经济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主体，它既急需经济法规的保护，又参与了经济立法，在商会的参与下，《商会法》经过1914年、1915年和1929年的修订，较大程度地反映了商人的要求[65]。严建苗、刘伟峰认为近代商会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商会的存在降低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提供关于工商政策方面制度安排的成本[66]。冯筱才用产权经济学方法研究江浙地区商人，对商会的研究也很有启发，他认为商人对产权的关心是商人最根本的经济理性，商人的参与或远离社会政治的动机，都与商人产权的波动有关[67]。
滨下武志的网络理论传人我国后，网络理论和方法被用来研究商人网络，这是商会研究的又一个理论突破。胡光明、徐鼎新都尝试用网络理论研究近代商会[68]，宋美云以天津商会为个案[69]，研究了国内商会的网络体系。认为天津商会组织系统网络是由两个组织网络构成的，一是同业公会，称之为垂直组织网络，二是其他社会组织网络，称之为附属组织网络。天津商会的组织网络发挥的作用是：维护公平竞争，调节商人诉讼，缓解金融纠纷，影响政府决策。商会组织网络机制的构建无疑是商会组织间联络最行之有效的形式，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的互动联系为商会的发展创造了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也为天津的商业贸易经济，乃至北方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或潜在的成效。这是任何单独的组织或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天津商会通过这一网络机制与全国各地商会发生了互动，它们之间通过通讯、会谈、互访、出版报刊等方式，相互通报组织状况，互通商情信息，联合抵制关税，缓解金融危机，运筹粮食调配，维护商人权利，建立了天津商会与北方区域内商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突破地域环境的限制，建立与北京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联系，推动区域市场经济的增长，促进区域文化交汇，加强商人的共识。
在这方面海外学者从网络视角分析海外华商商会的成果尤其引人注意，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侨华商商会与中华华商总会的网络联系，他首先考察了国内商会网络向海外的推广和延伸，1915年正式注册的海外中华总商会有58所，这些商会大多建立在华商聚居的海外商埠，而这些商埠都和国内沿海各港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贸关系，是华商经济交易圈当中的主要联系点，因而形成了一个海外华商的商会网络，海外中华总商会在组织上被看作是国内商会的外延部分，在一些有关商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与国内商会相同的发言权。海外商会与国内商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华商联合(会)报》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报》。神户的中华总商会是由在神户的广东、福建、三江三个同乡帮联合组成的中华会馆演变而来，1909年5月正式成立。在日本的四个中华总商会中，神户华商总会的活动是最突出的，在建立与环太平洋地区各个华埠中华总商会、以及国内商会总商会的对等联系方面具有重要地位[70]。刘宏也考察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国内的商务往来，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网络的建立在维系亚洲区域内的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中的作用，指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具有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广泛的外部联系，是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组织，在华人转口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促使海外华商网络在20世纪逐渐走向成熟和制度化，并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刘宏的研究试图证明的是，海外华人的商会一经融人华商网络之中，并成为华商网络制度化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对商入网络的研究忽视制度化的商人网络的空白[71]。当然商会网络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商会组织的内部与外部网络运作等问题，商会中领袖人物的个体研究，各地商会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地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权势、个性、人际关系网络对商会有何影响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至今未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商会研究多方面的突破都具有创新意义，而在主题和理论上的突破对近代史研究更具有启发性。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这些突破性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有些方面的研究和探索目前还相当欠缺。如区域经济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是当今史学界的热点，但在商会研究中，尚未见到有人尝试用区域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商会，如各地商会地域性特征、商会与区域内资源结构和特点的关系，商会在区域内和区域外各地区资源互补和协调中的作用如何，商会网络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各地商会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还有，系统论中的结构与功能理论在90年代初即被马敏、朱英用来研究苏州商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但时至今日。学界对商会的组织结构和经济功能的研究仍显不足。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到目前为止，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商会的，还不多见。另外，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商会的开拓者是虞和平，但现代化理论后来被边缘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代替，这些理论是否可以用来研究近代商会?这些都是有待开拓的领域。
参考文献：
[46]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7]徐鼎新：《增进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两岸“对话”》第135页。
[48]虞和平：《西方影响与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的近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49]虞和平、王天根：《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
[50]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页。
[51]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52]黄福才、李永乐：《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3]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一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4]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一评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55]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56]胡光明：《论政权覆亡前天津商会与工业会》，《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57]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极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58]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9]唐力行、吴建华、张翔风：《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002年8月在上海召开)；张志东论文：《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下的制度选择：1928—1931年的政府、商会与商民协会、天津的个案研究》。
[60][美]韩格理：《中俄社会与经济》序，第10—11页。
[61]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评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月。
[62]丁长清：《近代商会一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63]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64]赵洪宝：《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影响》，《学术界》1994年第二期。
[65]张东刚：《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66]严建苗，刘伟峰：《近代中国商会的制度分析》，《商业研究》2002／08(下半月版)总第252期。
[67]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11月。
[68]胡光明：《论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与近代中国资本家的成长》；徐鼎新：《近代上海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以上均为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
[69]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宋美云：《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70]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底4期。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一
印第安纳州是美国中西部12州之一。在美国，每当提到“中西部”这个词，总是会有一些固定的标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首先是保守。中西部各州、包括印地安纳，一直是共和党的传统领地，在近年来历次总统大选中从来都毫无悬念地支持该党候选人，组成很坚定的“红州”阵营(选举中肯定投共和党票的州被称为红州，作为基地的各州则被称为蓝州)。其次，是各州鲜明的农业特色。以印地安纳为例，该州土地平整、肥沃，农业用地广阔，玉米是其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去年来校报到，是我父亲和姐夫开车从田纳西州来送我，进入印州，下了高速路，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车子竟然在玉米地里穿行。
博尔州立大学坐落在印州一个名叫曼西(Muncie)的城市。该市距州府印地安纳波利斯一个小时的车程，有人口近7万，就这个数字来讲，已经是印州第城市了。在上个世纪早期美国汽车工业的鼎盛时期，曼西和其他周边一些城市都设有福特、通用等公司的汽车部件生产厂。当初的小城欣欣向荣，更由于一篇发表于1929年、名为《中部城镇研究》(Middletown Studies)的社会学报告闻名全美。该研究即以曼西的发展作为案例。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曼西都一直享有“美国的故乡”(America's hometown)美称。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美国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逐渐转向海外，曼西失去了全部工厂，也由此导致这个城市不断走下坡路，至今经济状况仍不景气。
从知道这所学校开始，就一直很好奇它的名称：为什么叫Ball State？考究一番之后才弄清是怎么回事。Ball曾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曼西市一个最大的家族，经营玻璃制品，十分富有，但由于无法继续在印州获取烧制玻璃器皿所特需的矿产，该家族已于几十年前搬离曼西，前往科罗拉多，经营范围也不再仅限于玻璃产品。
博尔大学的前身是建于1899年的一所教师学院，后被博尔家族的兄弟买下，并于1918年捐献给印地安纳州政府，改现名，成为一所公立的高等教育学府。学校现有在校生18000人，使得曼西成为一个“大学城”。学校开设的专业全面，在全美比较有影响的是建筑学和一些与传媒相关的专业，工商管理领域的“企业家创业”教育在美国大学的同类专业里名列前茅。博尔大学曾培养出几位名人，在世界范围出名的是“加菲猫”的创作者吉姆・戴维斯(Jim Davis)，更为美国人所熟知的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学校也主要因为这两位名人校友而增色不少。
二
虽然本科在国内学的是英文，工作后用英文的机会也多，但初入美国的课堂，还是有些不习惯。开始的两个星期，一个很可笑的感觉是我可以听得懂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但这些话连在一起，我就有些糊涂了。后来想想可能主要是由于公共管理的专业知识对我来说很陌生的缘故。不过很快这段适应期就过去了。
接踵而至的就是大量的阅读和论文。文科和理科学习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文科无需动手实验，而阅读量却比理科大很多。第一个学期修了4门课，总是有读不完的书，很头疼。但后来发现，其实阅读并不只是国际学生的难题，也是让美国学生十分费力的事情。我们的差距在阅读的速度，而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更用功：用勤能补拙的办法，我还是能比大部分的美国同学多完成老师布置的阅读章节。
写论文是另外一项挑战。老师有的时候会布置一些比较具体的题目，而更多时候则是让学生在这门课讲授的范围之内随便选题。经过近一年的磨练，这两类论文已经都难不倒我：知道题目后，去图书馆查资料，包括期刊、学术著作，还有网上数据库里的学术论文，作出参考书目，之后列写作提纲，静下心研究找到的资料，然后就可以开始写了。
我从来都不是能等到最后的截止日期才把文章做好的人，总得提前几天，这样才好修改，心里也有底。所以这截止日期对我来说一般没有什么“威胁”作用。而对美国学生可就不是了。我绝大部分的美国同学从来都是要等到这个日期临近的前几天才正式开始写论文，在规定的“几点几分”前的几分钟把打印出来的文章交到系办公室。他们说只有这样才有动力干活。这也就是为什么图书馆总是在期中和期末考试前的两三个星期人满为患的原因。
对我来说，写作论文的过程是非常好的学习的过程。感觉这里老师课堂的教学只是提纲挈领的作用，更多的知识却是在准备论文，查找资料、自己思考的过程中获得的。因此，虽然写论文很辛苦，现在想来却也值得。
我的一点亲身经历告诉我美国是一个相信能力和实力的地方。这里的研究生课程都规定了一门叫“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的必修课．涉及一些数据统计知识，教给学生做学术研究的方法，通常被学生认为是相当难修的课程。我们的教授要求班上的同学自愿结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写一篇学期论文。我和一位韩国同学以及两位美国同学米切尔和查德因为都对国际关系的论题感兴趣，所以组成了一个小组。开始的时候，那两位美国学生对我们两个亚裔的组员不太以为然，可能担心我们两个母语非英语的人会给研究项目拖后腿吧(班上只有我们两个外国学生，恰巧还分到了同一个组)。
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和韩国同学积极找资料，主动承担具体的写作任务，还能提出有一定见地的论点，我能够感觉他们对待我们的冷漠在慢慢消除。很快到了期中考试，成绩虽然不公布，但米切尔还是问了我们的成绩。我和查德的成绩相同，大约是全班第二名。从此之后，若隐若现的“敌意”就彻底消除不见了。
我们4个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经常聚在一起学习，更多的时候是做自己拿手的菜，请其他人来分享，或者在周末去酒吧放松。在这一年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的友谊是我最宝贵的收获之一。
三
博尔大学的国际项目做得比较有声色。学校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近500名国际学生，其中有30多位中国内地的学生，还有不少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同学。我做助教工作的国际办公室对国际学生的照顾也很周到，不单定期组织各种有国际学生参加的文化交流讲座、国际周展示、晚餐，负责学生工作的黛比拉还十分耐心负责地定期给全部国际学生发电子邮件，通告近期的活动信息，如有学生卖车或家具，这样的广告也会集中到国际办公室，由她广而告之。6月中这里的天气突然变化，黛比拉专门
发邮件，告诉学生们可能有飓风，并详细解释如何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里的飓风预报；如遇到飓风，应如何躲避等等。国际学生如有事须与办公室工作人员面谈，只需提前预约，就可以见到从办公室主任到普通工作人员中的任何一人。
国际办公室还组织多种多样的到其他国家学习考察的项目，当然，这些活动基本都是针对美国本土学生开展的。办公室的伦敦中心和澳大利亚中心组织学生到这两个国家的有关大学学习一个学期，虽然费用不菲，但总能吸引不少美国学生。我所在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博尔大学合作开展招收美国大学毕业生赴中国教授英语的项目，也给很多对中国和亚洲感兴趣的美国学生提供了一个切身感受中国文化的机会，比较受欢迎。
四
很多美国朋友问我对美国社会以及美国人有何感想。在这个中西部小镇生活学习近一年，深刻的体验谈不上，简单的体会有一些。
首先，美国社会是一个整体构架比较完善、稳固的整体，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虽然改革措施不断，但基本属于微调，不是结构性的大动，而且在三权分立、联邦主义的框架下，立法、行政、司法，联邦与地方权力互相制约，比较好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其次，虽然美国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态度与物质生活水准仍在不少方面优于国内，我还是能感受到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大部分中年及老年的美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而年轻人则更愿意在30岁前享受自由的单身生活，不愿轻易谈婚论嫁。我的美国同学米切尔就因为男朋友几次谈及结婚，而几乎患上了婚姻恐惧症，最后两人以分手告终。这些与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在家庭道德观念上发生的转变和现状倒是很相似。
有一点不同之处我觉得很值得国内的年轻人学习。这里的美国青年对自己的未来一般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设计。在进入政治系学习前，查德就打算好毕业去华盛顿的一个政府智囊团工作，而米切尔则是看好了一家公司，只是由于本科毕业生入门薪水太低，所以才来学一个硕士学位，以便有更好的起点。相比起来，国内的大学生可能对将来的计划就不是很明确了，或许还有不少学生到了毕业的时候仍在为选择怎样的道路而犹豫。这虽然与就业市场的压力有关，但也有自己举棋不定的原因。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同品味高尚，严谨得几近刻板的现代主义设计相比，后现代设计象挣脱了父母的孩子一样任意挥霍他们的年轻与灵动。叛逆的、游戏的，洋洋自得，甚至有些颓废和放荡的各种后现代主义风格如水银泻地般涌入我们的生活。
设计存在着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即为什么而设计？设计的功能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的时期形成了不同的设计面貌。
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资产阶级自由派趣味及习俗的反动，包括社会与艺术两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社会模式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那么这个新的世纪也同样需要一种新的形式来体现。现代主义设计讲究功能，以减少主义风格为特征，追求设计的高度民主化和设计的社会工程性，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探索；他们致力于一种非个人的、能够以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的，代表工业社会特征的新设计。到了60年代，由于美国在商业上的成功，以及欧洲现代城市的复兴，现代主义笔直的线条充斥了整个西方社会。
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夹杂着商品经济的洪流和战争的硝烟。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又危机四伏的年代。经济不断的发展，又被战争粗暴地中断，人们就生活在不断的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之中。。战争的残酷与暴虐极大地震惊了人们，使他们更加渴望在战后建立一个理想的和平年代和乌托邦社会。经历战火的一代人比任何以往都更加沉重，坚信自己肩负着重新建立一个新型、民主、富裕的社会，人人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充分的物质享受（战时的物质匮乏是每个人的亲身经历）的重任。当然，这种努力是通过一幢幢的建筑和一件件产品来实现的。
这一时期的探索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它带着革命的激情，这在荷兰风格派和俄国的构成主义运动探索上显得更加明显。包括包浩斯的探索成就，其对形式的贡献远远大于对工业化生产条件下的设计的探索。在这种激情澎湃的年代里，人们太少时间去思考生活，在革命冲动的感召下，迫不及待地用一种形式去叙述、概括甚至是定型人们的生活。现代主义是革命的、激进的，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追求一种无差别的至上主义，而达到一种理想状态的民主；这是一种通过形式上的民主达到思想上的民主的努力，如同很多人认为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师类似于传教士，现代主义的设计师也同样是社会的改良主义者。二战结束以后，设计的革命激情逐渐淡了下来，社会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逐步走向正轨，设计也开始进入更冷静，更现实，更有效的探索。人体工程学和系统设计理论是战后现代主义设计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这些设计探索赋予抽象形式以真正的功能。他们使工业社会忙碌终日的人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中更方便、更有效。这与讲究绩效的工业社会运转方式是相符的。
现代主义这种社会工程式的努力在战后经济逐步恢复中变得更加理性、现实和商业化。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致力于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设计探索，并发展出高效率、次序化极强的系统设计。美国则由于它极大的商业优势将减少主义的抽象风格变成一种国际流行的时尚，“优良设计”成为高品味生活的代名词。至此，现代主义变成了国际风格。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在战后的发展少了些许乌托邦色彩，而多了很多现实主义的探索和努力，系统设计为工业社会群体活动的场所提供了舒适与便利，人体工程学则让人们在行动时一举手一投足都无比的舒适和服帖。
但是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思想到60年代由于商业因素的介入而变得形式化起来。这种减少主义的抽象风格变成了一种高尚品位的象征，一种唯一的选择。经历了战火成长起来的这代人有着沉重的使命感、道德感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想望。这些精英主义者用他们全部的热情打造工业社会的生活模式，为人们创造好的品位、优良的设计，最终形成了简洁的、形体符合功能的抽象风格的设计。这种风格从美国一直蔓延到这个欧洲，后来又传到日本，现在的第三世界甚至第四世界国家也迫不及待地效仿，以标榜自己的民主与现代。现代主义笔直的线条充斥了整个西方社会，精英主义者们用高品位的设计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最终形成了设计上的沙文主义。“有”版权所
但是社会是发展的，而设计本身是集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为一体的，因而设计观念也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所以，设计的探索也不可能就此终结。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知识社会是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知识社会也是学习社会。在即将到朱的知识社会，成人教育要有新的策略，要改革成人教育的结构，注重发展农村成人教育，要建立学习型社区；成人学习具有了新的特点，要重视素质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因为其自身的明显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的成人学习者的欢迎。这是海峡两岸“知识社会与成人擘习”学术研讨会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继2000年在苏州召开的“海峡两岸成人教育”学术讨论会之后，由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和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4月1日至4月2日在扬州举行。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会议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知识社会的基本特征、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知识社会与终身学习、知识社会与远程教育、知识社会与社区教育、知识社会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阳春三月，美丽的瘦西湖畔，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位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工作者聚济一堂，听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于云秀教授(知识经济与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台湾成人教育学会顾问郭为藩教授《网络大学体制化的商榷》、台湾成人教育学会会长黄富顺教授(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吴康宁教授(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等专题报告，并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和讨论、对知识社会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大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知识社会的特点及其挑战
黄富顺教授在其主题报告《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中详细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特征、他指出，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其特征是:(1)知识生产的速度前所未有，崭新的知识充斥整个社会，形成知识的爆炸;(2)知识的寿命快速缩短，知识老化日益加速;(3)知识的传输迅速，取得容易，储存方便:(4)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5)知识型劳动者主导生产，他们不断开发脑力，激发创意，更新产品，提高品质，提升竞争力。
江苏成人教育协会会长、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陈乃林在《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的专题论文中对知识社会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知识社会是坚持以人为本及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管理为纽带的社会:知识社会也是学习社会。
于云秀教授在专题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智力为支撑的经济。知识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它意味着学习意识的普遍化和学习行为的社会化.意味着终身教育体系的真正确立、意味着教育的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和个别化。这些无疑对传统的成人教育观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成人教育的适应与成人学习的转型
成人教育如何适应知识社会以及知识社会成员的学习要求，是本次研讨会的丰要论题之一、黄富顺教授认为，知识社会成人教育的重点工作和策略是:(约倡导成人继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2)推动成人自学的运动。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唤起民众参与学习，激发成人自觉、主动地学习。(3)加强成人的在职进修与训练.增强他们获得、积累与转化知识的能力，进而激发其创造知识。(4)普遍提升成人的素养。(5)鼓励成人学会学习。(6)扩展网络学习。
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胡凤英明确提出了知识社会呼唤成人教育结构性改革的命题。她从办学体制的社会化、市场化，运行机制的社会性、灵活性.教育功能的多样化、服务性。教育手段的网络化、信息化。人才培训的本土化、国际化等方面阐明了成人教育结构性变革的主要任务。
江苏省成人教育研究室陈东瑜副研究员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阐发了我国为迎接知识社会到来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思路:一是按照学习化社会的要求努力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二是坚持“两基”重中之重和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努力为知识社会构建扎实的人才资源基础:三是充分发挥成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四是教会成人学会学习，努力提高数字化学习能力。
不少专家关注到社区教育在知识社会成人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南京市玄武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张利民的交流发言通过玄武区创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积极整合社区内丰富的教育资源。做到横向联合。纵向沟通。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的共有、共享的实践.介绍了建设学习型社区的做法:(1)廓清思路，加强社区教育理念的整合;(?)完善网络，加强组织资源的整合;(3)专兼结合，加强人力资源的整合;又})积极引导。加强物质资源的整合;(5)开展活动.加强人文资源的整合。
吴江市成人教育协会王建平探讨了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问题二他认为，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或形式，提高全体社区成员的科技人文素质和生存质量、促进城镇社区健康、有序发展的教育活动的总和。他分析了营造城镇学习型社区的障碍.井指出，开展城镇社区教育要注意加强城镇社区教育理论框架、管理体系、活动设施、网络队伍和经费给付体制的建设，推进城镇学习型社区的建设，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
海门市教育局黄志豪则关注知识社会中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问题:他认为.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科技文化素质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远远一下能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因而，必须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和创新。首先.要转变农村成人教育观念.实现由单一的成人教育思想向全方位、多功能的大教育思想的转变，由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向大力培养农业骨干为主的转变。由教育部门独家经营的体制向一校多牌联合办学的体制的转变，由单纯的传授知识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转变.由传统的学校模式向三教统筹、农科结合的教育模式的转变。以迎接知识社会的到来:
知识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成人学习在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学习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吴康宁教授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他认为。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客观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技术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准人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功利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开放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个体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速变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全程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
个人要在知识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因此.成人教育还要十分重视成人的素质教育，帮助成人提高素质.获得完满的发展。如何在成人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呢?镇江市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祝诚教授在交流发言中提出:首先，要在成人教育中牢固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改变部分成人学习目的的直接功利性。第二，实施成人素质教育的理想模式是远程开放教育，其开放性、网络化的特征，使它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旨在促使每位学习者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第四，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第五、要在成人教育中开展创新教育。
知识社会以知识为核心，而阅读则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台湾师范大学林振春教授对知识社会中阅读能力的培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在交流发言中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知识特性，把知识分为资料、信息、知识和智能4个层级;阐述了积累性阅读、理解性阅读、鉴赏性阅读、评价性阅读、创造性阅读、消遣性阅读、专题性阅读、发展性阅读、探测性阅读、实用性阅读、交叉性阅读等l1种阅读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功用;提出了4种有效的阅读方法:01}4R法、SQ3R法、问题阅读法、十步阅读法;并认为，在知识社会中，有必要扩大阅读能力的范围，培养阅读能力应该包括阅读理解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4个方面。
三、远程教育、网络学习是知识杜会成人教育的最佳形式
在竞争激烈的知识社会，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教育的需求、要求明显提高、而传统的教育，从教育理念、教育资源.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方式等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接受教育人群的学习的需要二随着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应运而生、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者的欢迎，尤其受到存在求学障碍的成人学习者的青睐。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以其自身明显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成人教育、成人学习的最佳形式。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对远程教育、网络学习在成人教育中的优势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于云秀教授分析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情况，对知识社会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意见。他认为，首先，要加快办学体制改革，逐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办学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灵活办学模式的转变。第二，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第三，提供优质服务，保证教学质量。第四，广泛开展联合、合作办学，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第五，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把好教育质量的源头。第六，调整专业结构，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第七，充分发挥电大系统的优势，在竞争中以整体优势取胜。第八，加强远程开放教育的研究，用研究成果指导教学实践:
南通市电大如东分校缪新华探讨了县级电大在知识社会的作用问题，提出了知识社会县级社区学习支持服务系统模式建设意见。他认为，县级电大作为县级社区学习中心、有中央及省、市电大作支撑，通过有选择地引进高校的优质资源.必将发挥学习资源中心、学法指导中心、学习信息中心、学习交流中心、学习评价中心和学籍管理中心的作用，并在知识社会成人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
郭为藩教授的主题报告探讨了网络大学体制化问题。他认为，在21世纪的知识社会，网络大学必定会有很大的发展。而目前网络大学还很不规范，教学品质参差不齐，开设的课程缺乏大学应有的多学科性，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网络大学尚未制度化。(1)在经济全球化、教育交流日趋颇繁的形势下，网络大学将率先实现跨国合作、成为国际大学的先声。所以，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制度，维持其应有的学术水准及机构规模二(2)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或资源中心，有现代化的传播科技与教学科技设备，并拥有一支网络科技与传播科技的专业团队，配备相当人数的全时助理人员来支持繁重的教学辅导工作。(3)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网络大学必须跟既有的大学合作，分享现成的师资与教学设施资源:在现阶段全部课程采用网络教学实为大多数学府力所未逮、所以部分科目采取其他教学模式，包括电视广播、面授、教学套装对教学品质并不见得有降低之虞。网络大学的起飞，尚需一段时间。
台湾中正大学成教系扬国德教授则在他的交流发言中，着重分析了欧美国家网络学习的应用与发展趋势。网络学习的优势明显:弹性学习的时间与地点;具有地球村与世界性的发展潜力;可以调适与应用不同的设备与资源;快速提供新发展的学习材料;容易更新内容与增加资料;以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发展不受时空限制的有效学习方式，特别是提供师生之间很多的互动。欧美国家正在努力地运用这些优势，发展成人教育。就正规教育来看，提供网络教育的机构有4种模式:与传统大学结盟、纯粹的网络大学、传统的开放大学和传统大学的延伸。网络学习的设计有2种模式:单一模式，即全部为远程教育而设计，如英国等设立的开放大学;多元模式，即指一般大学机构在进行校园教学的同时提供远程教育课程，在美国、澳洲、加拿大、法国，瑞典等以已相当盛行。就非正规教育来看，各种公私立机构，特别是企业界.运用计算机网络，规划在职进修教材，提供超越时空的学习与练这种新兴的媒介，由于国际网络的普及与运用已成为未来工作与学习的时代趋势。
欧美国家网络学习的发展趋势是:(1)鼓励民间资源投入，公私立资源可形成较好的协调与配合，达到永续经营境界;(2)建立引导机制，使各种新的资源、新的创意，联结为全面性的、有机活力的网络。(3)强调长期经营，使学习配合人生每个阶段生涯之需求，进行统整而继续不断地学习。(4)网络学习的组织策略即善用学习社群，学习社群的组织文化中蕴含着以继续学习促进绩效的导向，从学习中进行结构与行为的修正，以迈向学习社会。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知识社会是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知识社会也是学习社会。在即将到朱的知识社会，成人教育要有新的策略，要改革成人教育的结构，注重发展农村成人教育，要建立学习型社区；成人学习具有了新的特点，要重视素质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因为其自身的明显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的成人学习者的欢迎。这是海峡两岸“知识社会与成人擘习”学术研讨会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继2000年在苏州召开的“海峡两岸成人教育”学术讨论会之后，由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和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4月1日至4月2日在扬州举行。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会议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知识社会的基本特征、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知识社会与终身学习、知识社会与远程教育、知识社会与社区教育、知识社会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阳春三月，美丽的瘦西湖畔，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位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工作者聚济一堂，听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于云秀教授(知识经济与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台湾成人教育学会顾问郭为藩教授《网络大学体制化的商榷》、台湾成人教育学会会长黄富顺教授(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吴康宁教授(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等专题报告，并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和讨论、对知识社会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大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知识社会的特点及其挑战
黄富顺教授在其主题报告《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中详细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特征、他指出，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其特征是:(1)知识生产的速度前所未有，崭新的知识充斥整个社会，形成知识的爆炸;(2)知识的寿命快速缩短，知识老化日益加速;(3)知识的传输迅速，取得容易，储存方便:(4)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5)知识型劳动者主导生产，他们不断开发脑力，激发创意，更新产品，提高品质，提升竞争力。
江苏成人教育协会会长、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陈乃林在《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的专题论文中对知识社会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知识社会是坚持以人为本及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管理为纽带的社会:知识社会也是学习社会。
于云秀教授在专题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智力为支撑的经济。知识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它意味着学习意识的普遍化和学习行为的社会化.意味着终身教育体系的真正确立、意味着教育的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和个别化。这些无疑对传统的成人教育观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成人教育的适应与成人学习的转型
成人教育如何适应知识社会以及知识社会成员的学习要求，是本次研讨会的丰要论题之一、黄富顺教授认为，知识社会成人教育的重点工作和策略是:(约倡导成人继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2)推动成人自学的运动。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唤起民众参与学习，激发成人自觉、主动地学习。(3)加强成人的在职进修与训练.增强他们获得、积累与转化知识的能力，进而激发其创造知识。(4)普遍提升成人的素养。(5)鼓励成人学会学习。(6)扩展网络学习。
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胡凤英明确提出了知识社会呼唤成人教育结构性改革的命题。她从办学体制的社会化、市场化，运行机制的社会性、灵活性.教育功能的多样化、服务性。教育手段的网络化、信息化。人才培训的本土化、国际化等方面阐明了成人教育结构性变革的主要任务。
江苏省成人教育研究室陈东瑜副研究员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阐发了我国为迎接知识社会到来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思路:一是按照学习化社会的要求努力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二是坚持“两基”重中之重和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努力为知识社会构建扎实的人才资源基础:三是充分发挥成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四是教会成人学会学习，努力提高数字化学习能力。
不少专家关注到社区教育在知识社会成人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南京市玄武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张利民的交流发言通过玄武区创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积极整合社区内丰富的教育资源。做到横向联合。纵向沟通。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的共有、共享的实践.介绍了建设学习型社区的做法:(1)廓清思路，加强社区教育理念的整合;(?)完善网络，加强组织资源的整合;(3)专兼结合，加强人力资源的整合;又})积极引导。加强物质资源的整合;(5)开展活动.加强人文资源的整合。
吴江市成人教育协会王建平探讨了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问题二他认为，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或形式，提高全体社区成员的科技人文素质和生存质量、促进城镇社区健康、有序发展的教育活动的总和。他分析了营造城镇学习型社区的障碍.井指出，开展城镇社区教育要注意加强城镇社区教育理论框架、管理体系、活动设施、网络队伍和经费给付体制的建设，推进城镇学习型社区的建设，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
海门市教育局黄志豪则关注知识社会中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问题:他认为.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科技文化素质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远远一下能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因而，必须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和创新。首先.要转变农村成人教育观念.实现由单一的成人教育思想向全方位、多功能的大教育思想的转变，由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向大力培养农业骨干为主的转变。由教育部门独家经营的体制向一校多牌联合办学的体制的转变，由单纯的传授知识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转变.由传统的学校模式向三教统筹、农科结合的教育模式的转变。以迎接知识社会的到来:
知识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成人学习在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学习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吴康宁教授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他认为。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客观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技术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准人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功利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开放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个体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速变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全程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
个人要在知识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因此.成人教育还要十分重视成人的素质教育，帮助成人提高素质.获得完满的发展。如何在成人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呢?镇江市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祝诚教授在交流发言中提出:首先，要在成人教育中牢固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改变部分成人学习目的的直接功利性。第二，实施成人素质教育的理想模式是远程开放教育，其开放性、网络化的特征，使它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旨在促使每位学习者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第四，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第五、要在成人教育中开展创新教育。
知识社会以知识为核心，而阅读则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台湾师范大学林振春教授对知识社会中阅读能力的培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在交流发言中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知识特性，把知识分为资料、信息、知识和智能4个层级;阐述了积累性阅读、理解性阅读、鉴赏性阅读、评价性阅读、创造性阅读、消遣性阅读、专题性阅读、发展性阅读、探测性阅读、实用性阅读、交叉性阅读等l1种阅读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功用;提出了4种有效的阅读方法:01}4r法、sq3r法、问题阅读法、十步阅读法;并认为，在知识社会中，有必要扩大阅读能力的范围，培养阅读能力应该包括阅读理解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4个方面。
三、远程教育、网络学习是知识杜会成人教育的最佳形式
在竞争激烈的知识社会，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教育的需求、要求明显提高、而传统的教育，从教育理念、教育资源 .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方式等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接受教育人群的学习的需要二随着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应运而生、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者的欢迎，尤其受到存在求学障碍的成人学习者的青睐。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以其自身明显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成人教育、成人学习的最佳形式。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对远程教育、网络学习在成人教育中的优势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于云秀教授分析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情况，对知识社会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意见。他认为，首先，要加快办学体制改革，逐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办学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灵活办学模式的转变。第二，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第三，提供优质服务，保证教学质量。第四，广泛开展联合、合作办学，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第五，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把好教育质量的源头。第六，调整专业结构，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第七，充分发挥电大系统的优势，在竞争中以整体优势取胜。第八，加强远程开放教育的研究，用研究成果指导教学实践:
南通市电大如东分校缪新华探讨了县级电大在知识社会的作用问题，提出了知识社会县级社区学习支持服务系统模式建设意见。他认为，县级电大作为县级社区学习中心、有中央及省、市电大作支撑，通过有选择地引进高校的优质资源.必将发挥学习资源中心、学法指导中心、学习信息中心、学习交流中心、学习评价中心和学籍管理中心的作用，并在知识社会成人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
郭为藩教授的主题报告探讨了网络大学体制化问题。他认为，在21世纪的知识社会，网络大学必定会有很大的发展。而目前网络大学还很不规范，教学品质参差不齐，开设的课程缺乏大学应有的多学科性，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网络大学尚未制度化。(1)在经济全球化、教育交流日趋颇繁的形势下，网络大学将率先实现跨国合作、成为国际大学的先声。所以，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制度，维持其应有的学术水准及机构规模二(2)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或资源中心，有现代化的传播科技与教学科技设备，并拥有一支网络科技与传播科技的专业团队，配备相当人数的全时助理人员来支持繁重的教学辅导工作。(3)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网络大学必须跟既有的大学合作，分享现成的师资与教学设施资源:在现阶段全部课程采用网络教学实为大多数学府力所未逮、所以部分科目采取其他教学模式，包括电视广播、面授、教学套装对教学品质并不见得有降低之虞。网络大学的起飞，尚需一段时间。
台湾中正大学成教系扬国德教授则在他的交流发言中，着重分析了欧美国家网络学习的应用与发展趋势。网络学习的优势明显:弹性学习的时间与地点;具有地球村与世界性的发展潜力;可以调适与应用不同的设备与资源;快速提供新发展的学习材料;容易更新内容与增加资料;以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发展不受时空限制的有效学习方式，特别是提供师生之间很多的互动。欧美国家正在努力地运用这些优势，发展成人教育。就正规教育来看，提供网络教育的机构有4种模式:与传统大学结盟、纯粹的网络大学、传统的开放大学和传统大学的延伸。网络学习的设计有2种模式:单一模式，即全部为远程教育而设计，如英国等设立的开放大学;多元模式，即指一般大学机构在进行校园教学的同时提供远程教育课程，在美国、澳洲、加拿大、法国，瑞典等以已相当盛行。就非正规教育来看，各种公私立机构，特别是企业界.运用计算机网络，规划在职进修教材，提供超越时空的学习与练这种新兴的媒介，由于国际网络的普及与运用已成为未来工作与学习的时代趋势。
欧美国家网络学习的发展趋势是:(1)鼓励民间资源投入，公私立资源可形成较好的协调与配合，达到永续经营境界;(2)建立引导机制，使各种新的资源、新的创意，联结为全面性的、有机活力的网络。(3)强调长期经营，使学习配合人生每个阶段生涯之需求，进行统整而继续不断地学习。(4)网络学习的组织策略即善用学习社群，学习社群的组织文化中蕴含着以继续学习促进绩效的导向，从学习中进行结构与行为的修正，以迈向学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