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企业化:一个难以绕过的话题

新千年伊始，有学者提出了发展农业企业化，并将它视为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初听起来，以为又是名词新造。细细品来，发现大有文章可做。

查阅文献，方知我国著名学者张培刚早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传统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时，就提出了这一概念。他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全美获奖博士论文《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中曾指出：“农业本身就包含在工业化过程之内,并且是这个过程的内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即使它的农业生产仍居优势或与制造工业并驾齐驱，只要它的运输业和动力业已经现代化，农业已经根据科学路线‘企业化’了,我们仍可以认识它是工业化了的国家。”我理解他在这里所指的农业企业化，实际上是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将农业视为了一个工业部门。无独有偶，去年底在研究所接待日中经济协会首席经济顾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丽逸访问时，他也谈到了农业的企业化问题，认为从日本农业的发展教训看，实现农业的企业化经营是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农业大规模的企业化经营是中国应对WTO挑战的唯一途径。

一谈到规模化经营，难免要触及到敏感的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决策层对之是慎之又慎。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温铁军就曾尖锐地指出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甚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正因为如此，针对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工商资本进军农业、大面积“圈地”现象的发生，中共中央于2001年专门制定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的18号文件。鉴于部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不力的状况，中央又于去年11月18日在《人民日报》头版作了全文刊登，再次提醒全党干部重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证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今年1月中旬在农村改革试验区广西玉林召开的“新世纪中国农业发展高层专家论坛暨农业企业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在肯定玉林市将农业企业化作为“实现二次创业的突破口”的战略选择和玉林市初见成效的农业企业化实践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了要注重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笔者认为，农业企业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发展过程，它是中国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农业企业化的核心是农业生产采取规模化的企业化经营方式，它并非要消除一家一户的农户生产，也并非是要农民出让土地、沦为无地的农业雇佣工人，而是在尊重农民的自愿选择、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将那些各自独立作战，集生产单位、消费单位和社会单位多功能为于一身的农户，逐步提升到公司体制下为追求营利而进行专业化生产、独立核算的“农业生产车间”、“基本交易单位”。农业企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产业化强调农业的纵向一体化经营、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农业企业化则更强调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市场微观主体的培育、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创新，强调对传统小农经营方式的扬弃。通过推进农业企业化，广大散兵作战的弱小农户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与大的农业生产公司达成合约，或自我联合起来建立规模化的经营实体，发展专业化、现代化、标准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最终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农业企业化生产方式的确立，将意味着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最终建立、农业的全面工业化：农业基本经营单位生产的专业化、农业生产物质装备的现代化、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品牌化、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体系的社会化，以及农业生产布局的区域化、产业带化。可以预计，沿海发达地区将是农业企业化发展的领头羊。

面对世界现代农业的“洋枪洋炮”，如果我们仍固守“大刀长矛”，来它个“刀枪不入”，只能是坐以待毙。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已经是当今不可回避、事关农村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研究农业企业化发展的可行之路，研究如何培育农业企业家队伍和建立有效的融资机制，以及研究农业企业化与保障农民承包地合法权益、农业企业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农业企业化与发展农业产业带、农业企业化与培育农民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不是回避现实、消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