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分析

时间:2022-04-08 01:42:10

【前言】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分析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一、模型的确立及变量选择 合理的定义银行业的投入与产出是银行效率测度的关键,同时也是计算规模报酬的关键。目前对于投入与产出的研究中,定义方法主要有两种:生产法和中介法。生产法将员工数和实物资本作为投入,将存款账户和贷款账户笔数作为产出,将银行看作生...

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分析

摘要:银行规模问题是金融改革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规模报酬又是度量规模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本文运用面板数据(1989―2003年国有银行),应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四大国有银行的规模报酬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的结果给出了笔者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规模经济;规模报酬;面板数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7-0041-03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一体化和自由化为主旋律的金融改革,银行已从传统定义上的从事货币存贷款业务的货币机构向集中化、全方位方向发展,其自身规模也越来越大。这样的改革,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伴随银行规模的增大,使其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享受了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增强了其在国内外银行界的竞争力。另一种结果是,银行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规模不经济,导致垄断和整个银行体系效率的下降,给国民经济带来负效应,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因此,银行规模问题的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研究银行规模这一问题上往往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规模报酬,一个是规模经济。规模报酬是指所有的投入要素以相同的比例变动时产出变动的比例。规模经济是指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在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中,少有学者直接进行规模报酬研究的,更多的是直接从某个侧面来研究规模经济。典型的方法之一是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进行效率的度量,从中计算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规模效率反映规模经济,代表性的有赵旭(2000)、张健华(2003)等。这种方法在展示效率的多面性方面有其显著的意义,但是对于研究规模问题,却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最值得商榷的有两点,一是变量的引入,一是解释侧重的角度。在变量引入中,DEA方法选择的理论上的所有投入和产出量,其优点就是解决了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计算问题,但是这种变量的选择却并未直接反映平均生产成本,因此计算的规模经济与标准的定义有差距。在解释侧重的角度上,规模问题的研究应该侧重于同一主体的横向对比,比较的是目前与过去的关系,但是DEA方法却是以其所能达到的最大前沿面作为比较对象。这种比较违背了同一主体性,是一种纵向的对比,而不是横向上对比。其他的一些方法,大多是参数方法,其最明显的问题是变量的选择过多,造成自由度过低,可信度下降。针对上述不足,本文拟运用面板数据(1989-2003年国有银行),应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四大国有银行的规模报酬进行计算,进而达到减少自由度的损耗和判定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一、模型的确立及变量选择

合理的定义银行业的投入与产出是银行效率测度的关键,同时也是计算规模报酬的关键。目前对于投入与产出的研究中,定义方法主要有两种:生产法和中介法。生产法将员工数和实物资本作为投入,将存款账户和贷款账户笔数作为产出,将银行看作生产不同存款账户的公司。中介法将劳动、固定资产和可贷资金作为投入,将存款、贷款的货币价值作为产出,将银行看做是金融中介。这两种方法在定义的过程中,重点考虑了银行业的特殊性,将其同一般的企业区分开来对待。同时,不管是生产法还是中介法其作为投入的部分,又都可以归为资本投入和劳动的投入两个方面。其中的资本投入我们可以用所有者权益指标来体现,这是因为银行业的资本循环实际就是从所有者权益中的实收资本开始到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一个循环过程。对于产出,无论是依据那种方法,产出变量都不能脱离反映效益最大化这一目标。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银行资产总额的作为银行的产出指标。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变量选择时,更多的是从微观角度考虑了企业的内部效应,将银行特殊性中宏观外部效应作为了次要的方面来对待,有其不合理的成分。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将银行业的生产函数定义为Q=f(L,K),Q代表资产规模,L代表员工数,K代表所有者权益。

综合各种研究方法,在利用生产函数对资源配置进行分析的模型中,其理论基础大多都建立于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或索洛(Solow)增长速度方程之上。前者的模型为Q=ALαKβ,Q代表总产出水平,L代表劳动力投入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α代表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资本产生系数,A代表总产出率系数(生产规模)。当α+β>1时,代表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间;当α+β=1时,代表企业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当α+β<1时,代表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后者索洛(Solow)增长速度方程认为生产函数为Q=f(L,K,t),其中t代表时间变量,其他同上。通常为了分析的需要,采用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即Q=A1f(K,L),经过对数处理后可以得到模型Q’=A’+αL’+βK’,其中Q’代表产出增长率,A’技术进步对产出贡献率,L’代表劳动投入增长率,K’代表资本投入增长率,α、β代表的意义同前。从该模型可以看出,索洛(Solow)增长速度方程实际是C-D函数的微分表达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将微分表达式用差分表达式来替代,由于使用统计数据的时间是确定的,其时间间隔不可能非常小,因此两个表达式之间定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比较这两种方法,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仅能描述某一恒定技术水平下投入量与产出量的关系,是一个静态的表达式,在分析技术进步方面十分勉强,但在分析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上却完全可以。与之不同的是,对于索洛(Solow)增长速度方程,由于其改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更好的体现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余值),所以更适合研究技术进步问题。然而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规模报酬问题,假设技术进步对同一所有者(国家)所拥有的不同部门(四家银行)的贡献是相同的,因此在模型选择上更适合选用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所以鉴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在研究中的测算公式选用C-D生产函数。

二、统计与计量分析

(一)样本的基本描述

我们依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989-2003年的资产负债表和人员情况统计表,选择各银行的资产、所有者权益和年末员工数三项,形成观测值180个。图1、图2和图3分别给出了四大银行资产、所有者权益和员工数的变化走势图。1998-2003年间,四大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平均增长约6.7倍,其中工商银行增长6.8倍,农业银行增长7.8倍,中国银行增长4.6倍,建设银行增长8.7倍,平均资产总额依次为工商银行29790亿元、农业银行16413亿元、中国银行16037亿元、建设银行17276亿元,具体数值展示在图1中。图2展示给我们的是15年间四大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变化走势,四家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平均增长约

4.7倍,其中工商银行增长3.4倍,农业银行增长4.9倍,中国银行增长5.1倍,建设银行增长6.2倍,平均所有者权益总额依次为工商银行1194亿元、农业银行757亿元、中国银行1119亿元、建设银行719亿元。图3展示了四大银行人力资本的变化情况,相比1989年,四家银行员工数平均增长了1.19倍,其中工商银行2003年减少为1989年的80%,农业银行增长1.1倍,中国银行增长2.8倍,建设银行增长1.8倍,15年内平均员工总数为工商银行50.7万人、农业银行51.3万人、中国银行16万人、建设银行31.8万人。

(二)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分析

应用Eviews3.1对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分析,采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Yi=αi+βiXit+μit),同时为了考虑方程间的误差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性,本文选择似不相关回归法(SUR)来估计方程参数,输出结果见表1。

通过表1可以发现,四家银行的弹性系数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只有工商银行的人力资本弹性不显著,若以90%的置信限来考虑,则所有弹性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于工商银行,其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9,其资本的产出弹性为1.11,所以其α+β>1,显示工商银行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同理发现,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同样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而中国银行却是规模报酬递减的,其人力资本弹性系数竟然为负数,这似乎与一般的经济理论相违背。但是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银行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相对过剩”,其在15年内人员总量几乎没有多大变动则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上述结论,我们仅仅是通过各银行的α+β值作出的,其是否能经受住模型设定时规模报酬不变(α+β=1)的原假设检验呢?为了更好地分析各银行的规模报酬,我们对各银行的原假设进行Wold-Coefficient Tests检验,检验输出结果见表2。

通过表2发现,对于工行而言,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不能拒绝α+β=1的原假设,因此不能判定其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而结合表1似乎更多体现出一种规模报酬不变;对于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而言,其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显著拒绝α+β=1的原假设,因此结合表1可以说明其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间;对于中国银行而言,其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明显拒绝α+β=1的原假设,因而结合表1可以说明其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单一银行角度来进行的,下面我们将四家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分析方法和步骤上,依然同上,输出结果见表3。通过表3我们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有银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315,其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835,而且其显著性非常的高,调整后的R2值也接近1。而再结合Wold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不变的结论。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近15年的国有商业银行发展中,四大银行的规模报酬存在显著不同:工商银行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中国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若是将四大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则说明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正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这个结论同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所差异,如张健华的《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DEA方法及1997-2001年效率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得出的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等等。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应用方法的不同,同时也与笔者在进行数据处理过程中未考虑各银行的坏账有关。在此特别指明的是,在近几年的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各银行的坏账不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上都已经显著降低了,但中国农业银行的比率仍然居高。

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不是构成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变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对于银行业而言,其专业化水平往往对应着员工的服务水平和配套设施(网点和取款机等等)的完善。而上述的专业化水平在一个资金供给远小于需求的资本市场上,往往又是缺乏竞争的,从而也就无法使其得到很大的提升。第二,某些技术和投入的不可分性。如优良的电子设备、取款机等,只有在达到一定规模的条件下才可以使用,所以规模大就会有效率。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某个地区来看,或许不能发现各个银行间有什么差异。但如果从全国来考虑,正是由于国有银行的规模较大,才使其可以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设立网点、增设存取款机等。这也是构成商业银行规模报酬递增的一个原因。第三,管理更合理,节省管理费用。这一原因能否用于解释国有银行的规模报酬问题,可用其历史数据来考察。由于无法得到确切的各银行的管理费用数据,我们不妨以单位资产的营业费用来代替。1994年-2003年,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单位费用大致不变,中国银行在1996-1998年间大幅度连续增加3年后又于2000年降低下来,建设银行除1996和1997年轻微增加外其他年份基本不变。笔者认为,此原因也不是构成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变化的原因。

通过上述的分析,似乎只能接受两家银行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是因某些技术和投入不可分性造成的。笔者认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处于“卖方市场”阶段。由于筹资的渠道相对狭窄,使大多数企业只能依靠银行来获取资金,这就使国有银行获得一种相对较高的“垄断”利润,从而形成了规模报酬递增。根据上述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的分析,本文针对目前资本市场的实际特点提出如下建议:

1.适度调整规模以寻求规模效益。撤除一些臃肿的分支机构,依此来适当调整规模,降低经营和管理费用,以更充分的发挥规模优势。但笔者不赞同财务效益为评价标准的调整策略,因为我国国情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承当相应的公共性责任,所以其不能单纯以追求效益为准绳。

2.规模调整需要与管理模式的改革相结合。国有银行目前实行的是法人授权分级管理机制,管理层次过多,容易造成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流失和扭曲,也不利于对基层的控制和监督,而且容易滋生基层银行的道德风险,不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因此,国有银行的规模收缩过程应向扁平式的管理层次靠拢,从而更好地发挥规模优势。

3.不断创新业务品种。银行创新包括宏观制度安排的创新,也包括微观主体内部组织构架、管理框架和业务手段等方面的创新。开拓新的业务种类,提高服务意识,是在竞争激烈的地区获得市场份额的关键。

4.改革内部的激励和约束制度。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就是人力资本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改革现有的激励和约束制度,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内部制度,充分的调动人力资本的积极性,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可以通过改善产权结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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