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约束、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

摘要：大量实践观察表明，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事实上已成为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和集群升级能力的关键因素。这两种制度因素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之间具有的相互作用关系，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不同选择动机、竞争优势来源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集群分工结构形态的差异，进一步将混合嵌入式集群区分为短距离型集群和准层级型集群，并结合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可充分了解二者因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能力。

关键词：制度约束；全球价值链嵌入；地方产业集群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9－0084－08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普遍的经济发展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贸易市场的客体对象并不是单个孤立企业，而是以地方产业集群作为载体(Humphrey and Schmitz，2002；Giuliani，Pietrobelli and Rabellotti，2005)。㈣这也就是说，地方产业集群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出口竞争优势和拉动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载体和引擎之一。这种事实特征下，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是如何参与到全球贸易体系，如何切入到全球价值链，如何在现实的全球贸易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控制格局中实现产业集群的动态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策决策者必须重点关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命题。

一个已得到学者普遍关注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衰退与消亡，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方式，以及掌握全球商品价值链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营造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紧密相关的。因此，多数研究都将视角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国际贸易交易活动中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的形成，以及二者在升级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主要是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动力和阻力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升级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掌握全球市场销售终端或品牌的国际大买家的“俘获效应”和“纵向压榨效应”。大量实践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虽然在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增强即时供货柔性能力的工艺升级，以及提升产品式样、质量、安全、环保的产品升级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却在进入诸如核心自主研发能力、品牌能力和全球市场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过程中，遇到了来自掌握核心技术、全球品牌以及全球市场销售终端渠道的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压制，难以实现功能升级和跨部门升级(Humphrey and Schmitz，2004)。

然而，这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并没有引起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发达国家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商品价值链过程中，会受到来源于发达国家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不对称垄断市场势力的纵向压榨?与以往研究视角不同，我们并不把探索的视角仅仅拘囿于劳动、技术等要素禀赋占比较优势的技术层面因素，而是另辟蹊径且转换视角，从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所处的制度环境入手，来探讨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度层面因素是如何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对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俘获型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的形成和纵向压榨效应的实现。换而言之，立足于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内在激励因素，以及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发展困境的长期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力图陈述和刻画的是，正是由于我国转型过程中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机制缺位的制度层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中企业的竞争行为和出口动机，影响了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出口竞争优势来源，进而影响了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现实分工格局下的升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因素是如何激励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的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出口扩张呈现出某些“独特”的经验事实特征：在发达国家或某些新兴工业化地区的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外包(outsourcing)订单式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驱动下，地方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竞相以代工或贴牌(OEM)方式，参与到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技术、低创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10w-road)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地方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似乎并不看重国内市场，也不力图通过打造国内品牌获取国内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在国外市场也不追求构建产品的自有品牌，而是使用国外采购商或发包者的品牌、依赖于国外发包者的销售终端渠道，以低廉的产品价格来获取国外发包商的生产订单。很显然，这一现象是与Krugman(1980)和Melitz(2003)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发生了“背离”与“冲突”。Krugman于1980年提出的“母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理论认为，一国出口的产品应该是那些已在国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的产品。Melitz(2003)指出，由于企业进入国内或国外市场都需要支付一定数量有差异的固定成本，比如广告品牌、建立销售渠道等，企业在规模、技术创新、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自身异质性特征差异，会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自我选择”(serf－selection)影响：边际成本最高；(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将退出市场，边际成本居中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而只有边际成本最低的企业同时进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与这些经典理论描述的所不同，中国地方产业集群中的大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并不依赖于国内市场来实现诸如规模经济、自主技术能力提升等基础竞争优势，而是竞相以代工方式直接切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组装与生产制造环节，这种与西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相“背离”的现象，是否昭示着处于转型背景中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企业的这种“反常”出口行为，暗含着某种外在特殊环境制约条件下的“合理”行为逻辑。经过长期的大量实践观察和深入访谈，我们发现，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制度层面因素值得重点关注。

(1)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体系发展滞后和金融抑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众多以地方产业集群为载体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普遍面临信贷配给式的外部融资约束困境。产业集群中的众多中小企业乃至家庭作坊，通过对某一产品或产业(特别是针对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或产业)的生产流程上下游生产环节

的垂直片断化、网络化分工，使得集群内每个独立生产环节的资本进入壁垒降低，从而使得拥有有限资金和有限融资能力的企业家(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民营企业家)，能够依赖产业集群中对产品链或产业链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克服外部金融体系发展滞后所带来的资本进入壁垒障碍。但是，对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来说，当产品面临对外销售，特别是面临本土市场销售时，则同时面临着不可克服的货款拖欠现象。这种由外部经销商和终端用户对集群内生产企业货款“恶意”拖欠的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普遍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集群内下游配套企业对上游企业的“纵向传递”式的被动货款拖欠现象，在企业外部融资普遍受到约束情形下，就会成为严重干扰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企业资金流运转和正常组织生产的关键因素。然而，相对于国内市场销售商和终端用户企业对集群内供应企业的“恶意”拖欠行为，集群内企业选择出口，虽然利润比在本土市场低(面临掌握国外市场销售终端或品牌的国外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压榨)，但是考虑到在出口贸易信用证和FOB贸易方式保证前提下，绝大多数出口企业都能在一个确定的预期期限内(国内出口企业的信用证期限一般为三个月)，收回销售款。另外，再加上集聚效应内含的成本降低型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如集群所拥有的地域品牌效应)出口竞争优势，综合来看，集群内企业的出口净收益要大于本土市场净收益。因此，集群内多数企业偏向于选择出口，就成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普遍缺失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一种理选择。

(2)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的缺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的微观企业之间普遍盛行着一种“技术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特征。所谓套利原是指在金融市场内，如果出现一种无风险的收益产品，就会吸引大量资金以借贷杠杆的方式一拥而入，直至收益降低到资金成本，整个套利活动才结束。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微观企业某种新产品的引入，或者某项技术创新的发明，也遭遇如此的“套利”行为，具体表现为：某个企业通过大量研发投入开发出一种新产品，或者通过设备引进消化吸收生产出一种新产品后，在获取先入利润和较为明朗的市场前景条件下，大量后发企业或跟随企业迅速“一哄而上”，模仿性引进设备甚至是更先进的设备。对于通过自主研发开发某种新产品的先入企业来说，无论是在技术开发，还是在选择技术设备、先进度、组织管理和市场开发方面都面临很大风险。对于通过引进国外生产设备生产某种新产品的先人企业来说，在技术开发上风险低，但在选择设备、市场开发等方面所面临的风险较大。当经过先人企业连续的前期研发或引进投人所生产出的新产品得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后，跟随企业在这两方面的风险都低，这就为跟随企业提供了低风险或者无风险的套利机会。对于产业集群来说，集聚效应所带来的最为显要的一个优势就是信息和技术的可迅速外溢性。借助于依附产业集群中的三种特殊技术或知识信息溢出渠道：一是无介质的技术和知识信息溢出渠道。无介质的知识与信息溢出渠道来自于集群天然的地理位置接近性特征、企业技术能力的相似性所内涵的技术吸收能力同质化，以及嵌入在产业关联分工网络内的信息外溢和互动渠道。同时，也来自于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文化圈等因素。例如，参与企业网络成员之间有意识地开展一些高频度的互动和合作，掌握先进技术创新能力和具有核心创新能力的企业有意识地向参与自己分工协作网络的关联企业提供或转让一些技术，以促进以其为中心的企业网络协作体系整体的技术提升和核心竞争优势的持续领先。二是通过人力资本介质的技术和知识信息转移渠道。即跟随企业或后发企业通过挖先入企业的关键技术人员，来获取先入企业的隐性技术知识和技术诀窍。三是通过产品介质的反向工程技术和知识信息溢出渠道。以产品为介质的知识溢出途径与产品的可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程度关联，主要通过对产品的解体和破坏性研究，运用各种科学测试、分析和研究手段，反向研究该产品的技术原理、结构机理、设计思想、制造方法、加工工艺和原材料特性，从而从原理到制造、由结构到原料全面系统地掌握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技术，获取先入企业的显性技术知识和产品工艺流程。甚至在通过反向工程获得产品技术后结合自己已有的技术和工艺创新能力研制出比原产品更实用、成本更低、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达到获取模仿再创新能力。这样，通过模仿―套利机制与这些特殊技术溢出介质的紧密结合，集群中的后发企业或跟随企业无需高昂的前期研发投入，就获取了新产品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管理经验乃至市场销售渠道。由于模仿企业无需前期的高额研发投入，使得其具有低生产竞争优势，其与进行大量研发投入的先入企业进行低成本、低价格的“杀价型”恶性市场竞争，导致进行大量研发投入的先人企业无法实现创新投入的充分补偿和收回，甚至造成“先创新找死，不创新等死”的博弈结局。为了避免这种“技术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的负面效应，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缺位情形下，对于集群中多数企业来说，最为切实可行的生存方法就是选择为国外品牌商贴牌或代工方式的加工贸易出口。一方面，稳定的国外市场销路和国外相对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使得企业避免陷入从事国内市场销售所面临的“技术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的恶性竞争循环路径；另一方面，较为稳定的批量出口会帮助企业尽快达到成本降低型的规模经济竞争优势，从而为企业确立在国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三、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产业集群升级：两种模式的比较

1.两种基本嵌入模式

通过长期的实地调研与观察，我们发现，可将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或者说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关系，抽象概括为以下两种基本模式：GVC的完全嵌入式和混合嵌入式。之所以区分这两种地方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模式，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两种不同模式之中，全球价值链对产业集群升级的治理模式和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在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这两种模式中，制度因素对于地方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关系以及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的实施，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差异，这就催生了我们对此现象的深入思考和进一步分析。

(1)GVC的完全嵌入式。即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运作，主要是由掌握品牌或国际市场销售终端网络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作为购买者来进行驱动和主导而成的生产网络体系，而且集群的销售市场只针对国外市场，并不涉及国内市场。由于我国在传统产品以及新兴产品的低端制造生产环节，具有劳动力的低成本禀赋优势和大规模制造基础能力，使得掌握全球销售终端和品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为了追求全球范围内的成本竞争优势，以外包的方式将某一产品或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给中国的地方产业集群进行生产，由

此，形成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主外包企业、子外包企业乃至大量家庭作坊组合而成，具有多层紧密协作型、松散协作型以及市场交易型的分包、下包和外购关系，专门为国外买家进行代工或贴牌生产的出口导向型柔性生产网络体系。一般来看，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中GVC完全嵌入式地方产业集群形成的初始条件很大程度上是与以FDI方式进入的外资企业以及其所具有的以人力资本转移为主的外溢和扩散效应密不可分的。

(2)混合嵌入式。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现实来看，纯粹以GVC的完全嵌入式模式接入全球市场的地方产业集群并不是普遍现象。相反，多数地方产业集群是既加入全球价值链(出口市场)同时又加入国内价值链(国内市场)的半GVC、半NVC的混合嵌入模式。理论上来看，这种半GVC半NVC的混合嵌入式又可进一步定义为GVCNVC发展模式和NVCGVC发展模式。所谓GVCNVC发展模式，即由国际大买家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集群在某个发展阶段逐步演变为同时加入到国内价值链(国内市场)和全球价值链(出口市场)的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所谓NVCGVC发展模式，即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参与国内价值链且专注于开发国内市场的产业集群逐步演变为同时加入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外市场)和国内价值链(国内市场)的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事实上，从我们对江浙地区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实践的长期实地观察来看，并未见到显著的GVCNVC发展模式；相反，更多情形下是NVCGVC发展模式较为普遍。由于NVC完全嵌入式的地方产业集群向GVC半嵌入式地方产业集群的转化能力和转化阶段的不同，我们可进一步把NVCGVC半嵌入式的地方产业集群区分为以GVC导向为主、NVC为辅的地方产业集群和以NVC导向为主、GVC为辅的地方产业集群，二者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对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依赖程度的不同。

2.两种模式下集群升级能力的比较

(1)对于GVC完全嵌入式的我国地方产业集群而言，集群的形成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主导和推动。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的需要，掌握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和掌握品牌与国际销售渠道的国际大买家，为了维持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对全球多样化市场的即时反应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布局产品链或产业链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不同环节。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和新兴市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把产品链中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成为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由于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势力和市场势力的不平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与作为发包者的发达国家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在分工交易格局中并不是处于一种“均衡”对等关系，而是在市场和技术信息交流、技术能力发展、竞争力升级以及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一种“准层级”(quasi－hierarchy)或“俘获型网络”(captive network)的治理与被治理关系。因此，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与治理，相当程度上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GVC完全嵌入式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和竞争能力发展方向。对于国际大买家驱动型的GVC完全嵌入式地方产业集群来说，作为集群主导方的发达国家大买家必须维持两方面的能力，才能实现对作为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俘获型”治理关系及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其必须拥有“分而治之”的选择权和市场势力。或者可以这样讲，发达国家大买家偏好于作为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集群内部具有竞争结构乃至完全竞争结构。正是由于模仿―套利行为的普遍存在，发展中国家集群内部代工企业之间容易出现“杀价型”竞争结构，乃至完全竞争(销售成本接近生产边际成本)的市场结构状态，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内部制度的不完善会直接导致产业集群自身就不具有与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大买家的对称市场势力，从而促进和强化发达国家大买家对作为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整体集群治理机制的实施。更为重要的是，模仿―套利行为在产业集群内部的盛行，迫使集群内部的代工企业偏好于成本降低型的生产组织模式和技术选择路径，即偏好于成本降低型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且，即便发达国家的买家或发包商为了达到促使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提供价格更低、质量更高产品的目的，会向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提供一定限度的技术和知识信息转移。例如，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从发达国家买家那里免费获得了产品设计以及能够提高或改善生产工艺过程的技术支持与转移，发达国家的买家通常会把顾客对产品式样、质量、设计等方面的要求意见，及时反馈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而且发达国家的买家会把主要是位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他供应商的隐性技术知识诀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从而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集群内盛行的模仿一套利行为所导致的市场博弈均衡结果是，发达国家大买家的技术转移降低了其向发展中国家供应企业的采购价，而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陷入了零利润化的发展困境。也就是说，集群内盛行的模仿―套利行为最终导致外包活动中的技术转移只是对发达国家的大买家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无利，而且极有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因为无法获取正常生产利润而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国际大买家驱动型的GVC完全嵌入式地方产业集群中，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后向分工竞争网络结构。对于那些直接面对国际大买家且处于模仿一复制的竞争结构的集群中核心代工企业，在集群中构建多层次的下包、分包体系既有利于后向转移国际大买家的“纵向压榨效应”所带来的成本以降低压力，同时，后向分工又可以增加生产能力的规模弹性，强化核心代工企业的即时供货反应能力。同样，为集群内核心代工企业提供分工、下包的企业竞争行为和分工结构仍然受到集群内部盛行的模仿―套利行为的影响，同一分包层次“扎堆”的企业之间同样也进行“杀价型”的完全市场竞争。这样，集群内就呈现出市场距离型而非紧密协作型的纵向分工关系和完全市场竞争型而非垄断竞争型的横向分工关系的整体分工结构状态，这就为集群内核心代工企业向后转移来自国际大买家“纵向压榨效应”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压力，提供了内生于集群内部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传递通道和实施路径。

为了适应国际大买家对代工产品的各种迅速升级换代、趋于更为严格苛刻的出口标准壁垒“参数”要求，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代工企业所进行的生产设备引进与购买、生产规模、生产管理模式、生产工艺流程、产品设计能力都必须服从特定国际大买家或出口市场特定消费群体的需求偏好，这就可能迫使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代工企业，产生“专有性”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也就是说，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被“锁定”或“固化”成某一特定国际大买家的需求。面临国外市

场或国外买家发生变化，集群内的代工企业或企业网络需要转换代工对象或选择开发国内市场时，由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盛行的“技术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直接导致集群内代工企业无法获取技术创新的超额利润乃至正常的生产利润。因此，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转换，从而强化了国际大买家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俘获效应”和“纵向压榨效应”的控制实施，进而固化了GVC完全嵌入式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中的竞争性分工结构和对代工贴牌出口方式的路径依赖。

由以上分析可见，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的缺位，所导致集群内普遍盛行的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与依附于集群内特有的溢出介质结合，事实上影响了我国GVC完全嵌入式地方产业集群的分工组织结构、升级方式以及竞争优势来源。整体来看，集群内普遍盛行的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与依附于产业集群内特有的溢出介质结合，对集群的发展具有“双刃剑”效应。在GVC完全嵌入式集群发展初期，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加速了集群内新企业的诞生、集群整体规模的扩张、低成本出口竞争能力的强化以及集群区域品牌和专业化市场的形成。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同样明显，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与依附于产业集群内特有溢出介质的结合，促进了成本降低型的竞争性而非合作性的多层次分包、下包分工结构的形成，固化了国际大买家对集群“俘获型”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和“纵向压榨效应”的实施。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由成本降低型的工艺升级或产品升级，向以提高单位产品利润率为核心的自主创新能力或品牌与国际市场销售终端渠道构建为主的功能升级转变时，却由于集群内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的限制而无法实现这种转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面临外部因素冲击，比如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集群内在模仿－套利行为和国家大买家的双重挤压下利润空间很小，因此，不具有很强的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容易发生衰退现象。近期如江苏常州武进纺织产业集群的全面衰亡，就是这种GVC完全嵌入模式集群脆弱性的一个极好例证。

(2)对于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的我国地方产业集群而言，既受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大买家或发包商治理机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内市场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因素的影响。这两种关键因素的交互影响作用(替代还是互补)，使得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集群的分工组织结构、出口竞争优势以及集群升级能力，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样化状态。依据所观察到的现实事实特征，我们主要是依据NVC4GVC发展模式的半GVC半NVC混合嵌入集群作为分析主体。

我国多数地方产业集群的兴起，是与本土市场导向型的地域性专业化市场以及集群中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专门化、独立化外部销售人员网络的存在密不可分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本土市场导向型、以满足国内消费者低端需求的专业化市场以及专门化外部销售网络的集群销售环节和生产环节的分野，催生了我国多数地方的产业集群。但是，大量事实表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中企业在面临本土市场产品销售时，普遍会面临多层专业化商、经销商以及产品终端用户的“三角债式”货款拖欠，乃至恶意拖欠、逃债、诈骗、违约毁约等严重信用约束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于外部经销商、商和终端用户的货款拖欠，已经严重影响到集群内基于产业链或产品链分工体系资金链的正常运转。与将产品生产环节纳入同一生产单元的多部门独立大企业所不同，集群内基于产业链联系且相互独立的企业之间的资金流转和运作，是与集群内的产业链分工结构形态以及隐含于特定关系型社会信任网络中“集体惩罚机制”和“声誉机制”的深度和强度密不可分的。凭借集群内企业间的产业链联系和嵌入在特定关系型社会网络中“集体惩罚机制”和“声誉机制”的作用，集群中处于产业链或产品链下游环节的企业，可以通过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分工协作关系将自身的资金流压力进行前向或后向传导。所以，集群内某个生产环节(特别是那些处于下游组装或集成环节)独立企业的资金困境，可能以“多米诺骨牌效应”方式扩散和传导到整个集群，促发集群内围绕产业链或产品链的企业整体资金链的断裂，造成集群整体生存危机。因此，我国信用体系缺失所导致的对集群企业的货款拖欠，在集群产业链所具有的“放大效应”下很容易成为影响集群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对于国内市场贸易的交易成本和信用不确定性风险居高不下，在不可撤销信用证和FOB或CIF国际贸易方式的保证前提下，为国际大买家或发包商代工或贴牌出口具有预付货款、付款及时、设备供应、实践中学习效应、批量大且稳定等直观和短期收益效应。这种前提条件下，虽然代工或贴牌的产品利润要小于国内市场(因为会面临国外销售商或发包商的纵向压榨)，但由于出口国外市场在一般情形下不会面临货款被恶意拖欠，会特别激励集群内企业在国内贸易市场信用环境较差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成为为国际买家或发包商进行代工和贴牌的“特殊”偏好。这就强烈的证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缺位，已成为激励那些起初专门针对国内本土市场的地方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竞相“扭曲性”地加入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商品价值链中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依赖型低端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的内在制度因素。同时，这也就揭示了为什么我国的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性质的中小企业在代工与贴牌利润微薄、竞争激烈的情形下，还是愿意大量扩张出口的内在激励动机，而不管这种行为长期是否具有“饮鸩止渴”的效应。此外，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中企业在面临开发国内市场且进行产品销售时，同样也面临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缺位所遭受的“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的恶性竞争影响。集群内某个企业进行大量研发投入开发出某个新产品且推向市场销路较好，集群内乃至集群外同行企业采用挖关键技术人员或者逆向工程的模仿与复制行为，以低价格甚至恶性“杀价”方式与研发企业进行竞争，迫使那些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研发能力的企业转向代工或贴牌型的加工贸易出口，以避免被国内同行模仿与复制式的恶性价格竞争。总之，我们以上的描述和分析所刻画的是，正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的缺位，“扭曲性”地激励着那些本来应该专注于国内本土市场的地方产业集群，以代工或贴牌的出口方式参与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全球商品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低端制造和组装环节，从而深刻影响到我国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结构、竞争方式与竞争优势来源、升级能力，以及与作为全球价值链治理者的发达国家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在市场势力、治理机制的控制权、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方面的博弈能力和博弈结果。

然而，通过大量的实践观察，我们注意到，与GVC完全嵌入式的集群不同，由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前自身所具有的分工结构形态和集群内部治

理结构的不同，使得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后转变为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集群的升级能力和竞争优势，可以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极端”分离状态。也就是说，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在由NVC向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出有很大差异性的集群升级能力。我们将之分别定义为升级削弱型(替代型)和升级促进型(互补型)。可根据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之前的分工结构形态与集群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同，将其抽象区别为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和准层次治理结构。

对于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的集群来说，其主要的分工组织特征是，企业规模不大且较为平均，最为重要的是集群内缺乏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主导型企业或龙头企业。这种情形下，在集群由NVC向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转变过程中，集群既受到加入全球价值链中国际大买家或发包商的俘获型治理机制和纵向压榨效应，同时又并不能摆脱“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盛行所造成的企业生产利润空间狭小的发展困境。加入到全球价值链虽然缓解了集群由于国内市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资金链障碍问题，但是，却加剧了不同分工或分包、下包层次“扎堆”企业之间的低成本完全竞争程度。而且，驱使集群内企业对代工与贴牌出口贸易扩张方式的依赖，形成国外市场对国内市场的替代和挤出。由于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的集群中不存在具有控制力和主导力量的核心企业，这也就意味着集群内企业间的竞争能力差别不大，生产产品的差别性也不大。直接从国际买家那里接受外包订单的企业之间，以及为直接接受外包订单企业提供多层次分包、下包生产活动的企业之间，只能以低价格的完全竞争形式进行竞争，产品价格被迫接近边际成本，所有的企业都无法积累足够的利润进行工艺或产品方面的升级，以及开拓国内市场的品牌建设战略。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国际大买家只能把最简单、技术含量最低的生产环节外包给该集群，进而形成了一种低端化的恶性循环发展路径。集群竞争优势的核心可概括为成本依赖性或成本敏感性。该情形下，集群众企业之间的关系虽然还可以依赖于社会资本中的关系型信任治理机制来维持不同生产环节企业的交易，但这种交易并不是一种双向合作的主动交流。事实上，上下游之间分工协作的企业之间是一种嵌入在封闭社会圈内(非匿名市场)的类似完全竞争性质的市场距离型交易关系，下游企业通过集群内部的“专业”和“隐形”市场进行“货比三家”的低价格搜寻，上游配套企业也因为每一生产环节都“扎堆”着数量众多的同性质、同能力的中小企业，进行近似于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完全市场竞争。因此，整个集群都很难积累实力来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还必须关注的是，在由NVC向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转变的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的集群中，工艺和产品升级的主要方式是新企业对旧企业的“强制性”替代，而不是原有企业内部的自我扩张和更新。并且，主要的凭借手段是更为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引进，并不是对原有生产工艺和设备的企业内部自身改造和革新。原因就在于集群内企业不能获取长期稳定正常利润和集群内不存在激励自主创新的自发秩序和制度条件。综上可知，我国国内社会信用体系缺失所导致的集群资金链的障碍难题，事实上是激励我国多数产业集群由NVC向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转变的关键制度层面因素。但是，在多数为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的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中，GVC的嵌入使得集群呈现出一种升级能力和高端竞争优势的削弱趋势，而且出现了国外出口对国内市场开拓的替代效应，相当程度上会削弱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于准层次治理结构的集群来说，其主要的分工组织特征是，具有控制力的大企业和其密切协作的中小企业之间形成金字塔结构的分工网络群落，大企业处于金字塔顶端，起着支配性或主导性作用，而众多中小企业则主要为其提供专业化生产和配套服务。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上下游的分工合作关系，不同层次之间的企业具有一定依赖性。在集群升级过程中，具有控制力和主导力量的大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情形下，在国内社会信用体系缺失所导致的国内市场贸易规模受限制约束条件下，集群由NVC向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转变过程中，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受到来自国际大买家或发包商的俘获型治理机制和纵向压榨效应，但是，正是因为准层次治理结构集群中的主导大企业可以起到规范其所控制分工网络群落中竞争秩序的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模仿一套利一低成本竞争”行为所造成的集群内企业生产利润空间狭小的发展困境。对于集群中那些具有控制力和主导力量的大企业来说，具备获得全球价值链上治理者(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较高层次外包业务的能力和渠道，众多中小企业在生产上接受其调配和间接管理，集群内可能会形成一个竞争有序或者合作大于竞争的分工组织结构。这种情形下，集群内处于分工协作地位的中小企业可跟随大企业或多或少地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大企业可以借助集群整体的生产优势，在推进国内市场品牌战略和国外市场技术学习及规模经济两种具有互补性质的发展战略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互补作用。一方面，积极利用国外市场所具有的“出口中学习效应”和“技术与先进设备引进后二次创新效应”；另一方面，利用出口国外市场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强化企业自身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推进国内市场的品牌建设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很有可能会逐步摆脱全球价值链上治理者的俘获型控制和纵向压榨，实现功能升级。总之，对于准层次治理结构的集群来说，集群由NVC向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的转变，在集群内部存在具有控制力和主导力量的大企业前提条件下，这就有可能会促进一个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互补的升级促进型集群的形成。

更为理想化的是，如果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得到很大改进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执行机制得到有效确立的条件下，准层次治理结构的集群由NVC向半GVC半NVC混合嵌入式转变过程中，会逐步形成竞争秩序的制度化、创新合作网络的形成(既有垂直方向的创新合作，更有水平方向的创新合作)、主导企业控制的产品分工链和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自主研发与自我产品设计能力提高、品牌与销售渠道构建、行业协会制度化以及与专业研发结构的融合与合作等等一系列高端竞争优势。而且，集群的功能升级能力进一步表现为由简单产品向集成产品、复杂产品的延伸，甚至可以掌握预测和创造市场需求的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这种情形下，对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来说，才可以真正意义上算得上是获取了高端升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简要的结论

与以往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升级问题的视角所不同，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制度层面因素，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互动关系可能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人手，来全面探析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层面因素，是如何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集群的出口竞争优势来源以及集群的升级能力表现。研究结果表明，正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的缺位，“扭曲性”地激励了那些本来应该专注于国内本土市场的地方产业集群，以代工或贴牌的出口方式参与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全球商品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低端制造和组装环节，从而深刻影响到我国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结构、竞争方式与竞争优势来源、升级能力，以及与作为全球价值链治理者的发达国家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在市场势力、治理机制的控制权、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方面的博弈能力和博弈结果。考虑到集群分工结构形态的差异，进一步将混合嵌入式集群区分为短距离型集群和准层级型集群，并结合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阐述了二者因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能力。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代工与贴牌方式出口贸易的快速扩张，如果仅仅从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禀赋的发挥来解释，或者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低端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的转移等外部国际产业周期因素来解释，实质上未必能够得到一个完整而全面地诠释。转型背景下；我国制度层面的“特殊”因素正向激励了地方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代工或贴牌方式，切入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制造与组装环节。同时，对依靠自主构建品牌和自主研发能力开拓国内市场的地方产业集群的生存空间造成负向激励。这就有可能迫使我国地方产业集群被“锁定”或“俘获”于出口=低技术能力=微利化的低端出口贸易方式，从而使得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失去自主创新与自主构建品牌能力，失去依托国内市场所蕴含的巨大的需求空间，来发挥“母市场效应”规模经济的高端升级能力。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改变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

责任编校　一　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