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发展中的“模式趋同”现象及一体化合作问题研究

摘要：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发展“模式趋同”现象的深入分析可知，无论是苏南地区的内外资并举式发展还是浙江地区的内外源嫁接式发展，都是在内因驱动和外因影响下相继步入过渡与转型期的一种表现。隐藏在“模式趋同”现象背后的是区域内部由浅至深的合作需要。从市场一体化到模式一体化再到功能一体化，长三角区域的合作机制有待于从产业链分工、城市功能专业化与竞争性地域空间重构等角度实现深化与进一步的拓展。

关键词：长三角区域；地区发展；“模式趋同”；一体化合作

中图分类号：17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9－0092－05

一、地区发展中的“模式趋同”现象

(一)“苏南模式”与“浙江模式”的主要特征

历史上的吴越地区作为一个具有较强的外向经济活力的东南沿海区域，对外商贸十分活跃，其文化个性和文化氛围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Ⅲ其中的各具特色与活力的地区发展模式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崛起，使长三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和助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比较受学界关注的有以温台地区为代表的浙江发展模式和以苏锡常等地的乡镇企业发展为代表的苏南模式。它们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农村工业化自发推力的影响，历史与社会文化中的经商传统及其作为制度“内核”的演化机制，均对塑造地区发展模式的个性特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创新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利用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苏南模式起步于改革初期，是指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以农业为基础、大中城市为依托，利用市场机制，兴办乡镇企业，以农村工业化推动农村产业分工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多行业的内向组合与多渠道的外向开发相结合，从而促进农村繁荣和农民的共同富裕的一种发展模式。

(二)“模式趋同”的表现与影响

近几年以来，在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基础上，有着先行市场化经验与基础的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在上海模式由“三个中心”向“四个中心”递进的发展战略引导下，同时又在审视自身模式缺陷和寻求解决对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现象。

2003年5月，浙江省委向各县市下发了《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重点阐述了浙江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和交流的基本原则：“市场主导，政府推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进一步加强政府引导、协调和服务，逐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规范市场秩序。为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为了更好地接轨上海和接受上海的辐射，浙江省投入巨资建设沪杭磁悬浮列车、杭州湾跨海大桥等项目，其目的就是为了拉近浙沪两地的空间距离。在行动上，浙江将学习江苏作为其融入长三角区域的主要步骤，开始注重引进外资，从以前单靠省内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向内外源相嫁接的发展模式，以对内开放形成的市场与产业为基础，尝试走出一条通过发展出口贸易带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开放式道路。

与此同时，苏南地区在反省自身发展模式缺陷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向浙江学习。由于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两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此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引进外资的战略，不仅没有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的预期目的，而且还让本地产业集群在参与国际分工中陷入了低端价值链锁定的危机中。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近年来苏南各地开始鼓励发展民营经济，期望通过重点解决特定时期遗留下来的乡镇企业产权问题，在体制上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两种发展模式的“趋同”，以模式的转型为核心内容，也改变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开辟了两种模式相互沟通的对话机制。在浙江，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引导作用，政府作为的思维空间也随着区域合作意识的增强而有所拓宽。围绕正式制度的构建，强化地方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提高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加强投资软环境和服务体系的建设等都成为政府在模式转变中的主要职责。而苏南模式中的地方政府也一改一贯强势的做法，开始注重扶持与培育本地企业，通过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赋予民营经济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

二、引起“模式趋同”的内因与外因

长三角地区发展模式的“趋同”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起决定作用，而外因则通过内因产生影响。

(一)内部原因

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辉煌之后，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产权上的先天缺陷，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普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因产权不清而导致的各种问题。1991－1999年的9年间，江苏的GDP增速稍慢于浙江，但同期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却是浙江的近4倍，外资对GDP的拉动作用远大于浙江，而民营经济则大大落后于浙江。苏南地区的外资主要集中于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2001年两者的比例超过了95％。由于产品生产主要以出口加工为主，所以拥有买方垄断势力的跨国公司能够顺利地实行对本地配套企业的纵向压榨，以阻碍它们的技术升级之路，这也使得企业在利益分配中处于极端的劣势地位。这种以低水平粗放型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给苏南地区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加上外商企业的独资化倾向在近年来明显增强，亦使得从技术外溢中获益的引资政策预期进一步落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苏南模式不得不进行自身的调整，借鉴浙江模式，改“单纯向外”为“内外并举”的发展模式。也正是由于曾经作为模式主要特征的某些内因，已经开始危及到模式的生存基础，故而彻底摆脱束缚企业发展的产权问题，在苏南模式的转型过程中显得格外迫切，也异常重要。

与苏南地区相同的是，浙江模式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印证了最初促使模式成立的那些制度层面的内生性因素，正在对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主要表现在：建立在小农意识上的农民经济和人格化交易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产生于家庭作坊的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不但规模小，而且缺乏现代管理意识和有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能提供高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造成企业竞争力不足；浙江自身的产业结构限制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给环境和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尽管近几年来浙江的第三产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产业结构基本上还停留在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上，产品附加值低、能耗大，给本来就资源贫瘠的浙江带来了更大的增长压力。“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是政府为

治理这些问题而采取的主要策略。这一策略强调在延续本地原有竞争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内外源经济的多元化嫁接(包括在要素、品牌、营销网络、文化、价值链、虚拟经营领域等方面的合作)，在技术、管理、制度和理念上对民营经济实现全面的提升，以推动古典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彻底转变。

(二)外部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诸如跨国公司的主导性明显增强、价值链呈梯度转移、研发全球化扩展、服务业离岸外包业务增长、产业转移的区域化集中和产业链整体移植等。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长三角区域，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这同样也是全球化对区域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长三角区域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又为本地区与跨国投资者之间展开互动和拓宽关系层次提供了可能。围绕跨国投资企业的关系主要包括生产链关系、所有权关系和组织链关系这三种。相对而言，生产链关系的发展条件最为宽松，通常也最早建立在跨国公司与那些能够满足其不同生产阶段的生产活动对要素需求的区位之间。然而，如果要进一步发展以所有权与组织链为基础的深层次关系类型，就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在投资地的市场环境、配套服务、技术能力、交通与信息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等方面发挥其各自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些条件上的初始差异，才会造成地区之间在开放过程中的发展差别。苏南和浙江模式曾一度保持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除了开放程度不同以外，这些方面的差异也是主要的原因。为了从开放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两种模式通过转型试图在生产链关系基础上拓展产权链与组织链的做法也会表现出某种趋同性和一致性。

跨国资本在投资地的所有权与组织链关系的建立，在空间上将促使全球产业向特定区域的集中化转移，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模式也由此从内部化发展到外部化进而形成网络外部化的多层次组织结构。这一过程的结果，非但不会引起国际生产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分布，反而会因区域之间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而出现差距。对于单个的区域而言，如果能够具备相当规模和增长潜力的市场容量、互补分工的区位禀赋结构和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体系等条件，就可以通过拓展超越于单纯生产链关系的所有权与组织链关系，从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得更为丰富的知识、技术、信息和人才等高等级的要素资源，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正是出于捕获这些机会与利益的目的，才使得长三角的不同地区之间采取了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学习对方经验以避免落后，是地区间关系由对抗式竞争向合作式竞争转变的有效博弈策略。可见，江浙两地通过“模式趋同”，旨在营造一种接近于均质化的投资环境。争取跨国投资企业的产业链整体转移，是对双方均有利的博弈选择。对于上海而言，随着其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功能目标的日渐清晰化，意味着苏南与浙江模式转型过渡阶段的不确定性也会随之降低，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模式趋同”现象所揭示出的深刻含义

长三角作为我国最具成长性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其十余年由浅至深的合作历程，使得区域内部由无序竞争占主导的“产业趋同”发生了向以地区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合作竞争为主导的“模式趋同”的渐进转变。在此过程中，地区经济呈现出强烈的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愿望。无论是上海的政府主导型大都市经济发展模式，还是江苏曾经以集体经济活跃而见著并实现了“二次创新”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民营经济+专业批发市场”并进而走向“国际化+民营资本”的发展模式都出现了有选择地引进外资、主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发展高科技产业、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大力推动城市化等相似的转型趋势。在国家性、区域性和地区性要素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和逐渐释放效率的前提下，由产权链的跨地域重组、产业链的跨地域协作和价值链全球空间分工主导的投资聚集与扩散的并存过程，不仅使得制造业出现了价值链裂变与整合的发展趋势，而且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服务业也借助于外包网络迅速发展了起来，成为影响地区与城市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此时，传统的部门间产业分工形式已经不足以概括地区之间的发展关系，产业内分工将遵循不同发展模式的地区纳入到产业与企业的组织体系中来。这一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克服各自独立发展的惯势，特别是要突破产权重组、资本流动、劳动力自由就业、基础设施重复投资与建设等方面的地区性制度约束。由此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区域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动。如何正视这一问题，恐怕需要地方政府彻底跳出对抗式竞争的思维逻辑，尊重要素、企业与价值链的市场化区位选择机制，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加快政府职能的回归。

苏南与浙江模式在转型中出现的“趋同”，作为一种现象，形式虽然相似但路径却各异。由于两种模式初始条件的不尽相同，也决定了它们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开放路径会产生很大的差别。浙江的开放模式是从市场层面启动国际化，即由市场开放和国际化起步，进而推动生产过程的国际化，逐渐融入全球分工协作生产体系，进而通过外资的引进嫁接改造企业股权体系和治理结构，完成要素投入的国际化；苏南地区则由分工层面启动国际化，即由生产过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施开放开始，进而推动市场的国际化，及企业投入要素的开放，它是由价值链中间开始开放，向两端延伸的开放过程。这种开放路径上的差别内生于发展模式本身的差异性，意味着两个地区都试图通过反思自身模式的缺陷和弥补不足来达到融入全球化以深度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目的。以人力资本为例，可以很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温州属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的区域，但其专业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低；苏州作为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相对偏弱。为此，浙江模式期望通过吸引外资，引导大量专业人力资本流入本地区，以解决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全而对地区经济发展构成的制约。而苏南模式在开放过程中碰到的价值链两个高端同时受制于外资的问题，则促使其积极营造一个更适合于企业家人力资本成长与流入的市场环境。这些问题都表明，如何透过全球生产网络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合作，是当前长三角区域所面临的全新课题。每种模式的转型也将以其自主的和潜在的方式影响长三角区域合作方式与内容的变化，从各自制度体系创新与政策认识深化的角度分别为深化区域合作做出有益的铺垫。

四、地区发展“模式趋同”视角下的区域合作机制与内容

从某种角度来看，地区发展“模式趋同”既是长三角区域合作步入新阶段的产物，同时也为进一步拓展区域合作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现阶段影响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主要机制

1.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和竞争压力的增大，增强了地区经济之间的竞争合作意识。地区经济发展外部条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突出了经济全球化的资

源紧约束现实，而且迫切要求经济的发展要随时能够适应于技术创新的日新月异和市场的瞬息万变，改变平行向内的区域发展模式，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谋求共赢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一致选择。为此，长三角区域也由原先的硬件基础设施共建等较低层次的合作迈向软件设施与信用、研发平台的共享、区域的协同创新等较高层次的合作。如果说历史积淀的商业文化、地缘关系和社会网络促就了早期的长三角区域内部非正式的和零星的合作，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合作的正式化、制度化和网络化就成为区域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必要条件，以促使要素和资源能够更多地集中到价值创造的活动中去。

2.从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扩大和提升了区域合作的范围与质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在长三角区域内部同时形成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化经营体系，不同程度地迎合了发展本地技术力量的长远需要和买方市场条件下亟须拓展国际市场的现实需要，使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分工与协作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文化认同等原因，整个区域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仍然处于独立竞争状态，从而阻碍了分工协作的有效开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加深，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代之新型的工业化模式。在长三角区域中，以信息化为支撑的新型工业化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区域化、系统化、协作化和网络化是主要的特征。随着长三角信息产业“增长极”地位的确立，长三角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领先地位既获得了维持，区域投资环境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周边地区融入长三角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其他区域相比，长三角不仅具备了更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技术、市场与制度能力，而且区域经济的合作领域也由于利益结构的复杂化而变得更加宽泛，合作的形式与组织架构也日趋多样化。网络化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合作模式，能有效地分摊由信息化开放环境给区域及其中的企业、政府和产业带来的风险与成本，并且将在协同创新、区域治理、人才流动等领域开辟新的合作空间。此外，信息经济的技术手段在工业生产体系中的运用与普及，既改善了制造业产业分工的组织与技术环境，也对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广度与深度、服务业的发展结构与质量、城市功能的转型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城市圈、城市群和城市组团等功能性区域的兴起与发展，优化了区域合作的空间结构。所谓的功能性区域(Functional Region)，是指那些按照结构优化和系统整合原则形成并行使经济增长、对外联系与空间组织等功能的地域载体。广义的功能性区域的形成依赖于城乡一体化与城市区域化这两个区域空间结构同步优化的过程。长三角的城乡一体化得益于以集群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小城镇的发展，而城市区域化则依托于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的结构合理化与网络化过程，将形成由区域性中心城市、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地方性中心城市、地方性次中心城市及大量不乏活力的中小城镇等构成的等级序列、规模结构和关系联结均相对合理的城市体系。功能性区域的存在，除了充当着区域内专业化分工的有效空间载体以外，还顺应了地区经济相互借力的客观发展需要，能起到弱化行政区划刚性边界约束的现实作用，使资源在广域空间结构中的配置更趋优化与合理。

(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内容、相互关系及政策展望

发展模式的转型作为地区经济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策略，带有一定的过渡性。也正是因为原先发展模式所呈现出的相对独立性与由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形成的广泛联系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不断被激化的可能，才使得模式一体化成为了衔接市场一体化与功能一体化的中间环节。这也构成了长三角区域在发展及合作演化中的独特之处。

1.市场一体化。市场一体化旨在通过建立区域共同市场，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和促进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Dunford(2003)认为，市场一体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场价格不仅是关于相对稀缺性的信息披露机制，而且还是保障强调相对权力的买卖双方之间实现有效资源分配的一种“装置”。这表明，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所有有利于创新的资源，包括企业家才能、社会资本、历史文化积淀和制度创新潜能等都应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被尽量调动起来。因此，以市场融合为内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是区域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然而，只要行政区经济利益仍然受到非市场力量的左右，那么政府行为的外部性就难以避免和克服，市场也就无法单纯地通过各自模式的转型来实现相互之间的融合发展，故而需要在创新区域合作行政与治理体制等方面做出努力，包括开展区域之间项目合作、对区域性公共资源实行统一配置、设置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专区、设立区域共同基金、成立城市联盟等多种形式，以克服市场驱动一体化合作时的失灵问题。

2.模式一体化。模式一体化的起点与前提是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它是在竞争升级过程中不断补充制度知识与借鉴最佳实践经验的特有现象，在客观上会起到降低区域合作成本的作用。由于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大多围绕着服务于市场与企业发展的目标而展开，因此模式一体化的效应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它建立在企业与价值链环节的流动性不断增强进而使得地区经济专业化程度持续提升的基础之上，意味着来自于模式差异的要素流动等微观运行机制方面的障碍将逐步趋于消除。长三角地区发展模式的一体化，还应被视为新型工业化的技术范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产物，此时的区域合作有可能获得依托于柔性的、灵活的、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和产业组织融入全球化的多种发展机遇。从不同的增值位置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江浙沪三地开展产业内分工，形成基于产业链“区段化”的垄断竞争优势。当然，这还有待于三地的企业集群分别从位于价值链两个高端的研发设计、技术创新与品牌营销、物流服务等方面形成抵消性的市场势力，以打造基于完整产业链的地区协同竞争优势。

3.功能一体化。功能一体化不仅指地区间在经济各领域中实际发生的各种障碍的清除及经济融合和依赖性的增强，更重要的是由一体化引起的地域结构变化与区域认同意识的增强，将促使大量规模不等的、职能各异的功能型区域得以诞生和迅速崛起。由城市主导的功能区域的发展能力的明显增强，又将推动城市体系中各城市之间实现功能专业化(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zation)的空间分工格局。可见，功能一体化是城市分工适应于价值链分工的结果，最终实现从区域性城市密集区向全球性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转变，形成与超地域广泛联系的产业竞争和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地域组织结构。这种转变，对于长三角区域而言，意味着要通过高度的区际交流与合作，包括高度发达的资本、信息以及人力资源流动，完全整合在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它不仅有助于运用市场化的柔性手段管理与协调城市群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理顺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更重要的则在于依托全球城市区域的构建过程，可以巩固市场与模式一体化合作的前期成果，化解区域合作中因合约缔结成本过高而面临的治理危机，形成能够与跨国公司虚拟整合治理功能相抗衡的功能复合体及制度结构。这同时也顺应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来自于产业和地域在经济组织层面相互渗透与融合的总体发展趋势。

责任编校　一　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