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文论同语言学的相互关照

现代西方文论同语言学的相互关照

纵观西方文学理论，我们可以把它部分为两大流派：一种是人本主义，一种是科学主义。前者以人为核心，来揭示世界本质，如：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表现主义、精神分析文论、直觉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和接受理论等；后者则将人类文化纳入数理科学，以主观经验主义、逻辑实证论文联盟主义为基本，如：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英美语义学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叙事学、解构主义等。

我们发现二者的分水岭其实就是如何看待本文和形式的问题。这和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如出一辙。内容和形式是人们对任何文本进行理论分析时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对于语言(形式)在文本中所起到作用的不同态度，也自然会导致不同研究方法，从而产生不同的西方文论派别。可见，语言学与西方文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共时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期的语言学成果与该时期的西方文论有着对应关系；历时来看，语言学发展也促使了西方文论的阶段性转型。稍加辨析便不难发现，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开始，就形成了文体与形式研究的传统。但将之作为文学本体予以审视并构成规模化研究阵势则始于20世纪。下面就以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为例，谈谈=者的相互关照。

有人把语言学评价为20世纪对西方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影响最大的学科，这是有着科学性的。因为在这个时期，西方文论发展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的特征，具体说这种转向是由“语言学”转向“话语学”。

现代语言学以索绪尔为起点，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也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形成了一股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这种倾向在五、六十年代以前的基本特征是试图像语言学研究那样，用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寻找文学形式构造的内在规律性。我们把这样的文学批评称为文学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便是这种文学语言学批评发展到极端的代表。

在60年代以后，西方理论界已不满足于仅仅运用语言学的方法来阐释文学现象，而且还从哲学等理论基础上对语言本身进行了重新阐释，努力从根本上变革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的传统语言观。语言不再被看作只是反映主观思想和客观自然的一面镜子，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工具，语言自己就是主体。这就是“语言本体论”。

这种对传统语言观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使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发生了质的改变。“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而本世纪后半期，这种“转向”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层次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

文学语言学批评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来分析文学问题。这种方法把研究对象一分为二，然后强调其中一个较为确定的方面。这种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寻找研究对象的共性，排除其特殊性，努力构造出研究对象的体系性。因此它重视的是确定性研究。

然而，文学创作本身的载体一语言是不完全确定的。语言本身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表征符号，而符号的意义并非本身拥有，它只是在与别的符号形成对立和差异时才显现出来。一个符号可以和无数个别的符号形成差异，所以符号的意义也就在无数差异的对立关系中变得不确定起来。载体自身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创作的不确定，而创作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批评的不确定性。文学话语学批评不再把文学作品当作作家声音的转达者和完全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独立存在着的、能够与读者对话的主体。并认为，话语(文学作品)意义的确定是与语言环境(创作环境和接受环境)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学话语学批评采用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对话批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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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根本上力图提供给读者的不再是某些确定的观点和结论，而是一个由多种对话组成的话语语境。读者可以在所提供的各种话语中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批评是开放性的，读者的活动也成了批评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从语言的自身性质—-—符号性阐释了西方文论的转型。其实，从人的思维发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转型的必然。人最基本的思维范式有两种：一种是科学，另一种是艺术。前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客观现象进行深的分析，通过归纳、演绎等方式，探寻事物的规律，它通过对客观各种现象的归类，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从而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后者则恰恰相反，注重对客观现象本身的把握，并不追求揭示事物的本质，而是重视事物的非规律性和偶然性。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两种思维范式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往往被同一个时代的人们同时运用，但在不同的时代，总有其中的一种思维范式占主导地位。

早期的人类对民间文学艺术创作的评论，还只是一种感性认识，主要是通过欢呼、沉默或不满来表示。那时的文艺批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批评，所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种对文艺作品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氛围。在产生了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的同时，文艺批评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强，注重批评的逻辑推理和相对确定的结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语言学批评。然而，人类在长期的文艺批评实践中，又发现了文学语言学批评的缺陷，开始探索以对话为主要特征的文学话语学批评。

文学语言学批评在形式主义影响中走向了纯语言学、语义学批评的道路。他们把文学作品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在意义体系内对作品进行科学的归纳分析。解构主义虽然解构了文本的意义，但却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读者语境，注重认识主体的研究，而无法构造新的文本意义。

应该承认，科学研究要求意义的绝对确定，但文学于比评却是一个独特的研究活动。它的研究对象是本身就很复杂的文学现象——注重表现事物间的差异，着力刻画丰富的个性形象，描绘复杂的情感。所以文学批评不应只以归纳或确定某一意义为己任，而应该去揭示作品意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我们并不一定非要在一篇批评文章或一本批评专著中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结论可以是多元的、矛盾的，甚至是对话的。

西方文论由“语言论”转向“话语论”实际上也是语言学告别了语言工具论而走向了语言本体论之旅，从而开创了语言学转向的新时代。语言本体论认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语言的方式即人生的方式，语言不仅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且成为人们看待世界的窗口。应该承认，语言本体论重构了西方文论的话语格局，使得语言从文论话语的边缘走向中心，从文学载体走向本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才真正成为了语言的艺术。

当前，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新型网络媒体的出现，当代文论建设正在并将继续发生一场深刻的巨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图像化与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数字化生存语境，更大程度上否认了传统，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模式和表达空间。

现代媒介艺术意味着技术时代对传统人文精神时代的替换。文学在本质上是渲染、传播人文精神的，而技术理性则强调逻辑、秩序和物性伦理，致使技术理性日益挤逼、代替文学审美，扭曲、变换甚至废弃人文精神，最终削弱人格主体，放逐精神家园。现代媒介艺术也使得消费文化替代了审美文化。消费时代的快餐文化及其功利性使得较为纯净的精神性审美荡然无存。数字化的视像文化正在改写书写印刷文学的论文联盟审美成规，纯粹诗意的精神之美被世俗审美所取代。读图文化的视觉美感带来的不是思想反思与理性批判，而是世俗化生活呼求的消费与生产。与此同时，现代媒介艺术以大众化、游戏性消解着精英文学。网络的兴起消解了印刷时代文学的圣洁性质。虽然有学者认为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学真正回归于民间，但网络写作的自由化和道德准则的缺失又使得这一回归充满了复杂。

由此我们发现，现时期的文艺正滑向一个遥远的未知方向，这种趋向与我们的正统观念渐行渐远。正因这样，中西文论都面临着自我的迷失和阐释的困惑。现在，东西文论站在了同一历史平台上，共同面对着这个难题。当此之时，如何重构文论话语并引领当下文艺路向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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