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和农民、城镇居民的收入质量与横向公平比较

摘要：基于2012年545份农民工调查样本，提出农民工收入质量概念，并在构建农民工收入效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和农民、城镇居民的收入数量、收入质量和幸福感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农民工自我感知结果显示：农民、农民工、城镇居民的工作环境、收入公平感、生活幸福感、收入数量和收入质量分别呈依次递增状态；农民工的收入质量满意度低于收入数量满意度。

关键词：农民工； 收入数量；收入质量； 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110-05

引言

“三农”问题是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都与“三农”问题有关，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农民工的收入状态不仅关系到城乡差距的缩小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影响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良性发展。

学术界对农民工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个人特征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姚先国等采用BROWN分解方法，结果发现城镇居民工资中有72%是由性别差异歧视造成的[1]。黄祖辉基于杭州市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2]。

二是人力资本特征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正影响。受教育程度提高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但教育回报率大小、教育回报率的组内差异等问题仍有待探讨[3]。王德文等采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分析农民工培训的收入效应，发现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的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简单培训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再流动，其对技能提高和收入的增加效应不明显[4]。苑会娜以北京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证实，初始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工收入越高，经济地位越低的农民工健康越可能恶化，影响恶化的因素包括生活情况、心理健康程度和社会保障状态等[5]。有学者假设“工作经验”是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但回归结果往往并不显著。

三是外出务工时间、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特征影响农民工收入。社会资本不平等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过程，即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6]。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概率，个人网络和社会关系对农民工提高自身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个人工作经历、职业技能等其他人力资本因素只能通过关系资本才发生作用。具体而言，农民工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对其增加城市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即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正的影响[7]。

绝大多数学者侧重从外生变量来解释农民工收入的纯数量状况，而忽视了农民工收入质量问题的特殊性，对于农民工收入“高”、“低”与“好”、“坏”之间的关系鲜有论述。2005年，林富民首次引入“农民增收质量”概念，即指增长稳定、结构合理、知识含量高、劳动成本低的高质量农民收入[8]。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和扩展，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从农民工收入质量视角对农民工收入问题进行分析；第二，从农民工自评角度将“农民”、“城镇居民”与“农民工” 三个群体的收入质量进行横向比较和实证分析；第三，深度探讨农民工自我认知体系内关于幸福感、收入质量、收入数量之间的异同和微妙关系。

1农民工收入质量理论分析

农民工可以将自身的劳动力配置到农业生产活动或非农业生产活动中，在两种活动中配置劳动力的多少会获得不同的收入。劳动力收入最大化问题决定了农民工收入数量。假设农民工自身的劳动力为一个固定值（L），劳动力可以配置给农业生产活动和非农业生产活动；非农劳动活动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城市雇佣的工资收入，最终工资率为w（工资率要受到失业或转移成本影响而降低）；传统的农业生产函数为：y=f（l，k，n），其中l、k、n分别为在农业活动中的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务农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和土地投入。当输入变量的边际投入为正，函数的交叉导数非负时，农民工的收入函数能够表示为：

max{l≥0，k≥0，n≥0}{pf（l，k，n）-r1k-r2k-sn+w（L-l）}（1）

式（1）中，p表示农产品的价格向量，r1为自有资金的银行储蓄率，r2为银行借款的贷款率，s为土地的租金率，L-l表示农民工配置到非农劳动的劳动力 [9]。

农民工的收入质量可以用农民工的效用进行比较，农民工与农民、城市工人的收入质量也能够用他们之间的效用进行比较。横向公平的效用公式只有在假设劳动者之间的效用比较公式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应用。假设劳动者的效用（收入质量）依赖于劳动者的休闲和消费，根据弹性替代能够得到劳动者的收入质量的基本函数：

Ui=[ai（T-Li）-Ui+（1-ai）y-Uii]-1/Ui（2）

式（2）中，Ui为第i个劳动者的效用；Li为第i个劳动者每年的工作时间；yi为劳动者的个人收入；T是劳动者的有效时间（假设除去每天8小时的睡眠时间，每年可利用的时间为5824小时）；ai为效用函数的系数，决定了第i个劳动者对全部收入用于休闲的比例；ui为效用函数的系统，与替代弹性ε具有函数关系u=1/ε-1[10]。

由以上理论分析可见，农民工的收入数量和收入质量具有一定的关系，农民工的收入质量不仅依赖于收入数量，还依赖与农民工的休闲和对收入替代的自我感知评价。

2农民工与农民、城镇居民的收入质量比较

在农民工收入数量持续飙升的现实背景下，农民工收入的质量属性日益凸显。农民工收入质量指的是农民工收入的好坏或优劣程度。收入质量体现为收入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说明农民工名义收入与其实际收入的接近程度，以及农民工名义收入与其所需收入的相关程度。本文首先选取陕西等13省的农民工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收入特征、工种类型等各方面指标进行总体统计样本描述，其次对2009～2011年的14个家庭总收入区间的样本分布频率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从工作环境、收入公平感、生活幸福感、收入质量等4个方面，横向比较了受访农民工与农民、城镇居民的收入质量状况，并分析了三者的差距。

2.1 样本描述及其特征分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2012年2～7月对外来农民工进行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地点包括陕西杨凌火车站、铜川和西安。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人口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就业状况、获取成本和收入质量总体评价5个方面，3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50份，回收有效问卷545份，有效率为64.12%。样本覆盖了陕西、甘肃、山西、湖南、湖北、广西、河南、辽宁、山东、四川、云南、河北、内蒙古13个农民工来源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按来源地集中度将样本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来自陕西的255个样本，集中度约占46.8%；第二类样本包括5个省份，山东和山西的样本分别有67个（12.3%）、65个（11.9%），41个样本（7.5%）来自湖南，40个样本（7.3%）来自广西，32个样本（5.9%）来自湖北；第三类样本来自其他7个省份，集中度均低于4%。调查问卷中相关变量的选取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表2所示。

调查问卷中相关变量的选取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被调查农民工整体基本情况为：男性、已婚者居多，平均年龄段为30～40岁左右；平均受教育程度表1变量定义的相关说明

变量名称1变量含义个体特征（PE）性别 （GEN）1男性=1，女性=2年龄（AGE）120岁以下=1，21～30岁=2，31～40岁=3，41～50岁=4，51～60岁=5，61岁以上=6婚姻状况（MAR）1已婚=1，未婚=2受教育最高程度（EDU）1没上过学=1，上过几年小学=2，小学毕业=3，上过几年初中=4，初中毕业=5，上过几年高中=6，高中毕业=7，职专或中专=8，大专或大学=9技能水平（SKI）1高级=1，中级=2，低级=3，与农民相当=4家庭特征（HOM）1家庭规模（SCA）1按实际数目取值，单位为人家庭耕地面积（LAN）1按实际数目取值，单位为亩收入特征（INC）12011年全家总收入（INC）11万元以下=1，1～1.5万元=2，1.5～2万元=3，2～2.5万元=4，2.5～3万元=5，3～3.5万元=6，3.5～4万元=7，4万元以上=82011年个人月收入（MON）1500元以下=1，500～1000元=2，1000～1500元=3，1500～2000元=4，2000～2500元=5，2500～3000元=6，3000元以上=7为初中毕业（广西省教育水平最高，达到均值6.20，相当于高中毕业），拥有中上等技能水平（湖南省农民工技能水平最低，仅为3.80，仅拥有与农民相当的技能），平均家庭规模为4人，平均家庭耕地面积为4.9亩（山西省农民工家庭耕地面积最大，均值为6.78亩），2011年平均家庭收入为2～2.5万元（湖北省农民工家庭收入最低，为1.5～2万元），2011年样本平均打工月收入为2000～2500元（与当年全国农民工人均纯收入水平2049元相当）。

2.2农民工家庭总收入的14个区间分布

0如表2所示，从2009～2011年农民工家庭总收入可归纳出三个特点：第一，低收入水平农民工人数众多，约有半数农民工近3年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第二，高收入水平农民工比例甚微。近3年家庭年收入8万元以上的比例不超过3%。第三，从时间纵向上比较，农民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11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贫困家庭比2009年和2010年分别增长了3%和10.1%，与此同时，收入在8万元以上的家庭同比也分别增长了1.1%和0.6%。第四，近3年收入分布走势类似，基本呈正态分布。多集中在图1左上角，右下角分布稀疏，以6万元为临界值观此现象尤为明显（见图1）。

2.3农民工与农民、城镇居民的收入质量状况分析

2.3.1农民工工作环境比农民好，比城镇居民差

运用likert五级量表分析农民工工作环境的自我感知评价，1 表示“很好”，2表示“比较好”，3 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差”，5 表示“很差”。如表3，除均值列外，其余数字格单位为百分比。调查结果显示，第一，近半数农民工认为其工作环境与农民相当，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环境与城镇居民相当。第二，近三分之一农民工认为其工作环境比农民好，仅有约1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环境比城镇居民好。第三，15.8%的农民工认为其工作环境比农民还差，半数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环境比城镇居民差。总体来说，农民工认为其工作环境比农民好（Likert均值2.78），比城镇居民差（Likert均值3.44）。

表3农民工工作环境1很好1比较好1一般1比较差1很差1均值 与农民相比，您现在的工作环境或条件怎么样？15.10 129.00 150.10 114.50 11.30 12.78与城镇居民相比，您现在的工作环境或条件怎么样？12.71112.94134.45137.58112.3213.442.3.2农民工收入公平感严重失衡，劳动付出大于收入所得

根据亚当斯横向公平理论，人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即他要将自己获得的“报偿”（包括金钱、工作安排以及获得的赏识等）与自己的“投入”（包括教育程度、所作努力、用于工作的时间、精力和其他无形损耗等）的比值与其他人作社会比较，只有相等时，他才认为公平[11]。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鉴于农民工收入质量很大程度依赖农民工自我评价，因此农民工自身的心理公平感会影响到评价结果的真实与否。

2.3.3农民工生活幸福感比农民高，比城镇居民差

农民工生活幸福感横向比较，Likert五级量表中，1为“非常高”，2为“比较高”，3为“一般”，4为“比较差”，5为“非常差”。与农民相比，43.1%的农民工认为其生活幸福感与农民相当，42.2%的农民工认为其生活幸福感高于农民。均值2.683，表示多数农民工认为其生活幸福感比城镇居民低。总之，农民工认为其生活幸福感介于农民和城镇居民中间（见表5）。

2.3.4农民工收入质量比农民好，比城镇居民差；收入质量低于收入数量满意度

为研究农民工收入数量和收入质量之间的关系，调查运用Likert 五级量表（1 表示“非常同意”，2表示“同意”，3 表示“中立态度”，4表示“不同意”，5 表示“非常不同意”）反映被调查农民工的收入理念，分值越小，表明农民工满意程度越高。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对其收入数量和收入质量的自我评价具有及其明显的类似性。与农民相比，农民工对其收入总额和收入质量感到满意的均值分别为2.813。这代表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对自身收入状况总体感到不满意。第二，农民工普遍认为自己的收入数量和收入质量高于农民但低于城镇居民，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间阶层。这一方面反映了城乡收入数量与质量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工“亦农亦工”的双重身份和既无法彻底脱离农业生产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