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危机

鉴于世界各国发展史里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与表现,很多人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扩大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期望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良知与理性能成为中国社会与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上其富裕与消费能带动整个社会的富裕;在社会发展上能充当粘合社会分裂的“社会稳定器”;在文化上,成为健康、文明的生活典范,以及主流道德价值、品位与格调的领头羊。

可惜美好的愿望仅仅是愿望。从现实看,中国的中产阶级难以担当这种历史责任。

“金字塔”变“洋葱头”:

中国难以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

2006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主持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为4%～5%;在城市,比例约为10%;在大城市,比例约为12%～15%。也就是说,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的“金字塔”不复存在,但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产阶级队伍并没有稳步成长的趋势。

从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发展史看,中产阶级的壮大有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私营企业的兴起与壮大,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服务业的大幅增长。反观中国,近些年明显的“国进民退”和民营企业的矮化显然与中产阶级的壮大背道而驰,比如2008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大陆企业占据26席,其中25家为国有巨头,唯一的民营企业是排在第499位的联想集团,而且,“联想”相当部分业务来自政府采购。与此同时,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私营经济标志的个体户也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迅速衰败。根据国家工商管理总局的统计,到2006年底,我国个体户数量下降为2506万户,较1999年减少约65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 另外,自1997年之后,中国服务业的增速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速,至今已持续8年之久――中产阶级社会几乎不可能在一个服务业份额不断萎缩的经济体系中出现。如果中国的出口继续依赖低端制造业,那么,中国的主要人群就只能是低端制造业工人,而难以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

改变的方法只能是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依赖于一整套制度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道德环境的升级,很可惜,目前还没看到这些宏观制度方面的突破。也正因这样的产业结构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近几年才会遇到如此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的就业难与中产阶级的壮大遭遇瓶颈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更糟糕的是,由于中国服务业在世界产业链上竞争力的缺乏,在这一轮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产阶级是经济衰退期遭受失业困扰最为严重的阶层之一。

有些人只希望更近地依附、委身于权力

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在数量增长上面临困境,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至今没有获得按职业或者利益关系自由结社的权利,也不存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政治组织。

与此同时,中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体制内有着密切联系。社会学家古德曼在有关山西的研究中发现,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李路路的研究,在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干部。而在中小城市,中产阶级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

在政治和利益的博弈之中,中产阶级只能孤军奋战,而在体验过无数次个体单挑体制的悲壮结局之后,中产阶级也不得不学“乖”了。就像在一些不公平的拆迁中,当拆迁户明白对抗无果之后,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率先拆迁而获得的一些“奖金”,逐渐地,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些经验会化为一种势利的文化与心理结构而固定下来。他们不再属于市场,甚至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普遍地相信个人奋斗,相信公平规则,有些人变得只希望更近地依附、委身于权力。曾有一个中产阶级朋友如此精确地概括自己的价值观:我不痛恨这个体制,我只痛恨自己不能进入这个体制。

让我们看看中产阶级两类经典人群在中国的现状吧。近年来,对医疗腐败的讨伐一直是民意的热点。医生,这个各国中产阶级的典型群体,这些年因为开大处方、收受回扣红包而不顾病人死活等无良行为屡次被推上道德批判的风口浪尖。公平地讲,很多医生和病人一样,也是糟糕的医疗体制的受害者,他们本来也可以像他们的国外同行一样,凭借专业知识和诚实劳动,获得一份阳光的、道德的高收入。在饱受道德批评的同时,他们也有理由抱怨体制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但是,医生在其中亦享受了好处,所以至今仍看不到医生群体有起来和病人群体一起争取更公正的医疗制度的任何迹象。

再来看看专家群体,继“小姐”之后,“专家”是另一个被毁掉的词汇。这个本应承担社会良知与文明引导者的群体,现在几乎整体性地丧失了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失声;还有些学者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使得某些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和民众渐行渐远。

笔者在此无意对这两个群体进行道德谴责,他们所具有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几乎是中国当下中产阶级的通病。中国中产阶级是“灰色阶级”,他们中很多人的收入是“灰色收入”。 在社会秩序与道德全面失范之后,没有组织的个体几乎只能选择保全自己的短期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既是体制的压迫者和受害者,也是体制的帮凶。他们难以像某些小资媒体渲染的那样成为时代英雄。中产阶级的奋斗充其量也只是在追求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和突破,很难获得群体层面共同而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行动,在社会政治倾向上,他们是消极的。

稳定器?缓冲层?粘合剂?都不是

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很多人对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充当粘合社会分裂、寻找国家共识、塑造主流价值的角色。从社会学上讲,中产阶级确有此功能。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确实已成为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首先,西方的中产阶级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极端激进的思想很难有市场。第二,对于社会上层权势集团和社会下层弱势群体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中产阶级充当了缓冲层,极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在经济稳定方面,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

在一个成熟的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的生活和精神对整个社会还有一种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表现在消费习惯、职业道德、商业诚信、家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品位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向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

但也应该看到,中产阶级虽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许多历史经验说明了中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在1960年的委内瑞拉,左翼集团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政府的运动中,委内瑞拉银行雇员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泰国军事,中产阶级也是的支持者。 更可怕的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产阶级竟然是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并不总是维护社会稳定,它也会导致社会冲突。

实际上,中产阶级“稳定器”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即一方面,中产阶级已经足够强大,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能够得到社会的容纳。缺乏第一个条件,中产阶级就无足轻重,谈不上维护社会稳定;缺乏第二个条件,中产阶级就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产生社会冲突。

这两个条件中国中产阶级都不具备。另外,更可怕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普遍信奉裸的暴力正义观和丛林法则。翻开历史可以看到,暴力正义观一旦占据上风,只会是人类文明的灾难。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几十年教育的偏差,更加上社会失范之后,坚守正义者屡遭现实的蹂躏,这些经验使得不少人普遍不相信还有绝对的道义存在,这一点在中产阶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回头看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产阶级,在他们上大学时,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哲学是流行的时髦读物;再看看近年以《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思维方式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中产阶级和大学生都是其中的主力。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可能比其他社会经济阶层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感。这种带有憎恶外族的情感色彩、被阿仑・怀汀(Allen Whiting)定义为“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在城市社会经济精英圈中具有特别的反响。

就在2009年3月,一对母女因在武汉大学看樱花时穿着和服拍照,遭到该校信息学部大二学生的声讨与驱赶。这些名牌大学的理科生,很显然也将是中产阶级的成员。尽管中国很多民族主义运动背后有着某种权力的驱使,但是很显然,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理基础也是其成长的土壤。他们不相信什么普世价值、国际正义的存在,只相信“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话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自然的推论:强者强了要打人,也是无可厚非、天经地义的,谁叫你没出息当弱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中产阶级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级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果有一天,中国政治领域中出现某种压倒性的极端思潮,中产阶级成为其热烈的追随者,你绝不要感到奇怪。德国中产阶级在法西斯时期所留下的狂热和残忍纪录,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总之,尽管在社会学界流行的观念认为,中产阶级有着“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但这并不适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恐怕很难担当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消解社会激进力量的角色。

精神危机:抛弃崇高、追寻享乐、信仰缺失

今天的中产阶级成长在一个缺乏信仰基础的实用主义哲学盛行的时代。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中,道德似乎总与权力裹挟在一起,也因此,在启蒙的过程中,对于权力的憎恶也会变成对道德的憎恶。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对生活和文化的独立思考是从对伪崇高的抛弃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伪崇高的讨伐与调侃就成为启蒙哲学的主旋律。60后和王朔的小说一起在调侃中抛弃了“伪崇高”;70后则在周星驰的电影中完成了对各种伪君子的解构。然而,由于整个社会主流信仰处于真空状态,他们在抛弃伪崇高和伪君子的同时,将崇高和君子也一并抛弃了。

那么,就只能依靠肉体的享乐和物质了。在中国,外在表现为过度消费。在西方,提到中产阶级,人们可能会想到他们的一些特点,比如严谨保守的生活方式等,而在中国,这一概念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洋房、汽车、时装等高档商品。在香港,商场的售货员小姐告诉我,大陆人对名牌极其热衷,而且特别钟爱那些名牌LOGO(标识)鲜明的品牌。近年来,我们也频频在互联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炫富事件。

除了消费,还有“性”。当肉体的享乐达到自然生理的极限,再进一步就可能借助科技与药物。这些年,在许多夜店,一种被称作二级的东西正在流行,在深圳、武汉等城市,、麻果、已成了一种夜生活时尚,其主要消费者并不是社会失意者,而是中产阶级。

西方有句谚语:不信上帝,即信撒旦。即使部分中产阶级产生了某些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但由于主流价值和信仰的缺位,一些在正常社会只能是边缘的信仰纷纷粉墨登场。除了前面说到的狭隘民族主义怪胎,另外一些怪力乱神和粗鄙的形式也开始盛行。比如我们随处可见女白领在钻研星相学,逢人必问星座。另外,一些东方神秘主义比如瑜伽、周易之类的东西也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还有,近些年随着中产阶级旅游消费的兴起,一股少数民族文化热也大行其道,在没有主流文化支撑之后,似乎只有去丽江、去、去泸沽湖,在山水中,在那些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里,才能找到精神上超越的东西。或许在普遍没有主流文化之后,我们的中产阶级觉得那些原生态的东西才叫文化吧……

(作者系《时代周报》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