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冷思考

最近,有不少外邦人士忽然大谈特谈起“中国模式”的好处来。而且不吝惜各种赞美之词,对此笔者甚感欣慰。但想到另一种现实,又不免心情沉重。

2003年启动的农村户用沼气工程最近证实,所建的沼气池,至少在黑龙江省报废率就超过了90%,数亿元投资打了水漂。原因是从政府的资金管理和使用,到建材购买和工程招标,暗箱操作随处可见。结果一些不合格的砖混结构沼气池,建了废,废了再建,坑害了国家和百姓,肥了经管者自己的腰包。(《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34期)不知这是否可以看作“中国模式”投资成效的一个典型案例呢?

有消息称:当前我国的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出现了重复建设的倾向。许多企业本不具备做风力发电机的资质,也不掌握其技术,但几十家企业仍争先恐后地不惜花费几千万到国外购买图纸,还要承受对方一系列苛刻的条件:每生产一台就要给对方多少钱,且不允许改动,不允许出口。结果这些大规模生产的国产兆瓦级风机根本不适应我国西部风沙地区,返修率很高。出现这类问题,不能不说是某种混乱不堪的生产经营“模式”造的孽,也难怪得到外国人的大声夸赞。

河北武安教育局局长冯云生因退休而被免职。然而,就在免职决定宣布的当晚,冯竟签署了大批调令,将数百名农村教师调入城市,致使许多农村基层学校无法正常上课。要说这中间没有腐败,恐怕没人相信。不是那种特有的难以监督的权力“模式”,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哪有机会上演这种“最后的疯狂”?

“中国模式”或许可以对一些重要的事情特事特办,效率奇高。那么,官员财产申报制重要不重要?应该说十分重要,它关系到人民对政府反腐的信心,甚至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可一个官员财产申报制,硬是酝酿了十几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楼”,这效率高吗?

诚然,2008年奥运会前后,北京的天空一度很蓝,大街小巷也井然有序,似乎是这种“模式”效率奇高的典型例子了。可奥运会后呢?2008年,仅北京环境污染造成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就达1.7%,难道这就是环境治理后的模式业绩吗?这种“高效”治理的背后,往往是不计社会成本的大手笔。例如,在奥运会前后几个月(总计时间应长达8个月以上),安保到了几乎草木皆兵的地步,连邮局收寄信件和包裹的业务都无法正常运行。笔者急于往北京某研究院寄送的一些科研分析样品,硬是被疑似为危险品而无法寄出,以全国计,类似这样的情况不知会耽误多少正常的工作!这种“高效”正常吗?能长治久安吗?

至于国外报道“金融风暴”后“中国模式”的经济复苏很快,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一些本已淘汰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起死回生,如此看来,一些地方所谓的复苏,无非是把以前没能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又向后推延了而已。

“中国模式”当然也有有利的一面。譬如汶川大地震的救灾组织工作,就十分有效,成绩显著。但这种除非战争或自然灾害时期才能启动的应急体制,不可能成为社会常态。如今改革开放已逾三十年,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我们应及时转变和更新现有的发展观念和模式。这个时候,对那些听起来十分受用的所谓“中国模式”的颂词,尤其需要冷静思考。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