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分析

摘 要：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并从制度层面上提出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003-04

一、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分析

（一）收入不平等的结果不平等

结果的收入不平等简单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差距。而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行业收入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行业收入差距来测量。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根据汪玉凯教授的计算，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1∶2.36上升到了2009年的1∶3.33，并且预测不久后这个比例会达到1∶4（汪玉凯，2009）。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 175元，农村地区则为5 153元。城镇居民大部分享受社会保险，农村居民没有相应的保障支撑，城乡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比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

地区的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大。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出图1，2009年东部GDP为211 886.9亿元，中部GDP为86 443.31亿元，西部GDP为63 166.33亿元。各省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更是悬殊，2009年GDP最高的广东为39 482亿元，而最低的仅为394亿元，比例为100∶1。

个人收入有多种来源，所以个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比较困难。撇开资本因素，个人工资差距与行业收入密切相关。举例而言，2009年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为60 398元，信息和计算机行业为58 154元，而最低的行业农林牧平均工资仅为14 356元。由下页图2可知，各行业平均工资差距明显。

（二）收入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

结果的不平等的产生与机会的不平等息息相关，中国个人、地区、行业、城镇收入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自所得到的发展机遇的不同。机会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起点的不平等和进入市场的不平等。

1.竞争起点的不平等。起点的不平等指进入社会活动前的后天资源禀赋的不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影响了各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人力资本形成，进而影响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可知，就教育的投入经费而言，直辖市的教育经费最高，其次是直辖市县，再次是一般市区，一般农村县最低。就教育的普及性和就学机会上，城乡存在明显的差异。2002年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有431个县，全部集中在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就人力资本存量而言，城镇人均资本存量远高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2000年中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而城镇达到10.2年。农村劳动力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只有8.5%，城镇为43.5%。就个人而言，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个人所受的教育培训更是差距明显。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平等。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制度和户籍制度，所有制和产业偏向，导致了社会保障资源在不同项目上的不公平分配以及在社会保障权利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由表1可知，城镇与农村在保障项目和保障人数上差异明显。2009年城镇居民可享受失业、医疗、工伤、养老等各项保障福利，而农村仅有养老保险一种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的参与人数上也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

第三，医疗卫生的不平等。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卫生服务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体现在卫生健康投入、卫生服务可及性和人民健康水平等多个方面，并且这种不平等有扩大的倾向。以卫生机构为例，每千人城镇人口享有3.05个医院和卫生院床位，而农村只有1.05个。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不平等，各地区之间的居民健康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劳动力生产水平，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收入的不等。

2.竞争过程的不平等。过程的不平等主要指参与市场的机会不平等，有以下几个表现：

第一，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目前而言，个人收入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和就业条件直接决定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中国劳动力市场严重不平等，一方面是农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而就获得的工作机会而言，家庭条件好的，社会关系网较宽的可以得到众多福利待遇条件优越的工作机会，而一般家庭出身的只能从事一般的工作。

第二，金融市场不平等。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严重不平等，不同投资者获得金融资源的机会不均衡，金融资源配置不是完全市场化，并且在“所有制”原则倾向下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非国有经济被排斥。就间接融资而言，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发放过程中，对民营企业贷款有所歧视。从直接融资方面看，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一直受到所有制形式的限制，尽管一部分民营企业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但其很难从资本市场获得必要的发展资金。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公司占了将近80%，而民营上市公司只占20%左右，民营企业从股市筹集的资金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非常有限。

第三，土地市场不平等。中国土地所有权是不平等的，其不平等程度收入远大于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中国土地市场混乱，土地出让存在“双轨制”、违法违规征地等问题较为严重。当前土地出让的方式包括协议、招标和拍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大部分的土地采取协议方式出让，可操作性强。双轨制扩大了土地市场的寻租行为，导致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征地补偿费拖欠严重，失地的农民安置工作又不到位，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二、关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机制的探讨

解决收入不平等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上而言，都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收入不平等既影响了自由竞争机制，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又引发了社会矛盾，促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化。然而要达到完全的收入平等分配是不可能，一方面由于禀赋、个人主观性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差异。另一方面，完全的收入平等分配会严重弱化激励机制，激发“搭便车”行为，影响经济效率。因此，收入的平等分配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最终目标。而促进机会平等，使得个人、地区、行业可以自由按各自禀赋，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仅能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增加经济活力，加快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缓解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又能最小程度减小对经济效率的损害。所以目前以追求机会平等而达到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目的才是可取之法。

（一） 改革正式制度中机会不公因素

要达到机会的平等，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活力，就必须改变当前各种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制度，促进后天起点的平等和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

1.完善市场机制，促进自由竞争，保障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在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制度上，按照劳动、资本、土地、资本家才能对经济的贡献获得报酬的观点，就是当前大多数经济学者认同的收入平等分配。由此来看，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金融市场的权力因素，土地市场的混乱阻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必须加以改善，才能缓解当前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从制度层面构建解决机制，一方面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规范劳动市场秩序，打破垄断性因素，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要构造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去政治化，加快向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变。同时扶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降低民营企业上市门槛，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最后，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减少寻租行为，完善土地市场的机制建设。

2.发挥政府功能，完善政策体系，促进起点平等。机会平等的重要要求就是消除自然禀赋、社会出身等先天不平等对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影响，使具有相同潜能的社会成员拥有同样的成功的机会。因此，首先，应该改革当前的教育机制。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变当前教育资源严重向东部地区、城市倾斜的现象。其次，深化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重心应该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省份，从大城市、大医院转向农村基层卫生防疫保健机构，从富有阶层转向贫困阶层。再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社会保障资源在不同项目和不同地区的差别分配状况，提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投入比例，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发挥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作用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长期中无意识形成的准则和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习俗、道德伦理和文化。非正式制度虽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在实际中一旦形成和发展，却能对经济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激励作用。在当今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中国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经济效率相对低下，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加经济效率才是急需解决的首要任务。因此，在正式制度层面，只能对机会不公加以适当约束，不能过分追求公平，否则势必影响经济效率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非正式制度层面约束机会不平等以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就成为了重要的问题。

不平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观念的问题。如果在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形成追求平等的价值观念，并在道德伦理、习俗方面加以一定的约束，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以西方为例，基督教平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机会的相对平等。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尽量达到追求的目标。就职业选择而言，可以自由选择自身有禀赋优势的工作。就投资项目而言，只要具有创造性和发展性，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就投资渠道而言，不存在如中国一般的种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机会的平等，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否认，西方社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机会不公平，但是从总体上而言，整个社会还是承认机会的平等，并在现实社会中加以保证，西方社会中机会不乏“美国式成功”的典范，归根结底在于形成了一种追求机会平等的价值指导原则。

而就习俗和道德伦理而言，西方也形成了相应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习惯和道德约束机制。比如，西方富人一般会建立或支持各种慈善基金，将绝大部分收入转入社会保障项目，既减少了代际间的起点不平等，又为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发展的资金。其中固然有遗产税等硬性约束和个人价值观中平等思想因素的存在，但不可否认，西方的习俗和道德伦理也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在西方，人们对于通过自身努力积累的财富普遍持尊重态度，对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公司的支持力度也较大，在产品的购买和投资上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这也是西方企业强调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原因，在无形中对收入不平等尤其是机会的不平等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力。由此可见，如果当前中国通过宣传和教育，培育和形成追求机会平等的非正式制度，在长期中势必会产生类似的约束收入不平等的效果，同时又将对效率的损害最小化，促进经济的更好更快增长，实现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既定目标。

在当前发展为首要要务的经济环境下，追求收入分配的平等必然要以损失效率最小化为前提。因而，在硬约束的正式制度中应当肯定效率原则，同时从软约束的非正式制度层面着手弱化正式制度追求效率而导致的两级分化现象，从而以相对的机会均等实现可以承受的收入分配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