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陷阱:互联网使我们变得浅薄

即便我们不考虑互联网记忆对于人脑记忆产生麻木效应的风险的话，我们也仍旧不能指望机器的记忆能够取代人的记忆。显然，人的记忆乃是一种生物记忆，而计算机网络记忆是机器的记忆，在人与机器之间存在永远的鸿沟。认知记忆活动事实上是人的生物活动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作为一种生物的智力状况，决定了人脑的机能：它的质量、创造力、情感和判断等方方面面。

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尼古拉斯•卡尔著，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

尼尔•波斯曼曾经告诫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尼尔•波斯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202）而在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满面笑容的人越来越像是以无比殷勤和友善的面目出现的电子媒体，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如今已无处不在的技术意识形态。对于波斯曼所生活的20世纪后半叶来说，充满欢声笑语、歌舞升平电视娱乐湮没了人们的冷静和理智，电视以它特有的献媚方式讨好了无数的观众，然而，在这技术的殷勤友善面目之下，有谁会注意电视正在改变人类的思维和文化习性？有谁会注意到电视正在以一种无比温柔的手法将观众们重新塑造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当尼尔•波斯曼关于电视威胁人类文化的警示尚回响在人们的耳旁时，新一轮的媒介技术浪潮已经将电视的显赫位置取代了。如今，人们更热衷于谈论由数字化媒体技术所带来的新事物，YouTube、IPhone、Ipad、Twitter、Facebook……它们都是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新媒体，这些新事物具有完全不同于电视的面貌，它们不仅继承了电视技术的殷勤友好品质并将它发挥到极致，而且绝不像电视那样依赖于图像和色彩的声色犬马，通过无休无止的娱乐控制观众。相反，互联网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万能媒体，除了进行娱乐之外，它是一个可供我们生活、工作、学习、研究、娱乐、恋爱、交友、购物……甚至是发起和组织政治社会运动的平台，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功能最强大、也是对人类文化影响最大的一种媒体。按照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无论是印刷术、收音机，还是电视，恐怕都只是对于人的某个方面的器官功能的延伸，而互联网则实现了对于人的神经中枢和智力能力的延伸，或者干脆就将它视为人脑的延伸。互联网所表现出来的远超人类能力的功能（无论是娱乐还是理智方面），使得人们对它寄予了前所未有的期待和赞美，仿佛它的出现完全可以堵住那些杞人忧天的技术悲观主义者的悠悠之口。然而，事实真的是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吗？

诚然，迄今为止互联网所招致的批评与其所受到的褒奖是极其不对等的，它给人们带来的超越自身能力限制而获得的解放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很少对其深刻的影响作负面评价，即便批评也只是停留在一些较为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如青少年网瘾、网络侵权、黑客攻击之类的问题上。然而，互联网技术真的已经特殊到不适于用芒福德、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波斯曼等人的技术批判视角加以思考了吗？难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技术，已经特殊到完全没有根本性的负面影响吗？但是如果有的话，那又会是什么呢？带着这个困惑，美国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结合其自身的网络使用经验以及艰苦的探索，在2010年出版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我们的大脑》一书中向我们展现了互联网所具有的另一副面容，正像波斯曼所指出的那样，技术并非没有优点，然而我们的眼睛需要紧紧盯着它所存在的负面影响，在欢迎它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之前，我们需要对其所带来的利弊加以权衡。

在卡尔看来，互联网的技术形式所带来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技术正在不知不觉之中重新塑造网民的大脑，在我们控制和使用网络的同时，网络也在控制着我们，它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强有力的方式坚定地执行它的技术逻辑。如果换句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当我们为计算机编制运行程序的时候，计算机也在为我们的大脑编制程序。卡尔的观点延续了媒介环境学派尤其是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和波斯曼“媒介即隐喻”的观点。有趣的是，作为一位科技作家，卡尔在阐发和运用这些前辈的观点时，他的论证方式和证据更倾向于实证而非哲学思辨，这与作为人文主义学者的麦克卢汉和波斯曼颇为不同。卡尔的核心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互联网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的，这种改变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后果。这个话题的前半部分看起来更像是个神经医学或者认知心理学领域探讨的话题，而后半部分所谈论的其实就是技术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媒介环境学话题。卡尔的著作便是对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尝试性综合，从中指出，互联网的使用已然重塑我们的大脑，它的技术特性正使我们成为精力分散、思维浅表的物种，互联网的使用把我们的大脑变成了更适合于机器运转的人工智能，而我们自己的智能则显得黯然失色。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互联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海纳百川、无所不包的信息存储功能，这一特点几乎使得互联网成了（或者即将成为）人类最大的信息库。这一特征使得人们容易将它视为知识和智慧的宝库；而且，互联网上的信息大部分是免费的，并且非常容易得到，互联网特有的链接功能使得这些海量信息的使用变得极其便利，对于一条信息的阅读会变得立体和多位，极大地拓展了阅读者的视野。此外，更了不起的一点在于，互联网上的信息并不全是以白纸黑字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它可以变得生动而有趣，通过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我们很容易就能在互联网上获取与文字相互配合使用的图片或者影像资料。这些优点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必然是视野宽广、智慧发达的人。由此，人们甚至担心那些没有使用互联网的人，将会因技术落后而沦为信息时代的牺牲品，著名的知识鸿沟理论的产生与广泛传播正好印证了这种担忧的普遍性。

然而，在卡尔看来，互联网的这些优点也同时是它们的问题所在，海量的信息和独特的链接阅读方式使得人们的大脑思维模式逐渐回到印刷时代之前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心不在焉和不能持续进行专注思考的状态。然而，持续专注于一件事情乃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和创造性思维时所必须的条件。从人类的天性来说，我们很难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上进行思考，我们往往可以从儿童的心不在焉和注意力不集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同时，对于那些没有接受教育和阅读训练的人来说，他们总是要比接受较高教育的人活泼好动，从思维深度上讲，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是容易辨别的。文字发明以后，书写和阅读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天性和习惯，在长时间的记录和阅读过程中，我们需要安静和专注，否则难以进入文本的世界之中。因此，读书是一项沉思冥想的活动，读者需要训练自己的的大脑，对周围的其他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且坚决“抵抗把关注的焦点从一个感官信号跳转到另一个感官信号上的强烈欲望”。此外，在书本的阅读过程中，我们会随着文字的单一线性模式推进我们的理解活动，悄无声息、精力集中再加上书本的相对封闭而单纯的阅读环境，是深度阅读得以进行的关键，如果我们在喧闹的大街上进行阅读或是在有儿童嬉戏的地方进行阅读，是很难取得理想的阅读效果的。当然，如果我们不是在阅读一本书，而是同时阅读好几本书，我们也常常会因为多信源产生的信息量超载而产生思维的碎片化，从而难以形成清晰的、有深度的线性思维。季羡林曾经谈到过为《胡适全集》写作序言的经验，一开始他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参考各家对胡适的评价，但很快他发现他看得越多就会越糊涂，以至于无法形成清晰的思路，在经历长时间的无效阅读折磨之后，他索性将辛苦找来的大量资料推到一边，静心冥想，整理思路，最终才顺利地形成了写作的思路，完成了写作的工作。

互联网的阅读方式与书籍的阅读方式恰好相反，如前所述互联网拥有巨大的信息量，并且可以在阅读的时候随时进行超文本链接，或者多媒体的体验。这些看似优越的功能恰好正是互联网阅读的问题所在，我们通常的经验告诉我们，假如你因为要查询一条信息而浏览网页，那么本来只需要花费五分钟进行的阅读两三个小时后才会结束，因为就在你所阅读的文章周围的醒目处，网页设计师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相关的链接，点击这些链接项是人的好奇心和深度阅读需要所要求的行为，然而在进行了更多地相关阅读之后，你发现自己早已不清楚先前所阅读过的内容，更可悲的事情或许是你自己居然想不起自己出发时的目的地和动机来，德里达在探讨词语符号的意义时将这种现象称为“延异”，在这种意义模式下，词语的意义是永远不固定的、漂浮的，你能感受到的存在只是能指符号的滑动，而意义则是虚无缥缈的。在这一点上，卡尔提供了很多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实证性实验例证加以证明，实际情况也许正好和我们的设想相反，在实验中，那些不进行链接阅读的被试对于阅读材料的理解接收效果要优于那些进行较多链接阅读被试，也就是说视野开阔的那些使得意义“延宕”的阅读者的阅读效果不如视野相对狭窄，没有进行“延宕”理解的阅读者；同样，使用多媒体辅助阅读和不使用多媒体辅助阅读的结果与此类似，那些没有使用多媒体辅助阅读的被试阅读效果要优于使用组，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却是为哲学家的思考以及心理学家的实验所证实的结论。

当然，互联网页的设计也尽可能地吸引使用者不断点击链接，互联网页通过标题制作和信息筛选以及各种动画技术手段极大增强人们在面对网页时的饥渴感，急于在点击浏览中满足自己已被激发出来好奇心。事实上，人们很快便能从互联网浏览中发现快乐，这种快乐主要源于链接的不断更新和转跳，每次转跳都会发现新东西，就像一个爬山的人，总是对山峰后面的风景充满了好奇，正是这种好奇心激励着登山者不断翻越一个个山峰。当然，浏览网页不同于登山，浏览网页总能使好奇心得到满足，同时还不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浏览者所需要做的只是不断点击链接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让自己放松一点，尽可能让自己的大脑变得丰富和聪明一些呢？不过我们也许很难想到，一旦体验到浏览网页信息获得的便捷感、新奇感、趣味感以及对占有大量信息的满足感之后，人们便很快形成了浏览习惯，也就是说，浏览似乎成为一种需要，如果长时间不浏览网页的话，大脑中曾经接受和形成习惯的信息刺激感便会提示你进行网页浏览，这可能也就是网瘾形成的最初原因。波斯曼将这种现象称为技术意识形态，每一种技术都会对他的使用者贯彻这种意识形态，使得他的行为总是为了协调工具和技术的使用。对于拿着锤子的人来说，随处可见的事物都成了钉子，他会不断产生将锤子砸向物体的冲动；对于拥有电视的人来说，将电视放置在屋内而不去打开它是非常困难的，即便他并不想看电视，也会由于习惯将电视打开，让节目播放。而对于拥有联网电脑的人来说，当他的头脑中产生哪怕是一点点犹豫或者困惑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打开电脑使用网络搜索功能，即便所需要了解的信息对他来说意义甚微。可见，互联网的浏览习惯其实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我们的大脑，当大脑习惯于网页浏览的方式时，它便会强迫我们重复浏览信息所形成的习惯，因此，对于互联网的浏览者来说，他们很多时候是因为大脑形成的条件反射习惯才去浏览网页，而不是因为需要就某事进行思考才去浏览网页，很多时候即便什么事情也不想，网民也会习惯性地去浏览网页或者接收邮件，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书籍的阅读过程中，我们是因为思考而进行浏览，而在互联网的电子阅读行为中，我们却因为习惯而浏览，并且还会因为浏览而放弃思考。

对于人的思维来说，记忆可能是进行深度思维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记忆的活力与容量大小往往会成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智慧的重要依据。互联网的产生让很多人看到记忆其实是可以“外包”给互联网的，互联网拥有如此巨大的信息容量，而且这些信息也便于获取，只要能够上网点击鼠标，便能知道你想知道的知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这种记忆功能使得人类的记忆黯然失色，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将记忆知识的重担卸下来交给网络呢？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了解一点有关网络搜索的机能即可。这种想法自然也可以视为互联网技术对我们发出的引诱，让我们将自己的大脑记忆功能置换成互联网，这样它便可以据此成为我们身体功能不可或缺的“外挂”装置，技术的阴谋是如此险恶，那些认为“外包”记忆会成为可能的天真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并不能意识到，一旦“外包”记忆，我们自身的记忆能力便会削弱，并且机器的记忆事实上是无法替代人脑的记忆的，两者之间的鸿沟或许是无法逾越的。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曾经借苏格拉底之口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多才多艺的埃及神明特泰和国王赛穆斯在谈话中谈到了书写的技术，并提出应该允许埃及人分享这一技术，因为写字为智慧和记忆提供了诀窍，能让埃及人更有智慧，并能增强他们的记忆力。赛穆斯却不以为然，他提醒特泰，写字带来的帮助记忆的功能或许会成为弱化人们记忆能力的罪魁祸首，它会“把健忘注入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记忆训练必将就此止步，因为他们过于依赖书面记录，不再依靠自身记忆而是依靠外部符号去想事情”，因此，书写“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伪装”。尽管人类文明史证明赛穆斯的推断并不正确，书写的技艺为人类带来了智慧和知识的丰富（或许对于什么是智慧会有不同的观点），但赛穆斯的想法也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那就是，一旦我们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某种工作外包给技术来处理的话，我们在与其相关的功能方面就会出现退化和削弱。对于技术使用带来的人体功能麻木效应的这种担忧也正是麦克卢汉所关注的，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写道，我们的工具“增强”了人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分最终就会麻木。当我们用人工方式延展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时，我们同时也在让自己远离那个被增强的部分以及这个部分所具有的自然技能。动力织布机发明后，工人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她们过去灵巧的手工操作技能却逐渐消失了，我们现在大量使用机器的结果导致大量手工技艺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人类在某一方面曾经无比卓越的能力也随着机器的挤压而不复存在，如果不是通过录像或者其他档案资料，我们的后人都无法想象他们的祖先在手工技艺方面居然会有如此尽善尽美的表现。可以想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对计算机网络记忆形成依赖的话，我们的记忆能力也就岌岌可危了，这与埃及国王拒绝运用书写技术帮助记忆的理由如出一辙。

即便我们不考虑互联网记忆对于人脑记忆产生麻木效应的风险的话，我们也仍旧不能指望机器的记忆能够取代人的记忆。显然，人的记忆乃是一种生物记忆，而计算机网络记忆是机器记忆，在人与机器之间存在永远的鸿沟。认知记忆活动事实上是人的生物活动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作为一种生物的智力状况，决定了人脑的机能：它的质量、创造力、情感和判断等方方面面。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指出，记忆对于“人格同一性”的形成与维系至关重要，人之所以能够进行自我认知，感知他自己与其他人的区别，或者在思维中断之后（比如一觉醒来后）还能够认识自己，找回自己的所有重要经验，正是因为他们具有统一的人格。在人格同一性的形成过程中，通过记忆找回经验是最为关键的机制，在中断了记忆和思维之后能够重新成为他自己，维系自己的面貌就是因为记忆能够重新唤起对于经验的回忆，而正是那些仅仅属于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经验的记忆，给予他无比温暖而亲密的感受，这种亲密而温暖的感觉使得他自己保持着他个人的“人格的同一性”，失去这种“人格的同一性”特征，便不能成为正常的人，而是精神分裂的人。因此，人的记忆绝对不是简单的数据、形象或者其他信息的精确复制与保存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机生物体的有机活动过程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同记忆状况的人会形成不同性格、思维、情感和行为，而机器的记忆不是生物记忆而是物理记忆，它并不伴随复杂的生物过程，因此，它不可能完成生物记忆中的某些功能，指望通过技术发展来完善和弥补机器记忆以实现对于人脑记忆的替代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这种完善“外包”技术的倾向与期待只会不断削弱我们大脑的记忆能力，影响我们的情感、性格、思维等生物过程。事实上，把记忆的任务“外包”给互联网，不仅危机个体的思维深度和个性，而且对于社会共享文化的深度与独特个性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美国剧作家福尔曼写道：“一种新型的在自我取代了错综复杂的内在身份，这是在信息过载和‘唾手可得’的压力之下不断演化的结果。”（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P213）随着我们“深厚的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趋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P214），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由此，卡尔指出：“人类文明并不只是互联网所表现出来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到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所有成员的头脑当中重建。记忆外包，文明消亡。”（P214）

或许，互联网确实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感，让我们体验到能够突破感官和身体功能的自然限制而变得强大。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阅读网络信息、享受娱乐，运用它促进新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用它帮助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络的普及和使用让我们看到了改善民主状况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希望，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它所带来的便利和变革叫好。不过，我们在感受互联网好处的同时，也确实发现自己现在的行为与习惯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我们越来越不能像过去那样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也不能长时间专注于阅读一本有深度的著作；通常我们会忍不住隔几个小时就要停下手边的工作去打开联网的电脑或者手机看看有没有新邮件、期待着这会儿网页上出现让自己兴奋的新消息，或是微博上爆出了什么“猛料”、先前发出的信息有没有人回应、大家对自己写的博文有没有什么评价……总之，我们已经重返孩童时代心不在焉的状态，难以长时间集中精力读书写作了，我们宁可找点无聊的事情干或者将电视、音响的声音开到最大而不去欣赏它，也不愿意安静下来沉思冥想一些超越性的问题；当然，最有可能的是像个孤魂野鬼似的整天在网上漫无目的地游来荡去，早已忘记自己上网时打算查找的信息是什么，在这一刻，时间是交给网络链接的，它会指引我们度过资讯丰富的几个小时，不过在几个小时后，我们会感觉重新回到起点，因为大量信息的浏览除了让眼睛感到不适之外，并不能在大脑中留下任何记忆……。人们可能不太容易将这些症状与互联网联系起来，可能更多地是在抱怨最近的状态不好导致精力不能集中，但如果人们只要稍懂一些有关媒介使用与大脑重塑知识的话，就会同意卡尔的如下陈述：“当我们把互联网作为自己的万能传媒，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时候，在我们做出的所有牺牲中，最大的牺牲可能就是专注能力的丧失。……20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浪潮’是‘那样迷人，那样诱人，计算思维必将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在他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沉思冥想’能力将会变成鲁莽进步的牺牲品，甚嚣尘上的技术进步就像康科德镇上的到来的火车一样，带走了只能由沉思冥想而来的领悟、思考和情感。”（P240）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