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没有伴随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化，不能充分履行中国现阶段所迫切期待于城市化的必要功能。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即1978年-2011年的30余年，中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或者说城市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每年提高3.2%，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化速度。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3%。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果以非农业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话，同年这个比重仅为34.7%。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的16.6个百分点的差别，具体表现为1.59亿外出农民工进入城市却没有获得市民身份。

没有伴随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化，不能充分履行中国现阶段所迫切期待于城市化的必要功能。

我们可以粗略地算一笔账，看农民工市民化所产生的需求收入效应，或可能创造何种数量级的消费需求。如果农民工像城市户籍职工一样筹划自己的收支预算，也就是把原来汇寄回家的四分之一工资留在手里，他们可支配的工资可以提高33.3%，提高幅度相当于从城镇居民收入五等分组中的“较低收入户”提升到“中等偏下户”，而通常这个收入组的提升可以将消费支出提高29.6%。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他们不再把工资的四分之一寄回家，1.59亿农民工按照2011年平均工资计算的工资总额，将达到3.9万亿元，相当于这一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16.49万亿元的23.6%。或者说，如果农民工把这1/4工资用于消费，可以把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提高约6%。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首先，中央政府要提出改革目标和实施时间表。即把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作为指导性规划下发给地方政府，分人群有条件地设定完成改革的截止期。大致来说，在2020年之前分步骤、分人群满足目前1.59亿的落户和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消除人户分离的存量问题；同时按照每年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的节奏，可以在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五年的时间里，解决户籍问题。即到2030年前，大体上使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率达到70%。

其次，明确区分中央和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财政责任。中央要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界定，据此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责任，同时也可以避免不顾国情无限扩大覆盖范围的现象。建议由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项目中补贴部分埋单，而中央政府承担全部各级义务教育责任。这样，也可以同时解决长期存在的义务教育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问题。

第三，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要求制定改革路线图，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改革。对于尚未纳入市民化时间表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地方政府有责任尽快为其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根据问题的紧迫性，区分先后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大体上，均等化的顺序应依次为：基本社会保险（其中顺序应为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其中基本社会保险和义务教育的充分覆盖，应该无条件地尽快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