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与农民工城市化决策

摘要：伴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的逐渐延长，农民工年龄日益增长，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进入退休阶段，这一批农民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成为这一批农民工的选择难题。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制度经济学和资产组合理论出发，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农民工城市化决策的机制，并基于调研数据用二元logistic实证分析五类农民工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户籍制度及土地产权制度均既降低了农民工达到城市化必需资产积累的可能性，又减弱了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实证结果显示五类生计资产（城市型、农村型）对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意愿影响程度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政府要通过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和形式多样的社会培训制度来促进农民工城市化，提高农民工的幸福获得感。

关键词：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决策；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25-06

一、引言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农民工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精英，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同时还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的逐渐延长，农民工越来越熟悉城市的生活，相反，对农村的生活越来越陌生。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的逐渐延长，农民工年龄日益增长，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进入退休阶段，这一批农民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成为这一批农民工的选择难题。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农民工问题又是农民问题的重点，目前农民工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因此，研究农民工是否愿意城市化以及如何城市化成为政府和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的热点问题。

从现有文献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关于农民工迁移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人口学视角进行分析，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的研究比较少，这可能与数据比较难取得相关。从仅有的少数经济学研究文献来看，也主要是在传统的西方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基础上稍做扩展，然后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没有对影响劳动力迁移的深层次原因进行理论探讨。鉴于上述局限性，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制度经济学和资产组合理论出发，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农民工城市化决策的机制，并基于调研数据用二元logistic实证分析五类农民工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

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伴随着对生计概念的完善而发展起来的。生计（livelihood）本来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主要指经济主体的生活状态、谋生方式或者为求得生存而产生的计策，直到Chambers and Conway（1992）提出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的概念，他们认为可持续生计包含了各种能力、资产和活动，这些都是可持续生计的手段，并且经济主体可以凭借这些能力、资产、活动提高生计水平①。随着可持续生计概念的不断发展，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也不断完善，其中DFID（1999）发展的可持续框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既包括可持续生计，又包括制度②。本文根据农民工生计特点，结合李树茁等③ （2010）、靳小怡等 ④ （2011）的相关研究，将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纳入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如图1所示。

在改进后的框架中，为研究农民工行为的代际差异，我们将农民工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群体。同时将每个农民工家庭所持有的五类生计资产又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型和城市型，以分析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和路径。每个农民工家庭在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等约束下做出短期生计资产配置的策略，以及在远期是否进行城市化的抉择。

在图1呈现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对生计资产配置约束下农民工的城市化决策展开分析。从短期来看，资产配置的核心在于如何使资产增值，即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使收益最大化，或者在控制收益的情况下使风险最小化。而从长期来看，资产配置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消费与储蓄以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即通过资产配置实现消费的平滑。农民工生计资产的短期和长期风险收益特征总结如表1所示。

基于表1中列示的各类生计资产的不同风险收益特征，从短期资产配置来看，对于全部劳动都在外务工的家庭，可以放弃对自然资产和农村型物资资产的配置，而应该集中在城市型社会资产和城市型金融资产的配置上，通过城市型社会资产的配置，并通过城市型社会资产转换为金融资产，实现金融资产的快速积累；对于部分劳动力在外务工的家庭，从短期来看，应该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形成城市劳动力，同时，应该提高城市型社会资产的配置，利用城市型社会资产实现替换工作或者就业的目的，从而将社会资产转换为金融资产。

从长期来看，农民工面临城市化与不城市化之间的抉择，这取决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偏好。如果农民工偏好于城市生活，则可以选择城市化，并通过市场定价方式把自然资产和农村型物资资产流转给其他农民，把自然资产和农村型物资资产转换为金融资产，再把金融资产配置到人力资产和城市住房当中；相反，如果农民工偏好于农村生活，则可以持有自然资产和农村型物资资产，放弃城市型金融资产并将存款冉鹑谧什转换为农村型金融资产，加大对人力资产的配置，以实现人力资产与自然资产的结合从而转换为金融资产。

二、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模型建构

其中，c表示农民工购买城市住房的成本，方程左边表示农民工的资产积累，右边表示农民工城市化至少的资产积累，当方程成立时，说明农民工的资产积累足够支撑农民工城市化。

从方程（9）可知，制度（1）是影响农民工财富积累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从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两个层面来分析制度如何影响农民工财富积累。

对于户籍制度而言，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被限制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其劳动力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劳动力要素价格也被市场扭曲，因此降低了农民工生计资产的积累。对于土地产权制度而言，拥有农民身份的农民工，自然资产是其相对于城市居民的主要特殊资产，但由于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明确，使得农民工无法有效利用自然资产，更无法获得自然资产的全部收益，这使得农民工生计资产的积累速度被大大减缓。

总之，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都降低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从而导致方程成立的可能性下降，因而降低了农民工实现城市化的必要条件。从效用的角度，根据方程（3）―（4）可知，制度约束由于降低了收入水平，从而减少了农民工对城市组合商品的需求，而农民工对农村组合商品的需求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方程（8）中“城市化”决策成立的可能性降低，即现存制度约束降低了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民工在生计资产和现行制度约束下的城市化选择行为后，我们将利用建筑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五种生计资产禀赋对农民工城市化决策的影响程度。由于农民工选不选择城市化的决策为定性响应变量，本文因此采用logit的估计方法，实证方程设定为：

其中，Pi=1表示农民工选择城市化，Pi=0表示农民工不选择城市化。核心解释变量x为自然资产、物资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等五种生计资产，控制变量z为其他因素。

1. 数据来源与相关概念界定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所需的数据⑦，样本选自**集团公司下属建筑企业在北京、武汉、西安三市的建筑工人，总共发放问卷2000份，其中200份预调查问卷，1800份正式调查问卷，最后回收1800份问卷，通过检查、剔除遗漏、逻辑混乱的问卷后，共计收集到有效问卷1386份，为了提高有效问卷的有效性，在无效问卷中对留下联系方式的问卷进行回访，从而又得到有效问卷123份，合计有效问卷1509份。

此外，本文对“城市化意愿”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定义。本文使用“是否希望成为xx市民”作为衡量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指标，使用农民工是否已经在城市购买房产判断农民工是否已经实现城市化。本文定义的新生代农民工是1980年及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为新生代农民工。

2. 变量

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⑧，我们的主要变量设计如表2所示。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参考侯红娅⑨（2004）、黄乾⑩（2008）等研究文献，将性别、婚姻状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时间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本文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时间的情况下，研究自然资产、物资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

3. 实证结果

表3报告了五类生计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回归结果。从前文可知，每一类生计资产可细分为农村型生计资产和城市型生计资产，而农村型生计资产和城市型生计资产对农民工城市意愿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除在表3的第1、3、5列中报告了五类生计资产总量的影响外，在表3的第2、4、6列，还将分析细分生计资产（农村型和城市型）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同时，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资产组合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必要单独分析生计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因此，在表3的第1-2列、3-4列、5-6列，我们分别报告了生计资产对农民工总体、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和分析可知，总体而言，自然资产对农民城市化意愿影响为负；农村型物资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正，城市型物资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正，物资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为正；农村型金融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负，城市型金融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正，金融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为正；农村型人力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负，城市型人力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正，人力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的综合效应为负；农村型社会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负，城市型社会资产对农民工城市意愿影响为正，社会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不显著。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自然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负；农村型物资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显著为正，城市型物资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显著为正，物资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为正；农村型金融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城市型金融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显著为正；农村型人力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负，城市型人力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人力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显著为负；农村型社会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负，城市型社会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社会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自然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农村型物资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城市型物资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物资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综合影响显著为正；农村型金融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城市型金融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综合影响显著为正；农村型人力资产和城市型人力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均不显著，人力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也不显著；农村型社会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城市型社会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社会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显著为正。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制度经济学和资产组合理论出发，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农民工城市化决策的机制，并基于调研数据用二元logistic实证分析五类农民工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

理论分析表明，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土地产权制度的归属不明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都降低了农民工生计资产的积累。上述制度约束既降低了农民工达到城市化必需资产积累的可能性，又减弱了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实证结果表明，自然资产、物资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以及社会资产对农民工总体的城市化意愿影响程度各异；将每一类资产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型和城市型再回归分析，得到农村型、城市型生计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五类生计资产总量、农村型和城市型生计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同样呈现出显著差异。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政府要通过采取如下措施来促进农民工城市化：

第一，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有效的制度可以提升效率，而无效的制度只会提高交易成本，降低社会效率，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才能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给予农民工更公平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工人力资产向金融资产的转换。

第二，改革和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农民工通过改变土地使用方式而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提高农民工资产的积累速度，提高农民工自然资产向金融资产的转换。

第三，改革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是农民工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融资产对于促进农民工城市化具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可以提高农民工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数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并使农民工城市化时间提前。

第四，建立完善的社会培训体制。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产水平有所提升，但农民工整体人力资产水平^低，综合素质较差。政府要审时度势，构建多元培育机制，积极履行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培育职能。对于教育培训、养老服务、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社区环卫、社区医疗卫生等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公共服务，由政府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各类专业化服务机构，与之签订购买服务合同，由专业化服务机构直接提供服务{11}。通过完善社会培训体制，提高农民工人力资产水平并实现人力资产向金融资产的转换，则可以提高农民工资产的积累速度，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和城市化速度。

注释：

① R. Chambers and G. R. Conway，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

②The Department for L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1999.

③ 李树茁等：《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7期。

④ 靳小怡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的新领域：农民工生计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1年第3期。

⑤ 该组合产品指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衣、食、行等产品，不包括对住房的消费。

⑥ 为使模型更简洁，把农村组合商品价格设定为1。

⑦ 限于篇幅，文中不列示“农民工生活及务工情况调查问卷”。

⑧ 由于通过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本文沿用杨云彦和赵峰（2009）的做法，使用极差标准化的办法进行处理，即：Zi=。

⑨ 侯红娅、杨晶、李子奈：《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经济问题》2004年第7期。

⑩ 黄乾：《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1} 王亚南：《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县级政府职能研究――基于Z市“多村一社区”的调查分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程先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