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优雅只在腹地

游历上海，不必把行程重点放在南京路、淮海路以及外滩、东方明珠这样的繁华胜境，也不必将大把的时间花费在城隍庙、静安寺、茂名路这样的美食场所，上海滩开埠以来百多年的风华和风骨恰恰与繁华无关――想要探寻上海的优雅身段，必须深入到它的腹地。

Day1

走进多伦路名流济济的旧日

多伦路为许多外地人所不熟悉。这样一条不过500米长的L型小街，却因上世纪30年代弥集了当时上海滩各类精英以及汤（恩伯）白（崇禧）孔（祥熙）三家公馆而声名远播。走进景云里，稍不留神就会踩在茅盾、夏衍、陈望道等人的足迹上。

多伦路在虹口区，旧时叫窦乐安路，因被光绪皇帝赐予“进士”称号的英国传教士窦乐安曾在巷口的鸿德堂传教而得名。它北起东江湾路，向正南伸展，在东横滨路折而向东，直抵四川北路。

雕像是多伦路的一大特色。从四川北路进去，大牌楼下面就是著名的“卖报童”雕像。很多人只在意举着小手卖报的孩子，却往往忽视了买报的大人，其实，这个大人可是位大人物――大教育家叶圣陶先生。

1927年至1935年，叶圣陶在这条街的景云里住了八年。他当时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每天坐人力车下班，在四川北路路口下车、步行走进多伦路时，必从路口的报童手里买一份当天的报纸。现在的卖报童早已被卖报亭替代，当年穿梭在多伦路口的报童也被凝固在牌楼下。三月多春雨，如果赶上一个春雨绵绵的早上从那里经过，你会看到一位上海阿婆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雕像下卖新摘的花儿：“栀子花――白兰花！”细细糯糯的声音让人情不自禁想起唐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的意境来。

多伦路深处共有九尊雕像，全都是新文学时期在此居住过的赫赫有名的作家――冯雪峰、沈尹默、茅盾、丁玲、柔石、瞿秋白、郭沫若等均身列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雕像是“鲁迅与青年”。当时鲁迅住在多伦路景云里23号，经常有进步文学青年如柔石、萧红、胡也频等前来讨教，鲁迅便搬几把藤椅，坐在多伦路的树阴下与他们畅谈，这就是许广平所说的“景云深处是我家”。

作为“海上文化第一里”，从未修缮过的景云里格外古旧，几排石库门老房依然保持着当年模样。鲁迅最早住在17号。1928年3月，上海料峭春寒，衣衫单薄的柔石居无定所，鲁迅便将他安置在23号居住，还让他到住在10号的弟弟周建人家里搭伙吃饭。

柔石在这里写下了成名作《二月》和《为奴隶的母亲》。一年后，茅盾夫人孔德女士效仿“大先生”（茅盾一家对鲁迅的敬称），把11号甲宅免费让给躲避追捕的冯雪峰居住，冯雪峰就住在茅盾写作《毁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的屋子里。11号甲的隔壁住着叶圣陶，叶圣陶的对门是鲁迅――当年的文学圈子说小，小得有些逼仄；说大，大得“须仰视才能看到”。

多伦路的中心是“朝花夕拾楼”和相邻的“老电影咖啡馆”（Old Film Cof f ee），前者因纪念鲁迅在此写作《朝花夕拾》而得名，后者则是一家怀旧影吧――门前一座老式邮筒，台阶上点两盏煤气街灯，屋内既有赵丹的亲笔山水和周璇的密纹唱片，也有供客人自助播放影片的八毫米德国电影放映机。电影演绎的无非是旧上海的歌舞升平和男欢女爱，多伦路却真实地记录了一桩惨案――

1927年7月2号深夜，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赵世炎在此被捕，两周后就义。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与、罗亦农等一起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当时《救国时报》曾评价：“人们公认他是上海部工会的灵魂，中国共产党的天才领袖，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英雄。”

与鲁迅、茅盾等人居住的景云里的寒酸形成鲜明比照的，是高官的公寓。多伦路210号是抗战后白崇禧的居所，也是白先勇在上海的第一个家。九岁的白先勇自幼体弱多病，乍从天高野阔的北方来到上海非常不适应，很快染上了肺病，只在这里住了七个月就被送到虹桥路养病。

1987年白先勇回到上海，专程到这里探寻儿时痕迹。他围着旧居转了一圈又一圈，指着堆放在花园角落的一张乒乓球桌说：“下学后我经常与哥姊打乒乓球，那个年代的乒乓球很是稀罕。”

Day2

聆听张爱玲的上海足音

从我住的小区步行三分钟就是武定西路的开纳公寓――张爱玲故居之一。路边有上海爱乐乐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贵得吓死人的M西餐厅……张爱玲住过的常德公寓也是我到上海后第一个寻找的地方，当时还没挂上“张爱玲故居”的铭牌，后来刚挂上去我就发现上海人把张爱玲的出生年成1921年――他们把张爱玲退后了一年出生，现在的铭牌是2005年修改的。

电影《色戒》的热播后，数不尽的“张迷”来到上海寻找属于张爱玲的“海上旧梦”。

其实，张爱玲的出生地是苏州河南岸的康定东路87弄，当时叫麦根路。1938年腊月二十八，与后母吵架后，张爱玲离家出走来到武定西路1375号的开纳公寓，与生母、姑姑住在一起。她在《私语》中说：“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一年后，母亲出国，19岁的张爱玲与姑姑搬到赫德路（现为常德路）195号的爱林顿公寓，住在五楼51室。五个月后，张爱玲离沪赴港进入香港大学读书。1942年夏季回沪仍然住进爱林顿公寓，这次住的是六楼65室。应该说，张爱玲生命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连环套》、《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在这里写成，当时的上海小报还因此嘲笑她是“公寓作家”。“张迷”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经典句子，如“这世界上的感情，哪一样不是千疮百孔的？”、“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等，也都出自六楼65室的那张书案。

如今的爱林顿公寓已跟随马路更名为常德公寓，是一座八层楼房，外型是旧上海非常流行的“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大门两侧各有一条装饰水泥柱直通楼顶，六层白色的阳台在楼体外面，门楣上方挂着一块“张爱玲故居”青铜铭牌――这是目前为止上海为张爱玲七处故居悬挂的唯一一块铭牌。上面的张爱玲浮雕小像取自《对照记》里那张少女时代的旧照，颔首垂眉，“仿佛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进入公寓，左手是至今仍保持原样的木板收报箱，天长日久无人使用却没有腐朽，不知当年张爱玲订阅的那份“我们的《新闻报》”是不是被报童准时塞在里面。乘电梯上楼，张爱玲住过的屋子现在是别人的房产，无法进入，外墙涂料和门上油漆都已斑驳，残留着昔日痕迹。大楼通往屋顶的小台阶也被封死――那里是《心经》主人公小寒的住处，张爱玲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写出了上世纪40年代最绝望的句子：“这里没有别的，只有上海与天与小寒”。

事实上，张爱玲不仅在六楼65室迎来了她的创作高峰，这间屋子也是她与胡兰成秘密恋爱、结婚的地方。那个时候的胡兰成是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上海“孤岛时期”臭名昭著的汉奸不知靠什么赢得张爱玲的一片芳心。由于两人的名声太大，不能公开露面，只好躲在屋子里诉说喁喁情话。有一天胡兰成预言“时局不好，来日大难”，张爱玲听了一震，送走胡兰成后写到：“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1947年6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写下了决绝信：“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然后搬离爱林顿，住到南京西路1081弄重华公寓11号。

重华公寓距离爱林顿并不远，沿南京西路向北直行就是，路上经过《色戒》里面王佳芝与易先生挑选皮衣的“西伯利亚皮裘店”和他们时常约会的“凯司令”面包房。“凯司令”还停留在原地，“西伯利亚皮裘店”却已被一栋商厦取代，专售全球奢侈品。

在重华公寓居住的两年里，张爱玲没有写出任何作品。1949年5月，张爱玲在这里看到进城，随后搬到帕克路65号卡尔登公寓（现黄河路长江公寓）的301室。1952年7月写完《十八春》后由这里去香港再去美国，“到底是上海人”的张爱玲终究死在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