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的国家――市场模型中的个体生活机遇

摘要在中国，变化的市场特性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一场金融风暴可以使无数人的工作发生巨变，而股价的点滴变化也可以使个人理财的结构和个人生活引起大变；但国家对个人的生活机遇的影响也不会减少，只是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简单直接，就从制度学派的理论出发，国家的一项政策改变可以影响到个人生活机遇。

关键词 市场 互动 个人 机遇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Interaction of National - Individual Life Chances in Market Model

WANG Z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In China, changes in market characteristics more and more influences individual. A financial crisis can make a dramatic change on many people's work, the bit changes of stock price also makes great changes on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 finance and personal lives. But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to individual's life chances will not reduce, it will not no longer be straightforward as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from the school system's theory, the state of a policy change can affect individual life chances.

Key wordsmarket; interaction; individual; chance

市场转型论争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是一场由西方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华人学者)发起和参与的就市场改革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而进行的讨论（陈那波，2006）。中国当前的结构变迁的变化就在国家和市场的你进我退，因而当前的理论有三种总体思路，主要的两种就是着眼市场和着眼国家的理论，另一种是将国家和市场结合的理论，如周雪光老师提出的“市场―政治共生模型”。

前两种思路的基本假设是市场与政治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基本研究出发点，认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与政权主导的权力机制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完全互不相容。学者们就市场和政治的两方各执一端，一边着眼于新型市场的力量，另一边则认为已有制度特别是政治权力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但这两种假设都有所偏颇，而将国家与市场结合的理论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假设，也结合了中国的历史背景。市场经济的运行本身需要制度设施的保障，市场经济本身是自由的经济，但是这种自由是在法律制度、司法制度、金融制度、所有制制度等等制度的框架之下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些制度家里和运转常常与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关系密切。从制度学派的角度来看，市场与政治的确不可能是简单的对立关系。

笔者认为，互动的国家―市场理论相比较而言更适合当前中国的现实状况。国家和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对立的两种形式，不仅从制度学派这一理论的角度可以看出，也在一些比较研究中得到验证：这两种组织形式是有密切联系的。陈那波在他的文章中引证到一项对非洲农业政策的研究，这项研究就表明了市场如何成为政治控制的一种手段：政治资源可以由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产生，这些资源被分配去寻求各种市场组织在政治上的支持。另外，对其他不同国家的追踪研究，包括对亚非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等，都可以看出市场和国家是多方互动的（陈那波，2009）。在中国，改革后的新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和曾经呼风唤雨的政治权力，两者都是当代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因此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关系绝不能用相加或者对立这样简单概括。周雪光老师的“市场―政治共生模型”就是从一种互动演化的视角研究国家与市场，他认为政治与市场在很多方面是可以融合的，不能把他们看成是完全对立的。冲突两方是在冲突的过程中促使对方演变的（周雪光，1999）。二者在某些领域互为抵消互为制约，而在另外一些领域互相强化。国家是市场运作的制度性规则的制定者，这一角色使得国家有着主导型的一面：一方面，市场的扩张并不完全仰仗市场自我发展的意愿，它的发展要受到社会背景和历史变迁的制约；另一方面，国家也是具有能动性的一方，它并不是在设定规则后就只能被动接受市场的冲击，为争取自身利益也会选择主动的去影响市场。在这个共生模型中，国家处于中心主导的位置，因为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经济行动是在政治权威所设定的结构中运作的。尽管从市场经济逻辑出发，市场制度的比较性优势将促使国家和国家政策倾向于市场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的利益并最终为市场所掌控。但是，国家也具有一些独特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并不是和市场必然联系的，如对政治稳定性、合法性和历史传统的考虑同样会促使国家倾向于限制市场（陈那波，2009）。这个现象在发达的市场国家也算多见，更不要说在中国这个有着独特的几千年皇权专制制度的历史背景的国家了。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论争在宏观方面已经讨论的比较深入，而已有研究多是将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这种强化和制约的互动被看做是研究的前提或背景条件而不是研究对象，因此宏观变量（市场、政治或者说国家）和微观变量（个人生活际遇即个体的得与失）之间存在隔阂，即现有的解释模型中仍然存在过程的断层。对市场改革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的模式研究，更需要了解那些在转型社会中努力挣扎、趋利避祸的个体。个人生活机遇就是可以体现微观指标的个体。

生活机遇一词的概念最早由韦伯引进，它不但意味着在不同形式的社会形式以及社会的不同区域中，人能够生存下来的机会，同时也指一系列范同广泛的倾向和能力。达伦多夫对其的定义较为宽泛，所指的是那些有助于提高个体生活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的各种事物，包括收入、奖励、机会、福利待遇、补贴等等。也有学者根据其研究倾向，将其内涵界定为：由权力资源的分配状况所决定的个体或组织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空间（刘志广，2003）。在社区结构变迁与个人生活机遇的研究中，生活机遇指向就较为具体化，包括居民的就业机会（就业的可能与质量）、居民的日常生活、身心健康等各项福利、青少年行为和认知（学业成功与否、是否有问题行为）等等（梁柠欣，2008）。

陈那波选取了广东的三个镇进行了农民生活机遇比对研究。他认为，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国家和市场的互动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为了扩大剩余资源索取的来源，国家引进市场机制发展经济，但也不得不放弃中央集权式的控制。这个过程为人们带来了众多的机会，但同时也加剧了竞争和社会的分化。就农民而言，在中央政府层面，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税收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不再捉襟见肘，来自农村的收入在国家收入的比重不断减少，这降低了中央对农村社会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出于对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方面的重视，中央政府在提升了对农民政治支持方面的需求，因而出台各种有利于农民当然政策。其次，市场为人们提供了众多机会，降低了人们对国家的依赖，国家必须改善这种情况以寻求更多的政治支持。因而国家一方面需要不定期地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些干预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机遇和选择；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增加了国家可支配的剩余资源，从而提高了国家利用福利政策或各种形式的补贴来获取政治支持的能力。可以知道，这种能力的提高对弱势群体是有利的。政治持续和市场变迁之间的对立提高了国家及地方政府补贴农民的激励，从而有助于农民群体生活机遇的改善。在地方政府层面，国家的二元需求对他们形成制约，但地方政府会灵活的回应国家需求的变化，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形成有差异的农村治理政策，从而相应地损害或增益了农民的生活机遇，他所提出的三个命题也被此次研究验证：他认为镇级政府因当地市场发展条件不同而用不同的方式影响农民生活机遇，发展地方经济解决自身和上级的经济需求是市场发展较好的镇级政府的选择，从这个方面来讲农民会获益，他们获取政治支持的方法也直接增加农民的生活机遇，因为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增加福利投入获取支持；上级政府财政能力较强、自身经济发展不足的镇级政府选择从上级处争取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或者帮扶项目，尽量达到上级要求，实施国家政策，这里的农民因为中央的惠农政策得以实施而在生活机遇方面受益；上级财政能力不足、自身市场发展条件差的地区需要直接向农民索取以完成上级政府和自身运转的经济要求，这里的农民的生活机遇受到较大损害。

从陈那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个人生活机遇在整体层面上是否增多与国家与市场在互动中的博弈直接相关，双方就像正在竞选中的两党，势均力敌则个人受益。在中国，变化的市场特性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一场金融风暴可以使无数人的工作发生巨变，而股价的点滴变化也可以使个人理财的结构和个人生活引起大变；但国家对个人的生活机遇的影响也不会减少，只是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简单直接，就从制度学派的理论出发，国家的一项政策改变可以影响到个人生活机遇，比如对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减少和取消会让打工妹的工作难找，也可能会使你常去的舶来超市涨价，又如国家决定控制房价，廉租房和小户型就会增加。中国的市场改革还在继续，而个人的生活机遇在这场博弈中将何去何从也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陈那波.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3).

[2]陈那波.国家、市场和农民生活机遇――广东三镇的经验对比.社会学研究,2009(3).

[3]梁柠欣.社区结构变迁与个体生活机遇――欧美的文献与进一步思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8).

[4]刘志广.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论我国“三农”问题及农村税费改革思路.经济学家,2003(5).

[5]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社会学研究,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