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道社区科技传播的现状与发展策略

作为处在面向公众第一线的街道社区，能否承担上海“科教兴市”所提出的提高市民科学素养的任务？2006年6～7月，我们对上海市徐汇区、杨浦区、闸北区和闵行区等一些街道社区进行了调研，调查和访谈了147名基层科技传播人员，了解和掌握了上海市街道社区科技传播的基本状况。

此次调研采用封闭式问卷和开放式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被调查者中，年龄最小的22岁，最大的51岁，40岁以上的占84%；学历从高中到本科不等，其中高中学历占42%，大专学历占37%，本科占21%；男性占47%，女性占53%。对于获得的数据和资料，使用专业分析软件SPSS进行统计分析。

一、上海街道社区科技传播的现状与作用

1.大众媒体的科技传播的作用日益凸现，但传统社区传播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调查显示，目前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等现代大众媒体进入千家万户，在更大程度上担负起了科普和科技传播的主渠道使命。尤其是电视已成为最重要的科技传播载体，约有30%的受访者将电视作为他们接受科技信息的第一渠道，这与电视生动形象、直观丰富的科普和科技文化节目有关。其次，街道社区的黑板报、橱窗和传单仍是科技传播的主要辅助渠道，依然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将其作为自己接受科技信息的主渠道，社区独有的科技传播载体由于具备了醒目、方便、及时、针对性强等特征，对信息的接收者具有亲和力和归属感。这表明，传统的传播方式在街道和社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我们的调查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街道社区的科技传播工作者看来，尽管电视是最主要的科技传播渠道，但传播效果却最差。与之负相关的是，传单是最不重要的科技传播渠道，但传播效果却最佳。对于这种数据的负相关，我们提出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自我满足使然，那就是街道社区的科技传播工作者们可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更有价值，且自认为科普传播的针对性比较强。如果这种假设成立，我们可以解释传单的传播效果能一枝独秀，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同属于大众媒体的报纸、广播，其传播效果也会比电视高出很多呢？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那就是以纸质为代表的媒介（传单、报纸）比电子媒介（广播、电视）在科技传播过程中目标性更强、信息更集中、保存更方便，有利于信息接收者的信息比对、参照和深加工，从而传播效果也就更佳。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对于传播科技信息而言，不能仅依赖某种媒介，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应该将多种媒介整合使用，才能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2.科技传播工作在社区日益受重视，但支持不足仍是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调查显示，科技传播工作在街道和社区开始日益受到重视，67.5%的受访者表示，科技传播工作正在由弱变强，科技传播的力度和重视程度正在提高，27.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仅有5%的人认为科技传播正在萎缩。因此，大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对科技传播工作的未来充满信心。相应的，有67.6%的科技传播人员认为科技传播的地位有正在由低到高的改变，而认为没变化的有26.5%，认为科技传播地位在降低的只有5%左右。

与这种“日益受重视”的价值认知态度相对应的，社区开始将科技传播工作列入了日常行政的工作规划。调查显示，55%的受访单位有自己的科技年度计划，甚至还有45％的受访单位将科技传播工作列入了本部门的中长期规划。有年度计划，这反映了科技传播工作已进入到社区的常规化行政工作中，而有中长期规划，则反映科技传播工作不仅是某一项日常工作，而且在本部门的工作中具备了一定的战略地位。在社区这样一个琐而细的行政载体中，科技传播工作地位的日益提高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上海科教兴市主战略的具体落实。

尽管科技传播工作的地位在街道、社区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经费不足、领导不重视仍成为制约科技传播工作进一步推进的最主要因素。

经费不足是客观反映，领导不重视是主观感受，而这两点恰恰是基层工作中普通行政人员关切度最高的。尽管纵向来看，与历史相比，科技传播工作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横向来看，与其他工作相比，科技传播工作所获得的资源支持却不是那么重要。由于科普属于群众性、公益性和发展性需求，是以消费而非生产为主的社会领域，大多不仅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而且需要投入和消耗大量的物力财力，而它的社会效益又常常是滞后的、隐性的。政府需要为人民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而这些事靠个人的努力是完全做不到或无法做得那样好的。目前科普最主要、最直接的是公共财政划拨给各级科委和科协的科普经费，间接投入是有关政府部门在科技教育项目经费中对本系统具有科普性质的工作经费支出。此外，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也是科普经费的来源之一。但是本来就稀缺的科普经费，大多用于科普大型活动和科技展馆的运营，真正到达街道和社区的少之又少。作为科普宣传基本细胞的街道社区，在经费的制约下，开展日常的科技传播工作已是捉襟见肘，指望其能有更好的传播效果也就难以胜任了。

3.科技传播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科技传播网络的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们的调查发现，科技传播工作在社区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其对受众科技素养的提高也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效果又如何呢？相关数据却与我们的期待并不尽一致。

对于目前社区科技传播工作开展的现状如何评价？调查显示，52.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街道社区科技传播工作开展得一般，对目前科技传播表示很满意的仅为7.5%；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个数据，即受访者对自己科技传播工作的评价：满意的仅为5％，较满意的40％，一般的47.5%，不好的则达到了7.5%。

这种工作评价“质”的不佳也可在工作的“量”上得到反映。调查显示，在科技传播开展的频率方面，半月内开展一次的为20％，一月开展一次的为42.5%，两月开展一次占7.5%，还有30％的受访者居然是一个季度才开展一次，这说明绝大部分基层的科技传播活动频率还相对较低，科普间隔周期也较长。

这种工作实绩评价一般与工作地位日益提高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反差，一方面，传播者们在自己所从事工作地位的提高中获得了社会认同的欣慰，但另一方面，传播者们又受困于工作实际效果与期待效果的心理差距。那么，这种差距又是从何而来呢？

除了我们上述第二点提到的经费等资源方面的原因，科技传播网络的不完善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我们的调研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很难找到专门负责科技传播的人员。在街道和社区，科技传播的分工不是很明显，大多数还处于兼职或者临时突击帮忙等不确定状态。遇到“SARS”这样的重大事件，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几乎是集体出动，而在平时，科技传播的负责分工不明确。由此可见，要建设好科技传播这张网，首先要确立网格与网格之间的节点，而这些节点，具体到街道社区，就是单个的专职从事科技传播的工作人员。人员专职，管理专业，这些又验证了第二点中的第二大制约因素，即“领导重视”。

调查显示，62.5%的受访人员在总结工作经验时认为，科技传播最重要的是领导的重视。在领导比较重视的街道社区，科技传播开展得比较好，反之亦然。这说明，科技传播工作一方面确实需要政府积极地推动和领导，而另一方面科技传播作为其独立的、旨在提高全民科技素养的一项社会工作，其意识和管理职能并没有被确立和得到切实的行使和重视。

4.社区科技传播人员的素质有了一定的提升，但离专业化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专职的科技传播人员很少，但许多街道社区还是在近几年，通过专业培训等方式，大力提升目前兼职工作人员（当前街道社区科技传播工作的主力军）的科技传播素质。55％的受访者认为培训次数在上升，10％的受访者认为没变化，35％的受访者认为在减少。这表示，绝大部分受访者的培训时间在增加。培训的量在增加，质的提升则更加明显，80％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培训水平在不断提升，认为下降的仅有10％。这说明，目前对科技传播工作者的业务培训是有效的，应坚持下去。

这种科技传播工作人员对自我角色的乐观认识还反映在对未来从事科技传播工作同行数量的认识上。72.5％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从事科技传播工作的人员将增加，只有22.5％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从事科技传播工作的人员将减少。在对自身素质的期待上，这种乐观态度也得到了延续，67.5％的受访者认为科技传播工作者的素质正在提高，只有25％的受访者认为在下降。

非常有意思的是，科技传播人才素质问题在基层反映不强烈，但在市科委调查时这一问题却提得非常严重，上海市科委科普处明确告知我们，在上海市真正具有科技传播专业知识和学历，并经过科技传播专门训练的在职科技传播人员非常少，几乎为“0”，大多数从事科普和科技传播工作的人员都是从其他专业背景中转移过来的，在基本素养和知识结构上离专业的科技传播工作的要求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那么，这种上下认知的不统一是何原因造成的呢？在我们看来，是受访者的出发点不一致。对目前实际的科技传播工作者来说，他们的感受是，培训力度在加大，培训水平在提高，相应的科技传播的专业素养也在提高；但对主管此项工作的市府机关领导来说，由于“科教兴市”的主战略地位异常之高，对于科技传播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就自然希望更加专业化了。一个是理想的期待，一个是实际的现状，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期待与现状实在差距太大，尤其是在最基层的街道社区是无法通过培训等弥补方式来完全实现。因为，第一是人数限制，在街道社区拥有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可被培训的人员本身就少（后面一节有具体调查数据说明）；第二是知识结构的限制，有些文科背景的人员虽有学历，但因知识结构和条件所限，再进行自然科学和科普培训也勉为其难；第三是客观条件限制，比如街道社区用于人才培养的经费有限、脱产进修的时间有限等。“输血”和“改造”，这将成为上海未来街道社区科技传播人才队伍建设的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都不容忽视。

二、优化上海街道社区科技传播网络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正如我们在调查中所发现的，现有街道社区的科技传播网络，只能完成一些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科技时事宣传，而无法实现系统的、能激发起市民进行科学创新的文化养成。我们建议，可从以下3方面对街道社区现有的科技传播网络进行优化。

1.就街道社区政府而言，科技传播资源的支持要行政化

在调查中，通过对“环保”常态科技传播和“SARS”危机科技传播的比较，我们感触最深的一点是，现有的街道社区科技传播网络不是做不好科技传播工作，而是看其处于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在“SARS”危机中，科技传播成为一项头等大事，涉及所在行政单位的成败荣辱、绩效考评，所有的行政资源都调入支持此项工作，因此传播效果特别好；而在类似“环保”这样的常态科技传播中，尽管其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其现实紧迫性在基层的感受不那么迫切，对街道社区的业绩考评相关度也低，多是作为一项次要任务去完成，自然传播效果也就比较差。这种效果差的原因表象是没有专项的科技传播行政经费做支持，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各级政府多是将科技传播工作看作是“锦上添花”的辅助工作，而没有将科技传播工作列入到本单位的必要工作，即没有实现对科技传播工作资源支持的行政化。

要实现对科技传播工作资源支持的行政化，政府必须做到3点：

（1）财。即将科技传播工作列入到当年的年度财务预算当中，保证一定比例的最低标准，具体到数额可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但必须保证此块经费每年以不低于5％的速度增长，这样经过5年左右，街道社区科技传播工作的行政经费将有一个较可靠的保证；

（2）人。即将科技传播工作作为一个岗位列入到街道人员编制当中，最少必须保证一个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有一定传播工作经验的人员专职从事此项工作即职业化。

（3）考核。建立起相对独立、科学的科技传播工作考评体系。对于科技传播工作从计划到实施，从形式到效果，都应当有明确的规定。要每年对本辖区的公众进行科学素养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制定相应的科普传播、宣传和教育计划并加以实施，再将不同年份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作为对科技传播工作者工作成效好坏的主要评价依据。

2.就街道社区企业而言，科技传播品牌的建设要区域化

街道社区不仅是最基层的一级政府组织，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同时它作为社会的一个基层空间，还应更多发挥社会自治的作用。而这一社会自治的作用，多应依靠所在社区的企业和中介组织协同配合，整合资源发挥作用。

企业不同于政府，其参与科技传播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让社会认识和接受与其产品相关联的新知识、新技术，目标是将公众培育成新技术、新知识的消费者。如果公众不能理解和接受这些科学技术，不能认识到这些科技给他们可能带来的价值，那他们就很难成为这些科技产品的消费者。这决定了他们参与科技公共传播的时候，通常选择那些说明新知识、新技术可以给消费者带来何种“用处”和“好处”的信息，以便利用这些信息打动和吸引公众，激发公众的消费欲望。企业积极参与科技公共传播，可以促进公众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分享，但他们传播给公众的是一个与产品、生活密切相联的科技概念，给科学技术建立的是一个实用化、产品化的社会形象。①

在企业参与科技传播这样一个特点中，我们尤其要在上海市十一五“行政区”向“经济区”转换的大背景下，立足于“数字长宁”、“知识杨浦”、“生态崇明”、“航天闵行”、“精钢宝山”、“科技徐汇”、“海洋南汇”、“汽车嘉定”、“精化金山”等区域功能定位，大力发扬各区街道社区所在企业参与科技传播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加快推进上海市的科技创新。

3.就街道社区传播者而言，科技传播能力的培养要专业化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在街道社区从事科技传播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兼职人员，学历层次较低，79％的受访者在本科学历以下，年龄结构也老化，84％的受访者在40岁以上，平均年龄45岁，他们多有曾经从事或者正在从事宣传干事、政工干事的职业经历。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就目前在街道社区从事科技传播的工作者下一判断：即他们从事科技传播工作更像是原有宣传工作的拓展，而不是作为专业的科普传播职业化取向。从他们的教育程度、年龄层次和职业背景来看，显然无法承担起未来十年上海“科教兴市”和提高区域内居民科技素养的重任。

要改变这样的现状，我们课题组认为措施不外乎两条，一是“输血”，即输入新鲜血液，大力选拔一批受过系统科学训练、有理工医等背景的青年大学生，将其充实到街道社区等一线的科技传播工作岗位上去，成为职业的社区科普工作者；二是“改造”，即对现有在职人员进行科技传播的专业化培训，不仅要在知性上训练他们对科技的基本常识，更关键的是要在理性上训练其严谨、准确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培养其求真、务实的科学判断力、敏感性和前瞻性。■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是2006年上海市软科学重点课题“科技传播人才培养和科技传播网络建设方案”（066921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①翟杰全：《科技公共传播的传播主体及其参与动机》，《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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