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再精英”趋势下的弱势群体境况

【前言】高等教育“再精英”趋势下的弱势群体境况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学说（以适龄青年入学率为标准划分，将入学率在15%以下定义为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入学率在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入学率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从为少数精英服务逐渐转变为服务...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大学基础部 英语教研室，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服务对象从精英群体转变为社会大众，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然而盲目扩招、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质量下降等原因致使新一轮“精英化”暗潮涌动。同时，精英阶层需要继续控制文化资本，通过代际转化实现精英再生产，以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方式传承社会优势地位。在这种趋势下，渴望以教育为途径实现社会流动的弱势群体的处境应予关注。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众化 再精英化 社会弱势群体 文化资本 教育机会

一、高等教育的“再精英化”趋势

自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以来，在校学生人数实现了大幅度增长。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至2015年教育公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0%，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提前5年实现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定的“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的目标。

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学说（以适龄青年入学率为标准划分，将入学率在15%以下定义为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入学率在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入学率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从为少数精英服务逐渐转变为服务大众，更多的社会群体获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与国民素质的提升。

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过快增长的学生人数与原有教育资源发展并不同步，师生比逐年下降，大专以上学历占总人口比重依旧不断上升，大众化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大批研究型高校毕业生正脱离“精英”属性，不再因接受过高等教育而携带特殊光环。再加上经济发展市场化与经济竞争全球化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迫切需要在保证教育机会均等的同时提升教育质量，满足国际竞争需求，走规模与质量同步发展的道路。

1.教育资源的缺乏促使高等教育“部分再精英化”产生

教育资源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虽然我国教育投入逐年增加，但就宏观角度而言，国家难以支撑整体高等教育质量回归到高校扩招前的水准，故而只能从部分进行突破[1]，即“部分再精英化”。如国家支持的一批“211”、“985”高校，旨在集中最优教育资源，在区别于宽泛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前提下培养一部分学科引领性人才，避免因过度扩招而产生的资源缺乏所导致的无法“因材施教”现象。同时，高校内部开始设立重点专业、热门学科，与诸多海外名校联合开办实验班、精英n堂等，便是从高校内部的角度集中最优资源，确保小部分学生群体接受有别于大众的高等教育。这类班级多以小班授课为主，强调实践，注重人文素养与综合性能力的培养，与我国传统社会精英教育所秉承的教育目标十分相似。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进程的最终阶段，往往对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导向作用。若高等教育“部分再精英化”的主要表现为“支持重点高校计划”及“培养重点学科”，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再精英化形式则以“重点高中”、“实验小学”等为主。同样是在人均占有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确保一部分学生群体接受更优质的初、中等教育，以增大继续接受最优高等教育的可能。多年以来，诸多地区习惯将重点大学录取率的高低作为评价中等教育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更刺激地方初、中等重点学校的资源集中。即使许多地区已不支持以“重点与否”判定中小学校层次高低，学校的设施、声望、师资、生源等依然可以作为判断依据，所谓完全的“大众化”、“平均化”并不现实。

2.个别与主体差异化的教育理念

我国高等教育虽处于大众化教育阶段，但个别与主体差异化的教育政策恰能在顺应国家需求的同时满足社会精英群体的教育需要。不同办学层次的精英化，如重点高校、地方普通高校、独立院校和职业院校等，即办学层次的高低体现。谢作栩、王伟宜[2]的研究结果指出，处于金字塔顶端（重点高校）的学生群体明显偏向拥有较多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社会上层子女，而中下层子女多通过公立高职院校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正说明层次差异化教育的得益群体更多的是社会精英阶层。

首先，这类群体拥有良好的家庭经济、文化资本，既可以为子女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又可以通过言传身教为子女营造很好的学习氛围，促进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精英阶层不仅要求子女完成基本课业，还注重其更高难度的知识学习与全面发展，对教育质量有更高要求。其次，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是由统一考核（即“高考”）决定的，经过多年教育投入，强势阶层子女早已与弱势阶层子女拉开差距，更容易在这场竞争中取得胜利。而享受了胜利果实的精英群体子女为了继续满足这种优势传承，更需要继续掌控最优教育资源。他们会成为“再精英”的支持者与推动者，促进其代际转换间的良性循环。

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对于金字塔底端阶层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其子女实现社会地位飞跃的主要工具。

二、社会弱势群体所面对的主要问题

弱势群体主要指因各种原因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或阶层。我国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农村及偏远地区贫困人口、妇女、下岗工人等。人口构成方面，弱势群体占有较大的比重。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总人口达到13亿827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5亿8973万人，农民工28171万人，农村贫困人口4335万人，城镇失业人口966万人。由于父辈贫困，家庭经济、文化资源和社会关系相对匮乏，弱势群体子女在教育机会分配方面利益受损，虽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扩招，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差异，但从优质教育层面看，弱势群体所拥有的教育机会远少于强势阶层。

1.家庭背景作用于早期教育质量

争夺高等教育机会的考核如同一场拉力赛，是经过长时间努力后得出的结果，而非仅局限在高考阶段的冲刺性竞争。自早期孩童教育开始，家庭经济文化背景就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家庭经济文化地位低下有可能导致诸多不利因素，如：营养条件不佳、健康观念不足、家庭状态不适、暴力因素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子女的早期智力发展、人格特征、学习能力等的形成。成长于贫困家庭的儿童，其患多动症、情绪障碍的概率是非贫困家庭儿童的两倍，出现品德、行为问题的概率是其三倍。同时，研究显示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的智商比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平均高出25%，这会直接影响儿童学业成绩的提升[3]。

在义务教育阶段，虽然我国实行免费政策，但不同阶层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需求程度差异巨大。在学校教育支出有限的前提下，家庭教育支出往往决定了子女的学习质量。目前我国家庭校内支出整体降低，政策严格控制居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所支出的书本费、学杂费用，而校外支出大幅增长，校内所提倡的“减负”策略远远无法平衡校外支出的“增重”。

据国家统计，2009年，居民家庭小学学校内一般支出约为2024元，校外直接教育支出约2393元，其中培训班与特长班分别占37%和18%；校外间接教育支出约9632元，其中租房、交通、学习设备购买分别占41%、8%、36%，两项校外支出总和约为校内支出的5.9倍。不论是社会低经济文化地位阶层，还是高收入阶层，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比例都呈增长趋势，且家庭收入越低，教育投入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大。虽所处社会阶层不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都十分重视，但是在教育投入上精英阶层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培养计划方面都游刃有余，社会弱势群体因为家庭状况不佳，又迫切期望改变贫困现状，往往出现一些入不敷出、经费分配不合理等不利情况。

此外，近年来受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理念影响，许多家庭开始重视子女的特长培养，这无疑给已然过重的家庭教育支出增添负担。以杨天平、周兰芳基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四所学校的调研为例：城镇学生参加课外特长培训的占总人数的42.9%，农村学生参与特长培训的只有22.3%；农村学生参加低培训费与低器材花费的特长培训比例明显高于城镇，例如棋类、歌艺、舞蹈、美术等，而参与高昂特长培训的人数明显低于城镇学生，例如钢琴、萨克斯、小提琴等乐器培训[4]。随着近年对素质教育的重视提高，重点小学、初往往将学生特长视为提高录取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考加分制度更是刺激校外培训人数激增，对比社会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子女拥有更多选择机会学习才艺加分中的热门项目。由此可见，在早期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弱势群体子女已被社会精英群体拉开差距，无论是校内课业学习还是课外培训，教育质量远远不如经济文化资本雄厚的强势阶层，且诸多名牌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更倾向于那些精英阶层子女的知识积累状况。

2.能力主导的筛选性考试

高等教育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实现利益均等的机会，使每个社会成员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高等学府的学习机会，从而进入较好的职业领域，改变社会地位。高考作为决定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键性考试，必须在保证其公平性的情况下发挥“促进人类平等”的重要作用。但是，城镇与农村、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等的彼此分割，使学生基础教育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种长期不均积累使参与高考选拔的学生群体间已经存在沟壑。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考核存在信息不对等问题。近年来，高考逐渐强调综合能力考核，这对缺乏优秀师资与综合知识积累的弱势群体子女来说无异于增加难度。

以余秀兰对十年来高考语文试卷分析为例：试卷中对语言知识和用语规范表达的考核需要非常规范的基础教育与广泛的阅读量，这对阅读面不广、条件较差的考生来说相当困难。词语和句子的命题与时代大事、现代生活结合紧密，大多来源于城市生活话题或城市人们关注的话题，对于消息闭塞、资源稀缺的考生（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考生）而言无疑不公平[5]。考核的知识并不存在问题，然而考核方式、考题呈现的形式往往立足于所有考生来自同一家庭背景、相同学习条件的基础之上，未能平衡统一性与差异性，因此即使选拔过程是公正的，也不意味着选拔结果的公平合理。

3.有限的救政策

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政府需通过制度与政策的双重调节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合理。近年来，政府的确为城乡弱势群体子女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救助政策，但补助项目繁杂，资金短缺，救助群体选择面相对狭窄，使教育措施的有效性受限。我国社会救助往往建立在一种怜悯的理念之上，还未培养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的意识[6]。由于弱势群体在国家政策制定、修订、执行等过程中影响力低，不能及时反馈信息，原本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诸多加分政策正逐渐被强势群体攫取。例如，通过修改子女户籍、民族，直接侵占加分名额，不断修改体育项目和竞赛加分类别等。留守儿童、流动人口子女、贫困学生、残障学生等，这一部分更应受到补偿的群体却不易得到关注与扶持。

另外，受到优秀与公平的双重制约，高考政策必须首先保证学生选拔符合“能力主导”的原则，在保证大多阶层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再考虑对弱势群体或弱势地区给予补偿。若倾向性太过明显或不够具体，效果不会理想。

如今人们多将高等教育当作个人的事情而非社会责任，教育更像是一种个人投资，受益者是受教者本人，考生彼此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对教育机会分享缺乏认同感，在高度强调教育成本投入与回报的价值导向之下，高考政策“弱势补偿”理念终究具有局限性与相对性。

4.不对等的教育回报

即使最终进入重点高等学府，享受完稀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之后，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在教育回报方面同样与其他群体具有差异。目前在注重人情关系的社会传统下，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率具有无可忽视的影响。

教育回报率，即劳动者每多受一年教育，其个人收入的变化率。据现有大量文献资料显示，父母教育对子女的教育回报率有正影响。家庭背景不仅影响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还作用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回报率[7]。由于在劳动力市场存有裙带关系，强势群体父母能为子女提供好的条件与工作机会，而同样毕业于重点院校的贫困高才生即使具备优秀的个人能力条件，也很难完全依靠自身获得与精英阶层子女同等的人脉资源。因此，一些贫困家庭受“读书无用”观念影响，不愿意再在子女身上进行教育投资，更倾向于放弃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直接让子女进入社会工作。

三、结语

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以来，教育公平问题始终被重视。高等教育的服务对象由少数社会精英转变为社会大众，在校人数大幅增长，其中各弱势阶层子女获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但是，过于强调高校学生数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原本的质量，师资力量不足、设备资源有限等因素制约了部分优秀学生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精英阶层子女培养需要，也不符合国家在市场转型中对人才的要求。因此，国家宏观上支持部分高校培养一批引领性人才，使他们与普通高校学生有所区分；诸多高校同样加大投入，开办精英专业、实验班级，在教学内容、规模上筛选高等教育“去精英化”之前的教育模式，打开科学与人文的界限，强调博雅、通识教育，培养新型优秀人才。

“再精英化”的本质在于集中资源，提高部分学生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并提升教育集团相关者的社会地位。然而，集中资源意味着打破平均，将最优教育资源提供给更能适应高等教育竞争的社会阶层子女，在这场争夺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的处境将更艰难。自早期家庭教育开始，精英阶层子女就与弱势群体子女拉开差距。家庭文化经济资源的不足限制了弱势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课外培训更是无法与精英阶层子女相较。决定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高考”，即使考核相同的知识内容，也存在信息不对等、呈现方式偏向等问题，所谓的补政策也存在某些问题。毕业后父辈拥有的人际关系还将影响子女的教育回报率，强势阶层子女更容易得到较好的岗位机会。

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能自动为弱势群体带来教育机会均等，就现实情况而言，国家难以保证大多数人同时拥有最优教育机会，也无法在每位学生身上实现教育理想[8]，“再精英化”浪潮还将继续翻涌。因此，教育决策者应密切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利益，从实际角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补助政策，将弱势群体的平等受教育权看作其理应拥有的权利而非慈善行为，缓解教社会公平出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胡志刚.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再精英化浪潮[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9）：9-12.

[2]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4）：65-74.

[3]D.P. Ross， E. R. Shilingtong， & C. Lochhead. The Canadian fact book on poverty[M]. Ottawa： The Canadian council on social development，1994：75-87.

[4]杨天平，周兰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培训消费研究――基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乡4所学校的调研[J].教育c经济，2011（2）：37-42.

[5]余秀兰.高考中的城市偏向――十年高考语文试卷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40-43.

[6]余澄，王后雄.弱势群体教育考试公平：问题、成因及对策[J].2016（5）：36-47.

[7]姚先国，黄志岭，苏振华.家庭背景与教育回报率――基于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4）.

[8]余秀兰.高教大众化需要关注弱势群体[J].教育发展研究，2002（1）：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