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7 14:10:39
关键词 ：称谓语；差异；文化透析
abstract：the address form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an be approximate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the kinship term s and the social terms．the difference exists in differentiation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clan and non—clan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kinship term s．and this i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of paschal clan system and legal ideology，hierarchical system and religious influence，social system and value orie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address form s；differences；cultural analysis
1 英汉亲属称谓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家庭构成模式是以父子为中心的。
在家庭中要严格遵守长幼有序、长尊幼卑的宗法秩 序，年龄的大小、辈分的高低是极为重要的区分依据。 因此，在亲属称谓里，亲属关系规定得十分清楚严格， 不容许有丝毫的含混马虎。同辈分的要区分哥哥和 弟弟、姐姐和妹妹、伯父和叔父、伯母和婶母。不同辈 分的称谓是长辈可以直呼晚辈的名，也可以连姓一起 称呼；晚辈对长辈则只能严格按照其相应的称谓来进 行称呼，直呼其名是万万不可的。 英语中的亲属称谓则不区分长幼，辈分高低也不 太讲究，所以，称谓词比较笼统概括。如姐妹、兄弟各 只对应一个词：非直系亲属中，长一辈的男性一概称 “uncle”，女性一概称“aunt”；而同辈的不论男女，一 律称“cousin”。同辈之间，英美人士往往是以名字或 昵称相称呼，晚辈对长辈也可直呼其名，包括儿媳 (女婿)对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子女对继父母的称 呼。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关系融洽¨ 。
1．1 血亲 姻亲称谓的差异
血亲，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姻亲，指的是有婚姻关系的亲属。男有其宗，女有其族。前者称“宗亲称谓”，后者称“姻亲称谓”。汉民族在经过了几千年的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洗礼后，在民族心理上对血缘关系高度重视。因而，在汉语里血亲称谓和姻亲称谓界限十分分明，即兄弟连襟、姐妹妯娌、伯叔姑婶要严格区分，如伯父、叔父是血亲，伯母、婶母为姻亲。这反映出汉民族浓厚的宗亲观念、血亲等级观念和传宗继嗣观念。英语里没有血亲和姻亲的区分。父母的兄弟以及父母姐妹的丈夫都称“an．c1e”，父母的姐妹以及父母兄弟的妻子都称“aunt”。当然，在某些非区分不可的场合里，英语 中常用“in—law”作这些称谓的后缀，以示与血亲的区别。例如，用“brother—in—law”来表示与汉语相当的大伯子、小叔子等；用“sister—in—law”来表示与汉语相当的大姑子、小姑子等。总之，汉语的血亲姻亲称谓泾渭分明、复杂细致，英语基本无此区别，称谓比较简单、概括、模糊。
1．2 宗族与外宗族称谓的差异
《现代汉语词典》对“宗族”一词的解释是：“同一父系家族的成员(不包括出嫁的女儿)。”因此，爷爷、奶奶、侄儿、侄女、孙儿、孙女属于同宗族，外公、外婆、外甥、外孙、外孙女属于外宗族。在旧中国传统的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中，“儿子是自家人，女儿是别家人”。因而，同宗族的亲戚要亲于外宗族的亲戚。所以，以“外”冠名的外宗族亲属如“外孙女”所处的地位以及同其他成员的关系的疏密，是不能与同宗族的“孙女”相提并论的。这是亲宗族、重男性，疏外宗族、轻女性的一种表现。对此，《红楼梦》中多有体现，贾氏家族的称谓很有代表性。在《红楼梦》第九十回中，贾母说：“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在这里，贾母把宝玉(孙子)看作是 自己人，把黛玉(外孙女)看作外人。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
英语亲属称谓没有宗族、外宗族之分。“grandfa—ther”囊括了祖父和外祖父的意思，“grandmother”包括了祖母和外祖母，“grandson”既可指孙子又可指外孙 ，“granddaughter”涵盖了孙女、外孙女，“nephew”指侄子和外甥，“niece”指侄女和外甥女。交际中，如果需要明确是“爷爷”还是“外公”，就要单独加以解释，“on my father’s side or on my mother’s side”。此外，“cousin”一词的广泛涵义也说明了英语不区分宗族和外宗族。“堂”和“表”在汉语中分属两个不同的宗族，是绝对不能混淆的。而英语中“cousin”一词不仅涵盖了堂兄、堂姐等，还包括了表兄、表姐等诸多的汉语亲属称谓词，抹去了宗族的界限 。
1．3 亲属称谓的泛化差异
亲属称谓的泛化是指用亲属称谓词去称呼一些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姻亲关系的人的现象。如称呼陌生的年长者为“大爷”、“大娘”等，还可以加上职业称呼，如“邮递员叔叔”、“售货员阿姨”等。这是巾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法关系、血缘关系，强调等级差别 的具体体现。在与他人交往中，中国人习惯于把个人看作是社会这个大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t分强调人与a之间感情的融洽与和谐，因此，往往以积极的态度把家庭本位向外推衍，以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人员。这种称渭可使交际双方有亲近感，从而缩短了双方的距离，增进了交际效果和友谊。
英语 中也有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在英国中部的一些地区，一些传统家庭常将“aunt”和“uncle”用于称呼非亲属成员。例如，称呼父母的朋友为“uncletom”或“aunt kate”。但英语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远没有汉语普遍，在各种社交场合，不管是正式的还是 非正式的，非亲属成员很少用亲属称谓来互相称呼对 方。小孩子见了不认识的人，一般用“先生”、“女士” 来称呼对方，而对父母的朋友，则可直呼其名．
2 英汉社交称谓的差异
2．1 姓名称谓
汉语有关姓名的称谓可谓灵活多样。可称呼 “姓 +名”、“名”、“姓／名／姓名 +称谓词”，还可称呼 “ij',／老 +姓”或“姓 +老”。如人们可称“李小明”为 “李小明”、“小明”、“李先生”、“小明先生”、“李小明 先生”、“小／老李”或“李老”。称谓的不同，表现出人 与人之间的亲疏程度。 英语姓名的称谓比较单一。英语对姓名的称谓形式是“名”和“称谓词 +姓”。例如，人们可称“john brown”为“john”或“mr．brown”。英语中没有“称谓词 +名”这种称呼形式，如“john brown”不能称为 “mr．john”。英语中对长辈和上司都可直呼其名，汉语中则万万不可 。
2．2 职衔称谓
汉语中一般能够表示职业、职务、职称等社会地 位的象征词都可用于称谓。职业称谓如老师、医生 等；职务称谓如厂长、部长等；职称称谓如工程师、会计等；头衔称谓如将军、博士等，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包。除可单用外，还常与姓名连用(姓／名／姓名 +职衔)以示认可或尊敬。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相对的定位和特定的职衔称谓。英语中的职衔称谓局限性很强，一般不用作称 呼。例如，如果某人是“老师”或是“建筑师”，人们是 不能称其为“?老师／建筑师”的，而应称其为“?先 生／女士”。社交活动中常用的职衔称谓有：dr．，pro— fessor等。这些职衔称谓既可单独使用，又可与姓氏、 身份等结合使用，但要放在姓氏前(职衔 +姓氏)。 总之，汉语的职衔称谓要比英语广泛复杂得多。
2．3 泛称称谓 英语中的通称有：mr．，mrs．，madam，guys等，
前三者可与姓名连用，使用尤为普遍。汉语中的通 称有：同志、先生、女士、朋友等。 英语和汉语一样，都有三种人称，但是英语的人称称谓远比汉语简单得多。汉语中，作为称谓俗语中 的人称，主要表现在具体语境巾的敬、谦、呢、贬、谑、 讳等变化形式，也就是说，汉语ifi存在着三种人称的 敬识 0 漾语形式 如：阁下，鄙人等。而英语中除了 古语词中存在一个尊称“thou”之 ，现代英语里已没 有了尊称和谦称。 英语和汉语都有零称呼语。如汉语的“喂，嗨，那个谁”等，英语的“hello，hi，excuse me”等。在中国，零称呼语须谨慎使用，这是因为，在大多情况下零称呼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然而在英美国家，无论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零称呼语都是可以被接受 的。
3 英汉称谓用语差异的文化透析
称谓语，既是一种语言习俗，又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称谓语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言现象，这种语言现象和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j。因此，英汉称谓系统上的差别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差异的外在体现。
3．1 宗法观念与法制思想的不同
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洗礼后，汉族已成为一个宗法观念极强的民族。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结构是宗法社会结构，整个社会基础是以家庭这个由血缘、婚姻纽带关系维系的宗法性结构的。同姓宗族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同族内部成员十分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在家族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即“男女有分，长幼有别”，家庭中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当明确，从而造成了汉语亲属称谓的名目众多，年龄辈分的清晰，直系与旁系、宗族与非宗族的区分，表明了人们心目中因血统不同而形成的等级亲属制度和亲疏关系的不同。汉语中亲属称谓语使用的泛化现象，也反映出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利用亲属称谓拉近彼此关系 、表现亲密的心理。
西方社会虽然也经历过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 ，存在过农奴制封建宗法关系，但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西方法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深人人心。受这种法制思想的影响英语中对血亲、姻亲的称谓比汉语简单。例如，英语中对兄弟姐妹的称谓无排行、长幼之分。“哥哥”和“弟弟”在英文中对应的称谓都是“brother”。同样，夫妻双方对其同性别、同辈分姻亲的称谓也是一样的。丈夫或妻子称对方的父亲均为“father—in—law”。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推崇的宗法制度重视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和长幼亲疏、内外有别的纲常伦理，西方社会提倡平等博爱的法制思想，从而引起了英汉称谓用语的差异，即汉语的纷繁众多，英语的相对简单。
3．2 等级制度与宗教影响的不同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不仅在家族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整个社会亦如此。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 ：“中国最重三纲。”“三纲”中的第一纲就是“君为臣纲”，君臣之间，臣与臣之问，臣民之问各有称谓。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官职体系，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职衔称谓。因此中国的这种严格而又复杂的等级制度，使得汉语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的名目众多，形形。而西方社会由于在其封建历史时期实施的是宗教政治，而非官僚政治。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超过了国王他所统治的各级宗教组织的势力也远远超过了官僚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官衔自然也就不像汉族人那样看重。所以，英语国家的职衔称谓常以宗教为普遍。称谓中多用首名、教名，姓氏名字多源于《圣经》。
3．3 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的不同
中国是礼仪之邦，称谓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封建制度下的礼仪规范强调“自卑尊人的礼貌准则。这种压抑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人们在价值评判上对 自身才能、作用的有意贬抑和不愿外露即自谦 ；却喜欢抬高对方，即“贬己扬人”，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这种社会行为准则反映到语言上，就是严格区分敬称和谦称，由此产生的诸如“卑、鄙、敝等 自谦词和“尊、令、贵”等敬他词不胜枚举。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受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讲究谦虚恭敬敬语和谦语仍大量存在。
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却追求人人平等，人们在价值取向上注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形象、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他们强调 自我独立精神淡薄亲族观念。表现在言语交际上，少有谦语，敬语电较汉语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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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姓氏 取名 特点
【中图分类号】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5-0181-03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姓名，姓名对每个人而言很平常。人们将它用于日常交际，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着自己和他人的姓名。父母在给新生儿命名时都带有美好的愿望和期待，希望人如其名。同样藏族人的名字也寓意深长，乃是藏族祖先世代积累的极宝贵的财富。
一 从有姓到无姓
汉族人是有姓氏的，如赵、钱、孙、李，百家姓人尽皆知。藏族是无姓的，一般用四个字做一个名：扎西多吉、次仁旺堆等。为了称呼方便，人们只用名字全称的两个字来简称。你要问藏族同胞：“你贵姓？”，恐怕就会遭遇尴尬了。
1.六大姓氏的传说
历史上藏族人也是有姓的，但现在藏族人大多数只有名而无姓。根据藏族历史传说，从猕猴和罗刹女结合诞生了六个小猕猴起就有了藏族祖先，也就产生了最初的六个姓氏。另有传说，最早的藏族居住在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六大氏族，即赛、穆、党、东、札和珠。各大氏族中又分化出若干小氏族和家族，各有自己的姓氏。
2.进入阶级社会
然而，自从有了阶级，有地位的人为使自己的家族世袭相传，显示自己出身的高贵和家族的显赫，往往把家族或者庄园名作为自己的姓。如：昆・公却杰布，他的后代的名字便带上“昆・××××”，如昆・公嘎宁布、昆・公嘎坚赞。这种以家族名为姓的称法，就像汉族中的“陈氏世家”“李氏世家”一样。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分封有功之臣以领地和封号，人们便把领地名冠在名字前以显示地位和官位，如藏文创始人吞弥・桑布扎。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如玉妥・云丹贡布、多仁・丹增班觉、多嘎・次仁旺杰，这都是用自己庄园的名字加上自己原来的名字为名称的。因为庄园领地是世袭的，所以他们的子孙也冠上庄园的名字。
以前藏族的姓氏是带有深刻阶级印记的符号，具有一定的特权性质，只有上层的一些达官贵人和活佛才有姓氏，普通百姓没有姓氏。那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隶，人身都属于奴隶主，不仅没有姓氏，甚至也没有名字，主人会把他们像呼猫唤狗一样使用，哪里还有姓名可言？
二 佛教传入后对藏族人名的影响
佛教未传入藏区以前，藏名多为一人一名，内容古朴简明。佛教传入后，尤其是后弘期以来藏名内容发生很大变化，大多浸染佛教色彩，并逐渐形成由僧人取名的例规。
婴儿出生后，父母请喇嘛为之行命名礼。喇嘛取名多源于佛经，并且选的是含有“美”与“福”的字眼，如扎西彭措（扎西意为吉祥，彭措意为长寿）、晋美才仁（晋美意为无畏，才仁意为长寿），“相秋”是菩提之义，“多吉”代表金钢杵，“白玛”“尼玛”比作莲花和太阳，“洛桑”专指纪念“宗喀巴”。人们相信让活佛取名对一个人来说一生都有益处，会保佑一生一世吉祥平安。所以，藏族人名的内涵，不应忽视其极丰富的佛教文化色彩，这几乎成为民俗民风、民族习惯，值得我们深究和领悟。
三 平民取名
长期以来，由于藏族姓名中语言与地域变化相对缓慢，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过去父母大都带孩子到寺庙请喇嘛取名字，这些名字的宗教气氛特别浓，有的父母因为贫穷，请不起喇嘛取名，则干脆以孩子降生日为名，或者是由长年近亲或村中有威望的人取名。平民取名字，都有一定的含义，寄托自己一定的思想感情，堪称丰富多彩。
1.以物体或者日期命名
用自然界的物体做自己的名字，如：达瓦（月亮）、尼玛（太阳）、白玛（莲花）、梅朵（花）、玛琼（小酥油）等；也有用小孩出生日做名的，如：朗刚（大年三十）、次松（初三）；还有用星期为小孩起名，如：尼玛（星期日，也作“太阳”解）、达瓦（星期一，也作“月亮”“月份”解）、米玛（星期二）、拉巴（星期三）、普布（星期四）、巴桑（星期五，也作“金星”解）、边巴（星期六）。
有趣的是，从星期日（尼玛）到星期六（边巴）又依次可称为头顶、额头、眼睛、耳朵、鼻子、嘴巴、下巴之意。听到这样的名字，不用问便知道此人是星期几出生的。
2.寄托感情取名
有的父母为了寄托自己的感情，反映在孩子的名字上。如父母为了使儿女长寿，便给孩子起名“次仁”（长寿之意）、“齐美”（无死）等。而父母嫌小孩太多，想结束生育，便给小孩取名“仓木决”，意思是终止。“穷达”的意思是最小的，表示再不要小孩。
和汉族一样，藏族也有类似于“狗剩”“狗蛋”这样的“赖”名字。过去由于经济和卫生条件限制，农村里出生的孩子易夭折，有的父母以为是鬼神在与之作对，往往会给孩子取一个很贱的名字，为的是好养活。如：“其加”（狗屎）、“帕加”（猪屎）、“其朱”（小狗）等。现在，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农村婴儿死亡率较低，也很少有人起贱名了。
而在内地受重男轻女的影响，给女孩取名为“招弟”的也不乏其人，有趣的是在藏族如果父母想生男孩，便给自己的初生女儿起名“布赤”（带男孩之意）。
3.其他情况取名
另一种以祝愿或吉祥词语来取名的，如：泽让（长寿）、扎西（吉祥）、旺宗（具备权利）等；有用爱称代替名字的，如：扎洛（全名为扎西泽仁）、达戈（全名为达吉洛伍）等，一般“洛”“戈”“基”等属爱呢之词。
有些名字是用父名中的两字与母名中的两字组合的，如父名是多吉次旦、母名是格桑卓玛，孩子名叫次旦卓玛。
四 社会变迁新变化
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说，和平解放前，藏族的姓氏具有一定的特权性质，像阿沛、拉鲁等既是姓氏，又是庄园的名称，而像帕巴拉、策墨林等则是活佛的封号。随着和平解放和封建领主的消失，藏族人实现了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平等，代表特权的贵族姓氏也开始淡出藏族人的视线，而姓氏也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1.新中国成立后取名的变化
新中国成了后，随着人们政治生活的变化，在取名字时，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如：金珠―解放、达玛―红旗、德吉梅朵―幸福花。名中烙有时代之印的名字：牧区常有“萨基尼玛”的人名，其意就是革命的太阳；“金珠美朵”就是解放的花朵。也有的为了赶时髦，给小孩起名为萨杰（新生），这类名字多数是用汉文的含义来命名的。
2.新时代新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今藏族人的名字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由于没有姓氏带来的重名现象，越来越让藏族民众感到困扰，并想方设法彰显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创新的给下一代取一些新鲜的名字。
不同于藏族姓名中常见的“次旦德吉（长寿幸福）”，30岁的卓嘎给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取名“慈丹德吉”，以避免和别的孩子重名。“尽管念法相同，藏语中‘长寿’的意思也没有改变，但在汉字的写法上却不易和重名的人搞错。”卓嘎说：“另外，从汉语角度来考虑，慈有仁慈的意思，丹有牡丹花的意思。我希望女儿以后善良又美丽。”
在某新闻单位工作的拉巴次仁给儿子取名叫索朗尼安。在藏语中，索朗是有福气、幸运的意思，尼安则是数字25的意思。拉巴次仁说：“我儿子是25号出生的，而当时在医院的床位号也是25，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吉祥，也很希望这个数字能给儿子带来幸运，所以给他取名叫索朗尼安。”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拉巴次仁颇费心思，他分别从藏语、汉语、英语三种语言的角度考虑。他说：“索朗尼安从汉语的角度解释，可以说成索朗祝你一生平安！很吉利！而从英文角度考虑，儿子的名字可以减缩成索尼，和著名品牌sony音同，而据我所知，sony一词最早来自英文的sunny一词，意思是可爱的、阳光般的。所以我儿子的英文名就叫sunny，我希望他成长成一个可爱的、阳光般的孩子。”
3.藏汉联姻带来的变化
在四川、青海、甘南及的昌都等地，因藏汉联姻受汉族姓名的影响，出现带汉族姓、藏族名的名字，如：张旺堆、李次加、陈贡布、赵仁增等。
在青海汉地的藏族地区也存在依照汉族立姓，如他的家族名叫“卓仓”，意为“麦家”，就用麦字近似的汉字“梅”作姓，起名“梅多吉”“梅托米”等。
五 同名问题
最让藏族青年边巴次仁头疼的就是重名带来的烦恼。边巴次仁出生在星期六，藏语中，边巴是星期六的意思，次仁是长寿的意思。他说，在，有太多叫“边巴次仁”的藏族人，“我上小学时，班上就有四个叫边巴次仁的，老师只好按年龄大小在我们名字前加上一、二、三、四予以区分。当时我年龄最小，我是四边巴。”
在旧，只有占总人口5%的达官贵人和高僧活佛才有姓氏，而95%的藏族民众只有名字没有姓氏。藏族同胞由于绝大多数没有姓氏加以区分，重名的现象相比内地可能更多。为了区别，人们往往要在名字前加上他的职位，性别、年龄大小或地名。
一种是在名字前加大、中、小，如大巴桑、中巴桑、小平措。也有把不同地方来的人，用地名加在名字的前面，如堆穷旺堆、亚东旺堆中的“堆穷”和“亚东”都是地名。还有少数用人的生理特征放在名末加以区别，格桑索却（拐子格桑）、扎西巴杂（麻子扎西）、丹巴国钦（大头丹巴）等。也有用职业来区别人名的，如玛钦次旦（炊事员次旦）、兴索强巴（木匠强巴）、尕让泽旦（铁匠泽旦）。还有的要在名字前加上他的职位，比如局长扎西、乡长扎西等。或是用性别和老幼来区别的，如同样一个“达娃”，男的叫“普达娃”，女的就叫“普姆达娃”；又如大人和小孩都叫扎西，那么区别老小可叫“波扎西”（阿爸扎西）、“普扎西”（小孩扎西）、“嫫央金”（央金老太）、“普姆央金”（女孩央金）。
六 藏族名字的特点
1.藏族名字的字数
藏族人的名字有两个字（音节）、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和六个字的，最多可以达到三十字（例如“班禅大师”的名字），但最普遍的还是四个字（音节）和两个字。
一般平民没有姓，名字是四个字，如：“多吉次旦”“索朗旺堆”“更堆群佩”等，为了方便，人们常用两个字来简称。有用第一三个字简称的，如：“更堆群佩”简称“更群”、“单增曲扎”简称“单曲”；也有用前两个字或后两个字作简称的，像“多吉次旦”简称“多吉”，“索朗旺堆”简称“旺堆”。但没有用二四两字作简称的。也有不少人的名字只用两个字，如“单增”“尼玛”“次仁”“达瓦”等。
在青海藏族和北部人名中，由于地方性语音的差异出现本来是四个字的名字，说快了、说习惯了便成了三个字，如：“仁青措”应是“仁青措姆”，因为说快了，把后面一个字省略。又如：“央扎西”本来是“央金扎西”，习惯把“金”字省去了；如：“次仁吉”应是“次仁德吉”，因为说快了，把后面的第三音节“德”字省略。但在青海地区的藏族也有起三个字的名字，如“桑杰加”“卓玛措”等。
藏族的名字变化较多，这里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特殊的叫法也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2.男女姓名
如同内地男孩多取名军、伟、勇、龙、虎，女孩多叫英、霞、丽、艳、花、凤；藏族名字也有男女之分。
有些名字是男性专用的，如“晋美”（无畏）、“罗布”（宝贝）、“顿珠”（成功）、“格桑”（好运）、“占堆”（灭敌）等等。
有些则是女性专用的，如“卓玛”（度母）、“拉姆”（仙女）、卓嘎、央金、曲珍、梅朵等等。
还有男女通用的名字，如“白玛”（莲花）、“次仁”（长寿）、“达娃”（月亮）、达瓦、尼玛、巴桑、扎西、格桑等。
前面说男女性别不明显的中性名字，但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谁生出了一个千金，都是要琢磨着给取一个水灵灵的名字。仅让人听见这个名字，就要魂牵梦绕了。卓玛就是最典型的藏族女孩子的名字，本意是仙女的意思。最早的时候，唱《北京的金山上》的歌手叫才旦卓玛，后来容中尔甲又唱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达瓦卓玛》，其中有“我梦中的达瓦卓玛”这样朴素迷人的句子。
3.一人多名现象
藏族名字还存在一人多名的现象：有些俗家人为祈福消灾，常由高僧取第二个名字；僧人常有俗名和法号两个名字；有些人因患大病，人们认为必死无疑却重获新生，也会改名为：西罗（重获新生，临死脱险）。
藏族村寨中家里添小孩是一件大喜事，孩子出生后第三天或一周内要给孩子取名字。孩子的名字多是由孩子的祖父取名，也可以由老年人、喇嘛或邻居来取名。先取的是藏族名字，即小名。在出生后一个月左右，还会得一个汉名，即学名。小名前一般不加姓，分家之后不改名也不取名。死时喊小名。长辈喊小辈直呼小名，同辈可互称小名，小辈不能喊长辈的小名，可依照亲戚称谓称呼，如尼玛叔叔。
4.亲戚称谓
对亲戚的称谓，藏族与汉族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汉族对亲戚的称呼有严格的区分，比父亲大，称“伯伯”“伯母”，比父亲小，称“叔叔”“婶婶”。藏族就没有那么严格，凡是父亲的兄弟，都称“阿库”；凡是父亲的姐妹，都称“阿妮”，祖父、外祖父统称为“波拉”；祖母、外祖母统称“莫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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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规定的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第一批）
一、社会生活类的禁用词
1. 对有身体伤疾的人士不使用“残废人”“独眼龙”“瞎子”“聋子”“傻子”“呆子”“弱智”等蔑称，而应使用“残疾人”“盲人”“聋人”“智力障碍者”等词语。
2. 报道各种事实特别是产品、商品时不使用“最佳”“最好”“最著名”等具有强烈评价色彩的词语。
3. 医药报道中不得含有“疗效最佳”“根治”“安全预防”“安全无副作用”等词语，药品报道中不得含有“药到病除”“无效退款”“保险公司保险”“最新技术”“最高技术”“最先进制法”“药之王”“国家级新药”等词语。
4. 对文艺界人士，不使用“影帝”“影后”“巨星”“天王”等词语，一般可使用“文艺界人士”或“著名演员”“著名艺术家”等。
5. 对各级领导同志的各种活动报道，不使用“亲自”等形容词。
6. 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通稿中不应使用“哇噻”“妈的”等俚语、脏话、黑话等。如果在引语中不能不使用这类词语，均应用括号加注，表明其内涵。近年来网络用语中对脏语进行缩略后新造的“SB”“TMD”“NB”等，也不得在报道中使用。
二、法律类的禁用词
7. 在新闻稿件中涉及如下对象时不宜公开报道其真实姓名：(1)犯罪嫌疑人家属;(2)涉及案件的未成年人;(3)涉及案件的妇女和儿童;(4)采用人工受精等辅助生育手段的孕、产妇;(5)严重传染病患者;(6)精神病患者;(7)被暴力胁迫卖淫的妇女;(8)艾滋病患者;(9)有吸毒史或被强制戒毒的人员。涉及这些人时，稿件可使用其真实姓氏加“某”字的指代，如“张某”“李某”，不宜使用化名。
8. 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在法院宣判有罪之前，不使用“罪犯”，而应使用“犯罪嫌疑人”。
9. 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原告和被告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原告可以起诉，被告也可以反诉。不要使用原告“将某某推上被告席”这样带有主观色彩的句子。
10. 不得使用“决定给某政府干部行政上撤职、开除等处分”，可使用“建议给予某某撤职、开除等处分”。
11. 不要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称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不要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称作“省人大副主任”。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不要称作“人大常委”。
12. “村民委员会主任”简称“村主任”，不得称“村长”。村干部不要称作“村官”。
13. 在案件报道中指称“小偷”“强奸犯”等时，不要使用其社会身份作前缀。如：一个曾经是工人的小偷，不要写成“工人小偷”;一名教授作了案，不要写成“教授罪犯”。
14. 国务院机构中的审计署的正副行政首长称“审计长”“副审计长”，不要称作“署长”“副署长”。
15. 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不要写成“检察院院长”。
三、民族宗教类的禁用词
16. 对各民族，不得使用旧社会流传的带有污辱性的称呼。不能使用“回回”“蛮子”等，而应使用“回族”等。也不能随意简称，如“蒙古族”不能简称为“蒙族”，“维吾尔族”不能简称为“维族”，“哈萨克族”不能简称为“哈萨”等。
17. 禁用口头语言或专业用语中含有民族名称的污辱性说法，不得使用“蒙古大夫”来指代“庸医”，不得使用“蒙古人”来指代“先天愚型”等。
18. 少数民族支系、部落不能称为民族，只能称为“XX人”。如“摩梭人”“撒尼人”“穿(川)青人”“僜人”，不能称为“摩梭族”“撒尼族”“穿(川)青族”“僜族”等。
19. 不要把古代民族名称与后世民族名称混淆，如不能将“高句丽”称为“高丽”，不能将“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泛称为“突厥族”或“突厥人”。
20. “穆斯林”是伊斯兰教信徒的通称，不能把宗教和民族混为一谈。不能说“回族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是回族”。报道中遇到“阿拉伯人”等提法，不要改称“穆斯林”。
21. 涉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报道，不要提“猪肉”等。
22. 穆斯林宰牛羊及家禽，只说“宰”，不能写作“杀”。
四、涉及我领土、主权和港澳台的禁用词
23. 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任何文字、地图、图表中都要特别注意不要将其称作“国家”。尤其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名称连用时，应格外注意不要漏写“(国家)和地区”字样。
24. 对台湾当局“政权”系统和其他机构的名称，无法回避时应加引号，如台湾“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选委会”“行政院主计处”等。不得出现“中央” “国立”“中华台北”等字样，如不得不出现时应加引号，如台湾“中央银行”等。台湾“行政院长”“立法委员”等均应加引号表述。台湾“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等也应加引号。严禁用“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称呼台湾地区领导人，即使加注引号也不得使用。
25. 对台湾地区施行的所谓“法律”，应表述为“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涉及对台法律事务，一律不使用“文书验证”、“司法协助”、“引渡”等国际法上的用语。
26. 不得将海峡两岸和香港并称为“两岸三地”。
27. 不得说“港澳台游客来华旅游”，而应称“港澳台游客来大陆(或：内地)旅游”。
28. “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为对应概念，“香港、澳门”与“内地”为对应概念，不得弄混。
29. 不得将台湾、香港、澳门与中国并列提及，如“中港”“中台”“中澳”等。可以使用“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或“京港”“沪港”“闽台”等。
30. “台湾独立”或“台独”必须加引号使用。
31. 台湾的一些社会团体如“中华道教文化团体联合会”“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等有“中国”“中华”字样者，应加引号表述。
32. 不得将台湾称为“福摩萨”。如报道中需要转述时，一定要加引号。
33. 南沙群岛不得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
34. 钓鱼岛不得称为“尖阁群岛”。
35. 严禁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
五、国际关系类禁用词
36. 不得使用“北朝鲜(英文North Korea)”来称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直接使用简称“朝鲜”。英文应使用“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或使用缩写“DPRK”。
37. 有的国际组织的成员中，既包括一些既有国家，也包括一些地区。在涉及此类国际组织时，不得使用“成员国”，而应使用“成员”或“成员方”，如不能使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而应使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方”(英文用 members)。
38. 不使用“穆斯林国家”或“穆斯林世界”，而要用“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世界”。
39. 在达尔富尔报道中不使用“阿拉伯民兵”，而应使用“武装民兵”或“部族武装”。
40. 在报道社会犯罪和武装冲突时，一般不要刻意突出犯罪嫌疑人和冲突参与者的肤色、种族和性别特征。比如，在报道中应回避“黑人歹徒”的提法，可直接使用“歹徒”。
41. 公开报道不要使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说法。可用“宗教激进主义(激进派、激进组织)”替代。如回避不了而必须使用时，可使用“伊斯兰激进组织(分子)”，但不要用“激进伊斯兰组织(分子)”。
42. 不要使用“十字军”等说法。
43. 人质报道中不使用“斩首”，可用中性词语为“人质被砍头杀害”。
44. 对国际战争中双方的战斗人员死亡的报道，不要使用“击毙”等词语，可使用“打死”等词语。
然而，人也有没有名字的时候。初期的人类就没有名字。那时，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处于一种浑浑噩噩、无自我意识的状态。他们吃的主要是各种水果等植物，属于素食动物，体力远不如狮子、虎狼、鳄鱼等肉食动物，需要小心地提防各种猛兽的袭击。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只会用眼睛、鼻子，凭视觉、味觉和触觉区分彼此，没有强烈的个体意识，自然也不可能给每个个人冠以姓名。
那么，人的名字从何时才有，从何处而来呢?
最早的人名是图腾
距今四五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原始人开始有了图腾观念。那时人类形成了一个个彼此独立的母系氏族部落，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人类最初的社会交往是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他们都以图腾作为本部落身份的标志。虽然当时还未产生姓名这个概念，但在实际上，图腾起到了姓名的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一些处于重要地位的男子需要有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志，于是就产生了氏。“氏”字起先的意思是“是”，表示存在的意思，即谁谁在这儿，也就是部落支系的居住地。“氏”往往借用图腾、徽号或地名作为标记。这时出现了大量有姓氏的家族，比较著名的有神农氏系统、伏羲氏系统、高阳氏系统、高辛氏系统、轩辕氏系统等。传说居住于轩辕之丘的轩辕氏最早的族长是黄帝。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带有国家意义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夏朝开始实行分封制，氏的地位又一次上升。有一定的封地、有特殊地位的人才可称氏。此外，氏还可以代表姓族中重要的分支，成为夏朝的诸侯。比如颛顼帝之后的已姓，在夏朝分生出昆吾氏、苏氏、顾氏、温氏等氏族，并成为夏朝的诸侯国。这时，氏的来源也更加广泛，图腾以外，还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
文字出现之初的姓氏
社会进入商朝之后，文字出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出现的图腾的标识化、符号化、图案化为图腾演变为正式的姓与氏架起了桥梁。据考古发现，我国的殷商是古文字产生并开始大量使用的时代，而商代文字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被古文字学家称之为“徽识”的文字。这些文字一般刻在青铜器上，标明了这一器具的所有者。所谓“徽识文”，实际上就是家族或氏族的标志。这些徽识文许多是动物形象，如马、鱼、龙、凤、虎、狼等，其图腾色彩彰然可辨。这些图腾符号演变而来的象形文字是文字萌芽时期最基本最古老的文字，他们是某个氏族、某个部落或者某个家族的代表，亦即姓或氏。
另据考古，发现了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这是商朝后半期殷商帝王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在这些卜辞和记事文字中发现了姓名的“姓”这个字。它是最早的“姓”字，由“人”和“生”两个字组成，其意为人所生，因生而得“姓”。秦代刻石《诅楚文》中，见到“姓”字是“女”字和“生”的组合字，意思是女子所生为姓，生而有姓。这一字形最终被东汉人许慎定形，他在其所作的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大字典的《说文解字》中释意为“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女生”。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姓，如姬、姒、姜、赢等，都带有“女”字。“氏”字在甲骨中也被发现了。在殷商出土的甲骨文中，“氏”字作“口”状。在殷商青铜器散氏盘的铭文中也有“氏”字，也写作“口”。
姓与氏的关系
周武王灭商后，正式确立了姓与氏的关系。西周“裂土分封”，同姓、异姓诸侯国1300余，天子尊为大宗，诸侯称为小宗。西周的宗法制规定：诸侯国君的嫡长子继承国位和爵位，一姓之祖由嫡长子来祭祀和继承，虽经百代而不变其姓，此即所谓大宗；国君嫡长子以外的儿子统称为庶子，也称别子，史称公子，他们不能继承君位，凡获得分封的另立一家，获得新氏，往往以封邑为氏，称为小宗。别子的嫡长子继承新氏族，为新氏族的大宗，而其他儿子须再立新的支族，往往封于乡、亭，以乡、亭为新支族。没有土地可以分封的儿子，以祖先的号、谥、爵、官、名、字、居、事、职、次等为新氏族；五代以后降为庶民，无氏可立。国亡后的国君嫡系一族往往以国名为氏，或以所继承的姓为氏。
由此可见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姓和氏二者是分开的，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周以后，我国社会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大动荡，这时产生了无数个氏，也衰亡了无数个氏。由于姓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先秦时期保留下来的姓仅仅30个左右，而保留下来的氏却有近千个，我们后来提到的姓氏几乎都是出自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氏。
命名方式的确定
到了秦朝，姓氏开始合一。促使姓氏合一的根本原因是秦朝的郡县制取代了周朝的裂土分封制。秦朝的郡县制既没有国、邑、乡、亭、里五等世袭封土，也没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皇亲国戚、功勋武将也没有自己的封土。宗法分封制度的灭亡使西周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被清洗殆尽，原先代表贵贱的“氏”与区别婚姻的“姓”之间的本质上的区别消失，氏与姓都只剩下标志血统的作用。
西汉时姓、氏完全合一。清初学者顾炎武认为：“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在“姓”的大概念上，恢复了远古“姓”的内涵，其主要功能是用来别婚姻。姓氏合称，仍取姓之义，表明个人所生家族的符号，并且自天子到庶民人人皆有姓氏；名则是分辨个人的独特符号。人名的结构为“姓+名”式。当时我国处在封建社会上升和繁荣时期，人们渴望建功立业以报效国家，因此不少人在取名上也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有些人注重对国家的贡献，取名孔安国、赵充国、于定国等；有些人景慕古代英雄人物，取名陈汤、赵尧、张禹；有些人尚武，取名苏武、班彪、夏侯胜；有些人气概豪迈，取名孔奋、魏霸、法雄；有些人德操卓荦，取名曹操、董卓、庞德等等。汉族现在使用的命名方式就是在秦汉时期奠定的。
关键词：侗族；香禾糯品系； 农业遗传资源； 命名制度； 分类系统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91-08
命名与分类是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事物的重要切入点。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将原始分类视为人类认知的源头和普世基础。如他们所说：“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1]这一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语言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研究中。美国人类学家布鲁席（S. B. Brush）在《农夫的功德》一书前言中指出：“对于人类学者或体验异文化的旅行家而言，作物多样性就象是不同生命的护照。作物品系的命名与分类开启通向农村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门，如环境知识，人地之间的联系，与大地抗争的艰辛生计，针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技术，等等。”[2]这一点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以往的很多山地民族农业研究正是由于无视当地农民对其本土作物品种的命名和分类系统，而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知识系统，只能用武断的“科学主义”价值判断和对“他者”的贬斥来掩盖自己对土著农业智慧的无知。为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重新投放到最基础的原点，根据我们2007年实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过程中在贵州黎平黄岗侗寨等地所获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命名和分类出发探讨侗族的传统农业智慧。
侗族是一个主要栖息于山地近水小坝子地形带的稻作民族，在传统上，其稻作农业以特有糯稻品系——香禾糯为主，在香禾糯品系的命名与分类上创造和传承了一套独特的农业认知系统，从而成为侗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精髓之一[3]。这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泰勒在其1969年主编的《认知人类学》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任何民族的文化，虽然不一定是物质现象，但却都是通过认知对物质现象的组织，即通过对物质现象的命名和分类而得到的认知模式；人类进行分类是认知的需要，世上万物纷杂，变化万千，令人眼花缭乱，命名和分类使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世界缩小成为我们能把握的规模[4]3。不过，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其新著《语言人类学》中对泰勒的不足之处做出了言简意赅的批评，传统知识系统中的命名和分类不仅有文化表达的意义，而且也有实践的价值，“知识涉及对生产和生活的有意识的组织，它们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可知、可见的实践中去。同时，社会实践活动……反过来又再生产或者改造原有结构”[5] 。这一点似乎也很适合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认知案例，因为据初步调查所知，侗族关于本土水稻品系的语言认知系统与其传统农业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此即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不断的“结构化”过程[6]。因而可以说，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研究，对于认识侗族等山地民族中的传统低山地水稻农业的深层内涵和实践特点具有特殊的多重意义。
一、香禾糯的历史背景
香禾糯是我国湘黔桂三省毗邻山区的侗族人民千百年来在当地独特自然人文环境下选育出来的特有水稻品种，属于民间所说的“大糯”品系[7]，是国内外学界所称的“特种稻”中最具民族地域特色的品系之一[8]。全球著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社亚太分社主编石磊（Richard Stone）撰文论及香禾糯时，将其译为“Kam Sweet Rice”（意为侗家香糯稻）[9]，可谓十分准确到位。香禾糯虽然在历史上是侗区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但近百年来种植面积不断萎缩，目前仅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三县和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侗族南部方言区还有一定规模种植，而黎平县双江乡的“黄岗”（侗语Wangc Kgangl的音译）寨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坚持大面积种植香禾糯的典型侗寨，因此我们当年将项目点选在这里。
香禾糯历史起源的具体年代已难以追溯，但侗族稻作源远流长却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侗族是百越民族的后裔，这已被史学界所公认。而百越民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集团之一，这也是学术界越来越倾向或同意的观点，特别是得到了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研究的证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现实中的和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大量地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语言材料对文化起源、传播和演进的研究，解决文化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游汝杰和周振鹤以侗台语材料为证据，结合野生稻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推测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以及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1011]，而侗族的历史分布区则正好属于这个地域范围。张公瑾《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等著作，结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白保罗（Paul Benedict）的澳泰语假说，在全方位地收集壮侗语族有关稻作的词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古音构拟，进一步证明了“壮侗语诸族的先民百越最早种植水稻”并形成“‘饭稻羹鱼’稻作文化”等历史问题，考证侗台—南岛语先民古越人最早发展稻作文化，年代应当在6000年以前 [1213] 。
但是，包括侗族在内的壮侗语民族早期稻作文化中的稻种是什么？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定论，有旱稻说、粳稻说、籼稻说、籼粳未分化稻种说、糯稻说等，不一而足。我国农史学家游修龄考证说，百越民族最早种植的是糯稻[14]，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认为糯稻是中国南方至东南亚大陆历史上的主打水稻品种[15]，他们都相信东南亚和华南地区历史上曾存在一个“糯稻文化圈”。从民族历史地理分布上看，侗族属于这个“糯稻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其糯稻农业传统的历史渊源关系显然与此一脉相承。侗族南部方言区各地流传的族源歌《侗族祖先哪里来》《祖公上河》当中都有关于其先民在糯稻种植方面的叙事。如流传在从江县往洞乡的《九洞祖宗迁徙歌》唱到 “祖宗原来那地方，田地都在高山上，六月天干土变白，就像晒干的构纸一个样。构纸晒干不会裂，田地干裂陷得下牛羊”。因缺水灌溉才离开祖源地，来到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云贵高原边，定居发现“祖公选的地方是银地金坡，家家户户鱼米多。田里的糯禾多得发了霉，地里种出的棉花织布无处搁……”再如流传在黎平县中潮镇佳所一带的《我们祖先怎样落在这个寨子上》同样描述到原祖居地“田在上，水在下”，由于当时没掌握提水灌溉技术，“田中常遭旱”，才举族从“江西”搬到黎平佳所一带，看到这里“有山有水有田塘”便定居下来，果真“这里适宜种糯稻，从此侗寨白米替杂粮” [16] 。 这些口承民间史诗将种植糯稻与族群起源联系在一起，世代传唱至今，足可见在侗族的族群记忆中，糯稻历史地位之重。
综上所述，从黄岗村现存和记忆中的25个香禾糯品种命名制度来看，以成熟期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引种地地名命名的品种有7个，占25个品种中的28%；以引种人和保种人人名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有9个，占25个品种中的36%；以生境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品质特征命名的品种有1个，占25个品种中的4%；以收割方式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看来人们还是青睐于性状特征命名法和地名命名法。以地名命名的品种都是外来品种；以人名命名的品种，有的是当地固有的，有的则是从外村引进的；其他命名法的品种，反应从外村引种而来的信息不明确，借助对其他侗族村寨的调查材料，似乎这些品种名称在其他侗寨也存在，尤其是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如老牛毛糯、小牛毛糯、杉树皮糯等等，以往在侗族地区曾广泛种植。也就是说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是一种民族性的品种，并且名称几乎统一；而其他方法命名的品种，尤其是以地名、人名命名的品种，是一种地方性或村寨性的品种，同一品种，在此村称为这，在彼村则称为那，同种异名现象十分突出，这给我们全面、准确调查侗族香禾糯品种系列数据带来了很大难度。如黄岗村持续、广泛种植的“列珠糯”，在黄岗称为“列珠糯”，在毗邻的自然村—岑秋则称为“黄岗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吴元华副所长曾将该所60年代在侗族地区普查到的200余个香禾糯品种名单拿给我们看，我们当即就发现名单上以地名、人名命名的品种不少。这些品种与其它品种是否存在同种异名抑或异种同名？由此看来，我们对于香禾糯品系命名和分类的调查研究还只能算是一个很初步的开端，无论是对其他许多侗寨还是整个侗族地区的香禾糯谱系，都还有待由语言学、人类学和农学工作者共同协作去进一步跨学科的调查和梳理。
三、分析讨论与理论思考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可窥管香禾糯对侗族社会文化深刻影响之一斑。以美国学者罗西（Gail Rossi）的说法，侗族是“一种隐藏在大山里的文明”（a hidden civilization in the mountains）[19] ，而以梯田和混农林的农业文化形貌为基本特征的山地农耕制度是这种文明的基础。因此要深入了解侗族文化，就必须首先深入分析侗族关于农业的传统认知系统。而侗族对于农作物的命名和分类，则是侗族认知系统的最基本的呈现。正如纳日碧力戈教授所说，“命名和分类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界的特点之一，是观察、比较、分析和概括能力的体现”[20] 。
人们怎样给事物命名？这不仅仅是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感兴趣的实践问题，也历来都是认知哲学和分析哲学关注的哲学问题，因为人类作为社会的和符号的动物，他们对生命和意义的探寻、对秩序的建构，皆始于命名和分类[21]。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出现过诸子之间的名实之辩。例如，《管子·九守篇》就曾提出过“名生于实”“循名而督矣”“按实而定名”“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等著名论断。国际学术界的认知哲学和认知人类学领域中存在着两种命名理论。其一是由弗雷格、罗素等人提出，后来由维特根斯坦、丘奇、塞尔等人加以补充修改的“摹状词命名理论”；其二是由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主张的“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 [22]。持前一种理论的人们认为，专名和通名在实质上是缩略的或伪装的确定摹状词，命名活动就是在把一组确定摹状词或一组特性与一个名称相关联，也就是说，它取决于命名对象具有这样一组特性。持后一种理论的人们认为，命名活动取决于名称与某种命名活动的因果联系，其所依据的并不是名称的意义，而取决于名称的起源和历史，即与名称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影响，而不取决于被命名对象的偶然特性。丘吉尔之被命名为“丘吉尔”，不是因其本人的种种特性，而且因其父母的命名以及从此别人这样称呼他而建立的历史传递链条。这两种理论相持不下，争论至今未果。这正如著名分析哲学和认知哲学家内尔森所说的：“今天我们对语言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并没有比柏拉图时代的人们做得更好。在语言学特别是结构语义学方面，人类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然而，在更为重要的有关名称（names）和被命名的事物（things named）的关系方面，情况却远非如此。”[23]5
那么，侗族香禾糯的命名到底是属于维特根斯坦式的基于语义内涵的摹状词命名模式还是克里普克式的历史因果模式呢？从侗族的香禾糯命名分类实践来看，答案应该是它既是摹状词模式，也是历史因果模式，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将两种理论模式相结合才能发挥整全的解释力。具体地说来，上述香禾糯命名制度中以成熟期、生境特征、性状特征、品质特征、收割方式等作为缘由的命名法，显然就属于摹状词命名模式。而以保育者人名和品种交流来源地的地名等为缘由的命名法则与克里普克所谓“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高度吻合。换言之，只有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更好地解释目前香禾糯命名制度的内涵和特征。
历史文化底蕴
满乡庄园坐落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北台上村111国道西侧，始成立于2010年9月16日，是一家以民族风味与地方特色为主题的生态庄园，庄园创始人是满族正蓝旗传承人。庄园先后荣获北京国际美食盛典“特色餐饮名店”、怀柔区旅游行业业务技能大赛一等奖等殊荣，店内特色风味名菜“柏木熏肉”、 “满乡情米黄”等菜肴更是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金牌农家菜”，店内的独特民族特色也曾多次被“四海漫游”、“食全食美”等多家美食主题栏目报道。满族小吃年糕、米黄等产品均已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于对满族文化更好地传承与弘扬，满乡庄园已申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小吃”。
丰韵文化体现
该庄园青砖灰瓦仿古建筑与蓝底红龙正蓝旗图案、吉祥满族旗和正蓝旗旗帜等交相辉映。院落的仿古屋檐、红漆廊柱，梳妆精致的宫廷侍女伫立两旁，待有客至，习传满族礼节接引入内，让人仿佛穿梭时空，置身宫廷之内。门廊里是典型的满清贵族家中的家具，四方座椅两侧摆，可供客人在等餐之余稍作小憩。步入门厅，映入眼帘的清朝龙袍、凤袍依然保持着那份庄严，在仿古家具的围衬之下，更添几分威严。一路走来，走廊两侧悬挂的清朝12位皇帝的画像和资料，让你深深体会到满族人的那份骄傲。雅间皆以满族威武八旗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为名，每个雅间依据满族族人风格装修各异，门厅还有清朝龙袍，凤袍的展示及仿古家具等；无不体现满族风情，不同风格的雅间分类挂置的清朝风格字画以及琳琅满目的满族剪纸、满文注解的门廊等，处处诠释着满族文化的特色。
风味特色菜肴
招牌二八席
二八席是由八个碗菜和八个盘菜组成，故称二八席。八凉八热，荦素搭配。八个碗菜具有固定的菜式，用肉均为猪五花肉，且全部用水煮后再过油炸（俗称走油肉）后制作菜肴。因此肥而不腻，酥烂爽口。
红木梳背
精选上等五花肉，采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口感咸鲜，肉质酥烂，肥而不腻，因切品和摆放近似梳子形状，故称红木梳背；作为满族二八席传统菜品，又有典故之称，农村办喜事的席面，寓意儿媳妇过门后，非常贤惠，可以缝缝补补。
柏木熏肉
据历史典故，此菜曾被慈禧太后点为贡品，故又名“宫廷熏肉”。柏木熏肉皮烂肉嫩，表里一致，色泽鲜艳，味道醇香，肥不腻口，瘦不塞齿，风味独特，营养丰富。此肉因系柏木熏制，故夏季蚊蝇不爬，伏天自然存放十天不变质，冷藏保质期半年。柏木熏有开胃、去寒、消食等功效。 此菜肴曾被评为“京郊十大金牌农家菜”，并荣获“民俗餐饮奖”等多项奖项。
特色年糕
粘糕也称“年糕”或“年糕饽饽”。因是用粘米面做成的，故称“粘糕”，又因有多在春节大年之前制作的习惯，故称“年糕”。农村历来喜用大黄米，次之用小黄米，后来有用糯米制作，但其米质不同做出来的口味也不同。如在蒸屉上撒面时一层面一层豆（煮熟）或豆馅交替撒出的糕，出锅后切成小块，为“切糕”。有的根据食者喜好，内撒大枣，也叫“枣糕”。
满乡米黄
精选怀柔北部深山区优质小米，浸水泡制沥干后磨浆，发酵后摊制而成，有小米的香气，是纯天然绿色食品。食用方法：蒸锅放入适量开水，将米黄放入蒸锅内，蒸制柔软取出即可食用。也可将其放入微波炉内加热食用
项栅子大油饼
项栅子大油饼，俗称大油箅子，是一种满族特色小吃，精选深山区优质面粉采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味道纯正，油而不腻，是老少皆宜的膳食佳品。
传统粘团子
精选怀柔北部深山区优质小米、大黄米，浸水泡制沥干后磨成潮面，加少许豆馅，采用传统蒸制方法精制而成，是纯天然绿色食品。
农家煎饼
精选怀柔北部深山区优质玉米及大豆，浸水泡制沥干后磨浆，采用传统手工制作方法精制而成有玉米、豆粉的香气，是纯天然绿色食品。食用方法：将煎饼放入蒸锅加适量水，蒸制10分钟左右取出即可食用，也可将炒菜或佳肴卷入煎饼之中，口感更佳。
庄园负责人张文静介绍说：“庄园为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诚邀淮扬菜名厨加盟，在品尝到正宗地道的满族特色风味菜肴的同时，也可伴以淮扬名菜特色。”
满乡庄园占地3900平方米，经营面积2100平方米，庄园内设包间20个，其中16个为标准10人间，2个为15-18人间，大厅可同时容纳220人就餐，可承办会议、婚宴、生日宴等大型活动。
关键词：称谓语 《红楼梦》 翻译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2-0016-02
1 引言
在人类社会中，称谓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语言文化系统。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具体来讲，它是交际双方因婚姻和社会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等而建立起来的名称[1]。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系统，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民族不同的称谓语数量及其指称范围。作为语言的一部分，称谓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传统“重名分，讲人伦”，而西方社会“人为本，名为用”，这种价值观念的不同使中西方在称谓系统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称谓语的翻译对于译者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语在许多文学著作中均有体现，而《红楼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红楼梦》中称谓语的使用一方面体现了交际者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交际者的文化修养，心理定位及交际动机[2]。因此《红楼梦》中称谓语的翻译也成为翻译研究的一大焦点。
2 《红楼梦》中称谓语翻译
称谓语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2.1姓名称谓的翻译
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的姓名称谓都有姓和名两部分。所不同的是，汉语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强调继承。姓随父母，名有较大任意性，但大多有一定寓意。如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钱”为其姓，“钟书”则是他在周岁“抓周”时，抓到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而西方人的姓名则是名在前，姓在后，强调个性。姓也随父母，名则分为教名或教名+自取名。教名一般在婴儿接受洗礼的时候，由牧师或父母亲朋为其取名，有一定寓意。自取名则是长大后自己给自己所取的名字。如：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其中William为教名；Jefferson为本人所取，排在教名之后；Clinton为姓，排在最后。由于西方大多数民族都认为教名和姓氏较为重要，所以自取名常被省略或采用缩写，如：William J. Clinton。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作者曹雪芹在人物的命名上也颇具匠心，正如尼科诺夫在《人名与社会》中所说：“越是著名的大师，越是谨慎地为自己作品主人公选择名字”[3]。如：甄士隐，用的是谐音“真事隐”；贾环用的是拆字“坏得多了一点儿”。这种特有的语言文化现象造成了姓名翻译上的一个难点。俗话说“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看看两位翻译家对于姓名的处理。霍克斯在姓名翻译上多采取音译加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四大家族的主子姓名都是用汉语拼音拼出；客人管家也用音译加以处理；奴婢、小厮姓名则用意译，如：“黛玉”译作Daiyu，“雪雁”译作Snowgoose。杨宪益夫妇在人物姓名翻译上全部采取了音译的方式，但保留了许多中国称谓中的特有现象，如：中国人名中的“字”和“号”。在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人们对于取名很讲究，取“名”用以自称，表示谦逊；取“字”是用来让朋友称呼的，表示客气；取“号”则用以表示自己的趣向。“字”和“号”是中华民族称谓语中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如：“姓甄，名费，字士隐”杨宪益将其译为“a gentleman named Zhen Fei whose courtesy name was Shiyin”。虽然杨译本在译名上采取了音译的方式，但是却保留了“字”这种文化现象，将“字”译成“courtesy name”。而霍译本中则完全没有中国所特有的“字”的影子，只是将这句话简单地译为“a gentleman of private means called Zhen Shi-yin”。对于“霍启”的翻译，杨宪益夫妇直接音译为“Huo Chi”，因此无法将作者以“霍启”谐“祸起”，以“冯渊”谐“逢冤”的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造成信息的流失，使译文读者难以把握住作者命名的真正用意。霍克斯将“霍启”译为“Calamity”（意为不幸，灾祸），反映出了原文作者的命名意图。
2.2亲属称谓的翻译
汉语亲属称谓和英语亲属称谓是两种大相径庭的称谓。汉语亲属称谓非常丰富、细致；相比之下英语亲属称谓就显得简单、笼统多了[4]。如：汉语中的堂亲关系有堂兄和堂弟，堂姐和堂妹，既要说出性别，还要分出大小；而英语却用一词“cousin”将这些加以囊括，这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在中国，同辈之间越来越趋向于以名字相互称呼，特别是年龄相近的，当然也有使用亲属称谓的，只是使用亲属称谓时，多半以“名（或名中的某个字）+亲属称谓”来称呼。翻译时名字译为拼音，亲属称谓照亲属称谓翻译，译为“亲属称谓+名（或名中的某个字）”的格式。如：“小明哥”译为“Brother Xiao-ming”。
下面看一下《红楼梦》中杨宪益和霍克斯对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湘云笑道：“都是二婶娘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
杨宪益：“My second aunt made me wear it，” she replied， “I didn’t want to put on so much.”
可以这样轻松地定义汉族：在中国，除去少数民族，余下的就是汉族。有些人当了一辈子汉人，临老却被告知自己并非汉族人，已故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将军就有如此遭遇。他曾回忆说，出生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父亲便按照乡间流行的口号‘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给我起名叫‘汉生’”。他和他父亲一直认为自家是汉人。但到了1986年，家乡桑植县民委给他发去公函，称他的民族成分“应定为土家族”，于是当了75年汉人的廖将军在晚年被组织上划为土家族。
汉人的源流如此难以确定，汉人使用的文字语言被称为汉字、汉语也就未必准确，以汉字表义、承载家族历史的姓氏被称为汉姓，也仅是笼统的说法。少数民族也有汉姓，但是源头不同。就以廖姓而言，汉族的廖姓来源本身就比较复杂，有多种说法，一说颛顼有个后裔叔安，封于廖国，其后代以国为氏；源自“姬”姓，周文王之子伯廖受封于廖。至于土家族的廖姓源头，就更说不清楚了。
廖汉生出生后，“恢复汉家天下”了。孙中山在发表《大总统宣言书》时，提出了“五族共和”，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其中并没有土家族。要等到45年后（1956年）的民族识别，土家族才被确立为独立民族，追溯民族史，可以归于历史上的“西南夷”之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有巴中“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但其中并无廖姓。
西南少数民族繁多，大多不在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列，在历代官史上总被冠以各种具有侮辱性的名字，比如“猓猓”。但这些民族却对汉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近来我的一位朋友就从侗族大歌的古调中，发现古侗语与《楚辞》之间有深刻关系。
西南少数民族大多具有汉姓，他们也有家谱，但其中关于家族根源的记载却很不可靠，往往附会汉人谱系，尤其是汉化较深的后裔，读书出仕以后便讳言出身。我曾深入广西最西、号称“省尾”的西林县，去调查西林岑氏。大量的证据表明“一门三督”岑春煊的家族属于壮族，但西林岑氏的族谱却顽强地坚称自家是汉人，而且“证据凿凿”地与唐代诗人岑参取得“联系”，并叙述了自宋代如何迁往广西，但都经不起仔细推敲。唯一的真相是，壮族岑氏具有汉姓。
梁溟先生祖籍在广西桂林，但梁先生说：“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500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统，似亦具一中间性。”
他的先祖是蒙元帝室宗亲，元初授职广西，几十年后改汉姓“梁”。又经几百年的蒙汉通婚，已与汉人浑然无别。梁先生是大学者，乃父梁巨川先生也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这样的家族，谱牒记录详实，可以明确知道家族旧事，而更多相似的家族，则已经无从考稽了。
白崇禧将军是梁先生的桂林同乡，却属于“汉满蒙回藏”五族中的回族。他的祖上本是阿拉伯人，称“伯鲁笃丁”，在元代自西域进入中原。明太祖底定天下，敕令色目人使用汉姓，于是“伯鲁笃丁”就成了“白”姓，其时，“伯”与“白”同音。
这段历史记载于白氏族谱之中，而《明史列传第四十四》中记载一位叫“丑驴”的鞑靼人，是元朝的工部尚书，明太祖赐他姓名李贤。“丑驴”之外还有一位“买驴”，后来改汉名叫“吴成”。这些当年的色目人，现在成为回族，他们的汉姓至少已经有600年历史。
同样来自西域的家族，未必都是回族。明初，畏兀儿（维吾尔）人哈巴十奉君命，督师东进，平定湘西叛乱。功成，明太祖赐他“翦”姓，翦，乃翦除乱臣贼子之意。他的后裔从此定居湘西桃源，500年后这个家族中，出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翦伯赞。
出身满族的一代宗师启功先生，以家族派语自定“启”姓，则是当代故事。启先生的改姓，如同纪录片中常采取的“再现”手法，生动地阐释了少数民族汉姓的一种来源。惜乎启元白先生没有后人，这个源出爱新觉罗氏的“启”姓无人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