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家族的女人们

今年是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值此之际，讲述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的传记电影《最后一站》也成为本届奥斯卡的夺奖热门。安娜・卡列尼娜、娜塔莎、索尼娅，吉娣……托尔斯泰以他神奇的艺术之笔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然而，如果没有托尔斯泰家族中的那些女性，也就不会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中的女子，他的姑姑塔基扬娜，他的妻子索菲娅、他的女儿萨莎，她们用她们的爱与责任共同成全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没有她们，就没有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一生，从来不乏温柔可亲的女性围绕。作为托尔斯泰的精神支柱，他的远房姑姑塔基扬娜为小说《战争与和平》提供了原型；而他与妻子索菲娅的恋爱故事则完完整整地出现在了《安娜・卡列尼娜》里；他的小女儿，作为他的“精神薪火”，则将托尔斯泰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俄罗斯文学的里程碑上。

流光溢彩，燕语莺歌的宴会上，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邀请她跳舞，轻柔的音乐响起，他拉着她跳起了华尔兹。她低着头微笑了，她的微笑也传到了他的脸上。她渐渐变得沉思了，而他也变得严肃了。在他的眼里，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松乱的鬈发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脸蛋也是迷人的，沃伦斯基看向安娜的眼神只翻下谦卑与顺从。

于是，一个美丽而又绝望的故事开始了……

实际上，要认识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人物，就要走进那些烛火辉煌、舞步翩跹、裙裾婆娑的舞池，那是《战争与和平》中，年轻的娜塔莎一置身其中就陷于恋爱状态的地方，“不是爱上某个特定的人，而是爱上所有的人”；那是美艳惊人的安娜・卡列尼娜挑战惺惺作态的贵妇人们的战场，那里是彼得堡的风情万种、莫斯科的彻夜狂欢。

可是，若要了解托尔斯泰身边的女性，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没有被艺术之灯照亮的女性，我们就要换一个背景，要到莫斯科以南130英里远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去，那里是托尔斯泰伯爵的庄园。伴随着这位世袭贵族的庄园的，是这个家族里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女人们。那些托尔斯泰背后谦卑有时又不甘寂寞的女人，当她们被拨开文豪的阴影，走到前台，一种别样的光辉开始显现出来――没有这些家族中的女性，就没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许也就没有了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塑造了女人，托尔斯泰也是女人塑造的。

托尔斯泰一直对女性怀有独特的见解，他特别珍惜那些圣洁的女性，不满于骄奢淫逸之风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女人比男人更富于感受性，因此在道德良好的时代，女人比我们好；可是在现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她们就比我们更坏了。”所幸的是，托尔斯泰从小就沐浴在道德女性的光辉中，在他成长的岁月里，也不乏温柔可亲的女性围绕。他的那个未能做他父亲的妻子、最终却在很大程度上做了他母亲的远房姑姑塔基扬娜，是一个自我克制、自我牺牲的榜样，她是托尔斯泰的精神支持，并为小说《战争与和平》提供了原型。

到了结婚的年龄，托尔斯泰忽然对婚姻踌躇起来。他先是拿不准该不该结婚，继而犹豫该找什么样的女子结婚，他甚至想进修道院，从修道院的高楼上平静地、快乐地观察别人的恋爱与幸福。但他最终选择了别尔斯医生家的二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他们漫长的48年的爱恨情仇从此拉开了序幕，这段婚姻成就了艺术家托尔斯泰，也成就了《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把自己和索菲娅的恋爱故事赋予了小说中的另一对主人公列文与吉娣，并把现实情感中的嫉妒心和独占欲赋予了安娜卡列尼娜。

而他对情感、对婚姻、对女性的丰富想象，也延续到了他的那些女儿们身上，比如那个后来去了美国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他更愿意称呼她萨莎，她成立了托尔斯泰基金会，资助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确立了托尔斯泰的文学地位。

生命暮年，托尔斯泰渴望温存的柔情，他想向女性偎依，在女性的怀里得到安息。可是。那些曾经可以偎依的女性，大都已化作历史的轻烟，只能在梦里追寻。

塔基扬娜：一代文豪的引路人

写作《童年》期间，托尔斯泰给塔基扬娜写信：“亲爱的姑姑，记得你有一次给我的劝告――写小说吗?现在我正照着你的劝告在做，并且我向你提及的职业正是从事文学创作。”

有些女性只能活在背后，因为她们身上有一种难得的精神，叫牺牲。

《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寄居姑母篱下，做着各种帮衬工作。最后又把心爱的表哥拱手相让的索尼娅，就是这样的女性，而她的生活原型就是托尔斯泰的远房姑姑――塔基扬娜・亚历山大罗美娜・叶尔戈斯基。

与小说中的索尼娅身世类似，塔基扬娜是个孤女，由托尔斯泰的祖父母抚养长大。她有一头黑色的鬈发，黑玉色的眼睛配上温婉的微笑，塔基扬娜就是对温柔最好的定义。青梅竹马的朝夕相对中，她爱上了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伯爵，但因为没有家产，在那个门第重于一切的时代，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克制自己的感情，鼓励心爱的人娶了家境富有的玛丽娅-沃尔康斯基小姐。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借索尼娅给表哥尼古拉写信，描绘了他的姑姑在这种处境下的心情：“我一想到由于我的原因可能引起施恩于我的家庭的苦恼和不和，我就非常难过。我的爱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我所爱的人能够得到幸福，因此，尼古拉，我求你把自己看作自由的，而且要知道，不管怎样，没有人比你的索尼娅更爱你了。”

于是，现实中的尼古拉与小说中的尼古拉都经过了几番思量和取舍，最终尼古拉听从家人的安排，选择了与自己门当户对的玛丽娅小姐。而在妻子玛丽娅去世后，尼古拉伯爵再次向塔基扬娜求婚，请她做孩子们的母亲。可是塔基扬娜仍然不想破坏她与这个家庭的纯洁关系，她拒绝了做妻子的请求，但却承担下了所有做母亲的职责。她成了刚刚两岁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妈妈”，日后，当80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录着对母亲的思念时，他笔下关于母亲的记忆更多地混合了姑姑塔基扬娜的形象。

对于姑姑塔基扬娜，托尔斯泰始终怀着温柔、热烈的尊敬。是她让托尔斯泰在过早地失去父母之后，仍然能够懂得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她教给托尔斯泰对一种从容不迫的安静生活的喜爱。她教导托尔斯泰过纯洁的生活，不要贪玩纸牌，要把写作当作自己的事业。在去高加索服兵役、去塞瓦斯托波尔参战期间，托尔斯泰会经常给姑姑写信，把写作的秘密讲给她听。写作《童年》期间，他给塔基扬娜写信道：“亲爱的姑姑，记得你有一次给我的劝告――写小说吗?现在我正照着你的劝告在做，并且我向你提及的职业正是从事文学创作。”托尔斯泰还对姑姑讲述他的宗教体验，他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就是能够在若干年后与姑姑一起继续住在波良纳，把自己写作的东西读给她听，听她回忆自己的父亲与母亲。

塔基扬娜身上的那种宁静、安详和殷勤好

客是托尔斯泰心灵的最好慰藉，她陪伴托尔斯泰在波良纳的庄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秋冬之夜。托尔斯泰也承认，他最好的思想和感情都是在那些夜晚培养起来的。塔基扬娜经常用托尔斯泰父亲的名字“尼古拉”来称呼托尔斯泰，在对托尔斯泰的养育中，她混合了对爱人与儿子的双重感情。

因而，当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塔基扬娜不希望自己的死亡给托尔斯泰留下悲哀的记忆，执意要搬到别处去。1874年6月20日，她平静地在另一间屋子里去世。生命弥留之际，她已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可是只要托尔斯泰走到身边，她就一定会努力睁开眼睛，竭力尝试着移动嘴唇轻唤“尼古拉”这个名字。“尼古拉”、“尼古拉”、“尼古拉”，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她终于不可分离地与爱了一生的尼古拉伯爵结合在了一起。

塔基扬娜抚养、引领、塑造了托尔斯泰，也最终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成了不朽的艺术形象。作为一个寄居的孤女，一个安静而执着的恋人，她是尼古拉的意中人索尼娅；作为一个富有母性与牺牲精神、带着别人家孩子的女子，她又是尼古拉最终的妻子玛丽娅公爵小姐。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伟大牺牲者的女性，却在爱她的托尔斯泰笔下通过两个艺术化身获得了最终的幸福，因为终于，她成了他名正言顺的妻子。

塔基扬娜或者玛丽娅，索尼娅或者玛丽娅公爵小姐，姑姑或者妈妈，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心底与笔端，她们是两个人，抑或只是一个人，一个引导了托尔斯泰文学创作之路的女人。

索菲娅：不仅仅是妻子和文学帮手

世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托尔斯泰的崇高而谴责他身边一个已经不平凡的妻子，她付出的已经很多，她承受的却更多：她的精神疾患，她的自杀念头，还有世人的非议与中伤……

“我怎么能让她走掉，自己留下来呢?”列文恐惧地想着，拿起粉笔，“等一下。”他说着在桌旁坐下来，“我早就想问你一件事。”

列文盯住她那双亲切而惶恐的眼睛。

“请您问吧，”

“您瞧，”列文说着写了14个字母，加上一个问号，那是组成14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意思就是：“您上次回答我‘这不可能’，是说永远呢还是指当时?”吉娣能不能懂得这个复杂的句子，他毫无把握。但他望着她的那副神情，仿佛他一生的命运都决定于她能不能懂得这句话。

吉娣一本正经地对他瞧了一眼，一只手支着紧蹙的前额，读了起来。她偶尔对他瞧瞧，仿佛在问：“我猜得对吗?”

“我明白了。”吉娣涨红了脸说。

这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向吉娣求婚时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完全来自现实生活，来自托尔斯泰本人的经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向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试探求婚的，当时他34岁，索菲娅18岁。

《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的灵感之源

索菲娅在恋爱期间就曾帮助过未来的丈夫，她偷偷写过一篇小说，描写托尔斯泰求爱时的心神不定，这篇小说在情节上成了《战争与和平》的胚胎。

25年前，9岁的托尔斯泰爱上的却是索菲娅的母亲，一个与他同龄的姑娘，并且因为嫉妒她跟别人讲话，愤怒地将她从阳台上推了下去。因此，当爱吃醋的女婿终于跟自己的女儿完婚后，这位岳母常常开玩笑地跟他提起这件往事：“显然你是存心在我小的时候把我从阳台上推下去，后来好娶我的女儿!”

托尔斯泰可是下了很大决心、鼓足了勇气才决定向索菲娅求婚的，他先是犹豫要不要结婚，接着又在索菲娅的姐姐莉莎和她之间举棋不定。在用首字母写了那些试探性的句子后，他又一次来到索菲娅家，随身带着求爱信。索菲娅的妹妹塔尼娅在歌唱，托尔斯泰用钢琴伴奏。原来托尔斯泰弹琴的时候也在试验自己的命运：“如果那个高音符唱得好，我今天一定把这信交给她；如果唱得坏，我就不能交给她。”一会儿后，索菲娅手里拿着一封信，奔下了楼。

求婚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举行了婚礼，那是1862年9月23日。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们那庄严而隆重的婚礼：灯火辉煌的教堂，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的男人，天鹅绒、绸缎、鲜花簇拥的妇女，神圣的祈祷与祝福，唱诗班的吟诵之声。一切都完美无缺，除了列文因找不到衬衫迟到了一会儿，除了新人在交换戒指时传来传去，最终还是没有拿对。

对许多人来说，信仰就如外衣一样，可以随意脱换，但对托尔斯泰来说，信仰却是那件贴身的衬衫，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他情愿等待，哪怕延误了结婚仪式。索菲娅知道丈夫需要那样的衬衫么?至少她尝试追问过，也尝试缝制过。

索菲娅在恋爱期间就曾帮助过来来的丈夫，她偷偷写过一篇小说，描写托尔斯泰求爱时的心神不定，这篇小说在情节上成了《战争与和平》的胚胎，可惜后来索菲娅把它烧掉了。也许，在索菲娅看来，面对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丈夫，她只要尽心尽力做好妻子、母亲和文学帮手就够了，而在这方面，她从来没有懈怠过。在他们漫长的婚姻中，索菲娅为托尔斯泰生下了13个孩子，而且都是自己喂养(一个女儿除外)，哪怕要忍受哺乳的疼痛。1881年，当丈夫无法分心、管家又乘机中饱私囊时，她开始接手管理家庭财产。在丈夫一心扑在救灾活动中时，她也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索菲娅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辨认丈夫那一塌糊涂的字体，并用奇特的方式猜出他匆忙摘录下来的札记、断句里的意思。

当然，她有自己的不是，她像托尔斯泰一样爱嫉妒。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伏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胸脯上，不能容忍丈夫跟自己的妹妹走得太近，她嫉妒一个管事年轻漂亮的妻子，因为她跟自己的丈夫长时间热烈地谈论文学和信仰，晚年的时候她更嫉妒丈夫所信任的崇拜者契尔特科夫，为了托尔斯泰的日记与著作权，他们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这种强烈的占有欲最终幻化成了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对沃伦斯基的歇斯底里。可是，哪一个爱得专一而投入、痴迷而执着的人不嫉妒呢?索菲娅不是因为嫉妒而爱，她是因为爱而嫉妒。

谁该为这样的疏远负责?

“我不责备你，相反的，却怀着爱和感激之心，铭记着我们共同生活的35年漫长的岁月……但是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后一阶段――近15年间，我们渐渐疏远了。”

“世界上的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这则开篇语，用于感慨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同样再合适不过。托尔斯泰和索菲娅都是个性很强的人，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纠纷，尤其是在婚前，托尔斯泰就给索菲娅看了记述自己年少轻狂行为的日记。他的本意是向自己的未婚妻忏悔，并保持真诚，可是，这本日记却永远地成为了索菲娅心中的一根刺。

她像母亲照顾儿子，又像情人那样要求对方，更像警察一样密密地监视托尔斯泰。从1876年托尔斯泰外出的一个日子开始，索菲娅就让自己陷进了偷窥丈夫日记本的疯狂行为。她的本意是希望更加了解丈夫的所思所想，能与托

尔斯泰在精神上进行交流，但实际的效果却适得其反，日记逐渐成了他们夫妻间引发矛盾的导火索。一个不让看，一个偏要看。无奈之下，托尔斯泰开始记两个版本的日记，一本是写给自己，另一本写给一定要偷窥的妻子。再以后，托尔斯泰索性将自己的日记藏了起来。

19世纪80年代以后，托尔斯泰越来越迫切地想解决他在生活与信仰之间的不一致，完成自己的精神革新，他与妻子之间更深的沟壑越来越突出了。托尔斯泰希望放弃全部的财产包括贵族头衔，索菲娅为家庭和子女的未来着想，坚决不同意；索菲娅想获得丈夫的著作权，收藏他的日记，托尔斯泰却认为，他的作品应该让任何一个读者都无偿享用。和解是暂时的，争吵却无休无止。对索菲娅来说，“生活在世上真是艰难、痛苦。长久的斗争，紧张地处理家里家外的事务，教育子女、出版书籍，管理属于子女的产业，照顾丈夫，维持家庭平衡”，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她疲惫不堪，“人们期待和要求他放弃私有财产、放弃自己的信念、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和优裕的生活安排，这种异常困难的、难以捉摸的要求我实现不了……而且不只我实现不了，甚至成千上万笃信这种信念为天经地义的人也都实现不了。”

因为这份精神上的无法沟通，1884年、1897年托尔斯泰曾两次试图离家出走，他在1897年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不责备你，相反的，却怀着爱和感激之心，铭记着我们共同生活的35年漫长的岁月，尤其是前一半，当时你以你天性中慈母般的自我牺牲精神，那样诚挚地、坚定地尽到了你所看重的你的责任。你已经尽你所能地给予我、给予这个世界以大量的母爱和自我牺牲，我不能不为此而尊敬你。但是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后一阶段――近15年间，我们渐渐疏远了。”谁该为这样的疏远负责呢?托尔斯泰希望居家即能成圣，而且希望家人能够与他一起同步完成这样的精神探索。索菲娅可以用誊抄稿件的方式参与丈夫的写作，可以用料理家务的方式参与丈夫的日常生活，可是她又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这本质上是孤独的、无法分享的灵魂重生呢?

面对这位一直顽强地守候在伟大作家身边的女性，世人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托尔斯泰的崇高而谴责他身边一个已经不平凡的妻子，她付出的已经很多，她承受的却更多，她的精神疾患，她的自杀念头，还有世人的非议与中伤。

1910年10月的一天，已经82岁的托尔斯泰在睡梦中被惊醒了。透过钥匙孔朝隔壁的书房望去，索菲娅在搜他的写字台，最后她在他藏起来的靴筒里终于又一次翻到了他的日记本。托尔斯泰浑身都冰凉了。一想到索菲娅看到日记后又一轮争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托尔斯泰决定离家出走。10月28日，托尔斯泰留给索菲娅一张字条“别去寻找，别去抓捕，让他安静”后离开家，10月31日，托尔斯泰病倒在阿斯塔波尔火车站。闻讯后的索菲娅急忙赶到那里，她知道病中的丈夫需要她。但托尔斯泰并不知道妻子的到来，因为周围的人都担心她在身边，托尔斯泰的心脏会受不了。最终当她突破重重阻力、见到病床上的丈夫时，他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

11月7日，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尔逝世，两天后下葬于波良纳。丈夫去世后，索菲娅继续在庄园生活。为了维持庞大的家庭，她出售了部分田产，沙皇又给了她一份年金。她几乎每天都要到托尔斯泰的墓前，回忆他们往昔的婚姻生活。后来，庄园的树木不断被砍伐，各种事务又被木材商和农民垄断着、经营着。在相对落寞而平静的生活中，索菲娅于1919年11月4日结束了她75年的风雨人生。

萨莎：托尔斯泰的“精神薪火”

为了父亲的事业，她终生未嫁。面对记者的疑问，她的回答是：“我不愿意用任何人来取代我的父亲。”萨莎用她的一生继承并发扬着父亲的精神。

萨莎刚从睡梦中醒来，还有些迷糊，她觉得有什么人在一个劲儿地敲门。“谁啊?”她走过去开门，看到父亲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蜡烛，已经穿戴好了，上身是一件短衫，裤子下面是一双靴子。他说：“我现在要出走了……彻底地走……你帮助我收拾一下行李……”

这是1910年10月28日的凌晨，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小女儿、和波良纳、和他整个的生活真正地、彻底地告别。萨莎，或者亚历山德拉・列沃芙娜・托尔斯泰，是整个家族中托尔斯泰与之正式告别的唯一的人。

她是他可以告别的人，她就是为了他的告别而生的，她用了长长的一生也没有完成与他的告别，她始终活在父亲浩瀚的精神世界里。

最好的心灵慰藉

“你现在是留下和我一起生活的唯一的亲人，因此我把这件事(自己的全部著作权)委托给你是十分自然的。”

1884年6月17日(俄历)夜里，托尔斯泰跟妻子索菲娅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一怒之下，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了。在去图拉的路上，想到妻子即将分娩，他又返身回家。他也应该回来，因为他能够与之告别的人即将出生。18日凌晨，经过长时间的阵痛后，索菲娅为托尔斯泰生下了第三个女儿也是第九个孩子亚历山德拉，同时也为自己生下了一个敌人。

多次的分娩、哺育，索菲娅已经精疲力竭，所以这一次她拒绝给萨莎喂奶，而是雇佣了一个奶妈，为此夫妻俩又争吵了一次。在托尔斯泰看来，让奶妈抛开自己的婴儿而哺育别人的孩子，这是最不人道、最不合理也是反基督的行为。也许是没有亲自哺乳的缘故，索菲娅总觉得，跟其他孩子比起来，这个小女儿最不像是她亲生的。

萨莎不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孩子，她跟父亲一样，渴望更多的精神乳汁。从这个意义上说，敬仰父亲、热爱父亲，她有太多的理由。

萨莎长相一般，但有活力、有朝气，非常机灵。她喜欢骑马，还有一套由英国裁缝精工缝制的骑士服，她在溜冰场上灵活矫健的身姿也深得父亲的欣赏。而萨莎最为托尔斯泰喜欢的地方还在于，她遗传了他的性格，继承了他的精神，是他的知音。父母之间出现无可弥合的裂缝后，萨莎代替母亲成了父亲重要的文学帮手和精神伙伴。17岁时，萨莎开始用歪歪斜斜的字体抄写父亲的手稿，这是她最喜欢的工作，她能誊抄一整夜而不觉得疲劳。誊抄的过程也是女儿吸收父亲情感与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让父女俩的精神世界不断融合，她为父亲思想的深邃而折服，濡染之间，她成了父亲最忠实的信徒。1901年，托尔斯泰被革除教籍，萨莎旗帜鲜明地站在父亲一边，并直言不讳地表达对俄国沙皇专制的不满与反抗。

如果说晚年的托尔斯泰因为与妻子深深的隔膜而饱受精神的折磨，那么小女儿的陪伴就是他最好的心灵慰藉。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克里米亚，在莫斯科火车站，只要人们能见到托尔斯泰的地方，就会见到萨莎。托尔斯泰已经离不开这个女儿了，他有时会走到女儿的房间来，躺在沙发上，萨莎则依然在打字机旁敲击着键盘。两个人沉默无语。“我们不用说话就能相互了解”，托尔斯泰会说，“假如再说什么，那就是多余的了”。

1910年春，萨莎患上麻疹又并发严重的肺

炎，医生嘱托，要恢复健康就必须尽快离开潮湿的波良纳，到南方的克里米亚去。4月，在克里米亚疗养的萨莎差不多每天都会接到一封父亲的来信，信中亲切地称她为“亲爱的女儿和朋友”。萨莎从疗养院回家时，给父亲带回了一件礼物，她在那里学会了速记法，这样就可以更便捷地做父亲的文学秘书了。不过她还是有些担心，因为自从生了麻疹后，她的头发成求成束地脱落，所以不得不剪短了头发，而父亲是不喜欢剪短发的女子的。见到终日思念的女儿后，托尔斯泰用手抚摸着萨莎那一头羊毛般鬈曲的黑发说：“不管你剪光了还是剃光了，对我反正都一样，我是多么、多么地高兴啊。”

托尔斯泰当然从心底感到高兴，有谁会像萨莎那样体贴、关心父亲呢?托尔斯泰生病期间，她每天早晨为他梳理柔软的头发，给他洗脸，帮他按摩细瘦的双脚。这样的女儿是值得信赖、值得把最珍贵的东西托付于之的。因此，在经过多次的犹豫和反复后，托尔斯泰决定把自己的全部著作权只留给萨莎一个人：“你现在是留下和我一起生活的唯一的亲人，因此我把这件事委托给你是十分自然的。”

传承托尔斯泰的精神薪火

萨莎用她的一生继承并发扬着父亲的精神，她拯救了父亲曾作出重大贡献的俄罗斯文学，同时也进一步确立了托尔斯泰的文学地位。

如果说，萨莎是父亲贴身的小棉袄，那她可是母亲的天敌。在那部对父亲充满无限敬意与温情的回忆录《父亲》中，萨莎时常流露出对母亲的鄙薄与非议。她不愿意跟母亲去听音乐会，因为在演奏复杂的交响乐过程中，母亲常常妄加评论；她不愿意跟母亲一起斋戒，有时推托说脚疼，有时干脆断然拒绝；她说当她跟父亲一起为父亲创作的神话故事笑得前合后仰时，母亲却在旁边气得想大哭一场；当1901年一家人陪托尔斯泰去克里米亚休养时，父女俩会陶醉于那些膜拜托尔斯泰的群众，陶醉于长着山毛榉的山岗、果园，还有波光粼粼的大海，可母亲直到快要回去时才变得高兴起来，因为她终于可以离开她讨厌的克里米亚了。

就像托尔斯泰跟妻子一样，萨莎跟母亲在文学、社会、自然、财产等诸多问题上都不是同路人。其中的是非恩怨纠结太多，只有在索菲娅临终时，母女俩才第一次尝试言和。弥留之际，索菲娅跟女儿说：“亲爱的萨莎，请宽恕我!我不知道我过去是怎么搞的……我永远爱他，我们两人的全部生活彼此都是忠诚的……”那个恨了母亲35年的萨莎流着眼泪说：“请你也饶恕我，我在你面前有许多罪过。”

不过，对父亲，萨莎根本无须说这样的话。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后，她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父亲去世后，他的精神薪火在女儿萨莎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传承。为了践行托尔斯泰的博爱思想，萨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奔赴土耳其前线做护士，为此她获得过圣乔治勋章。1917年以后，她因为信奉父亲的非暴力教义和自由思想，支持言论与集会自由，曾五次被捕，一次入狱。在艰辛的日子里，她靠成菜度日，甚至用自己的衣服换点儿食物。1921年，她被任命为托尔斯泰博物馆馆长。1929年离开苏联后，萨莎经由日本去了美国，当时口袋里只有50美元。1939年，她成立了托尔斯泰基金会，长期从事国际难民的救助活动。为了让来到美国的难民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她又跟朋友一起买下了一块地――里德农庄。为了父亲的事业，她终生未嫁。面对记者的疑问，她的回答是：“我不愿意用任何人来取代我的父亲。”萨莎用她的一生继承并发扬着父亲的精神。

在她1979年以g5岁的高龄去世前，托尔斯泰基金会已经帮助了超过50万的难民在美国重新开始生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以《洛丽塔》驰誉世界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从某种意义上说，萨莎的援助活动拯救了父亲曾作出重大贡献的俄罗斯文学，同时也进一步确立了托尔斯泰的文学地位。因为，纳博科夫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曾经为俄国作家排过座次，列夫托尔斯泰高居榜首。

纳博科夫给托尔斯泰评定的分数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