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范文

证券市场范文第1篇

一、证券市场的功能：融资、价格发现及其他

十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对发展和改革功不可没。首先，企业从股票市场融入了大量资金，为企业缓解资金困难、特别是为国有企业脱困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企业上市融资毕竟促进了企业改革，促进了传统的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度迈进。再次，出现了所谓的财富效应，一些证券投资者的财富因此而增加，特别是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前几年，不少人在证券投资中积累了财富。

但是，仅仅根据这些并不能对我国的证券市场作一个全面的评价。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才能对证券市场作全面评价呢？这就牵涉到如何正确、全面地理解证券市场的功能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证券市场的功能绝对不只是帮助企业融资、改制，也不是为了实现财富效应。尽管融资功能是证券市场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但决不是全部。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国家，融资功能已退居其次，如美国近十年来企业通过回购等方式从股票市场的融资是负数，出现了资金从企业向股票市场的净流出。但股票市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与融资功能相联系的是，证券市场应该比传统的银行体系更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主要依赖于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投资变现功能和风险分散功能。

社会上的资金应该投入到哪些产业、哪些企业中去?应该从哪些产业、哪些企业退出？证券市场通过对各产业、各企业股票价格的发现，就能迅速地引导资金进出流动。所以，股价是证券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杠杆，价格发现是证券市场的核心功能之一。如果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失灵，就会误导资金流动，扭曲经济结构。证券市场如果是有效的，就可以通过一级市场的发行、二级市场的交易来发现股票的真实价格，也可以通过并购来发现企业的真实价格。当然，证券价格比一般商品价格难以发现得多，所以机构投资者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发现价格的主导力量。

二级市场的存在使得投资能迅速变现，能降低投资所谓的“返现成本”，这就使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降低，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因此，二级市场及其所提供的流动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二级市场聚集的资金实际上相当于银行的“头寸”，“头寸”适度的二级市场是实现证券市场的投资变现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条件之一。除了必要的资金聚集以外，二级市场的交易频度对流动性和返现功能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市场要有一定的“厚度”(THICKNESS)。为了维持“厚度”，有时可以利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交易制度，如那斯达克的做市商制度(MARKETMAKER)、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专营商制度(SPECIALIST)等，但目前的趋势更多地是依靠市场规模及吸引更多的高质量企业上市，所以国际上的证券市场也开始了重组，小型的证券市场已面临独立生存危机，证券市场也相互“抢”高质量的企业。

证券化投资的流动性也为风险分散提供了机会，从而克服间接金融体系风险过于集中因而资源配置成本过高的不足。当然，分散风险并不是消灭风险，证券市场吸引的正是那些风险接受者。而且随着衍生证券工具和衍生证券市场的兴起，一些风险经营者迅速崛起，这大大地提高了证券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因此，证券市场的投机和是必要的，尽管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风险很大、前景不明的企业能够在证券市场上融得资金的情况。当然，这就更需要防止证券发行人利用欺诈手段来误导投资者从而有意转嫁危险(已确定将会产生的损失)。

防止欺诈就是要求证券市场成为一种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实际上，公平的证券市场反过来又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了实现公平性，现代证券市场增加了新的功能，即促进企业改善治理结构的功能。证券市场严格强调的透明度、普遍实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就是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另外，企业控制权的转移也能改善治理结构，因此，现代证券市场还作为一个控制权市场而存在。这也是美国证券市场尽管融资功能退居其次但仍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来说，由于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融资功能比美国的证券市场重要得多，而且证券市场的发展也可以打破间接金融比重过高的格局，能够改善我国的金融体系。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忽视证券市场的其他功能，后遗症将会是严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价格发现功能，这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止经济结构恶化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要正视二级市场流动性及其创造的投资变现功能的正面作用，要正视风险分散功能及其衍生的投机行为的正面作用。更不能忽视的是，证券市场还应该发挥改善企业治理结构的功能，以减少欺诈、增加公平性。

二、股价与市盈率

既然价格发现是证券市场的一个核心功能，那么对股价高低的衡量，就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一般地，我们用市盈率来衡量股市价格。但是，市盈率又往往受到质疑，因为它一般是用过去的盈利指标，而股价基本上是“前瞻性”的，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就是认为现时的股价能及时反映所有的信息，包括未来的盈利信息。所以，即使过去的盈利指标是低的，但只要未来预期盈利率高，股价仍然可以高高在上，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高市盈率是非理性的。所以，客观地说，市盈率的确有局限性。

指出局限性，并不是说市盈率没有用。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局限性，譬如，可以用过去若干年(例如十年)的平均盈利率来计算市盈率。只要经济增长、产业成长、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过去十年的平均盈利率应该就能反映未来一段时期的盈利趋势，用市盈率指标就能衡量股价是否偏离未来可能的业绩。

应该指出的是，在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全面、行业发展成熟的股票市场中，市盈率指标更能准确地衡量股票价格是否正常。如果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比较单调，特别是大部分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仍然处于成长期，前景还很不确定，盈利还很不稳定，那么过去一段时期的收益率就不能代表未来的趋势，以过去盈利率计算的市盈率自然就不能作为“前瞻陛”很强的股价高低的衡量指标。像美国的那斯达克市场就是这样，所以那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暴跌后，其平均市盈率竟然要比暴跌前高得多，也要比纽约证券交易所高得多，这就是因为那斯达克市场的上市公司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那斯达克100指数企业)是新经济企业，盈利很不稳定，甚至商业模式还不成熟。

当然，这也涉及到证券市场的专门化和投资者的分化问题。将前景尚不确定、盈利尚不稳定的企业放在一个专门的市场，将其风险同普通市场分开，可能更好一些，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其财富状况、对流动性的要求、对投资成熟期限的要求来决定其风险态度。如果其财富丰裕、所要求的流动性低、投资成熟期长，他大可以成为一个风险接受者，对高市盈率置之不理，将资金投资于不确定性高的市场。美国的那斯达克吸引的就是这样一些投资者。

即使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市盈率指标，那么市盈率多高才算是正常的呢?是30倍，40倍，还是更高?其实，孤立地谈论市盈率的绝对值无法说明问题，在比较中判断股票市盈率指标更有意义。我们一方面可以以历史上的市盈率来作纵向比较，另一方面可以以其他国家的市盈率来作横向比较，同时，还可以与其他金融产品的价格同收益率的比值进行比较。纵向比较是一种老实的做法，但可能会有人说这是刻舟求剑，因为不同时代金融深化的程度不一样，金融创新程度、金融市场结构和资金流向情况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对投资成熟期的要求会出现分化。横向比较也会遇到同样的质疑。尽管这样，横向和纵向比较仍然是值得参考的。

自己同自己、现在同现在比较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将股票同本国同时期其他金融产品进行比较，看看其他金融产品价格同收益率的比值与股票市盈率相差多大。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流动性、返现成本、成熟期有很大差异，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升水和所期望的回报率也大不一样，所以各自的价格同收益率的比值自然就相差很大。例如，简单地以存款利息的倒数来同股票市盈率进行比较，就忽略了股票的风险升水。在国债市场发育比较好的国家，以短期国债价格同利息率的比值作基准指标，是非常有用的，就像银行借贷双方可以以央行的贴现率作为基准利率一样。考虑风险升水后的股票市盈率应该要明显低于国债价格同利息率的比值。当然，对风险的衡量并不容易，所谓的贝塔系数的确定非常复杂，所以证券市场必须要有“精明的”(SOPHISTICATED)市场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特别是发展低风险的国债市场，非常有利于对股票市盈率进行判断，非常有利于股市理性价格的发现。三、资金供给、泡沫与“庞氏骗局”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股票市场也不例外。如果流向股票市场的资金过度充裕，股票市场的价格就会全面脱离企业未来的业绩，市盈率就会太高，泡沫就出现了。泡沫的出现会增加股市的风险，因为投资者的长期回报没有保证。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股市就被认为积聚了越来越多的泡沫，直接原因就是资金供给过分充裕，不但美国国内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急剧膨胀，而且国际上的许多游资也涌向美国。中国的股市资金供给同股价波动的关系更明显，过去的经验表明，在资金上开一个口子就会推动股价的明显上涨。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如果经济的总体资金供给过多，应该引发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总体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出现，就会反过来提高投资者所期望的收益率，投资者会要求更多的风险升水，这将会使市盈率下调。如果只是股市的资金供给量过多，从而引发股市的“通货膨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资金要在股市“扎堆”而不流向别的地方呢?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股市比别的地方更有“吸引力”，二是“热钱”除了股市以外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

一些学者通过对美国股市的系统研究后发现，美国股市就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反馈机制，除了媒体诱导的心理强化以外，还存在着所谓的“庞氏骗局”(PONZISCHEME)(罗伯特·希勒，2001)。骗局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叫查里斯·庞氏的美国人。庞氏骗局实质上是将后一轮投资者的投资作为投资收益支付给前一轮的投资者，依此类推使卷入的人和资金越来越多。股市中的庞氏骗局就是依靠一轮又一轮的资金投入来不断抬高股价，依靠后一轮的资金投入来给前一轮的投资者提供收益，并以此来不断吸引新的资金。

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骗局并不陌生，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游戏，许多钱庄的欺诈性集资和传销实际上就属于此类。在中国的股市上，庄家们形成了中国股市的“庞氏群体”，这样就将中国的股票市场引入“类传销市场”的方向，进入股市的人并不在乎股票本身的未来盈利率，而是期望“吃下家”来致富，所以已进入者希望有更多的新进入者，也就是说，“下家”越多越好。由于这种期望的发酵，中国的股票比其他金融资产更具“吸引力”，股票所能吸引的资金也更多，这从投资基金所受到的冷遇就可以略见一斑。中国股民的心态也类似于传销者，他们明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是你如果戳穿，他们会亢奋地、振振有词地同你争辩。他们希望经济学家、股评家、媒体来帮助发展“下线”，因为要维持这种“类传销市场”，必须要一线一线往下传，而且一线要比一线的人多、资金量大。如果要取缔，他们可能会奋起反抗，他们希望在自己找到“下家”之后再取缔并庆幸自己。

但是，“类传销市场”终究要崩溃，稍有数学知识的人和没有数学知识但有健全直觉的人都知道。中国股市的庞氏骗局要比美国的更容易崩溃，因为美国的资金供给比中国充裕得多，股市“玩家”也要多得多，即使它的基本面差一些，国际上的资金仍然要往华尔街涌。而在发展中国家，崩溃来得更快。如果涉及的人太多，还会酿成社会问题。1996年至1999年，阿尔巴尼亚发生过这样的骗局，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和20亿美元的资金，这相当于阿尔巴尼亚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0％，当1997年这些骗局败露时，愤怒的抗议者抢劫了银行，焚烧了建筑物，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平息动乱，一些肇事者被杀(罗伯特，希勒，2001)。

即使过多的热钱聚集在证券市场并不导致市场崩溃，但至少会导致价格高估，股票价格高估导致企业价值高估，许多企业因此而对实体经济不屑一顾，热衷于在虚体经济中搞纯粹的“资本运作”，都愿意上市套现、包装买卖，一夜暴富。这对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都是一种损害。

就我们的证券市场而言，似乎流入的“热钱”太多了；对于这些“热钱”，我们当然应该堵住不合法的来源，同时还要向合法的“热钱”提供者指出股价过高的风险和庞氏骗局的伎俩，并适当增加股票供给特别是绩沈股的供给，以及改善市场结构，开辟多种金融产品，使投资者有更多选择，并使社会上对金融产品的投资更多地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避免股票二级市场的资金量过分超过“头寸”需要。四、投资、投机与“设机”

如果人们购买股票等金融产品，特别是当他们主要是为了获取短期买卖价差收益的时候，他们是在投资还是在投机呢?如果股价脱离了企业的盈利，市盈率很高，仍然不断有资金流向股市，那么这些人是在投资呢，还是在投机呢?如果他们是在投机的话，是不是就属于非理性的行为，政府应该制止呢?

其实，所谓投资和投机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他们完全可以重合。所谓投机，是指利用市场价差从事买卖(特别是短线买卖)而获利的行为。投资如果指的是经济学中的概念的话，当然是指资本形成，如厂房的建设、设备的购置、存货的增加等，股票二级市场上的买卖自然就不是投资。但投资如果是指居民的日常理财行为的话，购买金融资产如股票等，就是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是通过投机来实现的。我们说过，聚集在二级市场的资金相当于银行系统的“头寸”，在经济学的概念中，银行存款被贷给企业用于生产的那一部分资金叫做投资，而对居民理财行为来说，不管他的资金是贷出去了还是留下来作为“头寸”(其实这对于某个人来说是不可能区分开的)，都是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有时也会在投机中实现，譬如说，从低利息的银行取钱存在高利息的银行，甚至在同一银行将资金从储蓄帐户转移到支票帐户。证券市场的投资与投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平时贬投机而褒投资，可能是因为二级市场聚集的资金远远超过了“头寸”需要，以及因为对虚体经济(NON—REALECONOMY)的投资不能转化为对实体经济(REALECONOMY)的投资。

而且，由于证券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分散功能的重要性，投机就是必须的。只有通过投机，才能发现和形成真实的价格，才能使发现真实价格者得到报偿，因为这种投机者对资源配置作出了贡献，它搜集、整理、分析、判断了信息。证券定价的一些模型恰恰是建立在所谓的套利行为的基础上，这种套利实质上就是投机。即使是者，他也至少对信息做了简单的决断，如果决断是对的，也应该得到报偿。其实，这种纯粹的者是很少的，他下一次就会思考为什么会押对，就会开始分析信息了。投机对于分散风险也十分重要，所以市场上出现了专业投机的投资机构，如对冲基金等，他们是风险接受者。但重要的是，这些风险接受者往往是富裕阶层和专业人员，而且建立在市场专门化的基础上，所以风险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正因为如此，普通股票市场等基础市场上的风险反而更小了。

所以，投机甚至都并不可怕。那么可怕的是什么呢?所谓投机，是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所带来的价格波动中获得利益，但如果信息不完全的话，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完全的，价格波动对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公平的；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政府就应该管制内幕交易。如果有人故意造成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故意进行信息误导，使价格波动并从中牟利而无法被管制，这就非常可怕了。这已经超出了投机的范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设机”。所谓“设机”其实就是价格操纵，我国的庄家就是“设机者”。我们厌恶投机，其实质是厌恶由“设机”而导致的“频繁短炒”，因为庄家的“设机”使小户投资者焦躁不安、无所适从、朝买夕卖。

因此，大户和机构投资者并不一定就是庄家，甚至高比例持股者也不一定是庄家(尽管我国证券市场上大户做庄的比例较高)。庄家的概念虽然比较含混，但一般是指那些通过信息误导等方式来操纵价格的高比例持股者。由于庄家的要害是“设机”，所以我们需要打击的是“设机”行为而不是投机行为，更不是笼统地打击大户、打击机构投资者。

事实上，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无论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发现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有机构投资者的市场中，一级市场的发行价和二级市场的交易价都更接近真实价格，一般个人投资者成为机构投资者定价的追随者。在国际上，由于共同基金的兴起，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主导者，因而不依赖证券交易所的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交易量越来越巨大，这也是美国私募证券能够迅猛发展、基本能够避免欺诈的重要原因。转除此之外，机构投资者正在成为积极的战略投资者，我国证券市场上也有一些“长庄”正在转轨成为“设机者”和积极的战略投资者的混合物。在美国，机构投资者曾经联合起来兴起“倒阁”运动，更换所持股企业不称职的经理层。积极的战略投资者除了发现价格、寻找价值被低估的投资对象，还会“培养”、“调教”有前途的投资对象，从而从证券升值中获益。重要的是，其持股行为、“培养”和“调教”行为都是重要的信息，都应该披露，这样才能防止“设机”行为。

五、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位置

证券市场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如果这些功能不能实现，被埋没甚至被人为地抑制，证券市场就不是健康的。因此，政府并不是要片面地重视融资功能，更不是为了帮助特定企业如国有企业融资从而损害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因为这样将会扭曲经济结构。政府也不是为了促进融资功能而引导证券市场的价格，不应该动不动就“托市”，而应该让市场有效性发挥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没有位置。相反政府在证券市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监管(REGULATION)。对于证券市场来说，仅仅依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如公司章程、中介人担保书、各种和约等)并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格莱泽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政府监管比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及在此基础上的法庭裁决更重要。

毋容讳言，对证券市场实现有效监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证券市场交易量极大，成交十分迅速，导致对违法行为的查证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被控方的举证责任被提出来了。一些学者认为美国证券法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关键就在于其被控方的举证责任。其实，美国的证券司法主要还是原告举证，只不过著名的20．4、21A条款是被告举证，而用得最多的10一b5条款还是原告举证。同时，由于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行政、立法、司法的一些职能，被称为是“第四分支”，具有很大的权力，而这是在美国政治体制的长期运转中形成的，别的国家未必能也未必要效仿。为了克服查证的困难，各国都在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来监控和记录交易行为，如美国的那斯达克市场就设置了“股票监控自动跟踪系统”(SWAT)，任何异常的交易都会被提示，监管部门也可以依法进行询问和调查。

同时，也并不排除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干预证券市场的价格总体水平。我们已经分析过，证券市场的“热钱”太多、“庞氏骗局”的出现等等，都会使价格水平过高。另外，社会心理的不稳定，也会导致价格异常。当证券市场价格影响到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特别是当影响到金融稳定、社会稳定的时候，政府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像美国的联邦贮备委员会就可以通过基准利率的调整来影响股市价格，甚至通过“喊话”来影响股市价格。1998年香港证券市场上惊心动魄的“官鳄大战”更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干预证券价格的经典之作。

证券市场范文第2篇

自1956年大韩股票交易所成立以来,韩国政府为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采取了种种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效果也有所不同。韩国证券市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初创阶段、建制规范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

(一)初创阶段(1956-1967)

韩国证券市场是从债券市场发展起来的,1948年,韩国政府为了给农村改革提供资金,发行了“土地补偿债券”;紧接着1950年韩国实行了,出现了四家证券公司进行地价证券交易;政府为弥补预算赤字,发行了“昆库科政府债券”;与此同时,政府还将其持有的约两千家公司的部分股权向公众出售。1953年,众多证券业者互相达成了协议,成立了大韩证券协会,即韩国证券商协会的前身。1956年,在韩国政府的资助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大韩股票交易所(韩国证券交易所的前身)。同年3月3日,交易所开始交易活动。成立之初的证券市场仍然以国债、公债交易为中心,大韩股票交易所第一次开盘时仅有12家上市公司,股票交易额占全部证券交易额不到20%。1962年韩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开始,国家的工业建设需要筹措大量的投资资金,韩国政府竭尽全力利用各种政策改善国家金融体系、扶植证券市场。这一年,政府颁布了《证券交易法》,建立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制度和资产再评价制度,并相继成立高丽证券会社、东洋证券会社、大信证券会社等众多的证券机构,大韩交易所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同年,政府又颁布了《商法》,引进了授权资本制。股票市场因此迅速繁荣起来,股票交易额由1961年的不到10亿韩元猛增至1962年的984亿韩元,股票占全部证券交易额的比重由20%急速扩大到99%。但没过多久,大韩股票交易所成员在清算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投机和欺诈行为,导致股价在1963年初出现暴跌,大韩股票交易所在1963年3月被迫关闭。1963年4月,韩国政府修订了《证券交易法》,对证券市场进行了全面整顿,将大韩股票交易所改为政府所有的非盈利性公司,更名为韩国证券交易所,其董事长及总裁由韩国总统任命,于5月份重新开业,但随后几年中一直处于消沉局面,发展缓慢。

(二)建制规范阶段(1968-1980)

1967年,韩国开始了第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但直到此时,韩国的证券市场只有流通市场(以交易政府债券为主)而没有发行市场,企业并不能有效地筹集到资金。韩国政府再一次采取措施培育证券市场,使其成为公司融资的重要源泉。1968年12月16日,韩国投资公社成立,《证券投资信托法》颁布后,投资公社在市场开始积极运作,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资金的有效流动和证券市场的发展。1974年,随着账户清算系统投入运行,大韩股票交易所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大韩证券清算公司,作为大韩股票交易所的清算人和为证券的集中保管者提供服务。1977年9月,为实现证券业务的电脑统计,成立了韩国证券计算机公司。1977年2月19日,韩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和韩国证券监督院正式成立,它们作为证券业务的政策决议和监督指导机构,负责证券市场的监管。1979年,大韩股票交易所由明洞迁至汝矣岛,时至今日,汝矣岛已成为了韩国的政治、金融和媒体中心;同年,交易所加入了证券交易所国际联盟,加强了与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的联系。1968年以来韩国政府不断下调存款利率,使得更多的资金涌向股市,从而极大地活跃了韩国的证券市场。在1971年至1978年间,交易所上市公司数目增加了六倍,综合股票指数上升了近五倍;而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市场价值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3%增加到了12.1%;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韩国股市规模与年交易额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6.3%和48.8%。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受到韩国总统遇刺、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国内农业欠收、出口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人们对高额外债感到担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韩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严重倒退。

(三)高速发展阶段(1981-1997)

韩国政府财政部于1981年1月14日宣布开放证券市场的长期计划,开始了其国际化之路。1985年韩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有限度地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买卖韩国股票;1988年进一步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互惠的基础上自由地对韩国证券进行投资,并且准许国内基金经财政部同意后可以在国外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筹资。1982年4月,韩国政府对《证券交易法》再次进行了修订,重点是寻求股市稳定发展的本质;扩充其为企业筹集资金的能力;提高证券市场的可信程度。1985年6月,韩国政府制定了“资本市场发育方案”,鼓励保险公司扩大对证券业的投资以及成立养老基金。从1985年上半年开始,韩国证券市场真正开始腾飞,这是由国内外一系列有利因素引起的。首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的经济步入了成熟期,1986年至1988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2%,国民收入也稳定增加,同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也极大地增强了国民投资的信心。其次,1986年以后,韩国进入低油价、低国际利率、低汇率的所谓“三低”时期,同时西方国家不断进行金融创新,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环境的显著改善为韩国证券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86年之后,韩国政府又陆续制定并实施了“稳定证券市场供求方案”“促进企业公开及有偿增资方案”“依靠资本市场扩大资金筹措的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促进了证券市场灵活地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企业的发展筹措了大量的资金。韩国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在1985年至1989年间增加了五倍,同期上市的股票市场价值总额增加了大约十四倍,上市公司数扩大了一倍,年度交易额增加了大约二十一倍。1988年12月韩国政府又宣布了一个四年的中期国际化计划。至1992年末,韩国证券上市公司有688个,股票市场规模约九百亿美元,上市公司数居世界第13位,居亚洲第2位(仅次于日本);债券上市品种为8350个,总市值达到808亿美元。但韩国股市在1990年也遭遇了一次大跌,给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虽然股票价格指数在1989年4月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然而一系列不利因素,如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致使韩国出口乏力、劳工争议、通货膨胀以及新股票的过度发行等等,给过热的市场泼下了一盆冷水,股市开始大跌,市场低迷不振,甚至不少上市公司发生破产,投资者的信心严重受挫。1991年7月,韩国公布了新外汇管制法案,开始实行外汇对外开放的新政策,打破了韩国三十多年来的外汇管制。1992年1月3日韩国股市正式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了直接投资。1998年5月,政府取消了对外国投资者证券投资和证券经营机构的所有限制,进入了充分自由竞争发展的时代。

(四)成熟阶段(1998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证券交易所不断发展新产品,丰富交易品种,成功推出了股指期货、股指期权、股票期权、共同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资产证券化产品、回购、权证等一系列新的市场工具。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韩国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品种丰富、技术制度先进、国际化程度高的成熟型证券市场。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韩国政府果断推行了金融及其他部门的改革,采取紧缩金融政策,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机制,极力维持健康的股票市场以促进投资,提高投资者信心。具体措施有:积极鼓励机构法人(如共同基金)的参与及资产证券化;撤除对外资投资的限制(少数特殊产业除外);加强电子交易的安全;强化对证券业者的规范管理;设立了顾客保护中心;改进公司并购程序;建立全场暂停交易机制和电子披露系统等。韩国证券市场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就重新恢复了活力,1999年韩国证券指数就强力反弹至1028.1点。此后韩国股票综合指数又经历了两次大涨(2005年、2007年)和两次大跌(2000年、2008年)。2000年IT泡沫破灭,全球经济开始陷入萧条,全球股市大跌,韩国股票市值也缩水一半。此后,韩国证券市场进入了温和的发展阶段。2005年8月31日,韩国政府发表了房地产综合对策方案,促使国内的流动资金大举流入证券市场,加上韩国经济形势明显向好、各大企业利润大幅增加、长期陷入低谷的内需市场逐步活跃、六方会谈的顺利进行等因素,韩国证券交易综合指数较2007年底大涨了54%。2007年在全球性低利率及经济利好的带动下,全球股市均在同步刷新历史新高,韩国实体经济恢复趋势显著,加上房地产投机有效得到抑制,人们对股市的关注增大,大量散户疯狂涌入股市,导致了韩国股票市场的爆发。而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紧接着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美国股市暴跌,韩国股市也开始下跌,KOSPI指数由9月的1448.06点下降到10月的1113.06点。但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渐复苏,从2009年3月份起股票市场已经开始回暖。

二、韩国证券市场结构及其特点

(一)韩国证券市场结构

韩国证券市场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韩国证券交易所(KSE)、KOSDAQ市场、ECN、OTCBB(三板市场)。前两者为公司主要的上市场所。2005年1月,韩国对证券市场进行整合,合并了原韩国证券交易所(KSE)、韩国期货交易所(KOFES)及韩国创业板市场(KOSDAQ),正式更名为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KRX),但各个交易所仍然履行原来各自的功能职责。经过整合,大大提升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减少了市场摩擦,完善了市场功能,方便了韩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其交易品种涵盖股票、债券、股指期货、单个股票期权、各种基金及投资信托、外汇期货、利率期货和黄金期货等,市场规模显著扩大。2003年,韩国证券市场的证券化率达到了112.4%。根据世界主要交易所联盟200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KRX市价总值为3985.6亿美元,排名第15位;成交金额4887.2亿美元,排名第12位;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KRX市价总值略低,但成交金额高出香港证券市场;换手率以交易金额计算居第3位。根据万事达国际组织2007年最新排名,韩国首尔已进入全球十大金融中心行列。2008年末KRX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793家。

1.韩国证券交易所(KSE)

韩国证券交易所是由1956年成立的大韩股票交易所发展而来,1962年4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次年5月又进一步改组为政府所有的非营利公司,直到1988年成为会员组织。KSE不仅包括上市的股票、债券,还包括除REITs、共同基金、ETF、收益证券、ELW等期权交易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商品交易。在KSE上市的企业数量占KRX全体上市企业数的40%,市价总额约占韩国所有证券市场的90%。韩国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KOSPI),是反映KSE市场上股票价格变动的综合指标,是根据在KSE上市的所有股票来核算的。1956年2月11日成立大韩股票交易所的初期,证券市场上只交易债券因此并没有证券投资指数,1962年起债券市场逐步转为股票市场,为了解市场情况,需要建立股票指数,将1963年5月19日到12月24日期间的成分股平均股价设定为100,1964年1月4日韩国第一个股票指数———修正平均股票指数公布。历经多次转变,如今的KOSPI以1980年1月4日为基期,运用总市值指数方法编制,设定为普通股与特定优先股的一个加权平均指数。根据KSE公布的2003年股权结构报告显示,投资人持股比例为:自然人37.1%、公司21.7%、外国投资人18%、机构法人16.5%、政府机构6.7%。

2.KOSDAQ市场

KOSDAQ证券市场主要致力于促进包括高科技领域相关创司以及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1996年7月1日KOSDAQ证券公司正式成立,1997年1月KOSDAQ证券市场开市,同年4月公布了KOS-DAQ股价指数,指数基期定为1996年7月1日,基期指数为100点,并于当月制定KOSDAQ证券市场相关法令。1998年10月KOSDAQ委员会成立,1999年6月KOSDAQ证券公司正式更名为KOSDAQ证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KOSDAQ已被公认为除NASDAQ外全球最成功的创业板市场,总市值在NASDAQ、AIM、JAS-DAQ之后居全球创业板市场第4位,交易金额位居NASDAQ之后居第2位。2007年KOSDAQ市场的上市公司总数已经超过1000家,50%以上的公司均从事IT、BT、CT等新兴产业,KOSDAQ市场已经成为一个集中从事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成长型市场和能够获得资本高增值的潜在市场。自1996年7月成立以来,KOSDAQ市场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空前快速的成长,主要原因有:(1)投资者偏好于高科技产业,市场投资方向由传统的制造业向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转化。美国NASDAQ证券市场就是在电子等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下,指数与成交量急速攀升,发展迅速,同时证券市场的发展又反过来带动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2)韩国政府扶植中小企业与创业投资实业的政策的激励,促进了KOSDAQ市场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韩国整体经济的成长。(3)20世纪末期全球性利率走低,增加了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投资意愿。(4)KOSDAQ证券市场成立之后,不断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持续改进市场操作系统。

3.期货市场

1996年以前韩国还没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韩国证券交易所(KSE)于1996年5月推出了KOSPI200股指期货,1997年7月推出了KOSPI200股指期权。1999年4月,韩国政府成立了韩国期货交易所(KOFEX),其标的商品较KSE更为多样化,上市的衍生产品的数量及产品创新和推出的速度超过了KSE。2004年,KOFEX合并了韩国期货市场,成为唯一一家期货交易所。韩国期货市场交易门槛较低、费用低廉、网上交易便捷,吸引大量个人投资者参与,发展异常迅速。2005年上半年,KOFEX交易合约数量居于世界第一位,远高于第二位的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其中KOSPI200指数期权交易量增长最为迅猛,1999年至2003年连续4年保持125%以上的年增长率。2003年,韩国KOSPI200指数期权年交易量占韩国衍生品交易量的约百分之九十九,占全球衍生品交易量的34.87%。4.OTCBB市场为方便非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融资,2000年3月,韩国设立了场外交易市场(OTCBB),俗称“三板市场”,主要是提供给未能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或未能在KOSDAQ挂牌的公司股票一个交易场所。这些公司经过韩国证券商协会核准挂牌后,其股票通过KOSDAQ证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所构建的布告栏系统进行交易。截至2005年7月,该市场有73只股票挂牌,在韩国,虽然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债券都在韩国证券交易所(KSE)上市,但95%的交易却在OTCBB市场上完成。

(二)韩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体系及法律法规

1997年金融危机给韩国证券市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促使韩国政府对证券监管结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在政府监管机构集中监管的同时强调了自律监管机构的作用。韩国证券市场通过“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监督机构———其他证券相关机构”的三级监督管理体系,来实现证券市场交易的公平、透明和有效。2007年7月3日韩国政府合并了《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间接投资和资产管理法》《信托业法》《韩国证券交易所法》《综合金融公司法》《企业结构调整投资公司法》七部法律,通过并颁布了《资本市场及金融投资业法》,自2009年2月29日起施行。除了《资本市场及金融投资业法》外,还有《商业法》和《金融监督机构法》两部主要的法律:《商业法》是规范商贸和公司行为最基本的法律;而1998年4月制定的《金融监督机构法》,则进一步明确了韩国金融监管体制。

(三)韩国证券市场的特点

1.国际化

为吸引外资,推进企业跨国经营的步伐,提高证券市场活力,韩国政府1981年颁布了《资本市场国际化计划》,韩国证券市场迈出了其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该计划分四个阶段实行。1998年韩国则完全取消证券市场投资比例限制,实行完全对外开放。证券市场国际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对韩国社会经济产生很多有利的影响,韩国开放本国证券市场,吸引外资,可促使资金在国际市场的流动,增强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增加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而且证券市场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韩国股份的上扬,改变韩国股市的投资模式,推动了韩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证券市场国际化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金融全球化毫无疑问会给国内市场带来风险,开放本国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价格受到外国的影响波动性必然变大。而国际资本(例如“热钱”)频繁进出本国,势必影响内部的货币汇率和证券市场的稳定,同时给宏观调控增加难度,金融政策效应减弱,还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KSE市场已经成为了国际化的市场,2006年末,KSE市值总额的37%被外国投资者持有,特别是三星电子、Posco、国民银行等代表性的优秀企业中,外国投资者的占有率达到了50%。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2002年12月KSE与伦敦交易所(LSE)重新签订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的沟通效率及长远合作,并推动KSE上市公司到LSE挂牌。2003年3月KSE与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包括: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互派人员进行培训及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2.透明化

证券市场范文第3篇

【摘要】证券市场融资融券制度是成熟资本市场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2005年新《证券法[M]增加了融资融券制度。文章梳理了我国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的立法发展，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对于实施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动因要素，提出在实施初期应采用专业化融资模式，逐渐完善我国的融资融券法律制度构建。

证券融资融券交易,又称证券信用交易,它是指投资者在买卖股票时,向证券公司借入资金供其买入上市证券,或借入上市证券供其卖出,并交付担保物的交易活动。证券市场融资融券制度是成熟资本市场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2005新《证券法》增加了融资融券制度，然而资融券交易是一把双刃剑，风险较大，需要尽早的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起细致的业务操作规程和严格的监管体系，其给中国资本市场无疑将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一、立法发展

融资融券交易在我国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新生事物,早在90年代初期,我国某些券商就开始为客户提供“透支”服务,即客户向营业部借钱买股票或借股票来卖。1996年证监会明令禁止融资融券业务。1998年,在我国第一部《证券法》起草的过程中,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证券法》的制定以防范风险为主导思想，明确禁止融资融券交易。然而，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性转变和市场需求，2000年2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综合类券商用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此办法被业内认为是券商拓宽融资渠道的开始。2004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联合修订后的《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放宽了可进行股票质押贷款的证券公司条件，同时，借款人的条件进一步细化，质押物的种类以及质押期限也得以增加和延长。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删除了对融资融券交易的限制性条款，使券商融资融券业务合法化。2006年1月9日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明确了符合条件的券商对融资融券规模与净资本的比例。2006年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适时推出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有关方案，为资金合规入市创造条件”。2006年1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外资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合作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明确了商业银行开办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的条件。2006年7月2日证监会出台《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并于2006年8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融资融券制度作为证券市场的内在机制,正式在我国起动,证监会随后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2006年8月1日起实施。此次出台的《办法》对券商申请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条件、规则、债权担保、融资融券业务中的权益处理和监督管理等有关问题做了详细规定。8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制定的《融资融券试点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正式并实施,至此,融资融券业务操作的基本规则体系已基本成形。

二、建立我国融资融券制度的动因分析

（一）、中国证券市场对融资融券的制度需求，

融资融券交易增强了市场流动性,平衡证券市场运行机制，完善证券市场交易机制的需要。一个成熟、有效的证券市场应该是一个做多机制与做空机制相互制衡的市场,并且,这种证券市场本身就具备价格稳定器的作用,融资融券制度有助于降低市场风险,还原价值观律在股价形成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市场发现功能。

（二）规范地下信用交易市场

尽管我国的各级法律法规都明确禁止信用交易，但基于利益与竞争的驱动,银行信贷资金违规入市、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及向投资者“透支”始终或明或暗地存在且屡禁不止。这种地下融资融券交易不仅造成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性过强,而且往往引起证券市场的暴涨暴跌。引入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将使信贷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成为一种合法、公开、透明、有序的活动,纳入正常的监管体系。

(三)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

引入融资融券交易方式后,整个金融市场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在货币市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主营货币存贷款业务及相关中间业务；在证券市场，证券公司及其他证券经营机构可以主营各类有价证券业务；再一个是以证券融资公司为主体的,主营证券公司及其他证券经营机构的资金融入融出业务的金融机构融资市场。这将促进证券公司行业盈利模式的转型，拓展证券公司业务创新空间。三个市场有机联系与贯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互对接,资金能够顺畅良性循环,降低银行和证券行业系统性风险,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进一步优化金融市场结构。

三、比较借鉴：法律制度的完善

国际市场主要的基本交易模式有两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化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专业化模式。市场化的融资模式就是不存在专门从事信用交易融资的机构,而由市场中的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多种形式的市场工具完成。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效率非常高，融资融券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的融资模式，通常由证券监管机构下属的半官方性质的、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专门融资融券公司,对会员单位提供信用交易的融资融券。这种模式有利于政府对证券市场信用总量的控制。证券金融公司是整个证券市场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其次，有利于稳定市场。证券金融公司同时还获得政府授权，可确定一定时期内全市场融资融券总额度，并将这些额度以内控的方式分配给各个证券公司，但非市场化容易导致融资成本及效率下降。

美国对信用交易的法律体制主要由两大法律即《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美联储对信用交易管理的四个规范构成:规则G，规则T，规则U，规则X。美国的信用交易法律监管体系体现了立法、监管和自律的三位一体,监管的重点放在立法和交易规则的制定上,以充分发挥市场对交易的主导调节作用。

日本1954年通过了《证券交易法》，随后成立了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专门为信用交易的融资或融券提供支持和融通，1955年日本修改法律确立了大藏省对信用交易活动的监管权。其交易模式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证券商向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的信用交易，第二个层次是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商提供融资融券的信用交易。日本设立了的证券金融公司是半官方性质，具有特许权和垄断。

四、我国的证券市场融资融券法律制度之构想

首先,在法规层面上,制定与新《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信用交易实时控制规则和业务操作规范文件,使制度约束成为市场运行的常量而非变量。要做好《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完善修订工作,确保可控性和操作性,并适时出台《融资融券交易法》,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结算、存管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

第二、在模式选择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仍处于新兴转轨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监管体系还不完善，各市场参与主体尚未成熟，证券市场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我国的信用机制也还没有真正建立。所以,在融资融券试点初期,我国宜采取专业化融资模式,挑选部分实力雄厚的全国性证券公司作为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这种做法符合我国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同时，由于融券较为复杂，融资融券业务将先进行融资试点后逐步开展融券业务。

第三、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的控制。信用交易保证金管理是对整个信用交易监管的一重要环节。主要包括初始保证金比率和维持保证金比率。世界各国都是由中央银行来确定保证金比率。笔者建议初始保证金比率由中央银行来控制，维持保证金比率由交易所来控制，而证券公司则决定与客户交易时提供的利率水平。

第四、融资期限的限制和账户管理.根据国外经验，融资期限在半年以上一年一下比较合适。建议普通信用交易的每一笔融资期限为半年，新股承销可以为一年。另外，为便于结算和风险控制，各国法律皆要求设置信用交易账户。为了防止现金交易账户中的证券被证券公司任意挪用，或者被证券公司任意抵押，必须设立现金账户和保证金账户，通过不同的内部管理机制使其分离。

第五，明确监管机构职能分工，建立协调机制。证监会、央行、银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是证券融资融券交易中的主要监管主体，其中证监会起主导监管作用。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监管机构相关的法规和细致的业务规则。在监管分工上,证监会集中精力负责融资券交易发展的长远规划、重大事件的处理,交易所、证券协会等自律组织对市场进行实时监控,随时提出暂停或取消交易资格,融资融券交易相关信息的披露等。

【参考文献】

[1]邓娟．浅析我国发展证券市场融资融券制度[J]．经济金融观察，2006，（11）．

[2]耿志民．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研究[J]．证券之窗，2006，（8）．

证券市场范文第4篇

目前，在我国，正在就证券市场问题展开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不仅涉及到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而且还关系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命运，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辩论才刚刚开始，还会进行下去。其实，对证券市场问题，一直有争论，不过，大多没有这次这样激烈，这样尖锐，涉及的问题这样广泛。

下面我想就这场大辩论谈一点看法：就是要像看待和爱护新生婴儿那样看待和爱护我国的证券市场。

我国证券市场真像婴儿在产妇经历了巨大的阵痛后才诞生一样，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冲破重重阻力和障碍中建立的。它的建立是我国改革的一项巨大成果。它也像新生的婴儿那样，很不成熟，甚至有从母体（计划经济）中带来的胎记。但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在我国建立后以及在其后的发展中，日益显示出其巨大而又难以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不能只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证券市场的功能来看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功能，这就是融资的功能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其融资的功能大家是看得到的，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有所显现，虽然还相当不充分（其原因这里不谈）。证券市场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型的国家中，还有另外的不可忽视的功能，这就是，证券作为改革的产物，它的建立和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例如，在企业制度的改革方面，证券市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是人们都承认的，不说从券市场融资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作用，仅就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来说，如果没有证券市场，就不会有国有资产的股份化以及股份的证券化，而没有国有资产的股份化和股份的证券化，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的实施就很困难。而且，如果没有证券市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近来，大家也看到，如果没有证券市场，没有部分国有资产在证券市场的变现，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建立将遇到很大困难。又如，证券市场的发展正在对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起着促进作用，目前有必要实行的金融业的分业经营正受到证券市场发展的冲击，今后在适当时候，分业经营迟早会走向混业经营。我国的证券市场还有一种特有的巨大作用，那就是，它是学习市场经济的伟大学校，千千万万的干部和群众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由对市场经济的完全陌生，连债券和股票的区别都不知道，到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学到了市场经济中的许许多多知识，特别是金融、投资、资本运作的知识，懂得了许许多多的经济学知识，什么宏观经济的走势啊，利率变动的影响啊，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啊，等等。不管办多少学校也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给如此众多的干部和群众以如此广泛而又生动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学的知识，何况其中的不少知识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至于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更是有目共赌的。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人竟把我国的证券市场说成是，甚至连还不如，因为还有规则，我国的证券市场连规则都没有。这真是难以令人同意。证券市场与是根本不能类比的。有人说，在证券市场上，你赢钱就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这真是像那样，玩的是零和游戏，或者说零和博弈，也就是说，你输的钱就是我赢的钱，不是你输我赢就是我输你赢，输的钱与赢的钱相加等于零。把证券市场中的博弈看成零和博弈，是不对的。在证券市场上并不是一方赢的就等于另一方输的，在股市处于牛市时，许多投资者都会赚钱；当股市处于熊市时，许多投资者都会亏钱。而从各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长时间发展看，股票指数从总体上是往上升的，因此作长线投资者一般地说会赚到钱。因此，总的说来，证券市场中的博弈不是中的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如果说零和博弈，期货市场中的博弈是零和博弈，做多的一方的投机者与做空的一方的投机者在期货交易中或者前者赢后者输，或者前者输后者赢，输赢相加总等于零。这很像中的。但期货市场也不是，正是期货交易中多空双方投机者的这种博弈才能发现价格，才能使套期保值者的风险为投机者承接，而这正是期货市场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所在。根本没有这种功能。所以，虽然在期货交易中进行着零和博弈，但也不能把期货市场看作。或许把证券市场看作是者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进行着激烈的短期投机，也即通常说的炒买炒卖。

那么，应怎样看待投机呢？在证券市场上，投资和投机是同时存在的，买股票本身是投资行为，但各种投资者的运作有所不同。有些人从事长期投资，买进股票以获取股票的分红；有些人则从事短期投机，时而买进时而卖出，以获取股价的价差；有些人既做长期投资，又做短期投机，做投资与做投机是可以转换的。在正常运行的证券市场中，投资与投机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对证券的投资固然不会有证券市场，而没有投机也不会有证券市场，因为没有频繁的投机，就不会形成股票的合理价格，也不会有证券市场上价格引导资金的频繁流动，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不应否认，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投机性是比发达的和完善的证券市场中更盛，或者说做长期投资者少，做短期投机者多，但出现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的时间短，机构投资者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对能进入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一直有许多限制，这样就形成了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构成中以居民投资者占多数这样一种格局。居民投资者往往具有希望能较快地在证券市场中获利的心理，而且确实在早期的居民投资者中有不少迅速致富的先例，这样就形成了我国证券市场中投机较盛的状况。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居民大多不是自己到证券市场上去运作，而是通过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间接地投资于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一般地掌握的信息多，有专家理财，运作更为理性，而且由于掌握的资金多，可以通过组合投资的办法来减少市场风险，从而也可以更多地采取长期投资以获取稳定回报的投资方式。这就使那里的投机不及我国的盛，但是那里的机构投资者也会从事短期的投机。可见，应该从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我国证券市场中投机较盛的情况，而要减弱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就需要更多地创立机构投资者，但这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同时，我们也不该笼统地指责投机，因为，可以说没有投机就没有证券市场，就没有证券市场的功能。那么，是否应该反对过度投机呢？“过度”的这个“度”是不易确定的。因为投机的盛衰往往是随着证券市场的热与冷而变化的。很难说怎样才不过度。为了保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应该反对的是违规违法的投机，包括单独或合谋操纵市场、散布虚假信息等行为，以保护规矩的投资者的利益，特别是其中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确实有不少违规违法的投机行为，甚至有些机构投资者也参与其中，这需要靠完善市场的制度建设、加强监管、对违规违法者给以应得处分来解决。

有人把众多居民参与证券市场的投资和投机，指责为“全民炒股”，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一大不良现象来反对。“全民炒股”好不好？如果把“炒股”理解为投资于证券，那么“全民炒股”是大好事。因为，投资于证券的人越多，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就越多，我国的证券市场就越能发展。实际上，我国投资于证券的人还相当有限，主要是一些大城市的一部分居民，离“全民炒股”还差得很远。将来，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居民富起来了，买卖证券更方便了，真正是“全民炒股”了，我国的证券市场就会有更大的发展，它的作用也就会更大。如果把“全民炒股”理解为许多居民泡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证券，那也不能笼统地指责。因为，如前所述，这与我国机构投资者特别是投资基金发展远远不足有关。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各种投资基金。而且也不能去指责众多没有工作的居民泡在证券市场上，因为那是他们自己有权决定的事。需要作为不好的现象来批评的，是一些正在工作的人在上班时间“炒股”，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但不能用这点来指责我国的证券市场，因为除了机构投资者发展不足的原因外，那是各个单位管理不严的问题。

从把我国的证券市场看作、指责“全民炒股”，有的人又进而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市盈率太高了，认为那是过度投机炒上去的。与有些国家相比，我国证券市场的市盈率确实相当高，但形成这样高的市盈率有其客观原因。那就是，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在发展的初期，上市公司股票的供给很有限，在庞大的需求下必定会形成高的市盈率。同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中又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股票可以流通，这又增加了股票供给的不足，造成了较高的市盈率。此外，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前景良好，也是形成高市盈率的一个原因。而且，市盈率的高低在国与国之间是很难比较的，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何况，我国货币市场一年期储蓄的理论市盈率已经达到了56．56倍，它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市盈率（56倍至58倍）几乎是一样的。从这样角度来看，也不能说我国股票市场的市盈率太高了。那么，比较高的市盈率是不是过度投机炒上去的，是一些庄家人为地抬上去的，或者说是“全民炒股”炒上去的呢？无可否认，有些庄家违规违法操纵市场，把一些没有投资价值的股票的价格炒到天价，对平均的市盈率会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只能是局部的，从某些股票价格被人为地炒高推论出平均的市盈率太高是不恰当的，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逐步规范化，市盈率会找到其应有的恰当的水平，但即使如此，市盈率也仍会高低波动。至今，谁也说不清合理的市盈率的标准应该是多少。

对我国的证券市场，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毛病，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它还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对于它的各种毛病，我们不是去否认，更不是去赞美，而应从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与发展的初期阶段相联系的毛病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在条件具备后，才能逐步解决。“揠苗助长”是不行的。因为这些毛病的产生，是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上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既有证券市场本身的因素，也有证券市场外部环境方面的因素。就证券市场本身来说，固然那些违规违法者难辞其咎，但是众多的遵规守法的投资者的不够理性和成熟也有更加理性和进一步成熟起来的必要，以不致一再上当受骗，或任人宰割。各种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规范运作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也需要逐步学会规范地运作。当然还有监管部门应更好地监管。这些都不仅要有时间，同时也要有条件。正如韩志国同志所指出的，证券市场要更加健康地发展，需要克服一些基本的制度缺陷。我们都承认，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各种规范就是制度，但在实际生活中制度的建设，也不仅需要有经验的积累，而且还要有时间，要有相应的条件。没有相应的条件，完善的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建立了也难以有效地实施，何况证券市场的规范运作和发展是离不开外部环境的，例如，在整个社会没有形成遵纪守法讲信用的风尚前，证券市场上的违规违法欺诈的行为也难以减至偶尔发生的程度。治理证券市场的种种毛病不应持消极的态度，同时也不能不考虑证券市场的承受能力。就像婴儿患了病不能用猛药一样，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用猛药来治理刚建立不久的证券市场，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我们原本想打击操纵市场的行为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由于用猛药而导致股市急剧下挫，可能反而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须知他们是更经不起市场急剧下挫伤害的人群。或者原本想使证券市场更好地发展，但由于用药过猛，很可能使它一蹶不振。应该肯定，十年来我国的证券市场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规范化的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国的证券市场已经有了在规范中发展和在发展中规范的初步基础。把我国的证券市场说成是甚至连还不如，认为有规则，证券市场上连规则都没有，这太违背事实了。难道《证券法》和众多关于证券市场的法规和条例不是规则吗？这样看待我国的证券市场，即使动机是好的，也不会对它的健康发展有帮助，而只能给它以严重的伤害。

证券市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证券市场；金融市场伦理；证券监管；金融生态

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证券市场的运作机制及制度架构也在不断完善，证券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尽管如此，一些违背金融伦理的事件却频频出现在市场上，似乎成为无法根治的顽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国家的证券市场，概莫能外，尤以发展中国家为甚。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结构

我国证券市场作为资金融通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链接投资人和资金需求企业的纽带，从资金效益的角度来讲，投资人和筹资企业的利益诉求是矛盾的，企业总想用最小的成本获取资金，而投资人总想用最少的资金获取企业更多的权益。完成这种交易的我们称之为一级市场，企业发行证券给投资人，投资人将资金提供给企业换得企业提供的权益凭证。完成这一环交易的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投资人对企业了解更少，为了实现公平交易，需要引入公正、独立的中介机构，比如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为交易双方提供公正的信息服务，这些中介机构从为交易的双方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取收益；投资人可以根据自己对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决定持有或者抛售手中持有的有价证券――这就构成了二级市场，又称交易市场。为了保证整个市场的有序运作，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运作结构如图所示：

显然，这个市场交易的核心问题是证券的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

二、证券市场乱象的表现

证券市场这一具有高效特征的金融市场，长期以来存在一些“奇特”的根深蒂固的乱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欺诈上市与虚假陈述

一方面，企业为了以最小的成本获取发展资金，希望借助资本市场筹措资金，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的门槛相对较高，包括的发展前景，盈利能力，组织结构，财务状况等，将大量不具有或者不满足条件的企业挡在公开募集资金的门槛外面，为了能够达到进门要求，不惜联合金融中介，编造事实和谎言，骗取上市门票。另外一方面，企业为了某些特定的目标，如骗取再融资资格，获取二级市场上的投资收益等，不惜进行虚假陈述，误导诱惑投资人，使其蒙受巨大损失。如彩虹精化等。

（二） 市场操纵

作为投资方的投资人，无论是机构投资人，还是公众投资人（散户），按照正常的市场逻辑，应该是按照公司成长的价值对公司进行投资，静候公司合理的回报；然而，也许是我国证券市场只专注融资而忽视投资的制度安排，大多数公众投资人耐心的守候结果是悲催。于是，投资人的投资理念有了改变，都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实力和“智慧”在市场上获取快速和超额利润，实现快速致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开始操纵市场，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等，形成了我国名副其实的庄家市场。

（三） 金融中介集体失职

金融中介机构链接企业，投资人和监管当局的纽带，可以说，是金融市场十分重要的“看门人”，是“经济警察”，不仅仅是专业技术能力的把关者，也是良心道德的守候者。然而，正如我们常说的金融中介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无论是投资银行，还是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由于他们的利益来源于企业的成功筹资，于是他们不惜集体帮助企业作假，成为伪劣企业的帮凶，残杀投资人的刽子手。比如在麦科特公司欺诈上市案件中表现出来的中介机构流水线作业为企业造假提供服务。

有这些乱象，目的就是要扰乱价格，从价格的扭曲中获取利益。

三、证券市场乱象的形成原因

（一）利益主体的“理性”诉求

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人的一切活动围绕着经济利益最大化展开。各个利益主体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必然会形成企业需要用最低成本筹措资本壮大企业规模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二）监管缺失

我国虽然建立起来了较为系统的监管体系，并成立了网络遍布全国的政府监管机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但是这种来自于政府的外部监管作用是有限的。随着经济自由花，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必然带来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机构层出不穷，金融产品花样不断翻新，即便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难以招架，以至于酿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三）法制不完善，惩戒不力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过二十余年，各种制度建设有待完善，执法力度有待加强，执法手段有待改善，更重要的是证券市场上的违法犯罪惩戒不力，收益与违规成本严重不对等，使得大量利益主体挺而走险。当亿安科技案被到最高法院的时候，居然出现高等法院不予受理的现象。

四、建构金融伦理，消除证券市场乱象的措施

通过对常见证券市场乱象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角度开展治理。

（一）重塑社会价值观念

证券市场上所出现的一切乱象，归根到底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价值的评判变成了金钱，无论在宣传上如何，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利益至上”的拜金主义潮流。证券市场中，这种利益至上更加明显。

1.强化人类对社会活动的认知，开展全面的理想主义教育。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要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全人类――不仅仅是制度的解放，物质束缚的解放，更是精神的解放。有了这种崇高的信仰，我相信利益主体就能有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是一种最为有效的约束。

2.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在证券市场上的职业教育，包括职业道德教育，面临着流于形式，资金投入不足，教育形式单一，教育效果不理想等诸多问题。加强职业道德和技能教育，应该成一种教育的一种常态，政府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立法保护和经费投入。同时要防止职业教育中只重技能，不重职业伦理的问题。

（二）形成主体自律、行业督促、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对市场的监管，任何外部的监管是否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还取决于被监管主体是否能够严格自律，自觉接受监管。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总是内因是主要的，外因只是影响因素，不是决定因素。

作为市场运作的主体，为了加强行业自律，证券市场有着自己的证券行业协会，协会对本行业的运作规律和特点具有很清楚明晰的认识，需要大家理性应对其中的问题，相互监督。这种监督可以说是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所不能替代的。

社会监督是证券市场监督的重要环节，我国众多的公众投资者深受证券市场乱象的毒害，对此有着刻骨的疼。我们可以设立一种激励机制，对向证监会提供有效证券市场违规证据，经证监会相关部门审核过滤，查证属实的，应该给予处罚金额的一定比例举报奖励。这样可以构建一个人民战争的海洋，让所有证券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三）完善立法，加大惩戒力度，形成真正的威慑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对市场证券市场操作、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处置的条例还不够具体、详细；比如证券市场中的违规行为的处罚必须在行政处罚后才能够进行民事处罚和行使诉讼。另一方面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很多处置并没有对违法行为处置力度不够，是的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违法收益，使得违法者更加肆无忌惮。

五、结论

证券市场乱象的治理，最终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证券市场生态。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助于企业以最优的成本筹措资金，使得投资人能够获得最佳的回报，中介机构由于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获得相应的收益和声誉（独立性），而政府却能够借助于证券市场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建立起一个利益主体自律，行业督促，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四位一体的监管体制，也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惩戒力度，更需要加强社会价值观念的改造。

参 考 文 献

[1]冯玉琦.《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经

济师》.2003（12）

[2]江雪莲.《现代商业伦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任重道.《证券伦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4]刘慧丽.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分析方法[J].企业导报.2009（3）

[5]田保良.《中国股市的问题与出路》，《经济学家》.2000（1）

[6]倪元春.《财务造假与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问题》，《经济师》.

2004（1）

证券市场范文第6篇

关键词：证券市场 投资 比较分析

一、投资品种比较分析

美国有着种类繁多的投资品种，比如信托凭证、可转换债券、股票和股指（如标准普尔指数、道琼斯指数等）的现货、期货及期权等品种。通过多种投资产品的组合，投资者不仅能避免股市暴涨暴跌的情况发生，还可以通过投机来盈利或者降低投资的风险。比如，在股市开始显露下跌的时候，投资者通过将股指期货合约卖出和把看跌期权买入这两种手段，可以有效分散股市投资风险，避免因大量抛售而导致股市市值的下跌，在最大程度上来投机盈利或者保值避险。中国证券市场与美国证券市场相比，主要是A、B股现货交易和可转换债券，拥有的投资品种非常单一，致使避险工具（指股指期货尚在筹备中）的缺乏，也就是说在风险开始显露的情况下，投资者要想减少股市下跌带来的损失，只能抛售手中的股票。

二、投资规模比较分析

在2012 年底，我国股市市值占美国股市市值（约为17.8 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2008年，美国股市市值蒸发了大概 2.27 亿美元，远不及我国股市市值，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不成熟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股票内在价值和公司业绩对股票价格起着决定作用，这是因为美国拥有价值推动型的证券市场，而我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受单只股票的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不是由上市公司的盈利性和成长性及股票内在的价值所决定，是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是资金推动型市场，这种市场的基本特征是：股市波动幅度较大；有着比较强的投机性；市场不规范。

判断证券市场是否成熟的依据是市场参与各方是否具有价值投资的行为与理念，这是由成熟证券市场的经验所证实的。要想达到我国证券市场又快又好地理性发展的目的，市场参与各方必须牢记价值投资的理念，并将各自的实际行动落实转化，加快我国证券从资金推动型向价值推动型转变的步伐。

三、投资者结构比较分析

影响股市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机构投资者内在素质及其队伍的大小。在投资者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的欧美国家，证券投资基金成为投资者的首选，此外还有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中，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及保险基金是其主要投资项目，1950 年其占美国总股本的比重是 7.2%，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如今已超过 50%，在三者之中发展最快的是共同基金， 1990 年共同基金是10 651.9 亿美元，之后以60.5%的平均年速度增长，到了2012 年共同基金的规模已达120 210.3 亿美元。同中国一样，虽然美国证券市场上有许多个人投资者，但其和中国证券市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通过对共同基金的持有，个人投资者可以间接地投资证券市场。在2012年依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报告显示，持有共同基金的美国家庭占总数的44%。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刚开始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机构投资者开始成为为主体。我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的短处是起步晚，规模小，但是其最大的长处是拥有非常快的发展速度。华安创新可以说是第一只开放式基金，而我国的基金业也因为它的发行，开始步入了崭新的阶段。近年来随着企业年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资金开始入市，机构投资者正逐步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中流砥柱。

四、监管系统与制度方面的差距分析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和保证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职责，同时它为证券市场的“自由性”创造条件，全面管理证券发行、证券交易以及证券市场各主体，享有的权限十分广泛。1975 年美国建立了一套对自律组织实施监管的程序，这是美国国会在对1934 年《证券交易法》进行重大修改的基础上完成的。1975年后，宏观的间接管理成为是美国政府的管理重点，而一线监管由证券业自律组织负责。

国家集中统一监管是我国的证券监管采取的模式。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交易、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所、基金管理公司、上市公司、证券商是国务院设立直属的证监会的监管对象。为了完善证券监督方面的法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如《证券法》、《公司法》等。这些法律用来规范证券市场及证券公司，对证券市场采取进入和业务特许制，对管制证券业务严重管制，规定证券公司的风险控制。

五、结束语

九十年代初，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虽然快速，但是缺少法律法规来规范，导致度设计的不合理阻挡了市场发展的脚步。要想实现中国证券市场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必须要深刻认识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中国证券公司的承销制度、发展差距、中国证券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并且找出了其中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政府要想在短期内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必须要借鉴中国证券市场管理体制发展历史及管理的制度变迁的经验，要时刻注意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后遗症。根据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找出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足和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优势。

参考文献：

[1]胡继之著.中国股市的演进与制度变迁[J].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2]潘汉云.完善市场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关键[J].商业研究，2012

证券市场范文第7篇

在证券发行市场上，所有拟发行证券的公司在证券发行之前都必须经过相关的审核，这是各国证券市场通行的做法。现行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主要有注册制和核准制。

一、证券发行注册制下审计需求的产生及特点

在证券发行的注册制下，证券发行公司只要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注册手续，提供了所有情况和统计资料，并且所提供的信息经审核完全属实，不管证券发行公司自身条件如何，证券价值高与低，都可以获得证券公开发行的资格。投资者购买证券时，是根据发行者提供的能够帮助投资者判定证券质量的资料，做出判定选择并且自担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必然关注证券发行公司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并且当证券公开文件中有虚假或遗漏时，只要投资者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就有权向证券发行人及其董事、经理、承销商、控股股东、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相关人员提出赔偿要求。在此制度下，拟发行证券公司要吸引投资者，并表明其具有应有的投资价值，以便以较高的发行价格募得资金，必须借助于某种方式向投资者证实其所具有的可投资性-通过注册会计师具有权威性的审计报告表明，从而产生对审计的主动需求。而作为投资者其对证券的选择主要是依赖证券发行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包括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他们欲使自己的投资风险尽可能降低，必然要求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较高，从而也对审计存在主动需求。对证券承销商来说，为不致因发行证券公司虚假报告而招致巨额赔偿，其也会要求发行人接受高质量的审计。因而在实行注册制的证券发行市场，证券发行公司必然对高质量的审计存在自发性的主动需求。

二、我国证券市场中审计需求的产生和特点

我国的证券市场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鉴于我国企业发行债券并不顺利，且我国企业目前的主要筹资渠道还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所以本文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讨论主要以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我国的股票市场分为一级发行市场和二级流通市场，我国有关的证券法律法规规定，不论是一级市场中拟发行股票的公司还是二级市场中已上市的公司，都必须公开披露其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等信息，因而在我国证券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中都存在对审计的需求。

1.我国证券市场中审计需求的产生。我国公司发行证券长期实行核准制。证券发行的核准制是在规定证券发行基本条件的同时，要求证券发行公司将每笔证券发行报请证券发行主管机关批准的制度。在核准制下，规定有证券发行的详细条件并必须经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后才能发行证券。我国证券市场刚刚成立时，鉴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缺乏资本运作的经验，因而我国的证券发行实行严格的审核制度，并采用“额度治理”的办法。

从1984年我国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开始，在有关的证券发行治理办法中（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治理办法》等）就规定了公司发行股票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持股比例、盈利情况等）及向证券发行主管机关报批时所需报送的文件资料，其中包括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正是这些规定促使股票发行公司接受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导致对审计服务的最原始需求的产生，并直接促进了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

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及以后近3年时间里，股票的发行和上市没有实行全国性的统一治理，上海和深圳各自制定了上市公司的选择标准，基本是由当地政府或企业主管部门选择当地股份公司上市。1992年底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全国性的证券市场逐步形成，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经历“计划治理、额度控制”到“标准控制”再到目前的向核准制过渡；证券发行治理法规制度也从《股票发行与交易治理暂行条例》逐渐成熟为《证券法》。其间公司发行证券，一方面要取得发行额度；另一方面，是要按照有关证券法规的规定向地方政府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及证监会提出申请并报送有关企业总体情况的资料（其中包括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盈利预测及其审计报告等文件资料）和在形式上（各级审核机构并不详细查实公司报送资料的真实性）符合有关证券法规规定的条件，如公司近3年连续盈利等，由此，在各有关证券发行治理法律制度的要求下，产生了证券发行公司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的需求。

2.我国证券市场中审计需求的特点。由于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中的证券发行公司多为由原有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这些企业总体来说经济效益不佳，面临改变经营机制，扭转亏损的迫切要求。而发行股票筹资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同时社会基于投机欲望对新股发行存在强烈的需求，对于公司而言，公开发行股票与向银行贷款相比是一项成本相称低廉的筹资渠道，并且取得上市资格则意味着企业可以无限期地利用这一低成本的筹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政府采用“计划治理、额度控制”后又采用“标准控制”对新股发行市场进行调控，使公司上市额度成为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争取上市额度并通过有关审核是发行股票中最重要的环节，并不需要通过呈报的财务及其他信息向投资者显示自己的投资价值，加之在我国股票发行市场上，股票的发行价格由政府确定而非市场自由确定，即以统一的市盈率乘以相应的每股盈余（这一指标的计算变化多次），对于相称数量的经营业绩并不十分理想的拟发行股票公司来讲，要想提高发行价格，尽可能多地筹集资金，就在“每股盈余”的计算上下功夫，在相关的法律规定拟公开发行或上市公司应报送有关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资料的要求下，公司为通过审核条件被迫寻求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服务；而上市后的公司同样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拥有配股资格和保持上市资格的条件以及进行财务报告的年度审计，在此状况下为满足政府管制机构的要求，企业不得不接受注册会计师的相关审计。我国证券发行公司特有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其不会对审计产生自发性的主动需求，而只是迫于法律法规的形式要求，被迫寻求审计服务。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即股东，泾渭分明地分为两大类，非流通股股东（国家股和法人股股东）和社会公众股股东。在我国特有的公司股本结构下，国有股和法人股股东拥有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并且直接控制着公司的经营和治理，因此，国有和法人大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完全一致。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意志在公司中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其利益也没有实质性的制度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投票权在非流通股占绝对控制地位的情况下发挥不了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因而社会公众股股东也就不可能成为公司的长期投资者，而只能是期望获取股票上市投机利润的投机者。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上的低风险、高收益，更加使得社会公众股股东成为短期的投机主义者，他们的注重力，更多的投向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对于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股票的真实价值及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等真正与公司投资价值有关的问题，反倒并不十分关注，他们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去观察、判定证券发行公司的不老实行为，同时我国法律体制的不健全也使社会公众股股东无法对证券发行公司的这种不老实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样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股东，一方面是与证券发行公司利益一致而丧失了监督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股股东因力量薄弱和其投机性而放弃了对证券发行公司的监督，没有产生对审计的需求。

可见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审计需求是在政府管制的要求下产生的，这种审计需求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的审计需求截然不同，完全是基于管制的要求被迫产生的，仅仅是一种停留于形式的被迫性的法定要求，或者，这一审计需求与其说是证券发行公司的审计需求，不如说是满足政府管制需要的需求，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我国证券市场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了（应该说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也存在一部分效益和信用良好的企业，它们在证券市场中会为表明自己所具有的优良品质而主动寻求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鉴证，但毕竟这些企业目前没有占到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主流，因而它们所形成的自发性审计需求也没有占到我国证券市场中审计需求的主导部分）。

三、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的审计需求现状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中对审计的有效自发需求不足的状况，在今后相称一段时期内，我国证券市场和审计、会计业界应主要致力于以下几方面的改善：

1.发展机构投资者，培育对高质量审计的有效需求主体。我国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具有的特点，使他们很难真正成为审计的有效需求主体，而机构投资者的崛起，可以使其成为证券市场中制衡上市公司行为的有效力量，而其所特具的经营风险性势必使其注重对上市公司经营行为的监控，从而产生对高质量审计的有效自发需求。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消除内部人控制现象。正是由于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弱小和大股东专权内控，才造成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审计有效需求者的缺位，因此，只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产权真正明晰，两权真正分离，才能形成对外部独立审计监督的自发需要。

3.加快法制建造，形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体系，建立合理的诉讼机制，加大对中介机构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比较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证券市场就会发现，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上除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外，股票发行公司及其高层治理人员、承销商、控股股东、一级市场的社会公众股东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几乎对股票的发行上市不承担任何风险。证券发行的“低风险、高收益”势必使证券发行和上市过程中的各参与者，为了谋取利益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因此，要使我国证券市场中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得以改善，就应建立起相应的风险承担机制和严厉的惩罚机制，使证券市场中的各参与者各自承担起相应的风险和责任，奖优惩劣，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和秩序。其中，对上市公司及其治理层而言，主要应建立相应的对投资者进行民事赔偿的责任体系；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应形成能保障其合法权益的诉讼机制；而对于独立审计师等中介机构，则应加大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追究力度。

证券市场范文第8篇

从对庄家文化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中国证券市场要健康持续地发展，必须规范，必须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规范。而文化重构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文化重构并非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而是对原有文化因素的激浊扬清，去伪存真。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中，精英文化曾产生过重大作用。在计划经济的80年代，一批在美国华尔街闯荡的富有远见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与国内经济界的精英们为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证券市场积极奔走，他们执著追求与不懈努力的精神，终于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婴儿。而经济学界的理论智慧使证券市场破译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难题而一步步走向成熟。精英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忧患意识，如一些专家学者及市场人士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满与批评，正是股市忧患意识的表现。不满表明这个市场存在缺陷，批评是为了建设。市场在运转时、在前进中，要有人为之鼓与歌，更要有人为之忧与思。减否褒贬，声音不同，不仅不会造成市场混乱，相反，却可以促进市场的规范发展。如果当初没有人将《基金黑幕》白之于天下，没有人深揭股市暗疮，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重典治股。这种深含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而又极具当代价值的忧患意识以及精英文化在证券市场中所表现出的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大胆求索的精神，将作为文化基因传承下去，亦将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文化重构的基石。

中国证券市场文化重构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制度建设，以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关于这一点，管理层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付诸实践，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但是，完整的制度建设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法律条文，二是人们在行动中恪守规范。厘定严格的法律条文很重要，但必须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否则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只有当人们将法律条文转化成实际的行为准则时，制度才具有了真正意义。而证券市场实际的情形是，一些黑庄、恶庄为了利益最大化，敢于在法律的刀口上舔血，敢于以身试法，内幕交易、操纵股市的违法行为公行于市。要改变这种状况，重要的是必须对那些违法者绳之以法，予以严厉惩处，以儆效尤，使市场主体有所畏惧而自觉守法。需要引起足够注意的是，惩处要及时，不要在违法事件发生后才姗姗来迟，监管要均衡，不要搞一阵风。惩处不及时，会影响投资者信心；监管一阵风，风声一过，沉渣又将泛起，市场也就难以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就在于它昭示了一种制度的文明，即在经济运行机制与规则中强调人文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正义精神，其主要表达形式是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同样存在着对正义尤其是经济正义的追求。

关于证券市场所追求的经济正义的基本涵义，引用学者的观点，结合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可作如下表述：制度及规则公正、合理，维护投资大众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经济行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行为体现“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统一。

制度及规则公正、合理，这实际上是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证券市场是一个最大的利益角逐场，在这个角逐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资金实力悬殊等原因，中小投资者始终是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群体，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应该成为制度规则制订的重要取向。随着市场的发展和中小投资者的增多，管理层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从已出台的一系列制度来看，公正、合理的原则贯穿其中，明显地倾向于保护投资大众的利益。但是，如前面所说，制度制定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要切实落实，将纸上制度变成现实。

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可持续融资与可持续投资，而庄家过度的恶意的炒作，只会使股价偏离价值而畸形高企，产生大量泡沫，其结果是这个市场既难以融资又无法投资。世界证券市场的历史教训值得注意：1720年英国伦敦股市在“南海泡沫”后一百余年未发行过一只股票；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崩盘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十年的萧条；1989年日本东京股市崩盘后十年未能发挥作用，大公司无法通过股市融资，券商纷纷倒闭。保证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市场参与各方做出真正负责任的、长期的努力，而其中基金和券商的精英模范作用尤其重要，如果基金和券商仍醉心通过内幕交易、暴炒股价来获取高额利润，将会阻碍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学把市场的利益主体称为“经济人”，即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人。因此，“经济人”的行为具有自利性。与此一致的是，资本追求自私。资本市场中“经济人”的自利与自私驱使其挟资本流连于股市，流连于股市的资本不断循环吞吐，使证券市场生生不息。但是，这种自利与自私若不加以恰当的引导与规范，就有可能被放大、被强化，从而有可能泛化为对证券市场的破坏性力量。上文所征引的伦敦、纽约、东京股市的悲剧，不能不说是投资者自利自私的极度膨胀、对财富的渴求达到疯狂地步而导致的结果。引导与规范，一靠法律约束，二靠伦理调节。法律是依赖国家强制履行，且是事后惩处，成本高昂。伦理调节是依靠伦理道德之手运用道德和正义原则、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来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通过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来遏制白利自私的膨胀、防范违规行为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伦理调节可以贯穿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实现“经济人”与“伦理人”统一的过程。怎样将两者统一起来?中国有句关于经济道德的名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亦言：“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君子爱财并取之，人性使然，但必须循“道”。这个“道”，就是合乎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而证券市场的“道”，就是市场规则与市场伦理。市场规则要求“经济人”的获利手段必须符合法律规则，获利预期控制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市场伦理排斥的是“经济人”为了利益最大化而不遴手段的行为，摒弃的是为了个人或小圈子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径。所以，“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统一主要体现在经济行为合乎市场游戏规则，理性投资，规范运作，既利己，又要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然而，证券市场的财富陷阱与暴利诱惑，要使“经济人”与“伦理人”统一于一体，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证券投资基金曾经市场形象欠佳，就是因为基金本身过分突出了“经济人”的逐利要求而忘记了作为“伦理人”应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关于基金的社会道德责任，人们已成共识，即保障股市稳定，分散股市风险。其实，何止基金未曾意识到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道德失范，伦理无常在中国证券市场并不鲜见。可问题在于，连基金这样的市场精英尚且如此，又有谁去扛起正义之旗?

二、庄股时代的庄家文化

庄家本是用语，指中某一局的主持人。而股市中的“庄家”则是一个模糊概念，主要指通过大量资金进行证券买卖的机构或大户。机构大户之类的庄家除私募基金外，还包括哪些?我们不妨引用两段话。199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中指出：“一些资金大户利用股市飙升和散户跟风，频频坐庄，轮番炒作。这些大户多属国有企业，凭借其地位、关系，呼风唤雨，牟取暴利。”2000年10月《财经》杂志登载的《基金黑幕》“庄家之变”一节在叙述了君安谢幕后说：“证券公司庄家们并未就此蛰伏，只是手法更显‘高明’。在任家眼中，证券投资基金未始不能被利用为做任程序之一环。此次《财经》披露出证据的诸多证券投资基金，也颇多庄家气了——庄家不会消失，它们只是前赴后继。”

正是庄家们的前赴后继，才使得庄股绵延不绝，乃至人们将中国证券市场这10年称之为庄股时代，在这庄股时代，却又生成了一种文化——庄家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表征，股市中出现频率最高、构词能力最强的是“庄”字。以“庄”作为中心词构词的有：长庄、短庄、强庄、悍庄、大庄、小庄、老庄、新庄、善庄、恶庄、黑庄、笨庄、蠢庄、臭庄、官庄、坐庄、做庄、撤庄、逃庄、弃庄、爆庄、庄家、庄股、庄网、庄托，等等。这类用语常指庄家在股市中的资金实力、操作手法、做盘技巧、运作时间、成败盈亏及形象类型。每一个词语似乎都在陈述一个故事。这些故事经典的有：中科创业是如何崩盘的，亿安科技是怎样炒上一百元的。中科创业的故事很“精彩”，庄家是曾为文学青年的吕梁，他的合作者朱某事先收集了康达尔(中科创业的前身)90％以上的流通筹码，吕梁组织机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筹码，随后又编织了“中科系”庄网，“网”进了中西药业等七、八家上市公司，参与“庄网”炒作的机构有数十家，动用资金数十亿，而这数十亿资金大部分是通过循环使用股票质押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中科系崩盘后，留给银行的是大量的坏帐。亿安科技的故事则更“神奇”，一个原名深锦兴的4元多的股票，来一点“纳米”题材，炒上一百多元，于是乎庄家与上市公司弹冠相庆，新闻会开到人民大会堂。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庄家故事，在股市叙说着。而故事蕴含的是具有文化性质的庄家价值观念、精神品格、行为方式：以利为上，唯利是营，见利忘义，视法律为儿戏，将道德束之高阁；为图利，他们抛开股票的业绩与成长性，制造假题材，包装新概念，化腐朽为神奇，市盈率演绎成“市梦率”，成则腰缠亿金，败则贻害国家，而最终受到伤害的是中小散户。

更有意思的是，庄家运作已形成明显的地域特征，东部张扬，西部剽悍，南方诡橘，北方凛烈。与庄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股评也形成鲜明的区域风格，有北方、南方之分，京派、海派之别。特征与风格的形成往往是文化的沉积，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庄家文化存活于证券市场的事实。

庄家做庄炒作股票，有三个条件：消息、资金、造势。消息主要来自上市公司，有上市公司坦言：庄家厉害。不对，最厉害的是上市公司，没有上市公司的消息配合，庄家一点用都没有。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造势者则为新闻媒体、咨询机构、股评人士。于是，以庄家为核心，以上市公司、银行、新闻媒体咨询机构股评人士为羽翼的利益团伙产生了。为了团伙的利益，庄家与上市公司大搞内幕交易，银行将违规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股市，他们肆无忌惮地违规或钻空子操作，沆瀣一气的做局投机，象中科创业之类的庄家乘机聚集几十亿上百亿资金操纵一个系列的股票，联手做恶庄。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证券咨询机构则摇唇鼓舌、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散布虚假信息误导股民，引来无数中小散户落人圈套。

西方经济学者在解释华人社会经济现象时有“关系资本主义”的提法，我国也有经济学家警示：要警惕落入裙带资本主义的泥坑。以上所述庄家利益团伙行为，事实上是“关系”，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裙带关系本是中国文化中的落后传统，而在现今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与经济活动中，这种传统被承传并显示出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证券市场亦不例外。庄家就是凭借上层、上市公司、银行、媒体等关系网络，得以在股市兴风作浪、呼风唤雨。可以说，“关系”，是庄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庄家文化是中国证券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其生成是各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法制不备，有效制度与道德规范欠发达，这是庄家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股市是在试一试的理念中诞生，是在摸索中磕磕碰碰前行，游戏规则尚未齐备，自利的闸门却已开启。有学者指出：我们在资本市场转型的过渡时期，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没有用一只有形的手来制裁、制止违规行为。1995年327国债期货风波庄家翻江倒海的折腾最终导致国债期货市场关闭也使券商老大万国折戟沉沙，其罪魁祸首是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管金生也是因为327而锒铛入狱，但指控他的罪名不是违反期货交易规则，而是受贿与挪用公款，因当时没有证券犯罪的相关法律条文。然而，即使后来有了法律条文，诸如《证券法》，也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用，这就给违法违规者有了可乘之机。同时，中国股市并非世外桃源，现代文明社会的浮躁与喧嚣，功利与自利必将在股市得到反映，权力寻租、经济腐败、信用危机像病毒一样蔓延到证券市场。在一个道德规范不发达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又是一个少有的暴利场所，市场参与主体根本无任何免疫力抵挡任何病毒的入侵，所以在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上带有浓厚的自利色彩并超越了法律规则与道德范式。

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着价值评价问题，对庄家文化进行价值评价的结果是：它对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具有消极作用与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市场参与者的股票买卖行为偏离了正常轨道。正常情况下，投资者买卖股票有一定的方向性，即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分析后再做出投资决策。但在一个庄家文化浸淫的市场，投资者已失去了这种方向性，信奉的是“股不在好，有庄则灵”，寻庄、跟庄、与庄共舞成为广大中小散户的市场行为。其二，庄股的暴利效应，衍生了人们希求速利、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助长了人们渴望财富的狂热情绪。因渴望财富而形成的狂热，正是股市泡沫产生的重要原因。过度的泡沫将导致股灾，股灾则会导致经济崩溃。

庄家文化虽不是证券市场总体文化，却已成为危及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大毒瘤，当予以扬弃。需要注意的是，扬弃的是庄家经年积淀而成的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观念、精神品格、行为方式，而不是庄家本身。在国际资本市场，每一个股市都存在着类似庄家的角色，人称之为“坐市商”。用什么符号形式表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内涵。如果庄家自身来一次文化涅邡，变成按游戏规则运作的“坐市商”，带给证券市场的将是生气与活力。

谈到正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传媒应该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从舆论上给予证券市场严格监督、公正批评，尽可能提供给投资者真实的信息、可靠的分析和有价值的投资参考。但在“呀”的诱惑与驱动下，一些媒体包括证券咨询机构、股评人士已沦落为庄家的“御用文人”，不仅失责，而且失德。庄家违犯国家法律操纵股市可以绳之以法，而那些推波助澜的“御用文人”却可以远离法网，因为暂时无“法”可治。在此情况下，道德自律与正义自觉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严肃而负责任的媒体，应该而且必须坚持社会正义，恪守道德规范，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努力营造尊重事实、追求透明的舆论氛围，而不是为黑庄恶庄造市摇旗呐喊，然后用一句“风险自负”来推卸一切责任。

总之，中国证券市场文化重构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制度建设，将完备的法制与严厉的法治相结合，并在法治的基础上强化市场主体的守法意识。与此相一致的是培育市场的正义精神，砥砺市场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忘对经济正义与社会正义的追问。惟有如此，中国证券市场才会具有充沛的元气，才会永葆花样年华。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已生成一种具有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的文化，即庄家文化。既然文化中已出现了某些不利因素，就必须适时地进行调整或重构。重构的基本框架是：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市场主体的守法意识，培育市场正义精神，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

证券市场范文第9篇

1/所得税：又称收益税，指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纯所得（净收入）作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的统称。一般分为五类，即经营所得、财产所得（由有体物和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价收益，通常又称为资本利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即纳税人凭借占有资产而产生的利润追索权所获得的收益，股息、红利、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用等项收益，属无形动产所得。）和其他所得。目前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不是财政意义，而是要起到调节意义，特别是它的社会分配作用。

2/商品税：以商品/劳务为对象进行课税，涉及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生产、批发、零售），具有易于转嫁性和按比例征收的累退性。

3/财产税：对个人和企业拥有的财产课赋的一组税收，个人而言，通常包括机动车辆、各种有价证券。

4/行为税：政府为实现一定目的，对某些特定行为所征收的税收。特定行为意指国家通过征税所要加以限制和监督的行为。与本文相关的行为税之一为印花税。

二、国际通行规范一览及与我国税法的整合

证券市场分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流通市场。证券发行市场通常由a/政府和公司b/投资银行和c/原始投资者发行证券；而证券流通市场中，主要由证券所组织市场，证券经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

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核心是按照证券市场本身运行的环节和规律，规范设置税种，合理确定税率。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的税收立法一般都规定对证券市场的四个环节征税：

1/证券交易环节的征税：即针对已发行的证券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时依照其交易金额所课征的税。证券交易环节的征税制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一般是证券的转让方即卖方。开征证券交易税的根本目的是限制证券转让，抑制证券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因而，只有对转让方征税才能实现这一立法目的。第二、在证券交易税的税率设计上，按照证券种类的不同，规定差别比例税率。一般而言，股票的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的交易税率，因为股票的投机性和收益性要比债券大。第三、税款征收方式并非由税务机关直接进行，而由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买卖的经营机构代扣代缴，以提高税收效率，降低税收成本。

既然股票可以被看作是仅仅由稀缺性、供求关系决定的商品，证券交易税的征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商品税，且其缴税方式也与商品税在交易环节类似，即交易进行时由卖方代扣。

但是，我国现行税法制度，在交易环节征收印花税。

2/证券投资所得环节的征税：即依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等收入所课征得税。各国证券法都把这部分税收当作证券税收制度的核心来加以详细规定。目的，其一增加财政税收，其二调节投资者收入水平，维护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又要鼓励投资，于是各国一般都规定在个人所得税中，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贷利息；对股息、红利、利息都制定较为详细的减免税规定；对用于再投资的鼓励一般都免于征税。

就个人而言，作为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投资所得部分加以征收。

我国现行税法制度，没有专门的立法，在个人所得税中有所规定，但这样会存在两个缺点：即没有针对性，难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功能；另一个方面也可能同公司征税重复（这点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略去不谈）。

3/证券转让所得环节的征税：即资本利得税，是对证券买卖的增值部分所课征的税。资本利得，即个人所得部分不属于劳动所得，而是资本的增值，即资本利得。其旨在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调整巨大的收入差异，维护社会的公平。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投资存在一定时间性，物价指数会有所影响以及由于证券交易要冒很大的风险，对之征税会加大这种风险，影响投资积极性，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其征税较低甚至免税。征税也会免除损失等，并根据长期、短期，上市与否政策不同，目的即为鼓励投资。

就个人而言，作为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部分——财产所得加以征收。

我国现行税法制度，《个人所得税法》所规定的11项应纳税个人所得第9项财产转让所得，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但是这样就忽略了鼓励投资方面的考虑，加大了投资风险，影响投资。不如不缴，或者适当减免。

4/证券财产转移的征税，证券代表一定的财产，证券财产转移的征税是指对证券以财产形态作为遗产转移或作为赠品赠与所征的税，包括证券遗产税与证券赠与税。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无论是赠与还是遗产，都是作为一种收入，应当对其征纳所得税，作为其他所得加以征收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与所得税用来调节投资者收入水平，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也是相符的。

我国现行税法制度，对遗产税的征纳几度讨论沉浮，依然没有实行，有各方面的考虑。待决定征收遗产税（赠与税也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征收了），证券作为一种财产势必会被提上日程。

三、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分析

通过对以上四个税种国际规定的考察以及与中国现状的对比，可见问题主要在：

1证券交易税作为商品税和行为税的印花税的选择。

2股息红利和资本利得的征税，依赖个人所得税的体系，无针对性立法，并且仅考虑其调节收入均衡社会公平方面，忽略对鼓励投资方面的考虑，需要改进。

3对证券遗产税、赠与税的考虑和遗产税、赠与税的建立密切相关，依赖于后者的立法目的和制度。

本文主要考察第一个问题，即对交易额征收商品税还是行为税。

目前我国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于1988.08.06，1988.10.01实施，从此统一开征印花税。1988年9月29日，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统一了全国的行政解释。至2004年8月2日，由税务总局、财政部的各类通知、批复达111件。

至于证券交易的印花税，国家最初对证券交易发行印花税乃出于“被迫”：90年深圳市政府在股市运作初期为平抑暴涨的股价宣布对股票卖出方征收6‰印花税，11月扩大为买卖双方；91年10月，鉴于股市持续低迷，改为3‰；上海随后学习；9

2年6月，国税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明确规定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计算的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于是，控制税率成为监管层传递政策意图，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整的重要手段：97年5月改至5‰，98年6月改至4‰，01年11月改至2‰。但是，证券（股票）交易基本上实行电子化，因而，其税款缴纳过程一般不使用印花税票。

学界的一些主张：

主张在流转税中，由股票交易税代替现行的印花税？

国务院在1993年批转的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了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为证券交易税，只是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为了便于衔接，开征证券交易税拟缓一步出台，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几乎每年公布的“工作要点”都会提到征收证券交易税的方案。

理由大体有以下几种：首先，证券交易既然是一种交易行为，就应当与其他商品交易一样课税；其次，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为了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都普遍地征收证券交易税，后来只是根据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情况而逐步取消的；再次，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需要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规范和引导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格局是以股票为主，其他有价证券为辅，且交易量多集中在股票上，难以促使证券投资市场走向合理化。另外，由于投机因素过大，导致股票价格上下波动剧烈，难以反映股票的实际价值和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可以使证券投资市场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的合理化格局，并有利于稳定证券价格，尤其是股票价格。此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还被赋予了调解市场参与者收入的作用，而这本应该是资本利得税等税的职能范围。

作者以为，目前印花税与股票交易税的效用几乎一致，都是作为对一种行为的抑制，如果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倒不必大动干戈修改税种。只是，目前的印花税的确代替证券投资、财产等所得税发挥调节社会公平作用，这个问题在下一节中进行讨论。

主张所得税代替流转税？

如上分析，所得税在证券交易领域中包括股息、红利等投资所得以及转让股票的资本利得。对于这部分的资本利得，是否视同其他方法来源的所得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西方有“源泉说”和“净资产增加说”的争论，目前随着社会、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已经基本统一采“净资产增加说”，即对这种性质的资本利得一视同仁。然而，课重税还是课轻税仍然存在争议：课重税的依据——1/不劳性2/高所得税阶层所占比例大3/避免逃税；采课轻税倾向的人——1/取之投资，用之投资2/通货膨胀的考虑3/税负聚集的考虑4/紧缩效果的考虑5/对风险性投资的考虑，目前，各个国家均采取不同措施、不同程度的优惠。

有人主张我国对证券收税应当“以流转税为主体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系转化”，并给出原因：1/过分依赖印花税加剧了政权税收的波动危险2/不利于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的稳定，而所得税乃自动稳定器3/与收入水平无线性关系，不利于收入的公平分配。

的确，行为税、商品税税都是按比例征税，具有累退性，不适合用来作为市场调节的杠杆、政策。这个职能应当由所得税，体现在证券交易中即证券投资和投资财产税来承担。我国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些税征收了，但是没有一部明确的证券税法来针对性征收，而是笼而统之地交给个人所得税来办理，无法针对性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整，故应当考虑统一证券税法。至于无论是证券交易税还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其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所谓“所得税代替流转税”只是个比例、倾向问题。

制定统一证券税法？

有人认为“目前，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只是没有证券税法实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很不规范，突出表现在税率设计不够科学合理”，并举例深圳市的调率，以及深圳、上海各自为政，规定不同，没有统一的税法，使税收对证券业的调控更显乏力。

改革课税方法，把股息、红利从现行税法规定的利息等项收入中分离出来，单独计征，以充分考虑其风险性与投资性。

四、结论

税收，作为一种工具，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就股票交易而言，既要考虑到社会分配公平问题，又要考虑到对大笔投机行为的制约，还要考虑到这是一项投资行为，由于风险的存在要适当优惠加以鼓励。

基于第一种考虑，选择在所得税中征收投资和转让证券的税收比较恰当；第二中考虑，交易税比较恰当，然而，我国现在的印花税的功能基本与交易税无异，不必一定改成交易税；第三种考虑，可在前两种考虑的基础上适当减税优惠。同时，鉴于证券市场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作者以为单独立法规定税收，可提高针对性，对人们行为的激励作用更加直接和明显。

「参考资料

1刘剑文：《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410页。

2张文国、童光法：《国外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浅析》《涉外税务》，2000（8），41页。

3饶立新、曾耀辉：《中国印花税与印花税票》，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年9月第2版，第223页。

4苏号朋、朱家贤：《谈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政法论丛》1997（1），31页。

5胡浩、施龙刚：《证券交易印花税若干问题分析》，《涉外税务》2000（8），52页。

6何杰、赵波：《对交易所的课税问题的探讨》，证券市场导报，1995（11）

7《我国证券市场税制优化研究》，《税务研究》2004（3），37页。

8李敏：《对完善证券税制的思考》，吉林财专学报，1997（3），34页。

「摘要我国税法和证券市场都处在成长、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文将纳税对象限定为对个人的征税，试图把国际上通行规定整合到我国现有税收体系当中，寻找异同之处并分析其存在合理性与否。

证券市场范文第10篇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QFII制度的介绍和分析，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分析发展QFII存在的问题。同时，对我国证券市场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积极发展QFII的意义。

我国QFII制度设计和监管框架特点

从基本框架和制度设计来看，我国QFII制度既借鉴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又充分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现实国情和特殊背景，我们称之为“积极的渐进模式”。这种开放模式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充分利用QFII制度的渐进式特点，对境外投资者实施严格的资格限制和资金管理，将开放资本流动的风险降至最低。二是充分考虑到资本管制的利弊影响，避免将“渐进”演变成“静止”，兼顾“积极”成分。

比较审慎的QFII资格条件。对QFII资格条件包括对投资机构范围以及投资机构的要求两个方面。QFII资格条件比韩国、印度要审慎，包括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银行和证券公司四类机构投资者。

相对宽松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投资范围限制主要对机构所进入的市场类型以及行业进行限制；投资额度是指单个和全体合格机构的投资数额和投资于单个股票的最高比例。

相对较严的监控资金汇出入。监控外资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手段：强制方法，即规定资金汇出汇入的时间与额度；税收方法，即对不同的资金汇入汇出时间与额度征收不同的税。

相对直接和积极的路径选择。境外新兴市场开放QFII之前，一般经历以合资基金为主的间接投资，为实施QFII机制积累经验。而我国的QFII制度没有经过间接投资的形式，而是直接引入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目前的开放环境，包括入世开放承诺和B股市场的先行开放。

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

（一）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市场有效性理论是理性预期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现代金融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市场有效性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它体现了竞争均衡。市场有效性理论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市场的延伸。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市场有效性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西方资本市场，虽然目前对该理论还有某些质疑，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中亦有一些不能被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这类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异象)，但经济学家们较一致的认为，市场有效性理论是正确的，尽管它有需要完善的地方。证券市场有效性是衡量证券市场信息分布、信息传递速度、交易的透明度和规范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证券市场的发展目标最终是造就一个规范化的、高效率的、充满竞争的市场。只有市场有效，信息在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才能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和最优化。

对金融市场价格行为的早期经验研究表明，价格行为可以描述成一种随机行走。只要价格变动是随机的并且服从独立分布，就可以说它遵循随机行走规律（RandomWalk）。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英国统计学家肯德尔（Kendall），经济学家们很快产生了新的观点，最后认为：随机价格波动反映的正是一个功能良好、有效率的市场，这样的市场是理想的竞争市场的结果，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

市场有效性理论的确立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法马（Fama）在1970年发表的《有效资本市场：对理论和实证工作的评价》一文为标志的。在这篇文章中法马提出了得到普遍接受的有效市场的定义，即有效市场是指这样一个市场：投资者都利用可获得的信息力图获得更高的报酬，证券价格对新市场信息的反应是迅速而准确的，证券价格能完全反应全部信息，市场竞争使证券价格从一个均衡水平过渡到另一个均衡水平，而与新信息相应的价格变动是相互独立的，或称随机的。因此市场有效性理论又称随机行走理论。

（二）关于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述评

市场有效性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认为证券的价格是自由灵活的，并反应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正如克拉克•弗兰西斯（ClarkFrancis）所指出，因为资本市场上各种证券的价格能充分反映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且价格信号又是资本市场中资本有效配置的内在机制，所以“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会迅速准确地将资本导向收益最高的企业”。基于这个思想，对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上，有关信息的获取成为价格能否作为正确信号反应市场有效程度的关键。现实的资本市场也正是如此：一个有效的市场，必然是一个信息分布均匀的、透明度高的市场。

在有效的市场中，认为证券价格的波动为无规律可行的随机运动。经济学家们曾做出许多解释，其中既有对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肯定，也有否定之处。笔者认为，对市场有效性理论是持赞同观点的。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价格必然能够对信息作出迅速准确的反应。证券价格的无规律的随机运动并不排斥专业人员的基础分析和技术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专业人员的技术分析恰恰是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信息的一种力量。

虽然市场有效性理论尚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并且对有些现象如“元月效应”、“小公司效应”、“黑色星期一”等还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它毕竟揭示出资本市场运作实质，为评价现实的资本市场提供了方法，从而为促进现实的资本市场从无效到有效、从低效向高效的转化提供了方向。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中所反映出的很多问题，恰恰是市场尚未达到一定有效程度的表现。随着对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及计算机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分布会更均匀，透明度会更高，价格对信息的反应会更加灵敏、快捷，资本市场会更具有效率。

（三）我国市场的效率

我国的证券市场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毕竟较短，仍处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证券市场缺乏效率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如何科学、及时、稳妥地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目前对我国证券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利用市场有效性理论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这主要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较短，可供分析的样本不足，以及对市场有效性理论本身有待于深入理解的原因。就已进行的研究看，主要集中在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弱型有效性的研究上，采用的实证模型均为随机行走模型，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差异。

同样对于我国股票市场，有人认为已达到弱型有效性，而有人认为尚未达到。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决非市场有效性理论自身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可供分析的样本时限太短的原因，即样本太小不足以推断出一般性的结论。从国外的经验看，一般要选10～20年的样本。从很短的样本中很难通过股价是否符合随机行走特征来判定市场是否达到弱型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对弱型有效性的判定还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综合地进行研究。至于对我国的证券市场半强型有效性和强型有效性的研究，目前刚刚开始，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尚属发展的初期，市场还很不规范，从对股票价格变化的简单分析中即可发现，价格的变化没有及时、充分地反映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这就说明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具备半强型有效性。至于强型有效性，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目标，即使是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也尚未达到强型有效性。在美国，少数有能力接触内部信息的内幕者通过获得信息而获得一定超额利润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在我国通过掌握内部信息而获利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所以我国的证券市场目前根本不具备强型有效性。

（四）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原因

造成我国证券市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证券市场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企业想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的产权、股权交易达到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和重组的目的，首要前提是上市公司资产产权的明晰化和可交易性。以此为基础，广大投资者以充分反映证券内在价的价格、红利分配及其它会计信息来评判企业，通过“以脚股票”来约束和监督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在市场的引导下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这时就还必须辅以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证券市场上的退出接管制度安排。而在目前情形下，以企业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建立，从而形成证券市场中极大的制度性市场风险。

我国发展QFII的积极意义

在当前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状况下，QFII是我国证券市场直接利用外资的必然选择。引入QFII后，可以为当前的证券市场注入新的动力。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成熟的经营理念，对证券市场的主体——投资者，起到教育和引领作用，改变他们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另外，可以给证券市场的客体——上市公司，带来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促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提供有益的借鉴。